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幼垣：读中国近代海军史札记之一沈葆桢照片真伪考

马幼垣：读中国近代海军史札记之一——沈葆桢照片真伪考《九州学林》2008夏季刊福州船政局是中国近代海军的发源地。

左宗棠（1812－1885）的发轫、法人日意格（Prosper Marie Giquel，1835－1886）的经理固然十分重要，倘无沈葆桢（1820－1879）的筹策和营运，福州船政是很难创出一番成绩的。

其后沈葆桢在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任内仍留意海防事宜，合而观之，就是一份完整的筹海个人记录。

在清季洋务运动的总成绩单上，这是不可多得的佳例。

述其事，念其人，若沈葆桢有照片存世当可使读者倍增亲切。

最近二十余年，大陆上的有关刊物不时刊登同一张指像主为沈葆桢的照片（可上溯出两个同源而稍异的版本，即下文排列出来的“甲照” 和“己照”）。

例子包括（编号以便随后置评）1．福建省博物馆《福建文博》编辑部，《中法战争闽台战场专辑》（此为《福建文博》，1985年1期），页12。

2．林庆元，《福建船政局史稿》（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书首插图页2。

3．沈传经，《福州船政局》（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书首插图（无页码）。

4．姜鸣，《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日志（1860～1911）》（北京：三联书店，1994），页21。

5．海军司令部《近代中国海军》编辑部，《近代中国海军》（北京：海潮出版社，1994），书首插图（无页码）。

6．《福建船政学校校志(1866——1996)》（厦门：鹭江出版社，1996），书首插图（无页码）。

7．林庆元，《福建船政局史稿》，修订本（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页42。

8．陈贞寿，《图说中国海军史，古代～1955》（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上册，页171、199（两张的像主截然不同，分明是两个人）。

9．陈悦，《北洋海军舰船志》（北京：现代舰船杂志社，2006），页9。

10．陈悦，“缔造艰难——福建船政的诞生”，《现代舰船》，313期（2007年12月），页45。

这张照片见于大陆以外的刊物者，同样不难举例：11．在久（笔名），“沈葆桢——台湾建设的先驱”，《台湾(画刊)》，1978年4月号，页18。

12．陈远建，《台湾三百年》（台北：户外生活杂志社，1981），页52。

13．戚嘉林，《台湾史》，修本（台北：自印本，1998），册2，页835。

14．钱钢，《大清海军与李鸿章》（香港：中华书局，2004），页12。

此书在封面声明这是“一九八九年版《海葬》修订本”。

《海葬》版本很多，港、台版都有。

这部修订本添了很多仅较邮票稍大，印得乌漆漆的插图（大概是防人复制吧，但谁会复制印得如此细小复粗劣的插图！）按钱钢的背景和他的资料来源，此书虽在香港出版也未必能算是大陆以外的刊物。

15．林呈蓉，《牡丹社事件的真相》（台北：博扬文化事业公司，2006），页113、123（两张的像主截然不同，分明是两个人）。

见于那十多处声称像主为沈葆桢的照片，由于来源、处理手法复制技术、用纸等因之别，印出来的成品遂素质极度参差，有涂改致令像主面貌变异者（1，3，8[见于页199者]），有印得模糊不清者（4，5，7），有不同程度删削者（4，5，6，7，9，10，11），更有同一作者却后出转劣者（见于《福建船政局史稿》修订本之7竟较收入该书初版之2印得劣多了，且有删削)。

既有此乱局，即使能自近年大陆和台湾的刊物再多找到些例子，甚至可上溯至五十年代出版者，也无法确指谁最先定这张照片的像主为沈葆桢。

所以如此，因为引用者绝大多数只是随手袭用，复制又复制，史源不便交代，也交代不出来。

上述诸例仅两处略作说明。

沈传经（1926一）说他用的“沈葆桢”照片得自福建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戴学稷。

这是鸣谢，解释不了史源。

《福建文博》的专号说那张“沈葆桢”照片“采自《台湾》杂志”，但出版地、卷期、年月均无说明，同样教人失望（我查过二十年代东京出版的《台湾》月刊，性质根本不合，也查过七八十年代台北出刊的《台湾（画刊）》，只找到上列为11的一张删剩头部和胸部的“沈葆桢”照片，即仅得《福建文博》所用的全身照的一部分，故并非《福建文博》所据者）。

要确定见于上述（以及类似的）例子的那个像主是否沈葆桢，除追源溯始外另无别法。

在中国大陆上治海军史，陈悦（1978－）是新一代的表表者，资料掌握的丰富已难有出其右者，更重要的是治学不固执，勇于修正。

2008年5月我有香港行。

陈悦来函，谓2007年某家拍卖行在香港拟售1876年8月出版之The Far East杂志，内有那张常被用作沈葆桢真像的照片，图下以中英文注称此人为徐润芝参将。

提供照片给他的朋友没有抄录册中必有的解释文字。

陈悦和其别的有兴趣海军史的朋友谈及此事，有人建议照片中的像主是招商局的徐润（1838－1911），因他以润之和雨之为字号。

我不以为有次可能。

徐润未尝为参将，指他为参将在其自订年谱内是找不到证据的。

此其一。

到了1876年8月，徐润已经在轮船招商局当了好几年会办。

The Far East怎会弃这个威皇得多，且能切实反映徐润权势与职责的头衔，而采难以证实（即使确有其事），又平凡得很的参将衔？此其二。

我虽答应陈悦去找这期杂志的原物，但真的谈不上有信心。

从书名去看，这当是为满足西方人对东方的好奇而出版的杂志。

这类刊物一下子便成了明日黄花。

一百三十多年后的今日往何处去找？况且孤零零一册也值得公开拍卖亦足见其今日的时价了。

我当时的估计是，或者得托舍弟泰来在藏书够丰富的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碰碰运气。

