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之信托责任

郎咸平之信托责任

郎咸平是谁？在此引用《新民周刊》里对郎咸平的评价：

普通人要成为摇滚歌星不容易，经济学家要成为摇滚歌星更加不可思议，但有一位经济学家居然做到了。他的前卫、尖锐、颠覆性以及在公众中受欢迎程度足以让崔健黯然逊色。没有一个经济学家会受到两种如此截然不同的对待：有人把他视为“教父”，有人骂他是“流氓”、“沽名钓誉”者，但如今没有人能漠视他的存在，他叫郎咸平。

他外表温文尔雅、睿智精明，然而血液里却充满了激情与冲动。

郎咸平在国内的知名度极高，他以保护中小股民为理念因而被媒体尊称为"郎监管"，他又以仰融的独立第三方出现而深受瞩目。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用知识打败“资本大鳄”的第一人，郎监管的尊称至少可以让他与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平分秋色。郎咸平敢言直言，不讲情面；他思路开阔，确实带给我们不一样的感受；他言辞犀利，揭示了鲜为人知的内幕。

关于信托责任的问题，郎咸平不止一次谈到，近日在他的博客里一篇题为《金融风暴？那就是美国的三聚氰胺事件》的文章中这样写道：所谓市场化、自由化都不是资本主义的本质，资本主义的灵魂叫信托责任，只有在信托责任的基础上，搞市场化等等，才可以创造价值。这次金融海啸的真正原因，是违反了资本主义的灵魂造成的，而不是缺乏监管。

其实同样在中国企业里普遍存在着这样一种现象即中国的企业缺乏信托责任。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之时，就有了所谓的信托责任的问题，经营者在经营过程中自觉地尊重、保护产权所有者的利益，就是在承担一种信托责任。此后，信托责任从单纯地对股东负责深化到对国家、对员工负责。很多人都以为西方就是靠着什么自由民主和民营经济而成功的，其实他们是大错特错了。西方国家表面上学起来非常简单，包括QFII政策、社保入市政策等等我们都学会了。但有一个市场经济的真正机制，我们是没有的，这就是信托责任。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了，但是我们学到的只是市场经济的表面，对于市场经济的本质还没有真正的学通学精。

在一个信托责任相对欠缺的土壤上，国营企业老总想得最多的事情就是：自己钱拿少了，我有这么多的贡献，我非要把企业变成自己的。我们改革这么久了，有没有告诉我们的企业家，你的责任在哪里？从来没有！

一个社会要和谐地发展，要稳定地发展，根基不稳定的改革会是将来不安定的主要原动力。很多企业发现他们的经营环境越来越恶劣，这就是企业家缺乏责任的后果。有的人总是认为自由竞争就可以带来财富，但这种说法是有前提的，这就是信托责任。

怎么建立信托责任？必须有法制化的建设，规范社会个体行为。只有在一个法制化的结构之下，每一个社会成员在追求到自己的财富之后，才不会侵害到别人的利益，才不会发生上市公司坑害股民的问题。只有在法制制度的约束之下，才能保障社会群体，才能把这种信托责任理念传承下来。

30年的改革开放，随着我们的民营企业继续做大，它们会遇到以前国营企业已经遇到的所有问题。尤其是当聘请职业经理人的时候，会发现无人可用，因为我们欠缺这么一批有信托责任的企业家。

从1980年接任通用电气首席执行官到2000年退休的20年时间里，韦尔奇把通用电气的市值由300亿美金扩展到5000亿美金。但是他离开通用电气的时候，通用电气并不是他的，因为他很清楚地知道，这个平台是中小股民给他的，所以他做好是应该的。

上世纪80年代，克莱斯勒发生了经营危机，濒临破产，于是便请艾柯卡来重组，最后得以起死回生。大家可能以为他应该将公司据为己有，然而他只拿自己该拿的薪水，没有把克莱斯勒据为己有。

