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家庭冲突研究综述

理|论|广|角—科教导刊（电子版）·2017年第6期/2月（下）—176工作家庭冲突研究综述杨美玲（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上海200062）摘要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工作与家庭作为人们主要的活动领域，逐渐呈现出不平衡的现象，因此近些年对工作家庭冲突的研究也逐渐增多。

本文对国内学者的研究进行了梳理，并提出一些未来可能的研究趋势。

关键词工作家庭关系工作家庭冲突中图分类号：C913文献标识码：A 由于工作家庭平衡的议题来源于国外，将其应用至其他国家，需考虑一定的文化背景差异，我国也如此。

在研究对象方面主要是：护士、职业女性、中小企业员工、科研人员、教师、女性服务员、女白领、创业女性、女性管理者等。

可看出，女性员工占据研究对象的很大一部分，尤其是工作压力较大的一些职位。

这主要是由于随着经济发展，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进入劳动力市场，在工作领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就容易造成女性工作与家庭角色的冲突。

在工作家庭冲突（以下简称WFC ）研究方面，我国研究起步较晚，从中国知网、万方等数据库的检索数据来看，我国较早对WFC 进行研究是在2002年。

在2002-2006年间虽有研究但不多，呈现零散的特点。

此后对WFC 的研究迅速增加，研究深度逐步扩展。

下面我将自2002年以来国内学者对WFC 的研究进行梳理。

从早期来看，国内学者的WFC 主要集中于文献综述以及初步研究。

陆佳芳、时勘通过在银行、科研单位以及高新技术企业进行调查，对WFC 进行了初步研究，同时发现女性员工相比于男性员工，更容易受工作家庭冲突的影响。

随后开始对女性及其他主体这方面的研究，李超平、时勘等对医护人员WFC 与工作倦怠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吴谅谅、冯颖等研究职业女性的WFC 的压力源。

安砚贞等对已婚职业女性的WFC 进行了初步研究。

张慧英、宫火良研究高中教师WFC 与社会支持之间的关系。

如前所述，从2006年开始，对WFC 的研究呈现猛增，比早期更加多样化。

李永鑫等等从跨文化视角出发对WFC 进行研究。

在研究内容、设计及方法上对WFC 的研究都在不断深入。

从前因变量来看，李晔采用问卷法通过对448名文教卫生系统的员工进行调查，来研究WFC 的影响因素，发现WFC 主要与工作相关的因素（诸如工作时间、加班与轮班、工作卷入等）有关。

刘永强、赵曙明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弹性工作制与工作氛围对工作家庭平衡的影响。

谢义忠、时勘通过对电信员工的问卷调查，发现工作要求对WFC 的影响。

除了工作方面因素，唐美玲通过对青年白领进行调查，验证了个体特征、子女观同样成为WFC 的影响因素。

张伶、刘宁等将影响高科技企业员工WFC 的因素归结为外部环境因素（技术进步、竞争手段等）、企业内部因素以及员工自身因素三大类。

刘玉新、张建卫以全国1868名企业经理人作为研究对象，经调查，发现组织的"政策友好"、"上司友好"、"文化友好"均对工作家庭冲突具有显著作用，人格特质中的尽责性对FIW 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神经质对WFC 正向的直接效应显著。

孙健敏、焦海涛等通过对207名企业员工进行调查研究，表明工作投入对时间冲突和行为冲突都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

金家飞、徐姗等通过在中国五个区域调查的2030份样本，实证发现工作时间、性别和性别角色态度对WFC 存在三向正向交互影响，具体来说，工作时间对中国员工的WFC 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尤其是对女性的WFC 的影响更加明显。

赵晨、高中华基于人口特征差异交互效应的视角，以来自高科技企业的500名新生代知识员工为样本，发现其WFC 存在着显著的性别差异与工龄差异，职位差异不显著。

风笑天、乌静通过全国五城市的调查，以是否有孩子为标准，分别对他们的WFC 进行了研究，发现对于无孩子的青年而言，夫妻关系对WFC 具有显著影响，对于有孩子的青年而言，除了夫妻关系，影响因素还有职业特征、职业价值观和育儿观念分歧。

