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宋庆龄手书便条背后的故事

一张宋庆龄手书便条背后的故事

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藏有一张宋庆龄亲自手书的

便条，写着：“这把宝刀本来是孙先生的知友，久原房子助送的（编者注：手稿上写成“久原房子助”正确名应为“久原房之助”），但后来日本军阀在侵略中国，占据上海时和故居的其余有历史纪念品偷回日本去的。以后日本投降后经过交涉还给故居的。”（见图1）这张微微泛黄的便条是上海宋庆龄寓所生活管理员周和康捐赠的，他简单讲述了久原房之助赠送孙中山宝刀的流传经过。据周和康告知：这便条大约书写于20世纪60年代，是宋庆龄派周和康将孙中山相关文物拿到孙中山故居陈列时随手写的，想让他明白此件文物的珍贵。这便条虽然只有区区几十字，但其背后却隐藏了太多的信息，下面一一为读者挖掘。

久原房之助其人其刀

宋庆龄在便条中提到的孙中山日本友人久原房之助赠

送的宝刀，现藏于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据说这把宝刀是久原房之助祖传的，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宝刀长102厘米，最宽处10.5厘米，刀刃以精钢为原料，手工精心锻制，强度很高，锋利无比，波浪形的刀纹清晰可见。刀柄以珠粒细密的鲛鱼皮包裹，并用丝带编花缠绕。刀鞘上錾刻有多枚象征日本皇室的菊纹章。宝刀造型流畅，装饰精美，实现了艺

术性与实用性的完美结合（见图2）。

出生于1869年的久原房之助，在与孙中山相识之前就是日本比较成功的企业家了。1911年时，他就已经拥有了十余个规模相当可观的近代化大中型企业。当年9月，他以各所属企业为基础，成立了资本达一千万日元并拥有自己的银行（日立银行）的“久原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自任董事长，一跃成为日本新崛起的大财阀之一。此后，其事业发展更快，并积极向海外扩展。

那么孙中山与久原房之助是如何相识的？他在何时赠

予孙中山这把宝刀呢？1913年8月“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孙中山就一直滞留在日本。1915年底，袁世凯倒行逆施复辟帝制引起全国民众的愤慨，孙中山认为新的革命时机已经到来，于是致函各地的革命党人，部署推翻袁氏政权的活动。然而，经费的缺乏一直困扰着孙中山，他很清楚没有经费支撑反袁活动根本就搞不起来。在这之前，日本政府调整了对华政策，开始支持中国的反袁派，积极向外进行资本扩张的久原房之助秉承日本政府的旨意与反袁势力接触。据日本外务省档案资料显示，孙中山在1916年1月通过日俄贸易会社社长松岛重太郎联系上了久原房之助，2月就从他那里获得了第一笔借款。不过，3月8日孙中山才首次真正与久原房之助见面。在这之后，孙中山与久原房之助还达成了多次借款合同。从2月到4月，短短的三个月时间，久原房之

助先后向中华革命党提供了总额约130万日元的借款，他则获得了四川省某些权益。由于有经济和利益上的往来，孙中山与久原房之助成为了好友。资料显示，他们之间联系最为密切的就是孙中山在日本时的1916年，以后却鲜有直接面对面的联系了。因此，推测这把祖传宝刀就是在此时赠送的。

宝刀等孙中山遗物被劫

1918年6月，孙中山和宋庆龄入住上海莫利爱路寓所（今香山路孙中山故居）后，这里就成为他们真正意义上的家。此后不管他们身居此处还是奔走外地，他们一直都将这把宝刀珍藏在此。

“一? 二八”和“八一三”两次淞沪抗战，宋庆龄都积极行动，支援抗战事业。1937年11月12日，中国军队撤离上海，“八一三”淞沪抗战失败，上海沦陷。上海租界在日军的包围下成为孤岛，而在孤岛中的宋庆龄由于其身份和地位以及此前的积极抗日，使她时刻都处于危险环境中。在经过一番精心的策划后，宋庆龄在外国友人的掩护下才与保姆李燕娥登上了去往香港的邮轮。然而，由于形势严峻加上行动不便，孙中山相关的遗物大多留在了莫利爱路寓所，包括那把宝刀。

1942年9月，占领上海的日本军国主义者派宪兵沪南分遣队连续三次搜查了莫利爱路宋庆龄的上海寓所，包括久原

房之助所赠宝刀在内的孙中山许多相关遗物被劫掠。他们还对寓所进行了破坏，甚至把自来水管也拿走了。后来，日本政府为了拉拢汪伪政府，显示“中日友好”，将劫掠的部分孙中山遗物还给汪伪政府，汪伪政府将这些文物交由“文物保管委员会”保存。为了掩盖卖国罪行，粉饰政权的正当性，汪伪“中日文化协会”曾利用这些文物在南京举办过一次展览。

宋庆龄追寻孙中山遗物

1945年11月8日，抗战胜利后，宋庆龄从重庆回到阔别八年之久的上海，目睹了寓所遭到日军破坏的惨状，十分难过。而更让她痛心的是原来保存在寓所的孙中山遗物遭日军劫掠所剩无几，那把久原房之助所赠的宝刀也不见了踪影。

后来，宋庆龄听说日本政府曾将部分劫掠的孙中山遗物归还汪伪政府。11月27日，刚回到上海不久的宋庆龄就给时任南京市市长的马超俊去函，说她回到上海后“每日忙于照顾修葺年久失修之房屋及查询当八年前我离此时留交友人代为保管之若干重要手稿文件”。介绍了这些物件丢失的情形：“此项文件本可在友人处保存而不被敌伪劫掠，乃友人以敌伪恐惧，遂将该项文件送回舍间，盖友人尚以舍间较为保险，乃其结果适得其反。舍间竟连续被敌伪收索三次，极多有价值及有历史性之书稿文件以及庆龄其他物件统被

劫掠。”并告知其所听闻的情况：“据庆龄所知四年前该项大部文件曾由伪政府之文化协会在京公开展览，庆龄及友人不?经办展览之伪政府人员及此项文件现仍否在京如荷？”希望马超俊帮忙调查寻找。此信函是用英文打印并签名的（见图3），现藏南京市档案馆，而在同档案卷宗里附上了当时工作人员对此信的中文译文。

11月28日，为了帮助宋庆龄追查孙中山的遗物，时任行政院院长的宋子文也给马超俊写了一封信请求帮忙追查。宋庆龄写给马超俊的信函中没有具体说明丢了什么，而宋子文信中却说明了丢失的物件中包括久原房之助所赠的宝刀等，“先总理沪邸原有存件甚多，后经日人占夺致遭散失。兹据报有久原所赠军刀一柄，又日本刀一柄暨遗稿及病状报告等，于三十一年九月间由日本宪兵沪南分遣队接收，曾转南京伪政府陈列展览等语。此项物件想尚在南京。请兄费神即分饬在京接收人员详细查报现存何处，妥为保管。”（见图4、图5）先后接到宋庆龄和宋子文的来信，马超俊即命令南京市社会局会同首都警察厅严密追查。12月4日，他还呈请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希望他们命令冈村宁次和日本联络部查追。“日本联络部查询后报称前所有重要文物均存于南京鸡鸣寺文物保管委员会内云云，孙夫人之重要文件恐系存于该会。”

得此消息后，市社会局立即派人赶到鸡鸣寺调查，得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