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知青
一个知青的亲身经历
５Ｏ Ｉ文史精华／２０１８．０９．上
Ｗ ＡＮＧＳＨＩＨＵＩＳＨＯＵ 往 事 回 苜
冻 、冰雹等 自然灾害 ，吃 国家返销粮 １２００多 万公斤 ，花费 国家救济款 ７５万元 ，生产生活 贷款 １０３万 元。在我 们插 队的第 二年 ，七 股 地大 队遭受雹 灾 。 “弹 打一条线 ” ，几 十分 钟 的冰雹将地 里 的庄稼全毁 了。冰雹 过后 ， 所有的社员没有一人说话 ，死一般 寂静 。
为我们还有一面之雅。回来怕也要两个星期 。” １９８７年 ，８０岁高龄的萧军率领 中国作家
代 表 团出访 中国香 港 、澳 门 ，为文化交 流作 出积极 的贡献 。５月 １６ Ｅｔ，由香港归来 的萧 军发 现便血 ，先后 到北 京 同仁 医院 、海军 医 院住 院检查 ，确诊 患 了 “贲 门癌 ” ，于 １９８８ 年 ６月 ２２ Ｅｌ不幸 病逝 ，享年 ８１岁。萧军 自 １９７９年重返 文坛后 ，曾任 第六 、七届全 国政 协委 员 ，中国文联委员 ，中 国作协 北京分会 副 主席 等 职 。 在 他 病逝 后 ，近千 万 字 的 ２０ 卷本 《萧军全集 》和 《萧 军在延 安 的 Ｅｔ记 》 先后问世 ！
屋子很 矮 ，站在炕上 不能伸 直腰 ，否则 头 就要碰 到屋顶 。炕 上有炕席 ，炕 边是灶 ， 有锅 、风箱 。一家一般 有两 口缸 ，一个装水 ， 一 个 泡菜 。还 有一个 泥缸 ，用来装 面。绝大 多数 社员家 里除一张小 炕桌外 ，没有 任何家 具 。少数条件好点儿 的人家有一个红漆柜子 ， 用来装衣物 。
俗 语说 ，破 家值万贯 。但 七股地 大队的 一 间屋子 ，连 门窗 、梁 与椽子 ，加上 灶具 、 水缸 ，满打满算 ，不值 ２００块 钱 ，可谓 家徒 四 壁 。
北京知青曲折个人简历
北京知青曲折个人简历我是一位北京知青，我的曲折个人简历充分彰显出我们这一代人所经历的不易。
1968年，我年仅18岁，是刚刚毕业的高中生。
在那样一个动荡的时代，我和我的同龄人一样，被派往了北京的某个农村，开始了我漫长的农村生活。
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很兴奋，希望能够在这里发掘更多的机会。
但很快，我就发现自己所面临的挑战是巨大的。
我生活的地方毫无什么生机可言，连最简单的面包都买不到。
生活的压力很大，但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磨练，我的心态也开始转变，我开始享受这种简单却深刻的生活。
在农村生活中，我学会了勤劳，善良，耐心和坚持。
那段时间对我的性格和思想都有着深刻的影响。
我认为这是一段珍贵的历程，让我学会了更多关于人性的东西。
不过，农村生活并不是我的终点。
1978年，我成为了计划经济往市场经济转型时期中的幸运儿。
那时候，我被一个英国公司招募，成为了中国的第一批商人之一。
它们是在中国开展业务的第一批外国公司之一。
我感到非常的荣幸，但我的幸运并没有维持太长时间，因为当我回国后，我发现自己再次陷入了一个难以想象的状况当中。
在那个时候，中国刚刚实现了改革开放，国内的竞争非常的激烈。
我意识到，如果我要在这场激烈的竞争中获得成功，我必须要比那些本地公司更加踏实的工作。
这时候，我的英语成为了我赖以生存的技能，我成为了一名翻译一直到今天。
在过去的40年中，我经历了许多人生中的曲折与挫折。
我曾经是一个学生，然后是一个农民，然后是一个商人，现在是一位翻译。
历程是辛酸的，却从没言弃。
我相信机会的出现并不只是给予我们成功，而是给予我们学会更坚强，更加自信的勇气。
所以，我会永远保持这种勇气，面对前方的挑战。
今天，我已经年过花甲，回过头来看，我的生活简历曲折而瑰丽，每一步都有它的意义。
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我依然能够找到希望。
现在，我终于可以体验到属于自己舒适的生活，并感到非常的自豪和满足。
我的个人简历是一段特殊的经历，它充分的彰显出了我们这一代人所经历的不易，但是我们必须继续迈步前行，勇敢的面对未来，那样才能够赢得一个更加灿烂的人生。
建国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与当代大学生村官政策之比较
建国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与当代大学生村官政策之比较摘要：1968年12月，毛主席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乡运动由此大规模展开。
1968年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大部分前往农村。
“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多达1600多万人，当时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
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
但这一轰轰烈烈的运动也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落下帷幕。
所以知识青年成了1950年到1970年这一时间段自愿到农村的青年学生的特殊称谓。
知青下乡运动与大学生村官的盛行同样是国家为知识分子回流到农村而做出的重要决策，所以文章将这两个具有不同时代但却有相同境遇的事件联系到一起，并通过其所表现的时代特征来阐述青年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意识。
关键词：知识青年大学生村官比较责任意识一、不同的历史背景面临相同的社会问题是二者得以相提并论的主要原因虽然二者面临不同的历史背景，但是它们发起的主要原因还都要从减轻城镇的就业压力开始说起。
（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表现了特定历史时期的就业状况首先，“三大改造”中对劳动力实行统包统配的就业政策造成了许多人消极等待就业的现象。
1950年至1955年，全国登记失业人数分别为36.6万、37万、24万、43.9万、11.9万、5.4万，但1956年猛增至102.5万[1]，这清晰地说明了就业政策的调整给城镇就业带来的影响。
其次，优先发展重工业的产业结构调整也限制了就业门路的多样化。
再次，公有制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据绝对支配地位使城镇青年就业门路越来越窄。
