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民族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

自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以后，分居在全国各地的一些少数民族，在现代化潮流的冲击下，他们的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残存无几，加之落后观念造成文化素质不高，市场经济意识淡薄，在强大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危及到民族的生存。

民族生存问题本质上就是简单文化与急剧变化了的环境关系问题，再者周边环境以及汉族的经济、文化发展影响更显得民族地区的经济落后。

为了使分居在青海各地而相对集中的民族地区振兴经济继续保持和发展本民族经济，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滞后性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是我们党民族工作的根本宗旨。

早在1952年11月，毛泽东同志在接见西藏致敬团代表时就指出：“如果共产党不能帮助你们发展人口，发展经济和文化，那共产党就没有什么用处。

”（《接见西藏代表谈话的要点》，《人民日报》1952年11月22日。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满腔热情、诚心诚意地支持、帮助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经济，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2005年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吴仕民同志在民族地区经济分析会上认为，在“十五”时期，民族地区自己和自己相比发展很快，但与全国或东部相比，经济发展不论在速度上还是在质量上都落后很多。

“十五”与“九五”相比，民族地区GDP占全国的比重从89%下降为85%；人均GDP相当于东部地区的比重从39.2%下降到2004年的36.7%。

西部少数民族占全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绝大多数，可以说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与全国、东部地区的差距是很大的。

那么我们青海的民族地区的经济与东部相比差距更大。

影响青海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原因很多，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自然条件恶劣。

自然条件恶劣表现为居住环境差、干旱、自然资源贫乏等。

加之广大农村经济发展缓慢的影响，致使整个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相对缓慢。

2、社会条件较差。

由于历史性的原因，民族地区的社会形态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发育程度低，使得其文化素质差、文盲现象严重。

如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的总人口中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人占的比重很高，其中小学以上文化程度仅占总人口的23.4%。

由于受传统文化“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影响，女性文盲率更高。

在育龄妇女中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占94.4%；由于农牧民的观念陈旧造成劳动技能差，相当一部分农业区的少数民族的现状是“大钱挣不上、小钱不愿挣、推日下山”。

如此造成恶性循环特别是近几年赌博成风，有钱的大赌，没钱的小赌，直到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由于受文化水平的影响，他们的择业观是“做生意不稳、办工业没个准、搞饲养太危险、种庄稼最保险”。

对生活的态度是“糊汤菜面不断、大家能吃饱饭、不求两转一响、只求瓦房一间”。

3、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少数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主要表现在交通和通讯上。

通讯线路少，质量差，整体通讯能力严重不足，交通设施相比之下有了一定的发展，但由于少数民族自身的原因如居住分散无法使道路处处通，故此很多发展的机遇受到交通的青海民族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之我见■郭殿雄制约。

4、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市场化意识比较淡薄，所以市场化程度较低，体制改革相对滞后，非国有经济发展相对缓慢。

这是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之所以难以实现高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

5、产业层次低，比较效益差。

少数民族居住区主要分布在农牧区，其第一产业比重下降，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少数民族地区采掘工业和原料工业等资源型重工业所占比重较高，投资效益较差。

据统计，1998年青海采掘工业和原材料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高达70.6%，远高于东部地区的24.6%和全国的28.9%。

不可否认，青海民族地区的这种资源密集型工业结构曾对缓解国家能源、原材料短缺，促进本地区经济发展做出过贡献，但是，对自然资源的过度索取和“三废”排放也造成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

以上这些因素严重影响或制约着青海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特困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处于停滞状态。

这些因素长期得不到改变，经济发展就形成了恶性循环。

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滞后的根本原因是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都差，而这些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是在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显然不能马上通过一定的外部力量的作用立刻就把这种劣势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转化为与东部地区具有相当优势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

我们要从实际出发，努力创造条件来改变我们目前的落后状况。

二、实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几点思考针对上述制约青藏高原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诸多因素，实现青海少数民族地区跨越式发展，需要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全民文化素质的同时，要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1、加大补偿力度。

要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建立完整的利益补偿机制，主要包括：（1）实行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

资源开发必须对生态环境的维护和未来发展利益给予补偿，资源增值转移必须对当地居民优先受惠权给予补偿，补偿费计入资源价格。

（2）规范自然资源价格。

自然资源价格应反映自然资源使用的成本。

自然资源使用成本包括资源开发生产成本、资源消费成本、环境复原成本。

资源品消费成本通过征收资源品消费税补偿。

环境复原成本通过列支资源生产消费费用标准，对生态环境维护和未来发展利益的补偿，补偿费标准依据资源开发对环境的补偿应满足生态复原的要求，对未来发展的补偿应当为消费者所承担。

（3）设立不可再生资源未来发展补偿基金。

2、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尽力改造现有的自然条件。

首先要加强自然生态建设，以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为主的生态环境治理和建设工作，加大对地质灾害、草场退化、沙化等方面的资金投入和治理，并优先安排与各民族群众生产生活相关的农田水利、人畜饮水、农电改造、乡村公路、民房改造等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民族地区群众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切实改善人民群众的生产条件和生活环境，并努力解决特困少数民众的温饱问题。