许琪、戚晶晶实证研究发现来自工作和家庭两方面的角色压力是引发WFC 的主要原因，不论是工作影响家庭还是家庭耽误工作，员工都会对工作表达不满。

贺琪对企业知识型女性员工WFC 的影响因素，发现职业生涯发展对WFC 和FWC 都呈现正相关关系，配偶支持程度与两类冲突呈现高度负相关。

随着研究的深入，对WFC 的与其结果变量之间的中介或者调节变量的研究也越来越多。

早期主要集中在社会支持这一变量上，后来逐步扩展，有人格特质、组织承诺、工作自主性、组织支持感等变量。

鞠蕾基于668份问卷数据发现心理困扰在辱虐管理与员工WFC 之间起中介作用，而组织公正对两者之间的中介作用又是通过心理困扰实现的。

万鹏宇、徐明津等通过对酒店员工的调查发现性别对WFC 与工作投入之间的关系起调节作用，而心理资本在两者之间起中介作用。

祁玉龙以房产中介公司的467个雇员作为研究对象，发现心理韧性对WFC 与FWC 和工作满意感之间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

陈学军研究表明个人应对策略对WFC 与生活满意感之间具有调节作用，具体说来，员工家庭优先策略可以缓解WFC 对生活满意感之间的负面影响，员工工作完美策略能够缓解WFC 所带来的压力感。

张建卫、刘玉新通过对制造业员工的调查，发现家庭友好实践与工作意义对WFC 与退缩行为有调节作用。

王华锋、贾生华等研究显示，女性员工比男性员工受到更高的WFC ，但是会受到晋升关系、工作报酬、配偶支持、家庭时间需求等工作与家庭相关变量的中介。

综合上述，可见我国关于WFC 的研究由早期的概念、理论回顾及文献综述等基础性研究发展到对WFC 前因变量、结果变量及两者之间的中介、调节变量的深入研究。

在研究内容方面，除对WFC 的研究外，还开始对FWC 、WFC 与FWC理|论|广|角—科教导刊（电子版）·2017年第6期/2月（下）—177的交互研究，不仅将WFC 作为自变量，还将其作为结果变量及中介变量多样探讨，大大拓展了研究方向。

然而目前我国对WFC 的研究仍存在以下不足：第一，在研究对象与研究范围方面，从目前所搜集的资料看，对WFC 的被试选取多以女性居多、以私营企业员工居多或是针对某一特殊职业等。

这可能与我国文化背景有关，对女性在家庭领域中的角色期望大于男性，对某一特殊群体职业的压力感受普遍高。

但也应看到，随着男女平等观念强化及受到人格特质影响，男性的家庭观念越来越强，男性同样会面临WFC ，并且有时并不一定比女性弱。

同样当前对国企或公务员的WFC 研究也寥寥无几，随着社会、政治环境的变化，国企员工以及公务员（尤其是基层公务员）的工作压力随之增加，所面临的WFC 也会增大，对这两类人群的WFC 的研究非常有必要，同时还可扩展研究领域。

在研究范围方面，国内学者主要是针对某个特殊职业群体进行小规模的问卷调查研究，基于一些大规模的研究相对较少。

研究范围还有待扩展。

第二，在研究内容上，虽有对工作家庭促进及工作家庭平衡的研究，但相对较少，WFC 占据了研究的主要方向。

工作家庭平衡本就是由WFC 延伸出的一个概念，工作家庭促进作为WFC 的相对面，本就与WFC 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工作家庭平衡、工作家庭冲突与工作家庭促进构成了工作家庭关系的三个方面。

国外针对工作家庭关系的研究大致是呈现冲突---平衡---促进的趋势。

因此国内学者还需加强对工作家庭促进与工作家庭平衡的研究。

第三，在研究方法上，国内现有研究大多采取的是静态研究方法，即关于WFC 的横截面数据，但WFC 其实是一种动态现象，会随时间、情景等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对WFC 进行纵向的数据研究很有必要，从而来增加研究的客观性。