1956年底，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公有制的支配地位堵死了通过发展个体经济、小集体经济等多种经济成分来拓宽的就业渠道。
1952年城镇个体劳动者人数有883万人，到1978年减少到可以忽略不计的15万人[2]，就业压力已经到了政府无法缓解的地步。
（二）大学生村官体现了新时期国家优化社会资源，解决人才需求矛盾的情况近年来，我国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遇到前所未有的严峻形势，就业问题是当前大学毕业生面临的最大难题。
难以忘却的北大荒知青岁月
难以忘却的北大荒知青岁月文／金达仁“知识青年”是一个具有明显时代印记的名词。
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年支边下乡、接受再教育的千百万青春少年已变成两鬓斑白，然而，他们对当年那段艰苦坎坷的青春岁月仍记忆犹新；对那片广袤的土地怀有一份深深的感情。
——题记1968年-1974年的7年间，先后有佳木斯、温州、鹤岗、杭州、哈尔滨等城市知识青年约5600余人，来到黑龙江省莲江口农场支边下乡。
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在艰难困苦的劳动生活中，这些来自天南海北的知青历经磨难、奋发向上、奉献青春，成为当时莲江口农场开发建设的主力军。
莲江口农场创建于1956年9月24日，位于黑龙江省合江地区汤原县域内，当时隶属于黑龙江省公安厅劳改局合江劳改分局，对内称“黑龙江省第四十一劳动改造管教支队”。
如今的莲江口农场，已经改制为黑龙江省天裕集团莲江口农场有限责任公快去医院陪护，他说：“我这边正忙呢，你先去陪护，我忙完了再去医院陪护母亲。
”赵大荣是个大孝子，平时母亲有病住院都是亲自陪护，这次为了尖山村的富民产业建设，硬是把工程质量检查完后，才去医院看望母亲。
在赵大荣精心呵护下，工程高质量按期竣工。
在各项富民产业扶贫政策支持下，尖山村成立了民富源、鑫荣源、绿林生猪、裕聚4个农牧专业合作社。
4家合作社与贫困户签订带动协议106户，平均每户获得产业贷款1万元支持，带动村民转变传统种养方式。
民富源农牧专业合作社注册资金500万元，集日光温室蔬菜种植和养殖暖棚牛、羊、猪养殖为一体，目前羊存栏达8000只。
2019年初，刚成立不久的民富源负责人胡雄年来到村委会，向赵大荣诉说养殖饲草价格高、缺资金等困难，请求帮助联系购买质优价廉的饲草。
赵大荣当即与饲草资源丰富的黄羊河集团丰富联系，以低价定购优质甜糯玉米秸秆青贮饲草，为合作社解决了养殖饲草短缺的燃眉之急。
按照县乡工作部署，今年初，赵大荣协助对接15户贫困户将绿洲小城镇日光温室入股加入合作社，折合入股股金共计104.7万元，每户每年可分红3000元；动员33户贫困户将66万元产业扶持资金入股合作社，用于发展羊、鸡产业，每年每户可分红2000元，为贫困户拓宽了增收渠道。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兴起时间再考查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兴起时间再考查摘要：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旷日持久且影响深远的一件大事。
对这场运动的兴起时间，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应兴起于1950年代，另一种观点认为应兴起于1968年。
这场运动应兴起于1964年。
关键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兴起时间;考查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旷日持久的由政府组织的社会运动。
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不仅改变了一代青年的人生道路，而且还牵动亿万城镇居民和为数众多的农民的切身利益。
对于这场运动兴起的时间，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另一种观点认为兴起于1968年。
但笔者认为这场运动萌发于20世纪50年代，而兴起的时间应该是1964年。
运动，是指政治、文化、生产等各方面有组织、有目的而规模较大的群众性活动。
因此，一场运动的兴起必然具有三个显著的特征：第一，有组织、有目的；第二，规模较大；第三，广泛的群众性。
用这三个特征去考查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时间，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这场运动应兴起于1964年。
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不应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第一，从群众性来看，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指的是城市知识青年到边远地区，到农村进行生产、生活，而不是指农村知识青年回乡。
历年来，对知青上山下乡人数统计都没有把回乡的农村知识青年计算在内。
据统计，截至1958年9月，全国有200万没有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到农村参加生产[1]。
然而，这200万中小学毕业生绝大多数都是家住农村的知青，而城镇知青却很少。
因此，在这一时期，城镇知青受影响还非常小，有的地方甚至还没涉及城镇青年，不具有广泛的群众性。
第二，从规模上来看，在1964年以前，城镇知青下乡人数很少，还不能称之为一场运动，最多只能作为前奏。
据统计，截至1958年上半年，全国城镇中小学毕业生到农村安家落户的人数约只有1.5万余人[2]17-24。
随后是“大跃进”运动，过热的经济使大量劳动力流向城市，很多原来下乡的知青又回到城镇。
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谈不上是悲剧,只是具有悲剧之影地一场闹剧
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谈不上是悲剧，只是具有悲剧之影的一场闹剧知青兄弟姐妹们、朋友们：我是任毅，南京市第五中学六六届高三毕业生，1968年12月26日插队如今南京的江浦县，插队期间，编写了《我的家乡》歌曲，也就是后来传遍全国的“知青之歌”。
老三届是中国历史上特有的专用名词，若干年后的词典中，撰写这一名词解释时，是要有大学问的，这当中既要有浓重的感情色彩，也要有深沉的史录手笔。
