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模式系列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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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谷模式系列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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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谷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以南,包括圣塔克拉拉郡以及其与圣·蒙特尔、阿拉米达、圣塔克鲁兹等郡邻近的部分,总面积约3880平方公里,人口243万(2005年)。

硅谷形成于上世纪50年代,现已成为世界信息技术和高新技术产业的中心,在高技术杂志《WIRED》评出的全球最具影响力的高技术园区,美国硅谷以其硬件、软件和网络开发领域的优势在排序中名列榜首。

硅谷作为美国信息社会“最完美的范例”,“世界微电子之乡”,是美国最为成功的高技术开发区之一。

硅谷不但开拓了新的产业,更重要的是开拓了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模式:风险投资、孵化器、股份期权、科技园等。

硅谷不仅是美国西部经济第二次开发的典型代表,而且还是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高技术开发所效仿的对象。

硅谷的崛起使美国社会从工业时代过渡到信息时代,开创了人类社会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的先河。

2000年,硅谷地区的GDP总值超过3000亿美元,占美国全国的3%左右。

2004年地区人均收入53000美元,是美国全国人均收入的1.6倍。

硅谷模式系列分析之一:产业发展
美国硅谷形成的是一种以高新技术产业和相关服务业为支撑的产业群,是技术多元化的经济
2005年,硅谷中主导产业群主要有以下七类:计算机和通信硬件生产;半导体和半导体器材生产;电子元件生产;生物医学,包括生物制药,医疗设备和生命科学的研发;软件,包括软件发行商和软件服务;创意和创新服务业,包括技术服务和商业服务(比如人力资源和法律事务);综合艺术、设计和技术的有关的创造服务(比如图表设计、广告、营销);公司办公室,包括总部,分支机构和地方办事处。

近几年,硅谷创意和创新服务产业群得到了快速发展。

在硅谷七大产业集群中,创意和创新服务产业群的企业数量最多,从业人数仅次于软件业,成为硅谷的第二大产业集群。

创意和创新服务还是过去5年间从业人员数唯一保持增长的产业群。

创意型人才渗透到硅谷各行各业中。

硅谷的"创意先锋"不仅仅包括艺术家或其他的专业工作者,硅谷地区绝大部分就业人员都要求具有一定的创造性,创意型人才渗透到硅谷各行各业的从业人员中。

以硅谷所在的圣塔克拉拉郡为例,62%的非技术工人和70%的技术工人的工作中都要求具有一定量或大量的创意。

硅谷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从微电子、半导体到计算机网络产业再扩大到医疗器械、生物技术等。

硅谷发展初期以晶体管、半导体制造业等技术行业为主导,著名的企业有英特尔、苹果、太阳微系统等。

20世纪70年代末硅谷开始转向电子信息、计算机、网络技术等高新技术产业,著名的企业有思科、雅虎等。

硅谷在完成初期的资本积累以后,由于其持续的创新能力与经济的快速发展,所带来的是大量技术企业的快速集聚,极大地扩展了硅谷的技术构造和技术基础,使硅谷的研究和生产的范围从激光技术和微波技术扩大到医疗器械、生物技术等。

目前,硅谷有着美国最大的生物科技企业群,上市公司有近80家。

统计显示,近200家生物工程公司不但已经为硅谷提供着近6万个工作机会,而且正在追赶网络信息技术,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除高新技术产业外,为高新技术产业服务的行业也是硅谷产业主要群体之
一。

在硅谷上万家的企业中有60%是以信息为主的集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实业公司,40%是服务性的第三产业,包括金融、风险投资等公司。

为某个高新技术行业服务的企业数可能比该行业企业数还多,例如在硅谷就有3000多家企业为2700家电子信息企业服务。

以研发、设计和高技术服务为主,处于全球产业分工的高端环节
硅谷软件行业的就业人数占16%,而该行业是典型的以研发为主的行业。

硅谷的半导体/设备、计算机/通信等主导产业也是以研发为主的行业,很少涉及制造部分。

因此,硅谷以研发作为其在产业链中的核心阶段。

硅谷重视服务对于创新、创业的重要性,专业服务以及创新服务在硅谷占据较大的就业比例。

此外,设计和创造力在创新经济中是重要的技能,硅谷发达的设计产业正体现了硅谷创新经济的特点。

硅谷主要产业群的就业工作集中在设计职业上,设计职业构筑了硅谷产业群坚实的就业比重。

2003年,软件工作中有70%的是设计职业,在半导体和半导体设备行业大约有58%的工作是设计职业,在计算机和通信硬件行业,大约有57%的就业是设计职位。

硅谷模式系列分析之二:企业活力
集聚一批全球知名的高技术公司;同时,大量创新能力强的中小企业也是硅谷创新活动的主体
硅谷集聚一批全球知名的高技术公司,出现了一批创新能力极强,甚至在某些高技术创新领域处于世界领袖地位的本土大公司。

