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兵家谋略(二)

四、兵书概览

１、概况据1933年南京军用图书社陆达节《历代兵书目录》记载，古代兵书存名者有1304部，存书288部。后据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解放军出版社《中国古代兵法通俗读物》介绍，现在存留兵书有四、五百种之多。

据说西汉张良、韩信收集182家兵法，删定为35家。这是我国第一次有计划地整理兵书。以后刘歆《七略》（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就赫然有兵书略，可见当时兵家类存书一定不少。“兵书”这一名称亦从刘歆《七略》出。

２、“兵四家”兵四家之名，由西汉步兵校尉任宏所创，后来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采用之。班固将所收集的53家兵书分成四类，也就是认为兵家有四种流派：

一是兵权谋家。强调谋略取胜并能兼顾其它的。以《齐孙子》（《孙子兵法》）为代表，包括《齐孙子》（《孙膑兵法》）和《吴起》等13家。

二是兵形势家。重视运用兵势即实施战场机动以夺取主动权、克敌致胜的。以《尉缭子》为代表，有11家。

三是兵阴阳家。特别重视天候、地理、医药、卜筮的。有16家，但多亡佚。后人认为可以以唐代李筌的《太白阴经》为代表。

四是兵技巧家。重视设计、制造和运用攻守器械的。源出《墨子》，有13家，后世亦多不可见。后人认为可以以南宋陈规、汤璹的《守城录》为代表。

宋代以后，随着《武经备要》、《武备志》等百科全书式的兵书的出现，“兵四家”的分类法也就逐渐失去了意义。

３、《武经七书》刘勰《文心雕龙·程器》云：“孙武兵经，辞如珠玉。”可见兵书之著者也早就被尊称为“经”。北宋神宗年间，王安石主持朝政，在校定兵书、加强军队建设方面采取了若干措施，熙宁五年（1072年），设立武学，招收武生，规定以《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和《六韬》为教科书。熙宁八年（1075年），宋神宗又诏令枢密院，令其专门组织人员整理唐代名将李靖的兵法。（参见《宋史·兵志九》）元丰三年（1080年），宋神宗又下诏令：“校定《孙子》、《吴子》、《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李靖问对》等书，缕版行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03）从此，这七部兵书就被统称为《武经七书》，成为朝廷正式印行颁发的武学必读书。

《武经七书》作为钦定的军事教科书，到南宋时，又被指定为考核武将的主要内容。七本书选择比较恰当，其中除《三略》稍次外，其余都堪称经典。在武学中的地位，相当于儒家《四书》、《五经》在士子中的地位。

五、《孙子兵法》详解

１、孙子其人其事《孙子兵法》十三篇，春秋末年孙武著。孙武本是齐国人，因齐国内乱逃到吴国，后与楚国的落难贵族后代伍子胥结为至交。经伍子胥推荐，被吴王阖庐重用为将，与伍子胥共同辅佐阖庐，经国治军。“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他一生中唯一指挥过的“破楚入郢”战争，是春秋时期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一次战事，双方投入兵力二十万以上，历时六七年，争战地区绵延数百里。战争实际分成“攻养疲楚”和“柏举之战”两个阶段，是实践孙子“运动致敌”思想的成功范例。

“攻养疲楚”:吴王阖闾上台伊始，就急于进攻世仇楚国。但孙武认为不妥，而为吴王制定了首先谋求自身“大国强兵”、然后徐图削弱强楚、最后寻机决战的三步曲式的正确战略。孙武和伍子胥首先协助吴王从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各个方面加强整治。几年之后，吴国吏治清明、仓廪充实、城郭完善、兵器精锐、军威严整，初步具备了西出击楚的

条件。

但楚国为了牵制吴国，已经事先安排了徐国、养邑和越国三股势力。于是孙武和伍子胥建议吴王先折其羽翼、再图谋决战。这也正符合《孙子兵法》“伐交”的原则。三敌之中，养邑是关键。当初吴王阖闾政变夺权时，有两个公子逃奔出去投靠了敌国楚国。楚国得此二人，如获至宝，把他们安顿在养地（今河南沈丘县东南），并为之筑城。如此，养邑成了吴国的在背芒刺和西进的绊脚石。但这根眼中钉也不是急切可以拔除的，因为楚国在养邑附近驻有重兵，随时准备驰援。孙武提出“肄楚疲楚”以拔除养邑的战法。他将吴军分成三军，前二军先次第奔袭楚国其它要地，迫使楚军驰援，等楚军将到时又立即回撤，避免与之直接交锋。如此经过反复折腾，结果将楚军拖得疲惫不堪、军心涣散。公元前512年，吴军第三军出动扑向养邑，一举攻克，擒杀了二名公子。同时，吴军还顺便灭了徐国，消除了来自北面的制肘力量。然后，在和谈不成、分化越楚联盟无望的情况下，孙子又说服吴王毅然决然进攻越国，把越国打得元气大伤；同时抓紧在南方固城池、强边备，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来自南面越国的威胁。疲楚攻养之全过程充分体现了孙子谋略取胜的思想和“兵闻拙速”的思想。