因为历史造就了老三届，老三届也造就了历史。
在这二者之间，老三届付出了全部的青春，如今他们已鬓发如霜。
如今当岁月流逝，青春流逝，曾经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时代忘恩负义地从我们身边大踏步地过去，而变幻着另一幅笑脸，去追逐新的一代时，老三届的内心是悲凉和痛苦的。
感情和命运交织在一起，这当中怀旧的老歌和晚会，悲欢离合一杯酒的聚合，只是一种自我安慰和发泄，对于老三届来讲，是远远不够的。
老三届不需要同情，不需要恩赐，只需要一点点的关怀和理解。
因为他们知道这世界上没有永恒的一成不变的东西，一切困难也都是暂时的，这也就是老三届永远不向命运屈服的根本之源，也就是老三届精神所在，尽管这当中交织着血和泪，却是得天独厚的。
用一句话形容老三届：那就是有的人可能一生下来就老了，有的人老了，却还保持着青春。
我们老三届毕竟经过一次，活得悲壮，活得潇洒，活得痛苦，活得迷茫，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骄傲地向我们后代讲：“我们曾经是老三届”。
生命中有老三届这杯酒垫底，这世界上什么样的酒我们都可以对付。
为什么写“知青之歌”？1966年，当我刚刚从南京第五中学高中毕业，大家都忙于六月份的高考，可是5月份那场祸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一时间大家都茫然和不知所措，内心的青春热血和外来的政治刺激疯狂地涌入了我们的大脑，我们成了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天不怕、地不怕、人不怕的天之骄子。
我们争先恐后地挤进这灵魂的屠场，我们自觉地自我阉割，并努力地去阉割别人。
我们犯过错误，我们也被错误所害，我们过早地卷入政治，又被政治无情抛弃，这就是我们老三届最大的悲哀所在。
沧海沉浮：中国知青运动40周年
沧海沉浮：中国知青运动４０周年作者：来源：《领导文萃》2008年第11期1968年12月22日，这是一个具有标志意义的日子。
毛泽东发出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
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此后，轰轰烈烈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持续在上个世纪上演。
1700万青年上山下乡知青运动的雏形可以追溯到1955年。
而“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毛泽东对红卫兵运动态度的微妙转变，成为大规模知青运动的导火索。
1968年暑期，大学仍不招生，工厂仍不招工，66、67、68年3届初高中毕业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共400多万人呆在城里无事可做，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1969年是上山下乡最为波澜壮阔的一年，几乎每个城市、每所学校、每条街道、每个家庭都身不由己地被卷入了这股大潮。
知青大多被下放到边远省份，如黑龙江、内蒙古、新疆、云南。
中国总计有1700万左右青年上山下乡。
豪言壮语1968年三月，经过长途跋涉的北京知青背负重任风尘仆仆地来到地处中国、老挝、缅甸边境的云南西双版纳安家落户。
知识青年热情高涨，他们自己动手搭茅屋、睡竹床、点煤油灯、喝南瓜汤。
他们不仅不觉其苦，反而觉得很浪漫，很自豪。
一位女知青在日记中豪迈写道：“……苦不苦，想想红军二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一想到我们今天开荒地住草房是为了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劳动人民，我就感到热血沸腾，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另一位男同学在给家人的信中郑重地寄上一片干枯的树叶，他写道：“队长告诉我们，帝修反卡我们脖子，一两橡胶籽的价钱相当于一两黄金。
我们要为祖国争光，为毛主席争气。
我决心为种好反帝胶贡献我的全部热血和青春……”一个文艺宣传队员的感受我们公社成立了文艺宣传队，我加入到这支队伍中，开始了一种全新的知青生活。
这支队伍是来自四面八方的知青组合体。
我的难忘知青岁月(第一篇)
我的难忘知青岁月（第一篇）文/ 无然图/ 网络那段岁月有太多难忘的故事！序2018年，是我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50周年纪念，半个世纪；1978年，是我们在农村安家落户10年后，返城；1968年，我们响应毛主席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安家落户，去了农村；回顾往昔，我们无限感慨！在农村，我们从当年的单纯，幼稚，一步步走向成熟，切身感受和体会到了农民的勤劳，善良和朴实，对他们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对农村艰苦生活的经历和磨砺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的勇气，是我们一生成长的宝贵财富！01我们是1968年11月18日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可为的号召，到当年浑江市错草顶子公社错草顶子大队三小队安家落户的。
那一天，是1968年的第一场雪。
雪花飘飘，漫天飞舞。
我们乘坐加上高栏的，绿色敞篷解放牌卡车，坐在行李上，一户一车，还有两辆车是到公社所在地曲柳树大队的。
冒着大雪，早7.30分，从大栗子铁中出发，沿鸭绿江边公路上溯，途经临江，盘山过四道沟，六道沟，临江铜矿等公社和镇。
过了临江铜矿爬上山顶就到了目的地。
卡车行驶了六个多小时，中饭是在车上吃了一个糖饼，走时学校给带的。
下车时已是下午了，雪儿已停了，看着脚下半尺多深的雪，望着不远处坡上的人家和附近的树林，我们的心空空的，难道命运就要将我们抛在这里吗？给我们户新打的炕还没烧干，我们十人分住两家，暂时借住离户两里外的二队。
这时一群小孩围过来看，我说你们家有没有土豆？回家拿土豆我给你糖饼，咱们换，还给你毛主席像章。
一会儿，一个7.8岁的小孩咧咧趄趄，连拖带拽拎来了半土蓝子土豆。
来时在车上吃了一个糖饼，剩下的两个全给了他，还把下乡时学校发的毛主席两个大像章也给了他。
小孩乐的高兴坏了，拖起土蓝就往家跑…我们把土豆在锅里洗了后，锅里舀些水，土豆全放锅里。
看外屋地上有很大一块松明板，还有斧子，劈开后，放到锅灶里用火柴一点呼呼着。
李胜洪-年龄最小的知青
