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接近文学发生原生态的文学史_评吴福辉_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_

一部接近文学发生原生态的文学史※——评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杨剑龙倘若以1929年春朱自清在清华大学开设“中国新文学研究”课程作为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肇始 1，那么该研究已有了80余年的历史了。

倘若说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具有中国现代文学史开拓性的意义，那么50年代初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论稿》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开山之著，奠定了该学科的基本格局。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撰写基本进入了集体撰史的时期，除了1984年出版黄修己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外，大多数中国现代文学史在集体撰写的方式中，形成了文学史缺乏个性大同小异的状态。

自范伯群先生的《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插图本）2007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后，2010年1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又出版了吴福辉先生70万字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插图本），昭示着个人独立治文学史趋势的出现。

吴福辉先生在自序中说：“本书将一切与文学作品、作家发生关联的现象，均置于历史‘变动’的长河之中。

文学作品的发表、出版、传播、接受、演变，得到特别的关注。

文学形成的人文环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受到重视。

文学中心的变迁，作家的生存条件，他们的迁徙、流动，物质生活方式和写作生活方式，也在一定的关节点得到尽情展开。

社团、流派的叙述，与文学报刊、副刊、丛书等现代出版媒体的联系，紧密结合，更接近文学发生的原生态。

” 2这道出了这部文学史写作的基本思路，使该部文学史具有独特的个人化色彩，成为一部具有创新意识接近文学发生原生态的文学史。

一吴福辉先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插图本）的特点之一为：以时间为※本文为国家重点学科上海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项目成果，上海市高校创新团队中外文学关系研究项目成果。

·194·一部接近文学发生原生态的文学史经空间为纬的文学史结构方式。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撰写历来注重梳理新文学的发生与发展，往往注重时间的脉络，注重在时间脉络的梳理中形成文学史的分期，而往往忽略了文学史发生与发展的空间。

吴福辉先生的文学史基本延续了以往中国现代文学史发展的历史脉络，以四章的结构顺时序地梳理中国现代文学史发生发展的历史：第一章孕育新机，梳理晚清时期新文学的孕育；第二章“五四”启蒙，梳理“五四”时期新文学的发生；第三章多元共生，梳理30年代左翼文学、京派文学、海派文学、通俗文学等多元共生的状态；第四章风云骤起，梳理抗战至40年代末文学多中心发展的状态。

虽然著者并未着意突出文学史的分期，却在四章的结构中清晰地勾勒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发生发展的时间脉络。

有学者提出：“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空间问题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 3吴福辉先生在提出消解“主流型”文学史、倡导“合力型”文学史的同时，他强调多元共生的“大文学史”观点，着力“建立新的历史叙述空间，把过去线性的视点转化为立体的、开放的、网状的文学图景” 4。

在这部文学史中，著者特别关注文学空间，强调空间已成为影响新文学发生与发展的重要因素，这种表述主要表现在文学中心的变迁与作家的迁徙流动等。

文学中心的形成与变迁成为该文学史关注的空间主要部分，著者“选择从上海望平街这条中国最早的报馆街开始，来作现代文学史的叙述” 5，从空间上论述了中国现代报刊发祥地对于孕育新文学发生的巨大作用。

在探究晚清现代市民小说时，将其置于商业都会兴起的上海空间进行论析：“原来的故事只是发生在传统城市如扬州、苏州等地，后来逐渐转向上海这个新兴的商业都会转移。

商业促进了出版和文化消费市场，专门的小说期刊开始在都市出现，一大批职业小说家也形成了。

” 6吴福辉先生认为，晚清文学中心是上海、东京两地，他通过对于晚清时期上海的文学、东京的文学活动的梳理，从空间上探究了新文学的孕育，提出“留日学生为推翻清朝、结束封建帝制做了思想和人才两方面的准备，辛亥之后又接着为新文化、新文学的开辟做了准备”的见解 7。

在第三章梳理30年代文学时，著者先以“南下之路：文学中心的回归”为标题，强调北京作为“五四”文学革命策源地全国文学中心地位的失去，和“上海之所以能够重新成为文学中心”的原因。

在梳理抗战时期的文学，著者分别以空间为视角进行梳理探究：“重庆：救亡文学的高涨至分化”，“延安：从战时群众性文艺到工农兵方向”，“桂林：战时‘文化城’的戏剧潮出版潮”，“昆明：个体生命在时代体验中沉潜”，“上海等：无家之痛及迂回后兴起的‘市民文学’”，“港台：分割、自立与新文学的生长”，写出了在抗战背景中文学中心的变化与发展，显·195·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年第5期示出与其他中国现代文学史不同的视角。

吴福辉先生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置于“历史‘变动’的长河之中”，认为作家的迁徙与流动形成了文学变动的重要原因，这也成为著者探究空间对于新文学发生发展影响的重要方面。

与以往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不同，吴福辉先生不再简单化地列出作家生平与创作，而从新文学发生与发展的视角，注重作家迁徙与流动对于文学产生的影响：他介绍晚清“最早放眼世界的文人”王韬、郭嵩焘、薛福成、黎庶昌、徐建寅、李圭等人走向世界的足迹，认为他们出国后受到西方科学民主的影响，“是胡适们的前辈” 8。

他分析鸳鸯蝴蝶派“早期成员多半原籍为苏州、扬州或附近江南地区而又长时间迁居到上海生活的文人”，提出“从苏州、扬州移栽过来的鸳鸯蝴蝶派在上海扎根，又以极大的优势一时期占据了上海的市民读书市场。

