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设计现象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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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 EDUCATION 2012 · 05

■ 沈静

后现代设计现象批判

后现代是一个信息时代，这个时代的设计呈现出独特的现象。区别于现代主义设计的“形式追随功能”，后现代设计对形式与功能

有特定的理解；同时反设计、非物质化的设计也是这个时代的产物。对后现代设计的思考也是关于对它的批判，在批判中，设计显露出其本性。

后现代 反设计 非物质化

内容摘要：关键词：我们所处的时代被称为后现代，信息技术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的认知领域和行为模式。“我们正在从一个讲究良好的形式和功能的文化转向一个非物质的和多元再现的文化。这种文化被恰当地说成是严密的逻辑原则的衰败，其特征是相反的和矛盾的现象总是同时呈现。”[1]

由此而来的是，后现代设计也呈现出一种独特的现象。

现代主义倡导二元对立的认知模式，这种模式奉行非此即彼、非好即坏的标准，其中心则是一套去除差异而求同一的整体性观念，亦即寻找一种把握和认知世界的本体论根源。所谓本体，亦指终极的存在，也就是表示事物内部根本属性、质的规定性和本源。这种自启蒙时代以来的哲学根本上是一种本质主义哲学，它追求永恒自明的真理，追求确定性和明晰性。现代主义设计奉为经典的“形式追随功能”就是这种哲学的反映。作为产品的形式和功能，本是合二为一的，但在二元对立的哲学思维中，功能作为本质对于形式具有绝对的话语权，而形式只不过是功能的附庸。如此，“形式追随功能”也就意味着设计的美感来自纯粹的功能，此种功能主义亦即本质主义。因为，对于产品而言，只有作为本质的功能才是永恒自明的真理，只有功能才是确定的，才是变中之不变者，流动中之恒定者。而形式是短暂的、瞬间的、变化的。正如穆特休斯所言，“我们想在机械产品上看到的，是平滑的形式，简化到只剩下了最基本的功能。”现代主义设计正是基于这种本质主义而与历史主义划清界限，从而实现了它的民主化和大众化。

现代主义追求永恒不变的真理和终极性价值，遭到后现代主义的扬弃，“在走向后现代的历程中，那种作为对科学、道德、宗教和艺术所提出的永恒性（本体

论）问题或认知（认识论）问题的仲裁者的哲学已经终结，在新解释学与解构哲学声势夺人的今天，再认为存在一门只关心具有根本性问题的超级科学已值得怀疑；再抱持在人类生活的思想和艺术实践中存在着一种第一原理的看法，已显得相当可笑；再固守有独立于历史和社会发展之外的永恒不变的哲学问题，似乎就有些荒诞了。”[2]

后现代主义对终极价值观的否定，意味着在对产品功能的理解上，功能不再是产品追求的终极价值。对于产品而言，更加重要的是它的象征、风格和时尚，而不是赋予它的任何理性或者是道德理由。由此，在形式与功能的关系中，形式挣脱了功能的束缚而获得独立，形式的意义不仅在于表达功能，其本身也是一种造型符号，承载着某些特定的内涵，甚至当形式与功能发生矛盾时，形式也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于是，我们也须进一步追问何为功能？在现代主义设计中，产品的功能是确定的、明晰的，功能亦即实用。而在信息时代，现代精神遵奉的这种确定性和明晰性让位于不确定性和模糊性。于是，后现代设计在功能上模糊了设计的实用性，设计的目的可以不再是实用功能，从而后现代设计呈现为一种独特的反设计现象。

“后现代主义是以消解认识论和本体论，即消解认识的明晰性、意义的清晰性、价值本体的终极性、真理的永恒性这一反文化、反美学、反文学的‘游戏’态度为其认识论和本体论的。”[3]后现代主义这一反认识论、反本体论的立场，是基于反中心性、反元话语、反二元论、反体系性的思维向度的。这种“反”的经验是后现代时代独特的产物。对于设计而言，这种“反”的现象迫使我们追问什么是设计、什么是好设计。事实上，上世纪60年代的波普设计已开始了推翻现代主义设计标准的征程，并发展了一套新的设计标