李胜洪:年龄最小的知青引言1949～2009时代骄子回望60年中国奋斗历程，会产生一种波澜壮阔的历史感。
60年中一代又一代人出生、成长，一代又一代人衰老、死亡。
无论有怎样的困难与磨难，这个国家奔向文明富裕的脚步永不会停滞。
如今，我们回望这段历史，回望历史中的他们（她们），不是为了要汗青留名，而是从过去的汗水和艰辛中，去寻找前进的动力，去除通向未来之路上的藩篱。
值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之际，《中华儿女•青联刊》从2009年第一期开始，隆重推出系列人物报道专栏“1949―2009时代骄子”。
本期人物：李胜洪郭凤莲代表时代：1960年代时代青年：在激情燃烧的1960年代，成千上万的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他们欢呼游行，甚至咬破手指写血书，誓要“到广阔天地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
中国劳动妇女的时代形象是那些“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的铁姑娘。
她们梳双辫、留短发，身着蓝色工装，神态活泼开朗，“一副肩膀两只手，一根扁担两条腿”，在生产劳动中“誓叫大地换新颜”。
2008年12月，时值“上山下乡”40周年，本刊刊发了专题文章《有一代青年叫知青》。
时隔不久，李胜洪打来电话。
“看了文章之后我仿佛又回到了40年前，不过文章里‘最小的老三届16岁’的说法不准确，1968年我也下乡插队了，那一年我只有13岁。
我应该是中国年龄最小的知青……”1955年12月，毛主席在河南郏县一份合作化材料上批示：“组织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社工作，值得特别注意……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从那时开始，成千上万的城市知识青年开始上山下乡，他们欢呼游行，甚至咬破手指写血书，誓要“到广阔天地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
至1966年底，全国“上山下乡”的城镇知识青年达100余万人。
1968年，13的李胜洪成了当时最年轻的知青。
他带着本《毛主席语录》，赶赴“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
童年：抄写大字报的红人2009年元月，55岁的中国书法院常务副院长李胜洪做了中国书法界开天辟地的一件事――发布中国书法年度报告。
1965—1968年,杭州知青1011人分三批来到宁夏,黄河边上把根扎
1965—1968年，杭州知青1011人分三批来到宁夏，黄河边上把根扎贺兰山下无悔青春撰文｜从慧1995年11月出版的《永宁县志》中这样写着：“1965年9月15日，浙江省杭州市知识青年634人来到永宁县插队落户，分到杨和、胜利、增岗、李俊公社和水宁县农场(东升)安置。
”这短短的四五十个字，蕴涵着一代知青十多年不平凡的人生经历。
据有关资料显示：1965年、1960年、1968年，浙江杭州知识青年分三批共1011人到宁夏支接当地建设，其中914人在永宁县的4个公社和一个农场下乡插队。
如今50年过去了，当年的那段历史几乎没有多少文字的记载，当年那些生龙活虎的一代少年娃，把他们的青春、热情和理想都奉献给这片土地，他们与永宁当地的乡亲结下了似海深的亲情。
村村都有知青点秋老虎的威力不大，乡村一眼望不到边的稻田和玉米地被炙烤着，越发显得油绿油绿。
一进杨和镇南全村（原北全村）村口，就看见村支书带着几个干部在清扫小路边上的麦秆，几位老者正等在村部会议室里，他们是当年的队长王学仁、会计杨生福、保管员沈万明和给知青做过饭的张梅芳老人。
四位老人坐在一起，一边津津乐道地聊过去的事儿，一边问村干部要来返乡知青的名单，一页页地翻着找他们认识的知青。
王学仁队长说：“等他们回来了，都别说俺们的名字，坐在一块让他们认一认。
”大家一致同意：“好！就这么办。
”沈万明老人是当年村里的保管员，他回忆说：“1965年上半年时，县里、村里都下了通知，说要派知青来，听说有杭州知青来，大家伙可高兴了，早早就开始准备。
当时，是我带着村民给知青盖房子的，我们盖了6间房，现在那些房子都不在了。
到了秋天，他们就来了。
”北全村一共分来了9个知青，6女3男。
几位老人虽然年岁大了，耳朵背了，可知青的名字却都能一个不落地说出来，模样也记得消消楚楚。
永宁所有被接收的知青，都住在老乡家。
老乡还给知青打了热炕，可这些南方娃处睡不惯炕，后来都扒掉换成床了。
这些娃娃可吃苦了张梅芳老人今年70岁了，当时她给知青做饭时也就30多岁。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时渭源成立机构始末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时渭源成立机构始末王志红赵平1968年5月，为了动员安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毛泽东主席发表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提示。
引起了全国上下的积级响应，并掀起了轰轰烈烈下乡运动。
1969年4月10日甘肃省革命委员会也下发了（1969）33号文件，文件要求对上山下乡安置时间，安置方式，经费标准、开支、口粮解决等问题进行了具体规定。
1969年1月3日，渭源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立即贯彻、落实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最高指示的通知)，要求各公社、机关单位、学校和大队、生产队都要成立领导小组，并指定专人立即着手进行工作做好城镇居民和知识青年的下放工作。
1969年10月渭源县成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1976年改名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办公室。
1973年为了加强对知识青年的领导和管理工作，并以渭党发（1973）30号文件发文下发成立“渭源县革命委员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通知”文件通知说:“为了加强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领导，县委决定成立渭源县革命委员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领导下组，并设立办公室，领导小组由魏其虎、李信仓。