例如惠普、网景、英特尔、苹果、太阳微系统等世界级的大公司。

硅谷也是大型跨国公司的信息天线,不仅有许多世界著名公司如爱立信、西门子、索尼、三星等在这里设有分支机构,而且还有不少世界最大高技术企业的总部在这里落户。

2002年,硅谷年销售额10亿美元以上的企业有39家。

新增企业数反应了一个地区的经济活力。

硅谷是世界上每年新增企业数最多的园区,硅谷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公司产生,也有成千上万的公司关闭。

2000至2002年间,硅谷净增了23800家企业,2002年新增企业12600家,新公司平均有7名员工。

在硅谷拥有大量创新能力强的中小企业,它们是硅谷创新活动的主体。

以电子制造业为例,在20世纪80年代硅谷大约有3000家电子制造公司,其中85%的公司的员工少于50名,70%的公司只有1~10名员工,员工人数超过1000名的公司只有2%。

20世纪80年代以后,硅谷企业的平均员工规模也只有350人。

硅谷模式系列分析之三:技术创新
联邦政府对硅谷的研发投资增长迅速,企业仍是硅谷研发投入的主要来源
联邦政府研发经费对硅谷的大学、实验室和私人企业的投入支持了硅谷关键技术的发展,促进了硅谷地区的技术创新。

在1993年至2004年之间,硅谷获得了136亿美元以上的联邦研发经费。

其中,国防部(DOD)拨给硅谷的研发经费超过50%,数额在71亿美元以上。

其它联邦研发投入来自于卫生部(HHS)25亿美元,占全部经费的19%;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18亿美元,占13%;国家科学基金会(NSF)5.22亿美元,占6%。

2003年,联邦政府对硅谷的研发投资达到32亿美元,比2002年的10亿美元增长了2.2倍,其中国防部对硅谷地区的投资从2002年的5.16亿美元猛增到2003年的24亿美元,非国防经费也增长了55%,从2002年的5.22亿美元到2003年的8.11亿美元。

2003年,硅谷大约有328个上市公司投资于研发。

这些公司总研发投入超过了324亿美元,是联邦政府研发投入的10倍。

硅谷企业非常注重研发,其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重在10%以上。

从1990年到2003年,硅谷企业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比重平均为11%左右,同期美国企业的平
均水平为3%。

近两年来,硅谷企业的研发投资有所下降。

硅谷企业研发投入在2000年达到了356亿美元的高峰,到2003年下降到324亿美元,占销售收入比重也从2002年的14%降低到2003年的12%。

硅谷每年都有大量的专利产生,是美国研发成果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
专利是地区通过创造和应用新知识产生创新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

2003年,美国专利商标局授予了硅谷发明者8809项专利,同比增长6%。

硅谷地区是美国专利数最多的地区,并且近10年来在全美和加州比例保持上升趋势。

2003年硅谷专利数量占到全美专利总数的10%,比1993年的4%增加了六个百分点;硅谷专利数占加州专利总数的百分比从1993年的28%上升到2003年的45%。

如果按平均人口计算,硅谷人均专利数在近10年有较大增长。

每10万居民中产生的专利数量从1993年的103项增加到2003年的371项,年均增长10%。

依托斯坦福大学的产学研结合创新体系是硅谷技术创新的基本模式,也是硅谷发展的源动力
在硅谷非常注重产学研的结合,大学不是游离于企业之外独立地进行技术研发和人才培养,而是紧密结合产业发展和企业需求进行技术创新和人才培养。

在技术创新过程中,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以其雄厚的基础研究成为技术创新的后盾,不断地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社会生产力。

而且企业界和高校之间交流密切,实践中的经验能很快地反馈到基础研究中,如此良性循环,大大促进了技术发展。

硅谷的大学是硅谷科学技术的源泉,其高技术成果不断输送给硅谷。

例如晶体管、集成电路核心技术、微信息处理机技术等一大批高水平的技术创新成果都源于斯坦福等一批大学,这为硅谷的迅速崛起,继而成为世界最高水平的电子信息产业研发和制造中心奠定了基础。