“柏举之战”：夺取养邑之后，吴王阖闾便“谋欲入郢”，急于求成。孙子和伍子胥都认为不妥，认为应该继续采取分师扰敌、疲敌的策略。从公元前511年到前506年，在长达六年的时间里，吴国三军轮番出动，依次进攻楚国的潜、六、夷和弦等要地，楚军如出救，吴军则退走，如此你进我退、你退我进、你居我扰、你劳我安。吴军实际上始终只有一军在动，而楚军则几乎全军都得不到休息，六年下来，果然把楚军拖得疲惫不堪、锐气大减，军事实力大为削弱。同时江淮之间豫章地区的桐、舒鸠等小国在吴国的政治攻势下又纷纷叛楚倒向吴国。楚强吴弱的形势开始有了转变。

与此同时，孙武和伍子胥又进一步施展“伐交”的策略。楚国北部的唐、蔡两小国一直依附于楚国，是楚国抵御中原列强的天然屏障和北出争霸的极好出发地。但是，由于“楚将囊瓦（即令尹子常）贪，而唐、蔡皆怨之。”（《史记·伍子胥列传》）囊瓦向唐、蔡二侯索要无度，令二侯不堪忍受，导致关系破裂。孙武和伍子胥适时向吴王建议说唐、蔡两国叛楚，还让吴王与蔡侯结成政治婚姻。如此，既撤除了楚国的屏障，又为日后的远距离战略迂回打开了通道，真可谓深谋远虑。

万事皆备，只差选定进攻路线。当时从吴国西向攻楚，有三条路线可供选择。南路逆江而上。长江水流湍急，沿江楚国据点林立，勉强作战，毫无胜算，显然非智者所为。中路出昭关（今安徽含山县北），经潜、六实施正面进攻。这虽是一条近道，但楚国驻有重兵把守，国防工事坚固，势必形成攻坚，正好犯了《孙子兵法》“其下攻城”之忌，“兵祖”孙武当然不会如此犯傻。剩下的北路，绝对距离确实最远，但可沿淮水水陆并进，加快进军速度，又有盟军唐、蔡二国提供后勤保障，进退有据。更重要的是，取北路正符合《孙子兵法·军争》“以迂为直，以患为利”的谋略，作远距离的迂回，可收出奇制胜之效。果然，当吴军穿越大别山和桐柏山之间的关隘突然出现在楚国腹地江汉平原时，大出楚军意外，楚国君臣上下一片惊慌失措。决战尚未开始，吴国已经夺得了“庙算胜”的头筹。

楚军惊魂甫定，匆忙在汉水南岸列阵，与吴军夹汉水对峙。当时楚国左司马沈尹戍向令尹囊瓦建议，由囊瓦率郢都之军与吴军对峙，保证郢都安全；自己去调集方城之军抄袭吴军后路，到时两面夹击，定能打败吴军。应该说这是一个正确的方略，当时囊瓦也是同意了的。但当沈尹戍出发后，囊瓦受人挑唆怕会被沈抢了头功；又经不住孙武的一再引诱，贸然渡河，被引到孙武事先选定的战场——柏举，孤军与吴军展开决战。决战中，吴军在己方统帅成功谋略的鼓舞下，无不奋勇向前；尤其是公子夫概（即后来的吴王夫差）率领的五千士兵，更是以一当十，拼死冲锋。结果楚军崩溃，囊瓦脱离军队逃往郑国。吴军在追击溃军途中，与得知消息想抢在前头防守郢都的沈军遭遇，双方又展开惨烈的战斗。结果楚军又败，沈尹戍战死。在消灭了楚国的两支主力部队之后，郢都就象一只熟透的桃子落入了吴军之手。就这样，孙武成功运用运动致敌、诱敌来攻、各个击破的策略，在军队总数比对方少的情况下，竟然深入敌境取进攻态势，取得消灭敌军全军、占领敌国首都的惊人战绩。柏举之战乃至整个破楚入郢战争，实在可称实践《孙子兵法》谋略取胜思想的第一样本。

孙子功成后即抽身隐退，“飘然而去”，不象伍子胥恋栈不去，结果落了个“悬目国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