李玉春、闫德孝、高义、雒玉麟、杨映林、张梅桂、王正南、李福荣、牛学礼十一同志组成。
魏其虎同志任组长，高义、李信仓为副组长。
李福荣为办公室主任，配备专职干部一名。
各公社也要相应指定专人负责这项工作。
”办工室机构任职表：主任;李福荣（1973年10月——1975年1月）姚万元(1975年1月——1976年10月) 副主任:张印安（1975年1月——1976年10月）（改名后的机构任职1980年撤销至）主任：姚万仓(1976年10月——1978年2月)蒋金元（1979年2月——1980年7月）副主任;张印安（1976年10月——1979年2月）渭源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实际上是从1968年就开展了。
1969年成立渭源县成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时，当年就成立了两个知青点：一个是庆坪公社清泉大队知青点，安置的主要是北京、白银等外地知青，另一个是五竹公社的白家沟知青点；安置的是兰州、白银及渭源的知青。
[转载]纪念话题：五十年后,不要再折腾
![[转载]纪念话题：五十年后,不要再折腾](https://img.taocdn.com/s3/m/0889c41176c66137ee06199d.png)
[转载]纪念话题：五十年后，不要再折腾原文地址：纪念话题：五十年后，不要再折腾作者：余yujie杰余杰1968年12月21日，毛泽东发表了一个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自那个时间段开始，一场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
这个发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并且被誉为“新生事物”的运动中，有1600多万城市的学生被冠以“知青”符号，到了全国的农村边疆。
从1968年到2018年，五十年过去了。
曾经的知青们用脚投票，否定了这场运动，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大规模地回城。
历时十年的文革期间的上山下乡走向了终点。
那些在1966年前上山下乡的知青们，如上海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则没有那么幸运。
许多遗留问题至今还在困扰着各级政府，在烦恼着当事的知青本身。
最近，在这些人到老年的知青们中间再次热闹起来。
打着各种知青旗号的组织，纷纷亮出了自己的节目单：纪念上山下乡五十周年。
实际上，从严格意义上讲，只能说是文革期间的上山下乡有五十年了。
一个问题来了：值得纪念吗？值得如此招摇过市大张旗鼓吗？2016年的时候，人们试图不忘五十年前发生的那场大浩劫。
特别是到了5月16日的时候，人们记起了五十年前的一个《通知》，那是大浩劫发生的标志性日子。
结果呢，公开的媒体上鸦雀无声。
只是在《人民日报》上刊发了一篇不起眼的短文，强调一下那场浩劫早已有了定论，现在需要向前看了，云云。
不了了之。
如此大事况且如此，你一个知青上山下乡值得大动干戈来纪念一番吗？说穿了无非是自我安慰、自我表演、自得其乐而已。
前不久看到署名李寅德先生的一篇文章《上山下乡五十年纪念有感》。
我非常赞同李先生在文中的观点。
开门见山，李先生指出：“首先问题是记念什么？不能瞎纪念。
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文化大革命不是逆时代进步而动，不是极端错误的；我们没有理由认为由于文化大革命而引起的上山下乡是正确的。
因此在这纪念中，我们决不应该去赞颂文革和上山下乡。
”这段话是全文的纲。
难忘的知青情结
难忘的知青情结（10）岁月回响――知青那些事――王慧颖(原嫩江农场八分场齐齐哈尔女知青)1968年10月25日，火车载着我和我的同学们到了嫩江县车站，下了火车迎接我们的是半尺厚的白雪和呼啸的寒风。
负责接送我们知青的数辆卡车已经等在车站。
我们200多下乡的同学蜂拥挤上10多辆卡车，敞篷卡车行驶在凹凸不平的土路上行驶了4个多小时的凹凸不平的土路，才驶进了可见数排土房的嫩江农场八分场。
我们被安顿在一个大院里，入院的门旁有座高高的瞭望塔，院内有4座土房，这就是我们的住处。
百米长的土房内没有间隔，仅有从头至尾的对面大炕，炕下面是一条长长的用来取暖烧炕的火笼，一铺炕上睡了90多人，加上对面炕，我们这栋土屋里住了180多名女知青。
我安顿好行李，天已经晚了，屋里暗下来，亮了灯。
我呆呆的望着屋内的一切，抬头墙上的标语已经泛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转头的后墙上“认真改造、重新做人”，这里原来是劳改农场囚犯刑满就业的“二劳改”的宿舍，这大炕也是为了便于管教犯人设计的。
夜深了，我难以入眠，望着窗外的月亮，听着一百多人睡了的和没睡的人发出的各种声音，有人在低泣，有的在梦中私语，还有人在梦中哭喊着爸爸妈妈。
是啊，都是刚离开妈妈的孩子，小的仅有16岁，最大的不过22岁，那年我才17岁啊。
第二天，在知青第一次大会上，指导员给我们讲话，他是一位略弯腰，穿着黑色棉袄的老人，他第一句话就是：妇女同志们，底下的同学笑出了声，我的心里颤抖了一下，是啊“妇女同志”再听不到“同学们”了，从现在起我和同学们已经正式成了嫩江农场八分场的一名农工了。
我一夜之间长大了许多，我将如何面对以后的日子，如何开始“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生活历程？记得一九六九年的秋天，几乎没有看到太阳露面，天像漏了一样，缠绵的雨时大时小，一连下了7、8天，地里的小麦全部泡在了水里，机械下不了地，上级要求知青全力用人工收麦，在全国备战备荒的形势下，一定把小麦抢收回来。
建国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与当代大学生村官政策之比较
建国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与当代大学生村官政策之比较作者：谢娟来源：《神州·上旬刊》2013年第01期摘要：1968年12月，毛主席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乡运动由此大规模展开。
1968年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大部分前往农村。
“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多达1600多万人，当时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
