雁行模式

“雁行模式”：东亚模式的形成与发展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简称东亚模式，其中“东亚”的概念，近年来通常采用世界银行所指的东亚范围，包括日本、韩国、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地区以及东盟十个成员国(文莱、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与越南)。

关于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含义，被普遍接受的观点认为，东亚经济发展模式是从经济学的角度考察东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一些带有共同性的做法、独特性的战略和政策措施。

简而言之，东亚模式是建立在东亚经济、文化及历史背景基础上，以政府主导、外向战略、赶超目标为本质特征，具有亚洲文化特色的经济增长模式。

一、东亚模式的形成与演变东亚模式源起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东亚地区出现的一种区域性的社会经济现象。

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东亚各经济体就不失时机地进行战略调整，实行全方位开放，加速经济发展，实现了由进口替代战略向出口导向战略的转变。

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在国际贸易和金融市场动荡的情况下，各经济体纷纷采取措施限制进口，政府相应地进行了经济发展战略调整，为了提高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开始实施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变的政策。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发展战略的重点转移到自主开发战略。

东亚经济的高速增长是由日本率先并通过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带动起来的。

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日本借助于欧美的资金和技术，实行工业化，开始了高速增长。

亚洲“四小龙”抓住世界产业结构调整的有利时机，及时调整经济发展战略，迅速实现了从进口替代型向出口导向型结构的转变。

到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四小龙”开始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产业过渡。

东盟国家则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在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同时，也开始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

这样，在东亚各成员间形成了日本——“四小龙”——东盟及其他国家的明显的产业梯度转移。

在整个经济起步的过程中，区域内的发达国家通过直接投资将成熟或具有潜在劣势的产业转移到具有比较优势的新兴工业国，待这些产业在新兴工业国逐渐丧失比较优势，新兴工业国又将这些产业转移至拥有比较优势的发展中国家，而发达国家又向新兴工业国投资，建立相对高级的产业，使之迅速实现了经济的腾飞，即所谓的“东亚奇迹”。

这种以垂直型国际分工为特征、以比较优势为产业转移标准和依据的具有梯次差异性的经济发展模式被理论界称为“雁行模式”。

“雁行模式”的提法起源于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的“雁行产业发展形态论”。

他提出了日本某一产业的发展通常依次经过进口、生产、出口和重新进口四个阶段的理论，由于这四个阶段在图形上酷似依次展飞的大雁，故此得名。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中国、韩国等部分东亚国家的经济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从而引发了东亚国家和地区产业分工的新变化，打破了“雁行模式”的分工排序。

首先，日本作为带动东亚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领头雁作用在不断削弱。

众所周知，“雁行模式”是一种以垂直型分工为主的国际分工体系，是建立在东亚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性基础之上的。

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作为带动东亚国家和地区进行产业升级的领头雁作用在不断削弱。

这主要是因为这期间日本产业结构升级缓慢，未能及时对信息技术革命作出积极回应。

与此同时，东亚各经济体的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雁行模式”的垂直分工体系。

在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东亚各经济体迅速发展信息产业并带动了自身产业结构的调整，从而使东亚“四小龙”与中国内地的高科技产业在某些领域与日本形成了水平式分工。

尤其是“四小龙”在信息技术领域取得长足发展后，中国台湾地区的半导体产业及其硬件以及韩国的移动技术都具有全球领先水平，与日本的竞争更趋于激烈。

“四小龙”向中国内地和东盟转移了部分电子、机械、化工等资本密集型产业，其投资总额超过日本。

最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全球信息化浪潮的推动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加快，形成了从信息、生物、新材料等知识密集型产业到钢铁、石化、汽车等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再到众多的纺织、服装、钟表、合成纤维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共同发展的格局。

由于中国的迅速崛起，近40年来支撑东亚经济高速增长的“雁行模式”已发生巨大变化。

日本、“四小龙”及东盟国家在1997年金融危机中均受到强烈冲击，发展速度骤减，日本经济陷入长期停滞，对东亚经济的带动作用急剧下降。

日本充当亚洲领头雁的态势已被打破，中国的地位迅速崛起。

二、东亚模式的主要特征关于东亚模式的特征问题，也有不同论述。

综合国内外的有关论述，我们可以把东亚模式归纳为五个基本特征。

一是东亚国家和地区实行成功的政府管理和干预，扶持特定产业，创造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环境，推动私人企业投入开放市场的积极性。

经济政策具有明显的“务实性”和“灵活性”，宏观经济保持长期的稳定。

建立了行政引导、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市场经济体制，形成了政府主导型的经济管理体制。