公司到底是属于谁的？公司是属于中小股民的。民营企业家今天碰到的是一样的问题，

自己是个创业者，是个最大股东，那他敢不敢去聘用职业经理人？我们没有信托责任，不但表现在企业家身上，同时表现在很多国民身上。如果你去饭店吃饭，问服务员有什么好吃的，服务员一定说：那就蒸条鱼吧？这句话我听得太多了，因为这要么是最贵的，要么是卖不出去的，没有第三个可能。

我们今天国营企业面临的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职业经理人有没有信托责任的问题，而是我们从来没有重视过信托责任。我们把西方国家的一些表象都学过来了，但连其最基础的信托责任却没有学会，这真是我们的悲哀。很多人以为自由民主可以带来国家强盛，其实这是大错特错了。民主自由只是国家强盛之后的结果，而不是强盛的原因。强盛的原因是，一定要通过政府的力量建设一个法制化的社会，同时用法制制度强迫每一个社会参与者有信托责任。让我们来看看这三百年来英国、美国、德国、法国和日本强盛的历程，发现他们都在不约而同由政府推行了法制化的建设。当建设出一个法制化的社会之后，就会首先规范政府的行为，然后再来规范个体的行为。只有在这种架构之下，中产阶层才能兴起，才有日后的社会发展。一个社会如果跳过法制化的建设，直接走向民主自由的话，它的下场很可能就是亚洲的菲律宾，这肯定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

郎咸平也对中国民营企业如何培养健康的企业文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企业文化不是刻意创造出来的，企业文化的灵魂应该是勇于承担对社会、对股东、对员工的信托责任，而其基础是必须符合经济规律，不符合经济规律的企业文化终究有一天会让企业栽大跟头。

郎咸平认为，德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德隆的企业文化是“积极进取，把握机运，通过产业整合建成中国第一大民营企业”。它的企业文化违反了多元化经营的基本规律。多元化经营最重要的原则和目的是通过产业互补来对冲风险，使企业获得稳定的现金流，保证永续经营。但德隆的多元化却缺乏互补，其整合的产业如摩托业、水泥业、重型汽车业与金融业这个主业并没有互补性。一碰到宏观调控这样的重大转折点，多个产业一起走下坡路，现金流出现问题，资金链断裂也就势所难免。

作为一个财务专家，郎咸平从对公开的数据和实证材料的分析当中发现了问题，这个发现和大众的感觉是契合的，就个案而言也可以说郎咸平说的是没有错误的。就目前而言，中国经济的高端部分被误认为是市场经济，实际上却是一个货币化的寻租经济。

郎咸平对英美经济形态的法治背景是理解的，对普通法的法治方式是有感觉的。尽管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不断地提到产权、现代企业制度，但他们对法治环境和普通法是没有感觉的。郎咸平所说的经理人的信托责任、善良经理人责任，这些都是普通法里的一些概念。没有普通法背景的国家，很难形成股份制经济组织的普遍发达。股份制以及证券市这样一种大规模的、很复杂的社会合作形式对法治环境和背景的要求是很高的。举郎咸平谈论的案例来说，因为迷信成文法的严格规则主义，在我们这里，只要是条文没有说你不能做的，你都可以做，一些人在合法地夺取国有资产、侵害小股东利益。更多的立法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制造更大的交易成本和资源浪费。但在普通法(判例法)体系下，法官可以通过一般的法律规则来防止狡猾的规避具体法律的行为，而不用在数以千计的、语义狭窄的法规中做无用努力。市场经济如果停留在集市贸易形态、仅仅是衣食住行生产上的劳动分工，这种市场经济中国古代从来就是有的。经济组织的复杂化和经济活动方式的高度抽象，大规模社会自发合作的升级带来财富的普遍增长，这只是首先发生在英美的故事。不进行深入的经济改革，不能避免国家统制经济的弊端，模仿英美的表面经济形态，却不可避免出现货币化的寻租经济。中国目前的法治现状是其中的瓶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