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
但这一轰轰烈烈的运动也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落下帷幕。
所以知识青年成了1950年到1970年这一时间段自愿到农村的青年学生的特殊称谓。
知青下乡运动与大学生村官的盛行同样是国家为知识分子回流到农村而做出的重要决策，所以文章将这两个具有不同时代但却有相同境遇的事件联系到一起，并通过其所表现的时代特征来阐述青年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意识。
关键词：知识青年大学生村官比较责任意识一、不同的历史背景面临相同的社会问题是二者得以相提并论的主要原因虽然二者面临不同的历史背景，但是它们发起的主要原因还都要从减轻城镇的就业压力开始说起。
（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表现了特定历史时期的就业状况首先，“三大改造”中对劳动力实行统包统配的就业政策造成了许多人消极等待就业的现象。
1950年至1955年，全国登记失业人数分别为36.6万、37万、24万、43.9万、11.9万、5.4万，但1956年猛增至102.5万[1]，这清晰地说明了就业政策的调整给城镇就业带来的影响。
其次，优先发展重工业的产业结构调整也限制了就业门路的多样化。
再次，公有制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据绝对支配地位使城镇青年就业门路越来越窄。
1956年底，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公有制的支配地位堵死了通过发展个体经济、小集体经济等多种经济成分来拓宽的就业渠道。
1952年城镇个体劳动者人数有883万人，到1978年减少到可以忽略不计的15万人[2]，就业压力已经到了政府无法缓解的地步。
关于知识青年返城运动
♨“我们花了300亿，买了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 民也不满意。”——邓小平
♨ 历史，对于旁观者是一段故事，对于亲历者，却 是切身的喜悦和感伤 ——《舌尖上的中国》
谢谢
二、大年纪
♨1968年12月，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 要”这一指示的发表，标志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已发展为一场席卷中国大地的大 运动。 ♨1978年云南知青的集体抗争事件拉开了全国知青大返城的序幕。 ♨1978年的年底西双版纳橄榄坝农场七分场的上海女知青徐玲先之死，成为这 场大风暴的导火索。 ♨ 1978年12月14日，罢工知青向州委正式提出北上请愿的要求，并在未获同 意的情况下，强行组队北上。冲突再次迅速升级，又一轮斗争开始了。
《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南知青为例
一、知识青年简介
知识青年，简称知青，广义泛指有知识的青年，一般指受过高等教育的 年轻人。特定历史时期的称谓，指从1950年代开始一直到1970年代末 期为止自愿或被迫从城市下放到农村做农民的年轻人，这些人中大多数 人实际上只获得初中或高中教育。 从50年代到70年代末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的总数的估计在约1200万至 1800万之间。
♨1978年12月28日下午，知青北上请愿团近百名代表，打着旗帜，义无反顾地 踏上铁路路轨，在昆明火车站以东两公里处一个叫做羊方凹的地方集体卧轨示威 ，致使当日应由昆明开出的数十对客运和货运列车受阻;昆明连接京沪、京广、 陇海干线的铁路大动脉中断。 ♨1979年1月23日晚上7点整，通电的最后时限已到，中央调查组依然杳无踪影 。当晚9时，首批参加绝食的男女知青，共计311人，在场部露天会场集合，经 过庄严宣誓后，一一进入绝食现场。 ♨1979年2月上旬，云南召集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昆明等市有关领导商讨 如何落实国务院“六条”的精神。此消息很快在云南垦区各农场传播开了，知青 们闻风而动。很快，知青返城大风暴就从云南蔓延到了全国。上山下乡运动，就 此宣告终结。
1968年，女知青下乡住我家
1968年，⼥知青下乡住我家 作者：巢书林 来源：乐亭⽂化研究会《读乐亭》杂志 题图来⾃⽹络，仅为配图，和本⽂⽆关 1968年9⽉11⽇，⾼粱红了，⽟⽶上场的时候，⼀辆⼤马车拉着全县第⼀批知识青年下乡来到我们村（汀流河丰庄）安家落户。
这次下乡的有5位知青，他们都是乐亭⼀中的学⽣，城市户⼝，吃商品粮。
⽂⾰开始的时候，有⼆⼈读⾼三，三⼈正在上⾼⼆。
如今响应号召，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去。
据带队的领导介绍，这⼀批下乡知青共去了两个地⽅，⼀组去了赵滩，⼀组来到丰庄。
因为当时这两个村在县是学⼤寨的先进单位，来到丰庄的这⼆男三⼥，男的姓刘、姓赵，⼥的分别姓杨、薛、尹。
他们被安排到七队和⼋队，我家属⼋队，安排了三名⼥知青住在我家。
因为我叔叔是部队⼲部，⼀家在外，家有三间闲房，地⽅宽敞⼜肃静。
知青进驻后有现成的锅灶，⾃⼰做饭没有⼲扰。
晚上，⼤队开了全村群众参加的欢迎晚会，⼤队书记、知青代表分别作了表态发⾔。
知青代表⼩尹慷慨陈词：决⼼扎根农村⼲⾰命，踩⼀脚⽜屎，滚⼀⾝泥巴，炼⼀颗红⼼。
最后⼤队⽂艺宣传队还演出了⽂艺节⽬。
我妈妈是⼀个热⼼肠的⼈，知青来的第⼀天就和孩⼦们建⽴了感情，当她们把⾏李放到屋⾥的时候，她⼀眼就看出了她们的家境，说：“这三个孩⼦只有⼀个⾏李像点样，有⼈惦着，另外两个差⼀些。
就和队长说：“你给他们整点好粮⾷和整装点的柴⽲，将⼼⽐⼼，咱们也有孩⼦，他们撇家失业地到咱们跟前来不容易。
”⼤队书记把妈叫到⼀边说：“婶⼦，你要多操⼼照顾她们，就当多了仨闺⼥，她们在城⾥惯了，在咱们这⼉不习惯，晚上给准备个便盆啥的，省得她们解个⼿啥的往外跑。
”妈妈说：“这些事⼉等你说就晚⼋春了，你看看我准备得满意不？”书记⼀阵哈哈⼤笑，说：“姜还是⽼的辣！” 在那个年代，知青们都是20岁左右的热⾎青年，对⽣活充满激情和幻想，但是把“到⼤风⼤浪中去游泳”的⼝号变成现实的时候，就不那么容易了，⽤他们的话说，下乡需要过三关：第⼀关是⽣活关。
“病转”知青的艰难返城路
“病转”知青的艰难返城路上世纪60年代末，一场史无前例的上山下乡运动几乎波及到上海的每个家庭。
到70年代初，有100多万上海知青告别城市和亲人，奔赴遥远的农村或农场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一代人的命运骤然被改变。
