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的_三十年河东_与_送去主义_

2010年7月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 u l.,2010第39卷第4期 J ou rnal of ShanghaiNor m alUn i versity(Ph ilosophy&S ocial Sci en ces E d i ti on )Vol .39,N o .4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 8634(2010)04 0030 (08)

季羡林的 三十年河东 与 送去主义

叶渭渠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北京100007)

摘 要: 季羡林总结了几千年以来东西方四大文化体系互相间盛衰消长的历史经验,客观地分析了西方文化 天人二分 的分析思维模式,其理论基础是 争 。在给人类带来很多福利的同时,也带来了从环境污染到生态失衡等种种灾难。而东方文化 天人合一 的综合思维模式,其理论基础是 和 ,也就是顺从自然,与自然浑然一体,努力建构和谐的世界。季羡林在这个基础上,用宏观的历史眼光,作出东西方文化变迁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这样的前瞻性科学论断,并称之为 东西方文化互补论 ,以实现东西方文化真正平等的交流。为此,他提出 送去主义 ,也谈及 拿来主义 ,目的是反对 欧洲中心主义 ,推动不是以谁为中心的 文化多元化 ,使东西方文化最终走向和谐与融合,创造新的文明,以造福人类。 关键词: 三十年河东;送去主义;分析与综合;思维模式;东西方文化;互补论

收稿日期:2010 04 15

作者简介:叶渭渠(1929 ),男,广东东莞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日本文学与文化学研究。

季羡林在我国首创了东方学,推动了东方学研究和人材培养,成为我国东方学的奠基人。晚年,他站在一个新的高度,提出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的宏观分析论和 送去主义 的实践科学观,并且身体力行,在埋头撰写!文化交流的轨迹∀和编选!东西方文化议论集∀等学术巨著的同时,投入全副精力,编纂!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传世藏书∀、!神州文化集成∀和!东方文化集成∀等大型丛书,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和传播东方文化。

一

季羡林提出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以后,引起了学术争鸣,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这是在开明社会的正常学术现象。在这里,笔者也想就这个问题谈些看法,因为这是事关指导我们继续努力从事东方文化研究和传播工作的一种思想基础、一种思想动力。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的论断,并不像某书评人所言 是一个大而空的论断 ,季羡林是用唯物辩证方法论,总结了几千年来古代中国、印度、古希伯来、埃及、巴比伦以至伊斯兰阿拉伯三大东方文化体系和古希腊、罗马一大西方文化体系互相间盛衰消长的历史经验,并且认为思维模式是一切文化的基础,客观地分析了西方文化的分析思维模式和东方文化的综合思维模式优劣异同,然后用宏观的历史眼光作出东西方文化变迁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这样前瞻性的科学论断,并称之为 东西方文化互补论 。

30

毋庸置疑,西方文化是在几千年世界人类文化、包括东方文化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中以中国文化为例,儒学文化的 人为本的古代人文主义哲学思想和 四大发明 ###造纸、印刷、火药、指南针的古代先进技术,在某种意义上对于西方文化,特别是欧洲文艺复兴和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举几个具体例子来说,两千多年前西汉张骞出使西域,通过 丝绸之路,开辟了一条东方文化传播到西方的通道,推进第一次大规模 东学西渐的活动。15世纪初明代郑和下西洋,打通了东西方海道,又一次实现大规模 东学西渐,不仅扩大了东西方的贸易,而且再一次把东方文化传播到西方,促进了东西方的文化交流。16世纪西方传教士利玛窦来华传教的同时,苦心钻研儒学,向西方介绍儒家思想,对东西方文化交流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成为 沟通中西文化的第一人,对于17~18世纪的儒学西传及其对于欧洲古典哲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可以说, 西学东渐之前,早已存在 东学西渐的悠久历史。

当然,西方吸收古代东方文化,是在继承其古希腊、罗马西方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进行的。它通过文化复兴,蒸蒸日上,无论在物质或精神方面,为人类创造了近代文明的辉煌,有许多东西是值得东方国家学习的。特别是前近代以来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多次 文化危机,比如清末受到西学的冲击、1905年废止科举制后、1919年 五四运动

中乃至 文革10年,中国传统文化面临的际遇。19世纪起, 西学东渐,我国清末以来的近代文化启蒙者从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到孙中山、黄兴、蔡元培、胡适,再到陈独秀、李大钊等,直接地,或间接通过日本,学习西学之法,以图中国富强。尤其是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提倡西学,推行 百日维新和1919年 五四运动呼唤拿来 德先生和 赛先生,也就是西方的 科学与民主。但是,自此以后,我们便不断反复困扰在 全盘西化或 全盘东化中。美籍学者黄仁宇认为: ∃全取%或∃全弃%是中西文化交流不成熟的反映。[1](P276)用我们的话来说,这是在中西文化冲突中对两种不同文化缺乏自觉的认识。就是在新中国成立头30年,我们反对一个 全盘西化,却又推行另一个 全盘西化,从政治体制到经济体制都全盘照搬苏联的那一套模式,无论哪个 全盘西化,都给我们带来深刻或沉痛的教训。正如季羡林指出的: ∃全盘西化%和文化交流有联系,∃西化%要化,不∃化%不行,创新、引进就是∃化%,但∃全盘%不行,不能只有经线,没有纬线。[2](P170) 人类历史证明,全盘西化(或许任何什么化)理论上讲不通,事实上办不到。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向西方学习。我们必须向西方学习,今天要学习,明天仍然要学习,这是决不能改变的。 想振兴中华,必须学习西方,这是毫无疑问的。[3](P94~95)可以说,这个 拿来至今依然不变。当然, 拿来应扎根在本国的文化土壤上加以吸收和消化,不是盲目照搬。

就笔者从事研究的对象国日本来说,在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结束长期的锁国政策,是从向西方学习,开展文化启蒙运动开始的。当时日本就提出了 东洋道德西洋艺的方针,所谓 艺者,指技术文明。具体地说,也就是作为东方国家的日本,向西方国家主要学习西方技术文明,在经济上实现近代化,可是所谓 东洋道德,就是当时日本无批判地继承本国的传统文化,仍然维持传统的封建天皇制政治体制,在近代化的道路上跛脚而行,最后在天皇制绝对主义体制下,对内实行专制政治,对外发动侵略战争。二战以后,日本展开第二次文化启蒙运动,在恢复战后经济,并经历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努力建立现代政治体制。并开始结束长达50年的自民党一党独大的局面,实现了平稳的政党轮替,说明日本已经建立或是初步建立起民主与法制的公民社会。

日本大学问家加藤周一先生总结日本现代化的经验教训时早就指出:日本现代化最大障碍是封建的天皇制政治体制,他认为日本现代化,技术文明是重要的,然而这也只不过是一种手段,如果没有民主主义体制的保证,就很难实现这种手段。但是,如果现代化仅仅停留在这两个文化层面上而没有发挥日本传统文化的再生作用,要完成日本式的现代化也是困难的。因此,他提出日本现

31

叶渭渠:季羡林的 三十年河东与 送去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