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我们三读书笔记

杨绛我们三读书笔记

杨绛(1911年7月17日)，原名杨季康，是著名律师杨荫杭之女。擅长于翻译、文学著作、戏剧等。著有剧本称心如意、弄假成真、风絮等，翻译了一九三九年以来英国散文作品、西班牙著名流浪汉小说小癞子、法国勒萨日的长篇小说吉尔布拉斯等。然而，她的身份，更让我们感到熟悉的，是钱钟书之妻。下面是聘才网小编为大家带来的《我们仨》读书笔记。

杨绛我们三读书笔记一：

《我们仨》由钱钟书先生的遗孀、作家杨绛所著。本书分两个部分，一部分以“梦”的形式隐喻情感，一部分记述现实。现实部分，从1935年伉俪二人在牛津求学写起，一直到1998年钱钟书去世，半个世纪的悲欢离合，最后都化作一位百岁老人对家人绵绵的思念。作者所思念的，是一个与世无争的学者家庭，妻子杨绛、丈夫钱钟书、女儿钱媛，一家三口都是单纯的文人，不沾是非，不涉政治，任世事浮沉，不改做人本色。但在中国20世纪风云变幻的大背景下，“我们仨”依然饱经战火、疾病、政治、生死的洗礼，难以独善其身。

在“我们仨”中，女儿钱媛无疑是处于最中心的位置。在杨绛的眼中，女儿懂事、聪慧、好读书，是自己“平生唯一杰作”。钱家家长(钱钟书之父)“得意非凡”地宣称：“女

孙健汝(钱媛)”是“吾家读书种子也”。但就是这样的一个“可造之材”，却多病多难，生不逢时。“上高中学时背粪桶，大学期间下乡下厂，毕业后下放四清，九蒸九焙，却始终是一粒种子，只发了一点芽芽。”其间的遗憾憋闷，溢于言表。

杨绛先生为女儿的才华惋惜，但杨绛她自身何尝又不值得惋惜。在钱钟书的眼中，杨绛是“最贤的妻，最才的女”，诚然也。钱钟书虽然才华横溢，学贯中西，但有得必有失，于生活计，几乎百无一用。杨绛在牛津“坐月子”时，钱钟书不时地在家做些“坏事”，将桌布染黑了，台灯砸了，门轴弄坏了，均束手无策，唯有苦着脸向妻子杨绛求救。杨绛一一安慰“不打紧”。出院后，她逐一“搞定”。钱母感慨这位儿媳，“在家什么粗活都干，真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钟书痴人痴福。”而这对于一个惜时如金的学者来说，是幸也，亦或不幸也?杨绛在翻译上的造诣颇深，她翻译的《堂吉柯德》，至今为止依然是中译本外国名著中的经典之作。

“我们仨”中最“宝贝”的自然是钱钟书。钱钟书是一个纯粹得近乎单纯的文人，他将毕生精力都投入到学术事业中。中国的文人，不论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在几千年的政治文化熏陶下，无非分两种，一种当了官的，一种是想当官而不得的。即使隐士如陶渊明者，早年的愿望也是“大济苍生”，他几次挂冠而去，均是迫于无奈，不是因为嫌官小，

就是因为不“合群”。而钱钟书却是一条漏网之鱼，是一众鸭棚中诞出来的一只天鹅蛋，是文人中的“病梅”，异类中的异类，几千年以来，仅此一枚。朱家骅许他一个联合国科教文卫的职位，他辞谢了;晚宴要和“极峰”(蒋介石)握手，他趁早溜回来了;收到国宴的请帖，他请病假;即使是社科院文学所的一个顾问衔，他也力辞得免。

