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文明的冲突：战争与欧洲国家体制的形成》

评《文明的冲突：战争与欧洲国家体制的形成》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6级博士宋保军[提要]伯克模式——“文明斗争冲突模式”，把社会学理论与历史学研究结合起来，在研究的论题、视域、方法等方面进行了继承与创新，并为我们留下了诸多启示与思考。

[关键词]文明斗争冲突模式学术继承启示欧洲国家体制，曾给予欧洲崛起以一种体系性的制度和结构支持，推动着欧洲资本主义向全世界扩张。

因此，对于欧洲国家体制形成的研究是探索欧洲崛起原因的重要内容。

到底什么导致了欧洲国家体制的形成，并使这种政治体系给予资本主义扩张以动力支撑呢？对该问题的研究，如同对资本主义的研究一样，是西方学术界长盛不衰的课题。

历代西方学人孜孜以求，探索不息，也因此各种理论、学说层出不穷。

其中，传统的经典的社会学和历史学理论一般认为，它是欧洲社会内在矛盾运动的产物。

但是，20世纪后期，对于欧洲的崛起是欧洲自身社会内在伟大特点产物的这种西方中心论式的解释，受到一些学者的挑战，这些学者著书立说，提出自己的理论，而美国社会学者维克多·李·伯克的《文明的冲突：战争与欧洲国家体制的形成》（王晋新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就是这些挑战西方学术传统观念的有限著作中的一部。

维克多·李·伯克（Victor Lee Burke）是俄亥俄州立大学社会与行为科学学院的副教授，曾师从美国社会学理论大师查尔斯·梯利（Charles Tilly）和梅耶·扎尔德（Mater Zald）攻读博士，后又跟随英国社会学理论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从事博士后研究。

作者在吉登斯等人社会学理论的影响下，对现代欧洲国家体制的形成提出了新的解释——“文明斗争冲突模式”（在这里，笔者称之为“伯克模式”）。

笔者将在该书主要内容的基础上，概括其写作特点，并说明其对我们的启示。

一该书的主要内容伯克模式，也即文明斗争冲突模式，是作者借鉴和吸收当代西方各种历史学和社会学学说而提出的理论。

该模式认为：8到17世纪诸文明间的战争推动着欧洲国家的起源与转变。

为了更详细地说明该模式，将该书的主要内容概括如下：在导论中，作者开宗明义地指出了自己的研究目的：一方面提出一种理论，要对欧洲现代国家体制的起源和形成问题提出了一种新的解释；另一方面，作者要用这种理论对“战争与文明其他方面内容之间的相互作用究竟如何促进了西欧统治体制的发展进行历史经验式的考察”[i]。

紧接着，作者说明了自己理论创新所依据的各种社会理论与学说，以及自己的写作重点和创新之处。

在全书六章中，一共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章“现代欧洲国家体制的理论”是作者在评判各种关于欧洲崛起原因的解释之后，详细地介绍了自己的理论——文明斗争冲突模式。

作者根据文明与社会的结构把文明冲突分为四个层面：文明际或普世层面、超宏观（不同民族国家、城邦、部落、氏族之间的）层面、宏观（不同阶级、不同性别、不同制度、不同国家、不同社会组织之间的）层面、微观（人与人之间的）层面。

各个层面上的冲突与斗争分别向上和向下作用，互相影响，形成改变各种社会结构的动力。

[ii]通过强调普世层面上的冲突，作者对西罗马帝国衰亡以来发生的各种文明冲突进行深入的考察分析，说明诸层面的文明冲突是如何相互作用，塑造欧洲的政治结构的。

第二部分，包括第二至五章，都以概论、过程分析、结论的结构形式，对8到17世纪发生在欧洲的各种文明冲突及其如何塑造与影响欧洲国家体制进行细致的描述分析。

作者运用文明斗争冲突模式，说明了加洛林国家体制兴衰过程中日耳曼人、伦巴德（又译伦巴底）人、穆斯林的冲击的巨大作用；论述了西欧文明、伊斯兰、拜占庭、斯蒂匹武士、马扎尔人、维金人等之间的冲突如何促进了加洛林国家体制的变化和封建主义结构的形成；分析了十字军东征、蒙古的扩张、与奥斯曼人的战争等对以庄园与教会为主体的西欧社会结构的影响；突出了基督教世界内部的战争及同奥斯曼文明的冲突在基督教世界的崩溃和宗教改革成功、绝对主义国家形成中的重要作用。

