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滨逊形象的现代性反思

外国文学研究 2004年第1期鲁滨逊形象的现代性反思王文华Ξ内容提要:现代性的危机是当今人类共同面对的历史问题,这一问题不是后来才出现的,在现代性发轫之时,其进步和局限的双重性就如同一对孪生子在同时孕育。

本文以《鲁滨逊飘流记》作为考察对象,通过对鲁滨逊形象的反思,试图揭示启蒙运动早期现代性内部的裂痕就已在文学中初露端倪。

关键词:鲁滨逊　现代性　反思当今,西方各国普遍进入后工业社会,以工具理性为核心的现代性思想体系遭到质疑。

历史地看,工具理性取代宗教成为社会的整合力量之后,曾经给人们带来了丰厚的物质成果,甚至奠定了西方人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的基础。

但是,人们为此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出现了诸如主客体的分离、“此在”的沉沦等现代性问题。

其实,这一问题不是后来才出现的,在现代性发轫之时,其进步和局限的双重性就如同一对孪生子在同时孕育。

这里我们选取《鲁滨逊飘流记》作为研究的样本。

“现代性态度是在启蒙运动过程中形成的”(陈嘉明3)。

这部小说发表于1719年,正值启蒙运动的开端。

而且,作为“开辟了现实主义小说的道路”(杨耀民17)的重要作品,其对于后世文学的价值取向影响深远。

因此,有必要从现代性的维度入手,对主人公鲁滨逊的形象进行学理的反思。

尽管利奥塔与哈贝玛斯在现代性终结的问题上有着激烈的论争,但大家公认,现代性的张扬在摆脱中世纪的蒙昧和猥琐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

科学主义的传播和人文主义的发展,使人真正有理由挺起胸膛去追寻自由和幸福。

对于自然世界,人类以“知识就是力量”为口号,通过理性活动获得科学知识,并且以“合理性”、“可计算性”和“可控制性”为标准达到对自然的控制;在社会历史领域,人类相信历史的发展是合目的的和进步的,人类可以通过理性协商和均衡观念达成社会契约,进而建立起“自由、平等和博爱”的社会(佘碧平2)。

这种乐观精神,在文艺复兴时期已经凸显,到了18世纪,经由启蒙思想的烛照更是深入人心。

丹尼尔・笛福就是这一时代的突出代表。

他接受了启蒙思想,大力鼓吹自由贸易和社会民主,宣扬个人进取精神和宗教自由观念,他的大半生就是在商业冒险和政治追求中度过的。

在将近六十岁的时候,他得知一名被遗弃的英国水手塞尔柯克独自在海岛上生活四年多的故事,应物斯感,这位之前从未涉足小说领域的老者激情难抑,蹴就了长篇小说《鲁滨孙飘流记》。

这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为笛福赢得了“小说之父”的美誉。

鲁滨逊是笛福以现实素材为基础,并融入自己的创作理想刻画出来的典型,既生气灌注又濡染着现代性精神。

主人公鲁滨逊胸中始终存在着一种激情,他从父辈的思想阴影中走出来,虽然有些忐忑Ξ王文华,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英美文学和比较文学。

鲁滨逊形象的现代性反思和朦胧,但新时代的精神在感召着他,引领他走向具有现代意义的人生样式。

从他永不满足、不断追索的人生历程,可以归结出这样一些现代性的进步意义:首先,追求自由生活、肯定个体价值。

在漫长的中世纪,基督教神学思想占统治地位,一切都是以“神”为中心。

“人”是渺小的,是上帝的奴仆,没有追求现世幸福的自由,只配充当带着枷锁的温顺的羔羊。

而随着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明确宣称“人是生而自由的”之后,人们认识到自由是“每个人由于他的天性而具有的、原生的、与生俱来的权利”(Kant43—44)。

追求财富和海外冒险,也因新教伦理的改革成为名正言顺的追求目标。

小说中的主人公鲁滨逊不愿固守安逸的生活。

“从幼小的时候,我的脑子里便充满了遨游四海的念头”, (笛福2)。

尽管他“明智而庄重”的父亲一再规劝他说,作为一个出身于令人羡慕的“中等阶层”的青年,可以“仰仗亲友的引荐,立足于社会,而且很有希望依靠自己的努力和勤勉,挣一份家财,过一辈子安适而快乐的日子”(笛福2)。

