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灾荒史研究综述

灾荒，是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它与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有着重要联系。

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涉足在灾荒史领域的研究者并不多。

80年代后，随着社会史的复兴，这种情况逐渐有所改观。

近十年来，一些矢志于近代灾荒史研究的史界同仁，以极大热情投入到灾荒史的研究中去，使近代灾荒史研究硕果累累，并呈方兴未艾之势。

一近十年来，有10多部近代灾荒史（或含近代灾荒史部分）论著问世。

现将主要论著简介如下（见下表）。

表 1 近十年来近代灾荒史论著简表著者书名出版者出版年李文海、林敦奎、周源、宫明近代中国灾荒纪年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 李文海、周源灾荒与饥馑：1840-1919 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 李文海、林敦奎、程附图、宫明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 李文海、程附图、刘仰东、夏明方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近代中国灾荒纪年》以编年形式，分别省区，综合、系统地记述了自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80年间自然灾害的状况，具体再现了水、旱、风、雹、火、蝗、震、疫等各种自然灾害，包括灾害发生的时间、地点、受灾范围和程度、灾区群众的生活情况以及清政府的救荒措施和弊端，是近代中国灾荒史研究的拓荒之作。

《灾荒与饥馑：1840-1919》是在《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的基础上编撰而成的，对中国近代史上历次大的自然灾害的发生、程度、影响范围、造成的危害以及清政府救灾措施和弊端做了具体充分的描述和分析，具有纲要式近代灾荒简史的性质。

《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是《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的姊妹篇，它记载了《纪年》未涉及到的1919-1949年的灾荒记述，力求尽可能准确地反映这30年的灾荒面貌，它同《纪年》一道，成为中国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近代灾荒史的巨著。

《中国近代十大灾荒》甄选了近代史上灾情十分严重、影响极为巨大的十次重大自然灾害，分析了灾荒频发的原因、灾荒和政治的关系、灾荒和社会的关系，并力图通过对灾荒发生发展的成因、过程、后果以及各种灾害的频率及相互间的联系等方面的分析，探索我国近代灾荒的规律。

书后附《中国近代灾荒年表》，勾勒了近代灾荒的轮廓。

此外，邱国珍《三千年天灾》、袁林《西北灾荒史》以总括或区域研究的形式，概述了我国历代灾荒的情况。

张水良《中国灾荒史》反映了1927-1937年民国时期灾荒史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王振忠《近600年来自然灾害与福州社会》是一部自然灾害与城市社会生活史的概述性著作。

值得一提的是，胡明思、骆承政主编《中国历史大洪水》、马宗晋、郑功成主编《中国灾害研究丛书》两书，虽从自然科学角度立论，也应该成为灾荒史研究的重要参考书。

前者在选编的91场洪水中，近代洪水占了32场。

该书通过对雨情、水情和灾情的综合分析，用文字和图表形式，阐明洪水的形成条件、洪水的规模和量级以及成灾的程度，是一部资料性著作。

后者将丛书分为12种，即《灾害学导论》、《灾害经济学》、《灾害管理学》、《灾害保障学》、《灾害历史学》、《灾害统计学》、《灾害社会学》、《灾害医学》、《中国的大气海洋洪涝灾害》、《中国的地震地质灾害》、《中国的矿山灾害》、《中国的交通灾害》等，填补了我国灾害问题研究的空白。

二近十年来，有50多篇近代灾荒史论文在全国各级刊物上发表。

这些论文既有专题性研究，又有区域性论述，现就学者们论述较集中的几个方面予以综述。

（一）近代灾荒史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长期以来，近代灾荒史研究一直是近代史研究中的一项空白，因此，学者们从探求灾荒史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入手，说明研究近代灾荒史的重要性。