钱钟书一生所爱，唯有他的书、他的家。在书里，他是学问的宠儿;在家中，他是精神的领袖。这两个地方，自由、美好、安全，符合他全部的慧心与童心。他或许会以为，这两个地方都如英国哲学家洛克所说，“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可这句话显然不符合中国国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田家无四邻，独坐一园春”终究只是古代文人的美好奢望。1966年，钱钟书和杨绛都被革命群众“揪出”，成了“牛鬼蛇神”，被批斗，被“洗澡”，杨绛还被人剃成了“阴阳头”，苦不堪言。他们凭借平和的心态以及对学问的执着，挺了过去。但是，女儿钱媛的丈夫王德一却因不堪受辱，愤而自杀。

“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碎”。90年代中期，病床上的“我们仨”开始分头写作各自的《我们仨》。不久，钱媛病逝，次年岁末，钱钟书亦离世。“剩下的这一个我，再也找不到他们了。”此中辛酸，难以向人道也。四年后，唯一完本的是杨绛版的《我们仨》，此时杨绛已是九二高龄。

书中，一个个残碎的梦境，一件件细碎的小事，在黑白间杂的夜幕下，如一粒粒星辰，以爱作线串起，熠熠生辉。

无论悲欢离合，家庭都是人生最后、最好的庇护所。如果你爱家，就读一读《我们仨》吧。

杨绛我们三读书笔记二：

杨绛(1911年7月17日)，原名杨季康，是著名律师杨荫杭之女。擅长于翻译、文学著作、戏剧等。著有剧本称心如意、弄假成真、风絮等，翻译了一九三九年以来英国散文作品、西班牙著名流浪汉小说小癞子、法国勒萨日的长篇小说吉尔布拉斯等。然而，她的身份，更让我们感到熟悉的，是钱钟书之妻。

六年后再读我们仨，仍觉得这是一本开卷便不忍放下的作品。我们仨是92岁的杨绛先生在女儿、丈夫去世四年后的回忆录，全书共三个部分我们俩老了、我们仨失散了、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其中，前两个部分用梦境的形式讲述了最后几年一家三口相依为命的生活情感，笔法独特也有些晦涩难懂;第三部分占据全书大部分篇幅，从1935年她与钱钟书刚结为夫妇赴英留学开始，在牛津喜得爱女，回忆了一家三口63年来经历的风风雨雨和更多感人至深的温馨画面，语言从容、简洁，看似平平淡淡，却闪耀着经过漂洗的朴素生活本来的绚烂多彩。

1935年，初到英国，这对自小被仆妇照顾的新人开始

在跌跌撞撞中过日子。为了做早饭，他划了生平第一根火柴;为了满足馋嘴的他，她学会用雪利酒文火做红烧肉;他们把店里送来的扁豆剥壳又一面嫌弃壳太厚豆太小，剥了好多才醒悟过来“这是专吃壳儿的，是扁豆，我们焖了吃，很成功”;而每天早晨一大瓯牛奶红茶，也成了他们一辈子戒不掉的习惯。她不再是当初不识柴米油盐的苏州小姐，他也不再是古月堂前吟诗作赋的无锡少年，然而日子却像搬入新居的第一个早晨钟书给她端到桌上的早餐，有果酱、蜂蜜，那般甜蜜。

1937年，他们有了女儿钱瑗。钱钟书曾赠言杨绛：“绝无仅有的结合了绝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其实，我读我们仨，读出了季康之于默存也如母亲一般。在她住院的日子，他每天到产院探望，常苦着脸告诉她：“我做坏事了。”他打翻墨水染了房东家的桌布、砸了台灯、把门轴弄坏了，像一个做错事情等待妈妈回来的小男孩一般，她说：“不要紧”，回寓后便真的全部修好，让他信赖、安心、能够依靠。

1938年，一家三口回到硝烟弥漫的祖国。他先是赴昆明西南联大教书，后尊父命去蓝田当英文系主任，这期间有来自同事的误解、有来自家族的压力、更有来自战争的流离颠沛，还好有她信他、懂他、陪他。女儿的成长也是苦难生活的一剂糖丸，“钟书爱逗她，惹她，欺她，每次有吃的东西，总说：”Baby no eat.”…她看着妈妈的脸，迸出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