本书的第三部分即第六章是总结性的章节。

作者进行了理论上的总结，并把自己的理论与迈克尔·曼、斯宾格勒、索罗金等人的理论和世界体系—依附理论、生产方式理论、技术理论进行了对比分析，指出文明斗争冲突模式理论与这些理论的关联。

作者清晰地阐明了战争如何造成西方国家体制形成这一历史问题，并在这一问题上向西欧中心论观点提出了质疑。

二该书的写作特点为了阐明自己的理论模式，伯克在论题、研究视域、理论借鉴范围和研究方法等方面进行创新，形成自己的特点。

（一）论题上的继承与创新战争和国家一直是西方史学研究的重要论题，从希罗多德到兰克，无数史学家致力于这两个论题的研究。

尽管20世纪初的新史学转向了对社会史的关注，但二战以来，西方学术界又兴起了战争史研究的新热潮，不少人开始把战争与社会变革联系起来，尤其对战争与西欧崛起关系的研究，更是取得了不菲的成就[iii]。

伯克继承了战争史的研究传统，并且说：“本人遵循一条具有古老传统的研究脉络线索。

的确，本书将战争事务置于首位，并且本人所欲探求的目标与希罗多德所探讨的内容也无多大的区别……”[iv]。

同时，伯克也承继了西方学者注重研究国家体制的传统，在马克思、恩格斯、彼特利姆·索罗金、孔德、汤因比、斯宾格勒、佩里·安德森、吉登斯等人对于欧洲转型时期国家体制转变问题研究[v]的基础上，他仍专注于欧洲国家体制的形成问题，深入地挖掘其原因。

重要的是，伯克把两个论题结合起来，探讨他们之间的关系，以一种新的形式发展着这一传统。

他说：“将国家和战争置于社会变革的中心位置来加以探讨的做法是一个……令人崇敬的古老传统，但本人则力求以一种崭新的活力来承继这种传统。

”[vi]这种新的形式就是突出战争尤其是文明间的战争对欧洲国家体制形成与转型的重要影响，进而提出“文明斗争冲突模式”理论。

该模式，指出了欧洲国家体制变革的动力因素，并把战争与国家两个论题有机地纳入文明间关系的框架之下，不仅对欧洲国家体制形成提出了新的解释，也赋予两个传统论题以新的意义。

这一新的意义就在于，作者的研究是促进“政治的和历史的社会学”这一“新的前沿学科”发展的表现。

（二）视域的拓展伯克所进行的视域拓展包括两个方面：时空范围的拓展和理论来源的广泛性。

为了研究战争对于欧洲国家体制变革的影响，伯克把研究的时段扩展到8—17世纪，把研究的空间扩大到全球范围。

他在“中文版前言”中说：“在探讨欧洲国家体制的起源上，我本人研究所涵盖的纯粹的空间地理范围也远比其他大多数社会学家所考察的范围要广袤得多。

”正是因为相信“存在着一种更为宽阔的人类历史研究范围，即各个国家和各种文明的历史”[vii]，作者才把欧洲国家体制形成问题置于西方文明形成与发展、以及与其它文明的冲突关系的历史长河中进行比较与诠释。

无疑，更长的时段和更广泛的空间为历史事实提供了比较确实的环境：在长时段内，“人们可以观察到人类历史演进的深刻的内在运动”[viii]；在广阔的空间内，人们可以更清楚地解释重要历史问题的原因。