李文海认为，研究中国近代灾荒史，应该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领域。

它一方面可以使我们更深入、更具体地去观察近代社会，从灾荒同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以及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相互关系中，揭示出有关社会历史发展的许多本质内容；另一方面，也可以从对近代灾荒状况的总体了解中，得到有益于今天加强灾害对策研究的借鉴和启示。

[1]戴逸认为，近代灾荒史的研究，不仅对理解过去的历史十分重要，而且对今天的建设和未来生活也很有意义。

[2]刘仰东把研究灾荒作为考察近代中国社会的另一个视角。

指出灾荒史本身作为一个系统，与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其他方面相关联，反映了自然灾害与人类社会的相互作用，因此，对近代自然灾害进行充分的探讨，十分有益于我们对社会历史的系统的准确的把握。

作者进一步指出，虽然仅从历史现象存在的比重上看，灾荒史也应该成为研究者正视和认真对待的历史课题，但并不意味着可以撇开历史实际，机械地或片面地理解灾荒现象，以它的多少来套它在近代社会发展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和所居的位置。

[3] 关于灾荒史长期被史学界忽视的原因，李文海指出了史学工作长期存在的弊端，即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简单化；研究题材的单一化；研究方法和表述方法的程式化。

[1]刘仰东则具体分析了三个方面的原因，即政治和军事事件的过于频频突发，起了关键的学术导向作用；社会性质的改变以及由此引致的社会经济和社会思潮的变化是研究者探讨近代社会发展规律的主要线索和出发点；自然灾害自身的特点决定了灾荒史研究的非重要地位，甚至得不到起码的注意。

[1] （二）灾荒与经济从经济角度看，每一次灾荒都对社会生产力造成严重摧残和破坏。

李文海分析了灾荒给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的严重影响，主要是对人民生命的摧残和戕害、对社会经济的严重破坏以及因此而形成的社会正常秩序的震荡和社会矛盾的激化。

作者还用统计数字说明灾荒对清政府财政收入的影响。

[1]刘仰东用“十岁九荒”和“无时不在”来形容近代灾荒的频发性，进而指出灾荒对农业、工商业和对外贸易构成的严重冲击和致命打击，强调由自然灾害造成的人口骤然失衡必将引起局部或全局社会机制的紊乱，甚至直接影响社会发展的步伐。

[1]吴德华分析了民国时期自然灾害的特点和深远影响，指出灾后人民大批死逃，大片良田和生产资料被毁，农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城市遭浩劫，交通和工程设施遭中断和破坏。

强调灾荒成为土地集中的杠杆，大量土地集中到地主手里，军警、商人也趁机购买大批灾民土地，成为有权有势的新地主。

[4]王方中以江淮大水灾为例，指出江淮大水是30年代地价下跌的一个因素，而地价下跌又是农村经济状况不妙的标志。

[5]魏宏运探讨了华北大水灾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认为带有周期性的灾荒，是华北社会经济发展缓慢、经常出现间歇、甚至倒退的重要原因之一。

[6] （三）灾荒与政治军事每次大的自然灾害，几乎都会引起重大的社会震荡，甚至同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或社会变革发生这样或那样的联系。

胡克刚认为，灾荒是清朝灭亡的重要原因。

[7]林敦奎也指出，严重的自然灾害和此起彼伏的灾民反抗运动，加速了清王朝垮台的历史进程。

作者还论及了灾荒对义和团运动兴起和发展的促进作用。

指出义和团运动期间，直隶、山东等省发生的大灾荒使饥民、流民成为当时突出的社会问题，在民族矛盾的制约下，饥民、流民通过三种形式参加义和团，并以其独特的天灾观来激发灾民的抗争意识，扩大斗争的规模和声势。

[8]康沛竹论述了灾荒与太平天国革命失败的关系。

指出太平天国辖区连年不断的旱灾、蝗灾、水灾等自然灾害直接导致了太平军的粮食危机；瘟疫流行夺去了许多太平军及辖区内人民的生命，这一切直接导致了太平军一些战役的失利，从而构成了太平天国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9]李文海考察了灾荒对甲午战争的作用。

