割据四川的政权无法统一天下的部分原因

割据四川的政权无法统一天下的部分原因如果把中国古代政治军事地理比喻成一副棋局，关中、河北、东南、巴蜀可以看作棋局的四角。

而这四角都是战略要地，然而有各有其特点：关中地区山河环绕，函谷关、武关、散关、萧关分别控制通往东方、东南、巴蜀、陇右的门户，有四塞之固，加之以关中沃野千里，退可以闭关自守，进可以向东攻取中原。

最为强盛的几大统一王朝，西汉、隋唐均建都于关中。

河北的北部有阴山山脉作为屏障，处于农牧过渡带，境内便是华北平原，一马平川，易攻难守，当北方游牧民族南下时，河北又是其必经之路，并且该地民风彪悍，精于骑射。

元、清两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建都于此。

东南地区，有长江和淮河天险的保护，易于防守，从西晋末年晋室贵族南渡之后，在此定都的大部分都是偏安南方的朝代。

虽然从隋唐开始成为中国的财赋重地，经济实力首屈一指，但在中国古代，除了明朝，从来就没有能北伐中原、统一天下的。

至于四川，它是四角中最为闭塞的地区，地形远远比关中地区封闭，位置也较为偏远，再向西南方已被认为是蛮夷所居化外之地。

在此建都的割据政权有一个共同特点：即非但没有统一过全国，而且势力范围基本上仅局限与四川盆地。

而朝代更替，中原陷于战乱之时，四川几乎都会出现割据政权。

秦朝统一之后，建立于四川的政权有：两汉之际，公孙述的成家政权（25～36）；东汉末年，四川先是被刘焉、刘璋父子所割据，后又被刘备建立的蜀汉占领（221～263）；西晋末年，关中战乱，流民涌入四川，李特、李雄父子发动流民起义，建立十六国中最早的成汉政权（304～347）；东晋末年，四川发生叛乱，焦纵被推举为首领，自称成都王（405～413）；五代时期，四川又先后被王建的前蜀（907～925）和孟知祥建立的后蜀（934～965）割据；元末红巾军起义时，徐寿辉的部将明玉珍占领巴蜀，建立夏政权（1362～1371），明末张献忠政权等。

以上政权，自始自终仅是四川的地方性政权，没有较大的领土扩张。

论起原因，应首先分析其地形地势，而巴蜀地区的首要特点就是是封闭。

古代，从四川盆地通往外界仅有两条通道，向东经过重庆，可以顺流而下，沿长江抵达荆襄地区，往北越过大巴山和秦岭可以抵达关中。

具体分析，长江一线，以奉节扼守其咽喉，瞿塘关立于此处，两岸即大巴山的延伸带和巫山组成的长江三峡，在两岸组成屏障，即使成功占领荆襄，如果意图北上逐鹿中原，还必须翻越大别山和桐柏山组成的屏障。

从北线来看，四川盆地与关中有秦岭和大巴山两重屏障，这之间狭小的汉中谷地即是作为巴蜀和关中两地政权间的缓冲地带，又是双方所必争的前进基地。

在三国时期，蜀汉和曹魏在汉中就进行了长期的争夺。

成都与汉中之间，仅有金牛道和米仓道联通，另外成都与陇右之间，又以剑阁扼守要冲。

自古以来，如果四川的割据政权成功翻越秦岭，进入关中地区，那就很有可能与北方政权的骑兵部队在平原地区作战，而缺乏优良的马匹是所有立足于南方的政权的一个劣势，这样的交战必定是艰难的。

此外，从四川境内的地理条件看，四川盆地内主要是由长江及其支流冲刷而成的冲级平原，河流众多，土壤肥沃，并且气候温和，降水充足，自然条件非常优越，适于农耕。

战国李冰主持修筑都江堰之后，更成为著名的天府之国，长期以来，是人口的集中区。

早在秦国灭楚和占领南越期间，巴蜀就成为了最主要的后勤补给基地。

巴蜀位于疆域的边缘，又与政治中心隔绝，历来不是争霸的战略要地。

历次大分裂时期，四川的割据政权大多注重保境安民，四川也成为全国比较富裕的地区。

在唐朝安史之乱和黄巢起义时期，皇室两次奔蜀，将其作为避难地。

即使到了近现代，抗日战争时期，四川也成为过国家复兴基地和陪都所在地。

四川封闭地形使割据政权无外地侵入之患，发达的经济给了他们闭关称霸的资本，这两大优势同时也是四川政权向外扩展的一大阻碍。

地形上的层峦叠嶂，进入关中须翻越大巴山和秦岭，从关中到中原又有崤函之险。

地形上对内对外的双重阻隔，既不利于从外界攻入盆地，也不利用从盆地内向外扩张。

关于地理环境对政治军事的影响，古代对此的态度是“在德不在险”，“德”可以被理解为积极进取的政治态度和军事策略。

四川的地形不利于与外界交往，但对四川割据政权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统治者的心态。

在此定都的政权容易形成一种“盆地心态”，自恃地势险要，物产富足，而丧失危机意识，沉溺于物质享受，仅仅满足与偏安一隅，缺乏图谋天下的野心，结果无一例外是坐等盆地外的政权将其灭亡。