理论来源的广泛性也是该书的一个重要特点。

当“有些社会学家主张社会学家应当将自己‘拴在自己的赛场上’，以求与历史学、经济学和政治科学有所区别”[ix]的时候，伯克并没有限制自己借鉴的理论的范围。

在“导论”中，他就对自己借用的理论假说一一列举，并指出，“我本人以一种综合方式对现有的理论学说进行运用，从而形成一种新的学说？”[x]。

这些理论都融入了伯克的论述中：伯克模式中不乏吉登斯部分观点的影子（将在下文论述）；理查德·霍吉和大卫·怀特豪斯合著的《穆罕默德、查理曼和欧洲的起源》一书的观念在伯克的书中也有体现[xi]；亨廷顿也曾多次论述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冲突及其重大影响[xii]；伯纳德·刘易斯也有类似的结论：“在将近一千年的时间里，从摩尔人首次在西班牙登陆到土耳其第二次围攻维也纳，欧洲不断处于伊斯兰威胁之中。

”[xiii]伯克对于上述理论和文明形态理论、生产方式理论、社会结构理论、战争国家学说、世界体系理论、现代化理论、技术理论、权力网络理论、社会历史理论等的吸收和借用都“显示出一定的学术坚实和功力”[xiv]。

（三）社会学理论与文明史理论的结合作者把“梯利—吉登斯的战争与国家创建有着密切关联的原理和汤因比的关于在理解社会变革时文明是分析的关键单位的观念”作为自己研究分析的基础[xv]。

在社会学理论方面，伯克主要借用了梯利—吉登斯的“战争是一台发动机”的观念和结构—行动理论。

在战争与国家建设关系理论方面，吉登斯认为，“传统社会在现代性影响下的瓦解不是资本主义或工业主义的结果，甚至也不是现代国家行政资源集中的结果，它是综合运用军事力量和制造战争的各种现代手段的结果。

”[xvi]“现代国家的形成过程实际上是与军事力量及其所卷入的战争密切相关的。

”[xvii]这些观念是伯克进行理论创新的重要思想资源。

伯克也充分发挥了社会学中的结构与行动理论。

他把文明冲突分为四个层面，这四个层面构成了完整的结构体系。

作者正是通过这个结构体系论述不同的个人、阶级、集团、社会及文明的作用。

各个层面的冲突行动导致了欧洲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而各个结构层面的变化又影响着各层面冲突行动的力量和效果。

文明冲突的结构性划分与军事行动对各种结构的影响形成了丰富多彩的结构—行动画面。

伯克模式，可以说是吉登斯的“有关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来重新审视当今社会学的学科性质和学术品质”的大胆尝试，是把“结构”与“行动”二元因式整合协调起来研究一种动态的结构化过程的尝试。

他根据社会是“从人们的日常生活与人际互动，到地区间、国家间的冲突与平衡，都既有‘内在演变’又有‘外部冲突’，是内外彼此交织、主宰相互渗透的发展变迁历程”[xviii]的原则，从“内在演变”和“外部冲突”的相互作用，来解释欧洲国家体制的形成。

文明史理论是伯克模式的另一重要理论来源。

作者借用了汤因比和亨廷顿的以下观念：文明是人类社会组织的基本形式和进行解释的基本单位。

在此基础上，他把不同的人群和社会分为不同的文明，考察他们之间的冲突以及这些冲突对于欧洲国家体制的影响。

在引入文明的分析框架的同时，作者还吸收了文明史家的文明结构理论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

伯克认为，“各个文明可以涵括着帝国、各种附属王国、封国、社会、城邦和部落”，各种文明“还存在着各种有关联的网状空间范围”，[xix]所以他把文明的冲突分为不同的层次，考察冲突的结构性特征。

他还对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理论进行了新的发展，不仅进行了层次性的分类，把其应用到古代历史中，而且还说明了文明冲突对欧洲国家体制变革的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