但十年不到，历史的走向突然出现了拐点，几十万知青通过顶替、病退等各种办法像潮水般返回上海。
回城后的知青把上山下乡的艰难经历变成了打拼的动力，通过各自不懈努力和勤奋学习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并在各行各业中脱颖而出。
1968年12月2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指示，这也是向全国的城市青年下达了上山下乡的动员令。
上海的父母亲在听到广播的同时，也知道了自己儿女命运的走向。
那时上海火车站和客运码头是这场运动的起点，汽笛一响，那里便成了哭声的海洋。
上海知青梁陈勇当年走的时候只有16岁，他记得自己去火车站的路上还很坚强，但当火车要开时摒不牢了，“哇”地一声大哭了起来。
上海知青励亚力去江西时身高还不到1.5米，他父亲送他哥哥、姐姐时没有流泪，送他时却泪流满面。
泪别“小芳”回城去上世纪90年代最吸引观众的电视剧《孽债》，讲述了云南农场的知青们大返城的故事，电视中大批农场知青争先恐后地去敲农场公章、开返城证明的镜头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于那些大返城的知青更是难忘的经历。
这是城市的诱惑，是上海的召唤。
“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长得好看又善良，一双美丽的大眼睛，辫子粗又长。
”这首当年盛行的歌曲，其实就是大返城之歌。
按照当年的返城政策，知青如果在农村结婚就不能回城。
于是一些与农村“小芳”热恋的知青，为了返城而不得不含泪告别“小芳”，不得不把那段美好的乡村爱情埋葬在彼此的心中。
有一段拍摄于1998年的纪录片《寻梦当年》，片中知青刘家奇曾在江西那片红土地上有过一段美好的爱情故事。
他的“小芳”叫田螺，是一位勤劳、朴实、善解人意的乡村姑娘。
在知青返城的大潮中，田螺姑娘知道已留不住城里小伙子的心了，临走前她帮他收拾好行李，他在她家吃了最后一顿饭。
不堪回首的女知青血泪
不堪回首的女知青血泪文章来源：《凤凰博报》信力建我在《知青运动是历史的反动》一文中指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一个“已经被历史和实践否定了的运动”。
其实，否定它的不仅有历史和实践，更有知青——尤其是女知青——的血泪。
1968 年12月21日，在“文化大革命”的背景下，毛泽东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紧接着“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口号声响彻中华大地。
全国二千万正值应该继续读书的适龄青年，带着淳朴的政治理想和激情与希望，豪情满怀地惜别家人、告别城市，大规模地迁徙到农村这片“广阔天地”干革命。
从那时起，轰轰烈烈的火车，汽车从北京、天津、上海、哈尔滨、杭州、温州等地运载着红卫兵和学生一次次驶向北大荒、内蒙古、云南、海南岛……开始了接受比他们知识更匮乏的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窘迫、艰难、困苦的生活。
不能否认，，当年的知识青年的这种生活、这种豪情、这种信念，是那个年代的狂热，那个年代的虔诚，是发自内心的，是无愧的。
不是么？刚刚走出学校的小青年也不过只有适龄十七八岁，在那种严酷的生存环境里，用稚嫩的身躯、脆弱的生命，抗衡着千古荒原那巨大的自然力量，那难以想象的艰苦、困难的生活是多么的煎熬。
对知识青年来说；如果打娘肚子里出来就生活在穷乡僻壤的农村、边疆，没见过外面的世界，到也罢了。
苦就苦在投胎在大城市，生活在贫瘠的农村，而且要插队一辈子，自己的青春和人生将意味着被这片黑泥土慢慢消损、吞噬。
但是，最令知识青年心悸的，恐怕还不是生活条件的艰苦，体力劳动的繁重，而是人生安全没有保障。
仅就吉林的九台一个县，1973年前的调查就发现迫害知识青年案件73起。
其中，强奸、奸污下乡女知青案件63起，占86%。
受害人83人。
其中，自杀1人，自杀未遂3 人，怀孕打胎5人，生孩子6人，身心遭受摧残严重疾病的12人。
1968年至1973年初，湖北省天门县先后安置下乡知青1.3万余人，共发生奸污、迫害女知青案件203起。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1968年2000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文章引述了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随即在全国开展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活动。
此后到1978年，有近2000万知青上山下乡，接受“很有必要”的“贫下中农再教育”去了。
但上山下乡并非始自“文化大革命”，它从50年代便被倡导，至60年代而展开。
对当时的知青来说，他们到农村去，是为了消灭“三大差别”，带有积极的理想主义色彩，邢燕子、侯隽、董加耕等一大批优秀青年，便是他们的典型代表。
因此，广义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从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前后经历25年，知青总数达2000万人左右。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特殊的历史为一代青年提供的一条特殊的道路。
在这条道路上，有宝贵青春的荒废。
有美好理想的破灭，有生活信心的动摇，更有一代知青的奋斗业绩。
在国家最艰难的岁月，是他们同当地人民一起。
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支撑着共和国大厦。
较之后来的青年，他们更多一些对人生艰辛的领悟，更多具有吃苦耐劳的品格。
“知青”二字已不是单纯字面上的含义，而是那段特殊经历赋予他们的一种“资格”。
千万知青上山下乡始末
从１９５５年开始，就业压力就开始变得很大。
１９５５年提出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提出要开荒３８６８万亩，要完成这个任务，除了农民和一些国营农场外，必须另外组织力量去完成。
这个任务交给共
青团中央，团中央就组建青年自愿垦荒队。
当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亲自抓的这件事，但这个路子后来也不通。
毛泽东发出第一次号召