天下没有攻不破的险要。

西汉末年，导江卒正公孙述割据蜀地，迷信“登涂高”的谶纬，自立为帝，建都成都。

但他却“不能因隙立功，以会时变，方乃坐饰边幅，以高深自安”，天下未定，就“出入法驾，銮旗旄骑，陈置陛戟，然后撵出房闼。

”妄自尊大，仅满足于偏霸。

当刘秀统一全国之际，成汉政权也不可避免地灭亡了。

东汉末年，刘备割据益州，自立为汉中王。

诸葛亮主政后，以兴复汉室为号召，试图北伐中原，既是尽可能摆脱偏霸的局面，也是以攻为守，掌握战略主动权，否则以两国间巨大的国力差距，蜀汉必将更快地灭忙。

当后期，因刘禅昏庸，姜维避祸到沓中屯田，放弃对战略主动权的争夺后，蜀汉便处于被动。

五代时前蜀王建，在历代四川的割据政权中领土面积最大，除了四川盆地，还占有汉中、陇东等关中外围高地，后蜀基本继承了前蜀的疆域，两国的立国达四十九年，是四川割据政权中立国时间最长的。

四川封闭的地形和经济给了政权割据的天然屏障和物质基础，使其易于割据、乐于割据。

包括四川在内，中国古代的大部分南方政权还有个共同特点：即政权都属于乔迁或客籍政权，与当地势力矛盾重重，在内耗中消磨国力。

如东吴政权中，最为典型如东晋，侨姓士族和江左士族共同组成了政权，但江左士族作为支柱，有恒产者有恒心，在当地有着相当稳固的基业，对北伐毫无兴趣。

受到本土势力的牵制，又耽于东南的物质享受，北伐的意志被逐渐地消磨掉，最终未能收复故土。

就四川而言，割据政权的建立者除了东晋焦纵是四川本地人外，其余都属于客籍。

譬如，公孙述是扶风茂陵人，在他的主要追随者中，延岑是南阳人，最初起兵关中，又拥兵关西，先依附南郡秦丰，后归公孙述；田戎是汝南人，最初起兵夷陵，也是先附秦丰，后归公孙述。

他最重要的谋士是扶风平陵人。

公孙述部下还有许多是拥众数万的关中豪强，来自川外的流民也是成家政权军队的主要成分。

掌权的客籍集团和地方势力的矛盾也是牵制公孙述向外扩展的重要原因。

东汉末，江夏竟陵人刘焉以九卿之尊出任益州牧。

入川之际，关中、关东数万户难民流入益州，刘焉选其精壮，号为“东州兵”。

从名称上便可知道这支军队的性质。

流民武装常常被作为客籍政权的武力支柱，这些流民流离失所，身处异乡，为了自保，内部的凝聚力非常强大，同时纪律涣散，为非作歹，与当地人之间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冲突。

对于政权来说，如何处理好主客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流民与当地人的关系，是关乎政权的稳固的。

刘焉入川后，“欲威刑以自尊大，乃佗以他事，杀州中豪强十余人。

”于是，激起反抗，刘焉统治时期，益州发生犍为太守任岐和校尉贾龙发动的叛乱。

到了刘璋统治时期，矛盾更为激化，“东州人侵暴为民患，不能禁制，”于是，“旧士颇有离怨。

”此间又有中郎将赵韪“因人情不辑，乃阴结州中大姓，还共击璋，蜀郡、广汉、犍为皆反应。

”此次叛乱声势巨大，东州兵害怕被杀尽，为刘璋死战，才击破叛军。

但此时刘璋政权已摇摇欲坠，在刘备入蜀时，四川士人的代表樵周、张松力主投降，也反映了四川的土著势力试图改变政权以更好地维护自身利益。

而后入主益州的刘备集团，成员的构成更为复杂，刘备是河北涿郡人，主要谋士诸葛亮属于荆州士人集团，此外还吸纳了追随刘璋入川的士人和四川的本土派。

蜀汉政权虽然在权力分配上比较注重协调，但还是产生了很多消极影响。

当年主张投降刘备的樵周，当邓艾的军队逼近成都时也主张投降曹魏，由此可见外来政权与本土势力间隔阂之深。

除了公孙述和刘备两个四川历史上最为著名的政权之外，其余几个政权的建立者：李特李雄是氐族人，王建是河南舞阳人，孟知祥是河北邢州人，而焦纵政权的建立，也是由于四川发生了反晋大起义，本土势力第一次走上前台，建立政权，但不出数年就被镇压下去，这是四川本土势力主政四川的唯一一次。

很大程度上，四川割据政权的盆地意识也是受四川当地民风的影响。

受益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地形的保护，四川富庶之地。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四川“民食稻鱼，亡凶年忧，俗不愁苦，而轻易淫佚，柔弱偏隘。

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讽，贵慕权势。

”《隋书》地理志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其人聪慧轻急，貌多蕞陋，颇慕文学，时有斐然多溺于逸乐，少从宦之士，或至嗜年白首，不离乡邑。

人多工巧，绫锦雕镂之妙，待侔于上国。

贫家不务储蓄，富家专于趋利。

其处家室，则女勤作业，而士多自闲，聚会宴饮，尤足意钱之戏。

小儿薄于情礼，父子帅多异居。

其边野富人，多规固山泽，以财物雄役夷、獠，故轻为奸藏，权倾州县。

此亦其旧俗乎。

”以上反映出古代四川本土人士不热心于政治，注重实利，追求享乐、安逸的生活。

四川本土势力的价值观和思维方法如此，他们缺乏开拓、扩张的意识，对政权向外拓展的举动都持反对态度。

外来政权最终也是被这种风气所同化，闭关自守起来。

所有，四川割据政权的局限性产生于四川地区的封闭地形和发达的经济，以及由此产生的缺乏扩张精神的民风。

虽然这些政权没能成为统一政权，但它们保守的政策反而使四川免受兵戈之苦，使四川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成为中国最稳定富饶的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