但鲁滨逊无法忍受平庸和束缚,终于离家出走,去追求自由的天地。

他起先经历了三次冒险,后来在去非洲的贩奴途中船只失事,流落荒岛长达28年。

但他没有气馁,依靠顽强的毅力生存下来,甚至把这座荒岛改造成一片富庶祥和的乐土。

到了晚年,他不改初衷,这位自称“流浪成性”的人竟又跟随侄儿开始了“新的冒险事业”。

鲁滨逊对自由的追求更多地体现为对个体价值的肯定。

自我决定和自我实现是其价值判断的标准。

鲁滨逊不再把生活的选择权交给父母,他要寻找一种自己所渴望体验的新生活,这种新生活不是平庸和安逸,也不是坐等恩惠,而是依靠自己的不断冒险确证自己的能力。

而且,他不再毫无保留的把自己的灵魂交给上帝。

从初次出海到经营种植园,从贩卖黑奴到成为荒岛的主人,他的内心一直存在着激进的个体意识与保守的宗教观念之间的冲突。

最终,驯服与虔诚让位于雄心勃勃。

虽然流落荒岛之时,他找到《圣经》重又皈依上帝,但这时的上帝已经被世俗化了,不再等同于中世纪那虚无飘渺、否弃现世人生的上帝。

在《鲁滨逊飘流记》的结尾,财富和权势的获得标志着主人公的成功,鲁滨逊不仅摆脱了苦难,而且获得了大笔的金钱,甚至俨然成了这块小殖民地的“总督”。

“富人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难”这类论调在新价值观的冲击下已经成为老皇历了。

其次,张扬理性精神,回归世俗世界。

“启蒙以来作为社会整合力量的宗教在思想界的猛烈批判下,已经逐渐丧失了其整合作用”(陈嘉明28)。

理性作为上帝的替代物得到认同和高扬,成为新的自然的立法者和道德的立法者。

人们从自身找到了认识世界和确证自我的信心。

以自由为核心的价值观和以强权为核心的社会组织形式得到重新厘定。

鲁滨逊的遇险故事发生在条件极其恶劣的荒岛,他的奋斗历程就更突出地体现出启蒙理性主义的哲理色彩,成为人类劳动和创造力的雄伟赞歌。

在小说中可以看到,主人公既经历了肉体的磨难,又遭遇到精神的重压。

但他通过智慧和毅力征服了恶劣的自然条件,并在荒岛上建立起一套社会秩序。

这正应和了启蒙时期的理性精神———将人类征服自然的力量视为社会进入理想阶段的标志。

体现在生活实践上,这种理性精神不再寄望于上帝许给的虚无缥缈的天国,而是重新肯定世俗生活,这种肯定以对人世间的幸福追求为指归,表现为注重收入、财富和物质的繁荣。

《鲁滨逊飘流记》对主人公发财致富的愿望给予了充分肯定,“鲁滨逊受尽千辛万苦之后,终于得到了大量的产业和财富,这就是这个阶层英雄人物向往的归宿”(杨耀民11)。

其间遭遇到了难以想象的困难,但主人公说:“我的脾气是只要决心作一样事情,不成功决不放手外国文学研究 2004年第1期的”(笛福148)。

小说以欣悦的笔调描绘了鲁滨逊改造“绝望岛”后的心情,“现在我觉得我那荒寂的小岛是世界上最可爱的地方”(笛福123)。

这象征着人类失掉的伊甸乐园通过理性的引导已经在世俗世界重建起来了。

再次,依托科技文明,摒弃蒙昧枷锁。

打破旧世界,建立新的理性王国的重要武器是科学技术,科技的发展促使现代性的诉求得以实现。

现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物质昌明是建立在科技的大发展的基础之上的。

科学给了人类改造世界的决心和信心,使人真正有了实现理想的工具。

鲁滨逊能够冒险出海到巴西经营种植园,是和航海技术的进步分不开的。

鲁滨逊流落荒岛之后,假设他身无长物,赤手空拳,肯定难以生存,正是他以前接受了文明的教育,又幸运地从倾覆的大船上运下来一些物品———特别是生产工具,才使他得以栖身下来,并且逐渐改造荒岛。