硅谷(SV)与斯坦福大学电子工程系(DEE)相互关系流程图反应了在硅谷创新体系中双方的互动。

早在上世纪50年代硅谷初创期,斯坦福大学就通过合作计划对当地公司开放其课堂,鼓励电子企业的科技人员直接或通过专门的电视教学网注册,学习研究生课程,不仅强化了企业与斯坦福大学之间的联系,并且有助于工程师们学习最新的技术,将本行业的最新研究水平引入到企业之中。

同时,也给不同企业的技术人员提供了相互交流、交往的场所与机会,有利于他们创新思路的启发与扩展。

硅谷模式系列分析之四:人力资源
人才资源密集,大学是硅谷人才培养基地
硅谷的研发人员占到硅谷总从业人员数量的10%以上,是美国平均水平的2倍。

在硅谷,先后共有40多个诺贝尔奖获得者。

当地大学为硅谷提供了大量的技术人才支持。

硅谷所在地拥有包括世界著名的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圣克拉拉大学和圣何塞大学在内的8所大学、9所专科学院和33所技工学校。

这些高水平的大学和研发中心为硅谷高技术企业发展提供充足的人力资源。

斯坦福大学源源不断地向硅谷输送高水平的毕业生,鼓励学生创业,为硅谷高科技创新活动准备了强大的人力资源,学校还通过网络注册等形式为已参加工作的工程师们提供在职研究生培训课程,使他们的知识能不断地得到更新,以保持持续的创新活动。

同时,硅谷企业也为斯坦福大学的在校生提供实习机会,双方形成了良好的互动。

此外,硅谷人才还来源于麻省理工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美国知名高校。

在过去的50年中,硅谷之中由斯坦福的教师、学生和毕业生创办的公司
达1200多家。

目前,50%以上的硅谷产品来自斯坦福校友开办的公司。

重视人才的引进,是海外科技人才集聚创业最集中的地区
外籍人才居多是硅谷不同于世界其他地区的突出特点。

硅谷是海外科技人才集聚创业最集中的地区。

其中华裔和印度裔创办的高技术创业企业占到美国硅谷企业总数的23%。

在硅谷的技术人员中,亚洲人占了60%,高技术人才中有33%是海外来源。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大批移民(工程师和企业家)是连接硅谷和世界各地高技术(产业)中心的纽带。

这些网络使得硅谷的公司能充分接触和利用其它国家或地区的人力资源、市场资源和金融资源等。

为了吸引高端人才,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招收留学生培养后备人才,据美国国际教育协会公布的数字,每年全世界150万留学生中有48.1%在美国学习;通过研究机构招聘人才,目前,美国共有720多个联邦研究开发实验室招聘或引进国外著名科学家;企业利用平台大量引进人才;联合攻关或企业外迁借用人才,如与日本、欧洲和俄罗斯共建阿尔法国际空间站;放宽对移民的限制吸引留住优秀人才,如对高技术人才尽量降低门槛,大力放宽对高技术人才及其家属移民的限制;在加强对国内有突出贡献和成就的科技精英提供优厚的物质和生活待遇的同时,还创造良好的研究开发、创新的条件和环境,吸引大量国外优秀人才;利用遍布全世界的“猎头公司”,为美国公司网罗高科技人才,同时,还利用一些国家政局不稳和暂时的经济困难,趁人之危抢人才。

人才流动率反映了经济发展环境的开放性,高人才流动率和有效人才激励机制是硅谷人才因素的显著特点
硅谷是世界上“跳槽率”最高的地区,硅谷人才流动的比率是30%,金融业的人才流动比率为60%,而发达国家每年人才流动率一般在15~20%之间。

适度的人才流动可以使企业增加活力,其开明的意识、开放的环境、活跃的人才流动使得人们有机会学到更多新的知识和专业技能,并建立起各自广泛的人际网络。

在硅谷,众多高技术公司都采用股票期权(Stock
Option)的形式,即员工有权在一定时期(如两年或三年)内用事先约定的价格购买公司一定数量的新股,而期末股价之高低变化所体现的员工利益及风险与员工在这段时间内的创新努力是紧密相连的,它使公司高级经营管理人才、研究与开发人才的利益与企业的长远利益紧密结合起来。