一些“后发型”的东亚国家将所谓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紧密地结合，形成富有弹性的经济发展体制，并使之成为东亚发展模式的有机组成部分。

二是实施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又称出口工业化战略。

东亚地区是后发现代化，有其独特的外部条件，即所谓“后发展效应”，实行全方位开放，包括积极引进外国资金、技术；放宽外资投资政策；鼓励扩大出口，建立出口加工区，利用本地劳动力资源丰富、廉价、素质高的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以求在更大的范围内和更深的程度上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

这种战略被看作是东亚模式的本质特征。

三是东亚地区经济呈互补性梯级发展，展现了紧密的经济发展关联性，即“雁行模式”。

在这种模式形成之初，整个地区以日本为龙头，在其向高级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将国内许多劣势的产业以直接投资和技术转移的形式传递到低层次的国家和地区，促使整个东亚经济实现了迅速腾飞。

四是普遍通过高储蓄和高投资率来带动经济的高增长率。

这是东亚模式的最主要标志之一。

二战后某些西方国家增长率达到3％至5％，被看作是“经济奇迹”。

但真正的奇迹却是在东亚，这里年均增长率已提高到9％，甚至更高，从金融危机阴影中逐渐走出的东亚经济又进入新一轮的高速增长。

东亚国家和地区的高投资率和高储蓄率成为东亚经济高速增长的有效动力。

五是儒家文化造就的价值观念体系，尤其体现在企业的管理理念上，对东亚地区的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华儒家文化的博大精深使地缘上接近的东亚各国深受影响。

儒家传统中关于伦理道德和正确处理人际关系等价值观念体系，在东亚工业化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

如儒家文化重视个人服从集体，人与人之间应该相互理解、精诚合作。

对一个企业来说，员工需要无限忠诚，而企业家也应对员工以礼相待、诚恳相处；对国家而言，个人利益要服从国家利益。

儒家文化强调个人修身，做人要诚信、节俭、勤奋，反映在经营活动中，便是不欺诈，恪守信用。

此外，儒家文化强调尊师重教，把教育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东亚各国和地区注重人力资源的投资和开发，在人力资本上不惜投入巨资以促进经济发展，这些因素对东亚模式都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东亚模式是东亚发展中经济体根据自己的特点和外部环境在实践中创造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

它在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中起到了积极的、不容否定的作用。

但是，受历史条件的限制，东亚模式也有其局限性：对外部市场的过度依赖，使经济增长具有脆弱性；对外资的过度依赖，有损于经济自主性；严重依赖外国技术，缺乏创新意识；过分追求经济高增长，牺牲了资源、环境和生态的平衡发展，忽视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三、东亚模式对我国的启示作为东亚的一员，我国的经济发展吸收了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许多经验，继承了东亚模式的一些优点，避免了东亚模式的某些局限，使我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少走了许多弯路。

东亚模式对我国最重要的启示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继续实行“开拓两个市场”、“利用两种资源”的发展方针，保持经济自主性。

我国具有庞大的国内市场和强大的内部资金积累能力，这是许多东亚经济体不具备的优势。

因此，我国完全可以避免过度依赖外资和外部市场所带来的弊端。

扩大内需和有效使用内部资金积累，加强经济自主性，减少外部环境变化的冲击，更需要重视。

第二，经济上高速增长要与经济社会的均衡发展相统一。

我国在保持高增长的同时，贫富差别、地区差别、城乡差别也扩大到了空前的程度。

如何保持均衡发展，缩小地区、城乡、行业等方面的差别，实现经济社会等的协调发展，是我国迫切需要破解的重大课题。

第三，要摒弃片面追求高增长的观念，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国的GDP年均增长率超过8％，创下了东亚奇迹中的奇迹，但在资源、社会、环境等方面付出的代价，也创下了东亚之最。

据调查，我国每制造一美元产品所消耗的能源是日本的11.5倍。

我国人均资源短缺，生态环境脆弱，这种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实现的高增长是难以为继的。

因此，必须摒弃片面追求高增长率的观念，走“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注重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

第四，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与区域合作，保持与国际经济的密切联系。

东亚模式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创造了阶梯型区域分工体系，通过产业链的传递带动各经济体的发展。

在经济全球化与区域化进一步加强的今天，东亚正在加快区域合作。

目前，“10+3（东盟10国加中、日、韩3国）机制”正在发展中。

我们必须积极参与和推进这一进程，并使东亚合作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依托，力争在区域合作中提升互利互惠的质量和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