回来后，第一件事便是查看夏威夷大学有无这套杂志。

竟不得了，按电脑所示馆藏得很齐，却正巧缺了1876年。

次日往馆检出原物，喜见整套无缺。

刊于August 1876者是New Series 1：2。

那张众恒以为像主是沈葆桢的照片（“甲照”）在p.38的相对页（照片页都没有页码）。

甲照照片下注谓“Hsü-jun-chih Tsang-chiang－A Chinese colonel of Infantry 徐潤芝參將”。

这与该册目录页之记此照片为“Chinese Military Officer”是相配的。

同样题作“Chinese Military Officer”的照片附释迟至p.47才出现。

这条附释虽不算短，讲的却以中国陆军当时的状态为主，与像主有关的只是开首的几句：“The portrait opposed to page 38 is that of Hü（误，应作Hsü）Jun-chih,a colonel of infantry in the Chinese army.He is now stationed in the neighbourhood of Peking,and has a fair reputation for bravery.The badge upon his breast and the rosary round his neck denote his rank in the army”。

这几句浅近英文不用耗神和浪费资源去翻译，点出像主是官阶为参将的陆军军官徐润芝就够了。

至于徐润芝的生平事迹，除非遇到天赐良机，不必费劲去寻觅了。

参将这类中级军官数目繁多，倘无特别行事是很难期望会留下个人记录的。

The Far East为何要刊登一个几乎无事可述之人的照片，当然是要回答的问题。

正如上述，这类杂志的卖点在满足西方人士对东方事物的好奇感，故有刊载样本人物的照片的必要。

在新卷其它各期不时见到广州少妇、北京少妇、四川家庭、台湾土著、路人吵架、蒙古兵、乞丐、冬天渡冰河情景、尼姑之类不必记下像主姓名的照片（不同背景和阶层的日本民众照片数目更多。

有关中国的照片集中在新卷各期），以及遍布各期的日本（主）和中国（副）风景照片，同样都是为了向西方人士作介绍。

在解说这张徐润芝照片时，声明他穿的是反映官阶的官服，作用同样在提供样本，重点也就显然不在此君本身有多少可述之事。

另外或者有人会问，The Far East 有无可能误植徐润芝之名于沈葆桢的照片上？这是不必要的顾虑。

这期The Far East出版时（1876年8月），沈葆桢出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已一年多了。

对于这等级的疆臣，一份在日本横滨刊行有年的期刊总不致错认至此极端程度。

这点随后还会讲得清楚些。

这就带出另一个问题来。

如果“甲照”那个丰满而无须的像主是光绪初年驻守北京区的参将徐润芝，那么沈葆桢究竟有无照片或画像存世？答案是有的，而且可选用者还不止一张。

大陆以外的刊物有两张刊布有年，早为人所知的沈葆桢画像。

其一的“乙照”，见林崇墉，《沈葆桢与福州船政》（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的书首插图部分（无页码）。

林书虽出版了二十余年，此照大陆学者却很少引用，8（见于页171者）是罕见之一例：乙照丙照这本书是林崇墉（1907－1983）的遗稿，不算真的写完，起码未有作最后修订。

书首的各张插图或为原稿的一部分，或为出版社所添入已不可知。

那张“沈葆桢像”（“乙照”）当是画像，而非摄影品。

问题在书中没有交代其来源，也许只能视为家族流传之物。

“丙照”收入David Pong庞百腾，Shen Pao-chen and China`s Modernizati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1994）的书首。

这也是画像，亦同样来源不详，但看来是博物馆或纪念馆的展览品。

迄尚未见有大陆和台湾学者自这本由世界顶尖儿大学出版社刊行已十多年之书取用这张画照。

两岸学界同样裹足不前之程度由是可见。

三照取舍起来，难易程度有别。

“甲照”的像主亲身已明，自然可以不管了。

“乙照”、“丙照”之间如何定夺则颇费思量，因为两照的像主不无分别。

这不是年纪和胖瘦之异（“乙照”之人看来较胖，颧骨没有那样明显，年纪也大点），而且两像主的不同很易便能指认出来。

“丙照”的像主，目力异常锐利，炯炯有神，“乙照”像主的眼神则难说有何特殊之处。

不同意的也许会说年纪大了，或因疾病，眼神可以有明显的改变。

当然画师功力不足也画不出传神的眼神来。

这就得留意一项不会受年纪、胖瘦和健康影响的分别来（“乙照”画得并不差，不能强说其画师功力不足）。

“丙照”像主的鼻子蛮尖挺（颧骨高高也助产生鼻子尖挺的视觉效应），“乙照”像主的鼻子则横扁得多！凭此，不难得出“乙照”和“丙照”的像主不是同一个人的结论。

然而倘两照的像主确是同一人，其中就必有一张像的真实程度颇成问题（这点随后再讲）。

除非乙、丙两照画的都不是沈葆桢，不然“丙照”的那个瘦削的像主是沈葆桢的可能性应较“乙照”高多了。

刊登“乙照”和“丙照”的那两本书在中国大陆以外唾手可得，连旅行之人也能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