其次，国家重点建设一批对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起关键作用的交通、水利、电力、通信、能源等公共基础项目，规划建设铁路、高速公路和支线以及机构等尽可能向民族地区倾斜，以此带动民族地区经济跨越式发展。

如玉树机场的修建和开通，大大加速了玉树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这对玉树地区的整体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3、大力发展少数民族教育事业。

一个民族要振兴、经济要发展、教育要先行。

笔者认为发展少数民族教育要做好以下几点：（1）严格实行九年义务教育，提高教育普及率，为此，国家要加大对青海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投资力度，要加强教育投资发放的管理，各级政府不得以各种理由挪用或推迟发放教育投资，保证教育投资的及时到位；同时要加强九年义务教育法的宣传，使少数民族地区儿童平等地接受教育。

（2）改善少数民族地区学校的教学条件和教师待遇，增加教学设施的投资，定期派教师到条件较好的地区进修，提高教学水平，同东部地区学校联合，在一些重点大学开办民族预科班和民族班，尽可能多地招收少数民族学生入学，加快民族地区所需人才的培养。

当然国家已着手此项工作，已和一些名牌大学合作招民族班，据笔者观察，有一部分民族班学生文化基础差加之不求上进，不但自己不学反而影响别人乃至影响到所在学校的学风。

对民族生的管理也成问题，说语言不通、生活不习惯、讲得听不懂等等问题造成学校管理者无法管理，甚至个别学生喝酒闹事聚众打架，严重影响所在学校的教学、生活秩序。

笔者认为管理好民族生不应该是校方一家管理，理应和派送民族生的当地教育部门配合管理，使效果更佳。

（3）加强少数民族地区的职业技术教育，培养适合本地区经济发展的人才，职业教育的重点理应放在农、林、牧、果林管理、家庭蓄养等方面，制定优惠政策，鼓励毕业生到那些条件艰苦且与所学专业对口的贫困地区扶贫，加快贫困地区脱贫致富。

4、作为民族大省的青海利用独特的优势加快发展旅游业。

青藏高原独特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是全国其他地方所无法相比的，它在文化、历史、地理等方面的价值已经引起了世界的瞩目，今后将成为全球旅游景观热点之一。

青藏高原民族地区旅游资源十分丰富，但是与西部其他地区相比存在一定程度的雷同，因此要在整体上根据各地区的资源进行统一的区域性规划和分工，加快青藏高原民族地区旅游资源的开发，大力发展旅游产业。

5、加快发展小城镇建设，促进乡镇企业向乡镇工业小区和小城镇集中发展。

促进乡镇企业合理集聚、健康发展，是当前城镇经济社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一个重点，青藏高原地区小城镇发展的模式是：人口向小城镇集中、乡镇企业及服务业向小城镇集中、耕地向规模经营集中的模式。

力争各方面要做到：（1）制定科学合理的建设规划，要本着实事求是、因势利导的原则，根据当地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资源和劳动力情况以及市场状况等因素，综合协调生产与生活、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短期发展与长期发展的关系，要做到统筹规划、科学论证、合理布局、积极推进。

组织实施须严格按规划进行，严防不切实际、盲目攀比、铺摊子、扩规模。

（2）着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引导乡镇企业合理集聚，坚持规模适度、有序发展的原则，注重小城镇基础的配套与完善，处理好全面发展与重点建设的关系，突出重点、突出特色，注重实效，合理布局，加快发展；除不宜在城镇发展兴办的企业外，新办企业都要建在小城镇。

（3）依法解决建设用地。

乡镇企业向小城镇集中建设用地，要按小城镇建设规划布局，并纳入当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依法办理用地审批手续，在严格执行规划和节约用地、确保耕地的前提下，保证乡镇企业向小城镇集中发展的用地，尽量利用荒丘、荒坡、荒地。

（4）完善城乡人口有序流动机制，尽快形成人口和生产要素在城乡间有序流动机制，积极引导和组织农牧业人口向城镇转移。

（5）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

加快民族地区经济建设，离不开国家的大力支持，离不开发达地区的多方援助。

国家为了加速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事业，设立了“支援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少数民族地区补助费”、“财产定额补贴”等多项专用资金。

从1980年到1986年国家对内蒙古、新疆、西藏、宁夏、广西五个自治区和云南、贵州、青海三个少数民族聚居省的财政定额补助达420亿元。

1986年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各项财政补贴超过90亿元。

1979年7月，中共中央批准了全国边防工作会议的报告，首次提出组织内地发达省市实行对口支援边境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当时确定北京支援内蒙古，河北支援贵州，江苏支援广西、新疆，山东支援青海，上海支援云南、宁夏，全国支援西藏。

1996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关于组织经济较发达地区与经济欠发达地区开展扶贫协作的报告》，再次确定由北京与内蒙古，天津与甘肃，上海与云南，广东与广西，江苏与陕西，浙江与四川，山东与新疆，辽宁与青海，福建与宁夏，大连、青岛、深圳、宁波与贵州，开展扶贫协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