这是理解‘鸳蝴’的关节点：江南文化的柔和、精致适宜于言情表达，当它与上海近代文化的商业性、消费性、现代性和市民的日常俗世意识一旦相遇时，便造成了鸳鸯蝴蝶派文学的品质” 9，从文人迁徙角度分析鸳鸯蝴蝶派文学的品质，独到而精辟。

在谈到20年代中期上海文学中心地位的回归时，他说：“1926年8月，鲁迅启程南下，这是一个讯号：北方的‘新文化阵营’业已分裂，北京作为‘五四’文学革命的策源地而一度成为全国文学中心的地位，快要失去了。

”将鲁迅的南下看作文学中心北京的沦落和上海的回归，恰到好处。

在梳理抗战后的文学时，著者尤其注重对于作家迁徙流动的关注，“在北京、上海、南京相继失守之后，作家们的全国性迁徙就开始了”，众多文人跟随政府流徙到临时首都武汉，成立了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武汉失守前迁往陪都重庆；何其芳、周立波、丁玲、萧军、艾青等奔向延安；夏衍、王鲁彦、欧阳予倩、艾芜等流亡到桂林；朱自清、沈从文、冯至、穆木天等迁徙到昆明，以致于“单个的文学中心的模式被打破，文人在前后方的各地聚集，书写样式和出版方式也适应着动荡不安的现实做出改变，而最内在的改变便是在非和平的严酷战争环境下，人们对于生命的重新体验、沉潜和表达”10。

既注重时间的脉络，又强调文学空间的变化，这使吴福辉先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插图本）具有了别开生面新颖独到的结构，也真正揭示出新文学发生与发生的脉络与动力。

二吴福辉先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插图本）的特点之二为：以典型化分析的方式形成文学史典型年、典型作品的梳理分析。

·196·一部接近文学发生原生态的文学史也许受到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的启迪，或者受到谢冕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总系》的影响，吴福辉先生“还特意设置了文学典型年，用编年体的大事记把读者引入文学现场”，以“逼近文学发生、变化状态的驳杂编年”11，再现文学原生态的现场。

著者选择了1903年、1921年、1936年、1948年，分别勾勒文学大事年度版图。

他将1903年称为“积累的时代”，救亡反清思潮与文学运动相互激荡，现代报刊的出版与传播峰峦迭起，革命民主主义文学的高涨和晚清小说的现代转型等，“呈现出为中国现代文学准备时期的鲜明特色”12。

他将1921年称为“启蒙的时代”，认为“这是继‘五四’文学革命发动和铺开之后，真正显示新文学的实绩、显示白话文学站稳脚跟的重要一年”13。

他将1936年称为“多元的时代”，他将1936年2月《新文学大系》十卷本的出版，看做是检阅上一个十年的总结，昭示着“多样、多元，已是1930年代文学的样式”14。

他将1948年称为“转折时代”，在中国政局大变的转折年头，“连同1948年当年产生的新解放区其他作品，他们在创作方式、出版过程、作品构成等三个方面，都提供了未来1950年代到1970年代中国主流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雏形”15。

根据在特定历史背景下文学变动的状态设定的文学史典型年，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发展与变动寻找到一些关节点，如同找到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激流汇聚的一个个深潭，既是对于上一个时期文学变迁的总结，也是对于下一个时期文学发展动力的发现，在以点带面、点面结合中清晰地梳理了文学史的发展与变化，年度文学大事记版图的列出，较详细有力地说明了确定该年为文学典型年的缘由。

吴福辉先生没有按照以往文学史按照文学体裁、作家作品的方式结构文学史，在完全抛弃了以往革命史、阶级斗争史的思路后，努力从政治、经济、文化、出版、接受等“一切与文学作品、作家发生关联的现象”结构文学史。

他说：“我试图在有意识地减弱作家作品的分析，不可避免会在作家作品方面有所遗漏的前提下，反抓住典型作品做有血有肉的分析。

”16在对于文学典型作品的分析中，著者并非如以往的文学史对于作品进行条分缕析，而以简约的笔触在介绍作家时点到辄止地介绍代表作：在谈到早期乡土文学时，介绍王鲁彦的《自立》、许杰的《台下的喜剧》、台静农的《拜堂》、彭家煌的《怂恿》；在谈到京派文学时，介绍废名的《桥》、沈从文的《边城》、林徽因的《九十九度中》、卞之琳的《鱼化石》等。

在谈到新感觉派小说时，介绍刘呐鸥的《风景》、穆时英的《上海的狐步舞》、施蛰存的《鸥》；谈鲁迅分析《阿Q正传》，谈茅盾分析《子夜》，谈老舍分析《骆驼祥子》，谈曹禺分析《雷雨》，谈徐訏分析《鬼恋》，谈张恨水介绍《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谈张爱玲分析《金锁记》《封锁》。

·197·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年第5期与以往的文学史将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置于突出地位不同，吴福辉先生在消解“主流型”文学史、倡导“合力型”文学史基础上，采取文学史典型年、典型作品的梳理分析方式，在注重努力接近文学发生发展的原生态的基础上，将对于作家作品的介绍融入到对于文学发生发展过程的梳理中，呈现出立体的、开放的、网状的文学图景。

三吴福辉先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插图本）的特点之三为：以新文学如何生成发展的问题意识形成文学史观照视阈。

倘若说吴福辉先生参与撰写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从初版本确立“改造民族灵魂的启蒙文学”，到修订本探究“文学的现代化”，使文学史增强了问题意识的话，那么吴福辉先生独立撰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插图本）就具有更为鲜明的问题意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