１９５５年１２月，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一篇文章的按语里说：“农村是个广阔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发出上山下乡运动的号召，他讲这句话是从农村需要来讲，不是从解决城市就业的角度谈的，农村社会主义高潮到来时，农村建立合作社，缺乏保管、会计、出纳等人才。
毛泽东的号召成为多年来上山下乡的指导思想。
紧接着１９５６年搞农业发展纲要，纲要正式通过时就第一次正式提出了“上山下乡”这个词。
那个时候，城市就业问题等内部矛盾也很多，如毕业生出路问题等。
出台纲领性文件
１９６４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城镇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这是上山下乡运动一个纲领性文件。
１９６５年中央办公厅发布了通知，说不再修改了，就依此发布。
从此，上山下乡被列入党和国家重要的日常工作范围。
那时工作有组织，每年都有计划、安排，都有物质、经费的保障，组织比较严密，强调自愿原则。
“文革”前５年有计划上山下乡共下
去了１２９万。
平均每年２６万，规模比较小，安置比较稳妥，社会影响并不像“文革”期间那样大，指导思想非常明确，就是动员城市青年扎根农村，安家落户，指导思想、措施、步骤都是很稳妥的。
所以“文革”结束后，有人说上山下乡是“文革”的产物，这显然是不对的。
因为它源于５０年代，６０年代开始在全国有计划地开展，这一段上山下乡和文革中的上山下乡显然不同。
毛泽东的第二次号召
决定千百万知识青年命运的，是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２２日发表的毛泽东的指示。
这一天，《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按语转引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
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这是毛泽东的第二次号召。
此后，全国知青上山下乡的高潮出现。
这里有个背景：１９６８年１１月，那时１９６８届毕业生快毕业了，加上１９６６年、１９６７年的许多未安排的毕业生，怎么安排，当时中央就此作了个通知。
其中提到了四个“面向”：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
那时出现这种情况涉及到对教育的“两个估计”，说１７年的教育受资产阶级影响，大学受的教育都是修正主义，因此，修正主义的受教育者必须到农村去改造，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上山下乡的初衷被扭曲
这样就扭曲了上山下乡的初衷，同样是上山下乡，出发点大不一样。
规模上１９６９年２６０万，是最多的一年，是个高潮。
１９６６、１９６７、１９６８三届毕业生一起下乡，２６０万人，根本没有准备。
就是有准备，２６０万城市青年到农村也是个了不起的事情。
而相当多的人是被这股政治潮流卷下去的，不下不行，下去光荣。
革命嘛，接受再教育。
后来老这样下去也不行啊，城市工厂也要人，也要招工。
我们当时做这一工作也很矛盾，接受再教育如果从教育出发，有无毕业年限呢？教育完怎么办呢？不能接受贫下中农一辈子再教育吧！“多长时间”谁也回答不了。
紧接着出现城市要人，从农村招工，就动员原来下乡的青年回城，又出现了招工与回城的矛盾，很不好做。
所以我们的心情很矛盾。
扎根还是拔根
后来又有一个波折，就是在１９７６年，这时上山下乡运动中的矛盾增多、复杂化了。
１９７６年２月１２日，毛主席有个批示，背景是有陕西的两个青年给吴桂贤写信－－吴桂贤曾是陕西国棉二厂的工人，当时是副总理－－反映下乡知青被招工招回来对下乡知青队伍是不稳定因素，他们反对招工。
吴桂贤把信给毛主席，又写了封信，把招工比成拆台。
毛泽东在２月１２日给政治局批示：“知识青年问
题适宜专题研究，先做准备，然后再一次给予解决。
”但这个批示并未对吴桂贤的信表态。
当时条件下，他的话好像认同吴桂贤的话，但又未讲出来，更多的理解应是稳定下乡知青。
于是，在农村就出现了扎根与拔根问题的斗争。
当时提升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来讨论，所以知青工作更复杂化了，究竟城市招不招工呢？
调整和结束上山下乡
如果把历时２０多年的上山下乡运动分为三个阶段，那么从１９５５年至１９６１年可以认为是探索阶段，目的是解决城镇就业问题，发展农业生产。
这一阶段的探索进入１９６２年后，国家有组织地统一实施这一政策，为第二阶段，至１９６５年结束。
在全世界产生巨大影响的上山下乡运动，是第三个阶段。
“文革”１０年，全国城镇知青下乡人数达１４００万人。
上山下乡运动问题越来越多。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粉粹“四人帮”，党和国家又出现徘徊不前的局面，使知青问题依然无法解决。
１９７７年８月，中共十一大宣布“文革”正式结束。
１９７８年３月，邓小平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指出：要研究如何使城镇吸纳更多劳动力的问题。
现在搞上山下乡，这种办法不是长期办法，农民不欢迎……城市人下去实际上形成同农民抢饭吃的局面。
我们的第一步应做到城市青年不下乡，然后再解决从农村吸收人的问题。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０日，历时４１天的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
会议结束。
《会议纪要》和《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被中央批转。
这次会议及其形成的文件成为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转折。
会议提出：还要坚持上山下乡，是为了条件成熟时不再上山下乡；要逐步缩小范围、有条件安置的城市不再动员下乡；尚需动员下乡的不再插队，要因地制宜举办知青场、队，国家给以优惠政策；已在农村插队的知青，要逐步给予解决，其中老知青要限期解决；城镇要积极开辟新领域、新行业，扩大就业门路。
到１９７９年，全国仅有２４．７万人上山下乡，进入１９８０年，已有１０省市停止上山下乡，进入１９８１年，工作重心已转向安排历史遗留的９６万插队知青了。
１９８１年底，国务院知青办并入国家劳动总局，各省、市、自治区也仿照办理。
至此，历时２０余年的上山下乡运动宣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