所以鲁滨逊是一个偶然流落到荒岛的已经内在地具有社会力量的文明人,他的成功过程是人类社会劳动的缩影。

鲁滨逊在困境中不再一味祈求上帝的保佑,而是发挥所掌握的科技知识,用自己的双手在荒岛上为自己创造了一个文明人所必需的生活条件。

他经历了从采集、渔猎、畜牧到种植等生产发展过程,通过艰辛的劳动,彻底改变了自己的苦难命运。

他从中掌握了许多生产劳动的技能,书写了一个大写的“人”。

这与匍匐于神权脚下的中世纪的人形成了强烈的对照。

中世纪封建教会为了愚弄人民,宣扬蒙昧主义,把违背天主教教义的思想视为“异端”,科学只能作“宗教的仆人”。

鲁滨逊的行动高扬了人的主体性,肯定了不论认识或是道德的最终根据都在于主体自身。

而且,在小说的后半部分,鲁滨逊把“星期五”从懵懂、吃人的野蛮状态中拯救出来,让他接受了文明的教化。

这时,鲁滨逊已经成为了文明的化身,“星期五”灵魂的引路人。

由以上所述可以见出,鲁滨逊是处于创业上升时期资产者的典型代表。

他身上有着强烈的发财致富的愿望和不屈不挠的进取精神,这比之于那些无所事事、坐享其成的食利阶层具有巨大的进步意义,体现出现代性态度的积极方面。

但是,现代性的诉求发展到今天,许多矛盾和问题———如,理性话语过度膨胀,宏大叙事笼盖一切,主体性的自由日渐缺失,人与自然的关系恶化等等———凸现出来,扭结在一起。

这些问题其实在现代性肇始之时已经存在于自身内部了。

追源溯流,《鲁滨逊飘流记》中已潜隐着现代性的局限:第一、理性精神扩张为强力话语。

西方的现代性是由启蒙精神培植起来的。

但是,这一以理性为旗帜,本来意在用知识代替神话促使世界清醒的思想运动,却导致了新的神话(当然主要是“白色神话”)。

理性被高举,成为操纵自然、压制个性的新上帝。

在《鲁滨逊飘流记》中我们看到,鲁滨逊主体性的体现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理性的优越感使他认为自己是自然的当然占有者,甚至是被他解救的西班牙人和“星期五”父子的当然占有者。

他最高的价值观念就是多多益善地攫取财富,因而他看待自然主要就是衡量其是否能为他带来收益。

在荒岛上站稳脚跟之后,他望着这片土地说:“这一切现在都是属于我的,我是这地方的无可争辩的君主,对这地方具有所有权,如果可以渡让的话,我还可以把它传给子孙,像一个英国的领主一样”(笛福88)。

他解救了“星期五”等人,却没有平等地看待他们,而是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奴隶,这种等级制在鲁滨逊看来是天经地义的,人和人的等级体制压倒了平等和民主观念。

鲁滨逊训诫“星期五”,他的信仰“完全是骗人的把戏”,“逐渐教导他,使他认识真神上帝”(笛福192—193)。

“星期五”的土著信仰被鲁滨逊的上帝清洗掉了。

正如福柯所揭示的,“理性”概念成了权力的工具,它不但成为在认识与行为上排斥甚或压制非理性的借口,鲁滨逊形象的现代性反思而且成为有权力者用来压制不同思想观念、不同种族和不同文化模式的借口。

①鲁滨逊的成功演义出了一曲“宏大叙事”的神话,个体自由的充分实现能确保幸福的来临。

数百年来,个体自由作为形而上学的理念,被用来引导现代性事业,并赋予现代性的思想、制度与行为以合法性。

然而,自由已经被无限地夸大了。

事实上,作为处于社会网络中的人不可能实现完全的自由。

相反,资本主义社会弱肉强食的法则恰恰说明了某些人的自由是操纵、压制其他人的意愿与行为的结果。

所以我们不能忽略,鲁滨逊形象的塑造是在远离了家庭与社会的舞台上完成的。

而且,鲁滨逊成功的标志就只是金钱。

这隐约显现出强力话语对人的情感和非理性的贬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