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幼垣：读中国近代海军史札记之一沈葆桢照片真伪考

马幼垣：读中国近代海军史札记之一——沈葆桢照片真伪考

《九州学林》2008夏季刊

福州船政局是中国近代海军的发源地。左宗棠（1812－1885）的发轫、法人日意格（Prosper Marie Giquel，1835－1886）的经理固然十分重要，倘无沈葆桢（1820－1879）的筹策和营运，福州船政是很难创出一番成绩的。其后沈葆桢在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任内仍留意海防事宜，合而观之，就是一份完整的筹海个人记录。在清季洋务运动的总成绩单上，这是不可多得的佳例。

述其事，念其人，若沈葆桢有照片存世当可使读者倍增亲切。最近二十余年，大陆上的有关刊物不时刊登同一张指像主为沈葆桢的照片（可上溯出两个同源而稍异的版本，即下文排列出来的“甲照” 和“己照”）。例子包括（编号以便随后置评）

1．福建省博物馆《福建文博》编辑部，《中法战争闽台战场专辑》（此为《福建文博》，1985年1期），页12。

2．林庆元，《福建船政局史稿》（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书首插图页2。3．沈传经，《福州船政局》（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书首插图（无页码）。

4．姜鸣，《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日志（1860～1911）》（北京：三联书店，1994），页21。

5．海军司令部《近代中国海军》编辑部，《近代中国海军》（北京：海潮出版社，1994），书首插图（无页码）。

6．《福建船政学校校志(1866——1996)》（厦门：鹭江出版社，1996），书首插图（无页码）。

7．林庆元，《福建船政局史稿》，修订本（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页42。

8．陈贞寿，《图说中国海军史，古代～1955》（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上册，页171、199（两张的像主截然不同，分明是两个人）。

9．陈悦，《北洋海军舰船志》（北京：现代舰船杂志社，2006），页9。

10．陈悦，“缔造艰难——福建船政的诞生”，《现代舰船》，313期（2007年12月），页45。

这张照片见于大陆以外的刊物者，同样不难举例：

11．在久（笔名），“沈葆桢——台湾建设的先驱”，《台湾(画刊)》，1978年4月号，页18。

12．陈远建，《台湾三百年》（台北：户外生活杂志社，1981），页52。

13．戚嘉林，《台湾史》，修本（台北：自印本，1998），册2，页835。

14．钱钢，《大清海军与李鸿章》（香港：中华书局，2004），页12。此书在封面声明这是“一九八九年版《海葬》修订本”。《海葬》版本很多，港、台版都有。这部修订本添了很多仅较邮票稍大，印得乌漆漆的插图（大概是防人复制吧，但谁会复制印得如此细小复粗劣的插图！）按钱钢的背景和他的资料来源，此书虽在香港出版也未必能算是大陆以外的刊物。

15．林呈蓉，《牡丹社事件的真相》（台北：博扬文化事业公司，2006），页113、123（两张的像主截然不同，分明是两个人）。

见于那十多处声称像主为沈葆桢的照片，由于来源、处理手法复制技术、用纸等因之别，印出来的成品遂素质极度参差，有涂改致令像主面貌变异者（1，3，8[见于页199者]），有印得模糊不清者（4，5，7），有不同程度删削者（4，5，6，7，9，10，11），更有同一作者却后出转劣者（见于《福建船政局史稿》修订本之7竟较收入该书初版之2印得劣多了，且有删削)。既有此乱局，即使能自近年大陆和台湾的刊物再多找到些例子，甚至可上溯至五十年代出版者，也无法确指谁最先定这张照片的像主为沈葆桢。所以如此，因为

引用者绝大多数只是随手袭用，复制又复制，史源不便交代，也交代不出来。上述诸例仅两处略作说明。沈传经（1926一）说他用的“沈葆桢”照片得自福建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戴学稷。这是鸣谢，解释不了史源。《福建文博》的专号说那张“沈葆桢”照片“采自《台湾》杂志”，但出版地、卷期、年月均无说明，同样教人失望（我查过二十年代东京出版的《台湾》月刊，性质根本不合，也查过七八十年代台北出刊的《台湾（画刊）》，只找到上列为11的一张删剩头部和胸部的“沈葆桢”照片，即仅得《福建文博》所用的全身照的一部分，故并非《福建文博》所据者）。

要确定见于上述（以及类似的）例子的那个像主是否沈葆桢，除追源溯始外另无别法。

在中国大陆上治海军史，陈悦（1978－）是新一代的表表者，资料掌握的丰富已难有出其右者，更重要的是治学不固执，勇于修正。2008年5月我有香港行。陈悦来函，谓2007年某家拍卖行在香港拟售1876年8月出版之The Far East杂志，内有那张常被用作沈葆桢真像的照片，图下以中英文注称此人为徐润芝参将。提供照片给他的朋友没有抄录册中必有的解释文字。

陈悦和其别的有兴趣海军史的朋友谈及此事，有人建议照片中的像主是招商局的徐润（1838－1911），因他以润之和雨之为字号。我不以为有次可能。徐润未尝为参将，指他为参将在其自订年谱内是找不到证据的。此其一。到了1876年8月，徐润已经在轮船招商局当了好几年会办。The Far East怎会弃这个威皇得多，且能切实反映徐润权势与职责的头衔，而采难以证实（即使确有其事），又平凡得很的参将衔？此其二。

我虽答应陈悦去找这期杂志的原物，但真的谈不上有信心。从书名去看，这当是为满足西方人对东方的好奇而出版的杂志。这类刊物一下子便成了明日黄花。一百三十多年后的今日往何处去找？况且孤零零一册也值得公开拍卖亦足见其今日的时价了。我当时的估计是，或者得托舍弟泰来在藏书够丰富的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碰碰运气。回来后，第一件事便是查看夏威夷大学有无这套杂志。竟不得了，按电脑所示馆藏得很齐，却正巧缺了1876年。次日往馆检出原物，喜见整套无缺。刊于August 1876者是New Series 1：2。那张众恒以为像主是沈葆桢的照片（“甲照”）在p.38的相对页（照片页都没有页码）。

甲照

照片下注谓“Hsü-jun-chih Tsang-chiang－A Chinese colonel of Infantry 徐潤芝參將”。这与该册目录页之记此照片为“Chinese Military Officer”是相配的。同样题作“Chinese Military Officer”的照片附释迟至p.47才出现。这条附释虽不算短，讲的却以中国陆军当时的状态为主，与像主有关的只是开首的几句：“The portrait opposed to page 38 is that of Hü（误，应作Hsü）Jun-chih,a colonel of infantry in the Chinese army.He is now stationed in the neighbourhood of Peking,and has a fair reputation for bravery.The badge upon his breast and the rosary round his neck denote his rank in the army”。这几句浅近英文不用耗神和浪费资源去翻译，点出像主是官阶为参将的陆军军官徐润芝就够了。至于徐润芝的生平事迹，除非遇到天赐良机，不必费劲去寻觅了。参将这类中级军官数目繁多，倘无特别行事是很难期望会留下个人记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