指出灾区与战区或毗邻或重合或者与战争有着特殊密切的关系，大大增强了灾荒与战争之间的相互影响，而战后及赈灾，灾荒又衍生为清政府签约的口实和与日本侵略者争夺群众的政治斗争的问题。

在考察清末灾荒与辛亥革命的关系时，作者较为具体地展现了辛亥革命时期的灾荒状况，并从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交互作用的角度，努力探究灾荒对革命产生的影响。

作者从灾荒的频发论及辛亥革命的发生与发展，从革命派怎样通过灾荒揭露封建统治论及革命派掌握政权时期的灾荒对策，指出灾荒不仅是辛亥革命运动发生的一个直接诱因，而且对革命党人的战略决策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还决定了帝国主义对辛亥革命运动的态度，即对北京和武昌采取的所谓“中立”姿态。

[10]夏明方通过对自然灾害与洋务运动互动关系的研究，来认识和把握中国早期现代化运动的特点、规律及其竭蹶顿挫的历史动因，并从资本的原始积累、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形成等几个方面来具体探讨灾害在洋务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

[11]钟钢阐述了1901-1910年川省各地连年受灾给社会造成的严重危害及其对四川革命的影响。

[12]李德民、周世春考察了陕西近代旱荒的影响，着重指出灾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了武装暴动，在某种意义上讲，大旱荒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陕西社会的发展。

[13]吴德华也指出，民国时期的灾荒，激化了阶级矛盾，反抗斗争迭起，灾民的反抗斗争与其他革命斗争相结合，到1948年以后，发展成为国统区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组成部分，成为加速国民党政权覆灭的一股强大力量。

[4] 值得注意的是，往往与灾荒有着因果关系的农民起义在“丁戊奇荒”中并未出现。

辛亥革命中各省的“光复”，灾民和饥民并未直接参加。

刘仰东对前者的解释是：灾民奄奄待毙，无力再去造反，表明社会凋弊已走过了极端。

[3] 李文海对后者的解释是：革命中除了极少数地区以外，绝大多数省份新旧政权的交替更迭并没有经过较长时期的两军对垒的武装冲突。

[14] （四）灾荒与思想文化目前，学术界关于灾荒对思想文化作用的研究相对薄弱，但仍有一些论文涉及到相关方面。

张九洲论及了河南大旱对文化教育的摧残。

[15]刘仰东进一步指出，黄河变迁，打破了原有的文化格局，加重了长江流域的文明色彩，使长江流域的社会文明逐渐从一种社会印象发展为比较固定的社会观念，黄河流域却越来越远离社会文明而沦为灾难的象征。

[3]灾荒作为文化素材，也渗透到思想文化领域，对此，李文海以晚清诗歌中的灾荒描写为例，作了专述。

[16]另外，灾荒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思想文化的近代化。

夏明方以治黄（河）和赈济为例，对此作了论述。

指出晚清黄河河务日就废驰的败象颓景，遮掩不了黄河理论和技术方面渗进的近代化气息的新因素。

具有新兴工商业意识的思想家们设计出的运用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知识的救荒方法，与当时新兴社会改革思潮中占主导地位的以所谓“军谋国计”为核心的价值取向不同，他们更多地表示出对民生的关怀，并将某些长期被忽视的重大社会问题提到改革日程，从而进一步推进了这种新兴思潮的拓展与深入，为当时的社会改革实践提供了新的论证和新的动力。

[11] 频发的灾荒，强烈地吸引着人们对荒政的思考，展示了一定历史时期的思想文化变迁。

谢高潮指出，晚清的荒政思想经历了与天命主义的救荒思想相联系的禳灾治标观到与注重水利和民生的防灾救荒新思想相联系的重民灾害观的转变，这种转变既是近代经世致用思潮在荒政方面的反映，又与洋务运动时期出现的一种新的社会力量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