此外,硅谷还有技术入股、职务发明收益分享等灵活多样的人才激励机制。

硅谷模式系列分析之五:风险投资
硅谷是风险投资的发源地,风险投资成为促进硅谷高技术产业发展的主要动力
硅谷地区成功发展的实践证明,风险投资是高技术产业和新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也成为高新技术企业创业的催化剂。

美国是世界上风险投资规模最大的国家,已占世界风险投资的一半以上,而硅谷地区吸收了全美35%的风险资本,美国几乎50%的风险投资基金都设在硅谷,目前硅谷的风险投资公司有200多家。

在硅谷高技术产业发展史上,风险投资功不可没。

著名的英特尔公司、先进微器件公司、罗姆公司、苹果公司等都是靠风险投资发展起来的。

在过去的10年中,在NASDAQ(纳斯达克)上市的公司有4416家,筹集资本高达1500亿美元。

因此,风险投资和硅谷地区的发展形成了一种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机制。

在硅谷起步阶段,风险投资相对薄弱,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主要靠军方投资。

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风险投资的作用就在硅谷逐步占了主导地位。

据美国《风险投资》杂志资料统计,风险资本在硅谷的投资额,1977年为5.24亿美元,1983年就猛增到36.56亿美元。

1997年创记录地新建风险公司3575个,风险投资达37亿美元,占
全国风险投资总量的21%。

风险资本投资的峰值发生在2000年,达到345亿美元。

近三年,硅谷风险资本投资有所下降。

2003年硅谷风险投资跌至62亿美元,仅高于1998年的水平。

硅谷风险资本投资在2004年出现自2000年达到顶峰后的首次增长,增长到大约71亿美元,增长率为15%。

硅谷拥有成熟的风险投资体系,形成了一套有利于促进风险投资发展的机制
任何有价值的创意、技术在硅谷都能得到很好的投资和帮助。

在硅谷,许多风险投资人、创业投资基金的管理人都是工程师出身,对技术的创造性、知识的前瞻性和产品的市场前景有很好的判断能力。

风险基金的投资决策是快速的,但筛选也十分严格。

硅谷的风险投资企业主要是由那些成功的高技术创业者们创办,这些企业家经常是那些通过建立技术企业然后将其出售而获得资金的创业者。

他们积极参与所投资企业的运作,向创业者提供关于业务计划和战略的建议,帮助寻找合作投资者,招募关键管理人员,并在董事会任职,为企业提供关系网络服务和多年积累的一手经验。

对创业企业来说,得到的不仅仅是资本,更重要的是还得到了制度创新、改组企业领导班子、建立新的理念、经营战略和管理模式的机会。

硅谷风险投资发展活跃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有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宽松的法律环境。

美国早在1958年就颁布了中小企业投资法,促进了一大批中小企业的建立,政府还从税收、融资、贴息贷款等方面提供优惠。

美国政府一系列的投资收益税率政策加快促进了风险投资的发展:1975年,修改《国内收入法》,允许投资者冲销投资损失,降低其税收负担;1978年《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将投资收益税率从49%降到28%;1981年《经济复兴税法》将投资收益税率进一步降到20%;1986年颁布的《税收改革法》按投资额的百分比减免所得税;1997年《投资收益税降低法案》进一步降低投资收益税。

硅谷模式系列分析之六:中介组织
中介组织在硅谷的产业体系中扮演着关键的整合角色,促进了各创新要素的整合
硅谷生产协会积极与州政府配合为地区发展解决环境、土地使用和运输问题;西部电子产品生产商协会为产业界提供管理讨论班和其它教育活动,并鼓励中小规模公司之间的合作;半导体设备和原料协会也为半导体芯片技术标准的统一做出了重要贡献。

硅谷专业中介服务体系主要包括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技术转移服务机构、会计、税务机构、法律服务机构、咨询服务机构、猎头公司以及物业管理公司、保安公司等其他服务机构。

硅谷模式系列分析之七:硅谷文化
硅谷几十年来形成的独特文化模式是它成功的最深刻而持久的因素
马克斯·韦伯曾经说过:“任何一项伟大事业的背后,都必须存在着一种无形的巨大的精神力量。