第四，在研究设计方面，国内学者大多都是将性别、年龄等作为控制变量，而对其他与自变量、因变量相关的因素未加以控制，如员工的心理特征等。

此外所采用的量表几乎都是国外研究的中文版，在针对不同研究主体、不同情况的研究还是要考虑其适用性，对量表内容进行修改，并进行信效度检验。

第五，对WFC 的本土化研究还需继续补充。

对WFC 的研究最初来源于国外，鉴于中西方的文化差异，应考虑将其应用于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工作与家庭领域是否合适，因此对于来源于国外的WFC 的前因变量、结果变量以及中介调节变量还需进行大量的实证研究，且实证研究不仅是对某些特殊职业小群体进行调查，还应逐步拓展范围，得到更具普遍性与客观性的实证研究结果。

此外，对于工作家庭平衡的应对策略，大多数也是舶来品，同样需要进行本土化的验证。

参考文献[1]陆佳芳,时勘,John,等.工作家庭冲突的初步研究[J ].应用心理学,2002,8(2).[2]李超平,时勘,罗正学,等.医护人员工作家庭冲突与工作倦怠的关系[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3,17(12).[3]吴谅谅,冯颖,范巍.职业女性工作家庭冲突的压力源研究[J ].应用心理学,2003,9(1).[4]安砚贞,PhilipC.Wright.已婚职业女性工作家庭冲突调查研究[J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03(6).[5]张慧英,宫火良.河南省高中教师工作家庭冲突与社会支持的相关研究[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5,19(7).[6]李永鑫,黄宏强,LIYong-xin,等.国外工作家庭冲突研究综述[J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3(1).[7]王永丽,何熟珍.工作家庭冲突研究综述:跨文化视角[J ].管理评论,2008,20(5).[8]李晔.工作-家庭冲突的影响因素研究[J ].人类工效学,2003,9(4).[9]刘永强,赵曙明.工作-家庭冲突的影响因素及其组织行为后果的实证研究[J ].南京社会科学,2006(5).[10]谢义忠,时勘.工作属性、社会支持对电信员工工作家庭冲突的影响[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7,21(11).[11]唐美玲.青年白领的工作家庭冲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对山东青岛青年白领的调查分析[J ].青年研究,2009(1).[12]张伶,刘宁,谢晋宇.高科技企业员工工作-家庭冲突因素及对策[J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2).[13]刘玉新,张建卫.家庭友好实践、人格特质对工作家庭冲突的影响[J ].中国工业经济,2010(5).[14]孙健敏,焦海涛,赵简.组织支持感对工作投入与工作家庭冲突关系的调节作用[J ].应用心理学,2011,17(1).[15]金家飞,徐姗,王艳霞.角色压力、工作家庭冲突和心理抑郁的中美比较--社会支持的调节作用[J ].心理学报,2014,46(8).[16]赵晨,高中华.新生代知识员工队伍的工作家庭冲突--基于人口特征差异交互效应的视角[J ].心理科学,2014(4).[17]风笑天,乌静.在职青年"家庭-工作"冲突及其影响因素[J ].北京青年研究,2014,23(3).[18]许琪,戚晶晶.工作-家庭冲突、性别角色与工作满意度基于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的实证研究[J ].社会,2016,36(3).[19]贺琪.企业知识型女性员工工作家庭冲突影响因素实证分析[J ].特区经济,2016(8).[20]鞠蕾.辱虐管理与员工促进性建言行为关系研究[J ].中国软科学,2016(7).[21]万鹏宇,徐明津,黄霞妮,等.酒店一线员工工作家庭冲突对工作投入的影响:心理资本的中介作用和性别的调节作用[J ].现代预防医学,2016,43(19).[22]祁玉龙.工作家庭冲突与员工工作满意度的关系研究:员工心理韧性的调节作用[J ].理论与改革,20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