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精神力量一定与该项事业的社会文化背景有密切渊源。

”硅谷几十年来形成的独特文化模式是它成功的最深刻而持久的因素,是美国传统的民族特性如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创新精神等和现代文化在高科技时代的典型体现,《硅谷热》的作者认为,硅谷的“这种高科技文化将变成美国人普遍的生活形态。


硅谷创新文化体现在它鼓励尝试,容许失败。

硅谷文化首先是一种创新文化,即允许失败(Its ok to
fail)的创新。

正是因为这种精神,人们才去不断地尝试,硅谷才诞生了许多企业家、发明家和创业者。

无论他们是成功还是失败,都对硅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这种宽松环境下,创新不仅包括科学技术,而且还包括行为模式、思维模式、交往模式等各个层面。

因此有人说:在硅谷,只有两种东西—人件(peopleware)和观念(idea)最重要。

硅谷对人力资
源的重视超过了对其他经济因素。

硅谷的佯谬文化是硅谷发展的内在动力。

硅谷文化是一种佯谬文化,即似非而是的悖论或反论文化。

硅谷被称为“佯谬谷”(paradox
valley)。

这是技术对文化产生影响的一个例证。

硅谷文化是一种时间文化,即速度化文化。

硅谷的发展即表明,在知识经济时代,速度化是其最主要的特征之一。

在后工业社会,时间成了稀缺资源,因此,对时间的争夺代替了工业化时期对空间即对自然资源和工业原料的争夺。

这种时间文化改变了硅谷人的工作模式和劳动制度,知识经济使得人们不可能按照过去工业化时代的八小时工作制(即标准化时间)工作,而是按照创新的需要安排时间,不是将时间细化,而是将其大段大段地分割,经常性地连续几天通宵达旦,工作到深夜或凌晨几乎是今日硅谷20万高科技人员统一的生活方式。

硅谷独特的企业文化提高了企业办公效率,增强了企业活力。

硅谷公司有一种独特的企业文化。

这种文化包括,人才的超流动性、直呼上司的名字、随意穿着、弹性工作时间、在家工作、雇员所有——雇员拥有股票等。

这种看似随意性的“车库文化”,已成了硅谷企业文化的代名词。

硅谷模式系列分析之八:政府支持
政府采购对硅谷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尤其是新兴产业发展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美国政府颁布“采购美国产品法”,政府对信息产品,尤其是对原创性产品起到了很大的支持作用。

在硅谷形成初期,正是由于美国国防部对尖端电子产品的大量需求才使许多年轻的高技术公司生存了下来并得以日后发展壮大。

据统计,1955年至1963年期间,硅谷半导体产业35%到40%的营业额来自于政府采购。

后来对民用市场开发成功之后,这个比例才逐渐下降。

大量的国防采购,对硅谷集成电路、计算机产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以晶体管为例,在1951年到1953年,政府支持硅谷的公司开发新技术,为晶体管的发展提供了市场。

1952年晶体管全部军用。

由于晶体管的成功应用,美空军于1958年决定将其民兵式导弹的全部真空管换成晶体管,使晶体管的市场增大了一倍。

在集成电路的发展中,政府起到了同样的作用。

斯坦福大学集成电路研究中心就得到了来自美国国防部800万美元的资助和来自19家公司1200万美元的资助。

继民兵式导弹从电子管转到晶体管之后,政府在民兵式二号导弹,阿波罗计划和弹道导弹预警系统中强制采用集成电路。

20世纪60年代初期,美国政府还通过大量订货促进集成电路生产技术不断完善。

政府通过研发投入和相关政策促进硅谷技术发展
政府对基础的、符合国家科学发展的研发给予直接的资金与各方面的投入。

例如政府对斯坦福大学研究项目提供大量的直接赞助经费。

据统计,2000年,斯坦福大学16亿美元的年收入中有40%来源于受政府委托的研究项目。

另外,政府还对中小企业进行研发投入,并通过税收政策等鼓励企业自己进行研发项目研发。

例如通过“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法案”,利用国防、卫生、能源等部门的研发基金支持中小企业相关技术创新,满足联邦政府研究开发以及商业市场的需要;实行“研发抵税”的政策;设立小企业局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担保,担保率为75%~80%。

此外,政府严格实行专利制度,对知识产权进行保护,促进了技术交易市场的建立;建立行业标准,推进技术的完善与进步;制定了宽松的技术移民签证,实施专门为吸纳国外人才的H-1B签证计划,增加签证发放的数额。

除了国家政府的支持,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支持也对硅谷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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