准。传统的“好设计”开始受到质疑，无视“形式追随功能”的现代主义运动理论，强调产品的趣味性和可消费性，并且认为“对于产品而言，更加重要的是它的象征、风格和时尚，而不是赋予它的任何理性或者是道德理由”。很多波普风格的家具作品体现出软雕塑的特点，在体型上含糊不清，在视觉上通过与其他物品的联想来强调其功能。而意大利的激进设计则是这种反设计的典型形态，它宣布了绝对随意性、新模糊性时代的来临。对于激进设计而言，重要的不是产品的功能，亦即产品不只是实用功能的载体，实用功能只是产品与生活的一种关系，设计也不再只是设计一个具体的有实用价值的产品，而是设计一种生活方式，设计的理性分析导向必须用情绪、感官的价值取代。激进设计从一些纯艺术运动获得设计的灵感，产生了很多概念化的作品来嘲讽经济和文化现象。他们致力于一种“逃避的设计”，用如诗般的和非理性的方法表达了从可怕的日常生活逃脱的尝试。索特萨斯曾于1970年发表过这样的论述：“我只是想知道，在进行设计的时候是否存在这样的关键点——它能帮助人们以某种方式生活，我的意思是以某种方式帮助人们认识并解放自己。”

意大利的激进主义设计师们认为，设计师应该肩负的重任是设计人性化的产品，设计是追求种种能引起诗意反应的物品，物品应该具有内省的功能，而非单纯追求经济利益。同时，设计师应该充分运用创造力来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而不仅仅是助长不可避免的资本积累。事实上，激进主义设计师对于消费是持强烈的反对态度的，Superstudio自称他们的定位是批判地和社会发展相对峙。反设计明确提倡坏品位，一般人对好的设计与庸俗的看法被颠倒过来，通俗文化被风格化成真正的高层文化，Mendini本人曾主张把“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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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 EDUCATION 2012 · 05庸地规划”当成革命性的设计思想，1979年Alchimia的首批作品就是通过用彩绘异化经典家具的方式，讽刺、机智地将包豪斯传统庸俗化。平庸设计提供了一条通向艺术的道路。由此，设计作品模糊了同艺术品的边界，“在这一非物质社会中，设计产品正在迅速地与艺术产品靠拢，设计过程正在与艺术创造接近。”[4]边界的模糊，亦即二元对立的传统思维的瓦解，传统的物质与非物质的对立、主体与客体的对立、艺术与科学的对立，在后现代时代都消失了。反设计这种独特的现象表明了不同于传统产品设计美学的另一种可能，即设计中正邪不两立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

后现代设计另一个典型的现象是设计的非物质化，“形式必须追随机能，而设计便是实现这个法则，这句无声的指导原则，此刻已经落伍了，因为电子时代的功能概念已经超乎人的想象以外了。一件微处理器的结构，在感觉上既无法掌握，而且是无法透过形式传达的。”[5]在机器时代，人与产品的关系非常明确，人体工学决定产品的尺度，形式由功能的视觉化而

产生。而在信息时代，随着电子科技的引入，产品真正的工作方式已不可见，形式自身变成一种非物质的东西，甚至形式不再表现功能，而功能已变成超级功能。由此，决定设计品质的，不再是结构上的效能，而是产品语言。利奥塔认为，在现代主义的传统里，人与物质的关系由笛卡尔的思想确立，而在后现代，则是一些以非物质方式传达的资讯，电脑和信息传播已经改变了传统知识的功能，知识被大规模移入电脑，使其成为可操作运用的资料，所有知识都必须转化为电脑语言，任何无法变成数码而加以传达的知识，都将被淘汰。这种从物质到资讯的更迭表明了语言的模式取代了物质的模式，“从此以后，我们的多数努力都会用到管理信息而不是管理物品。现在的所谓物品，不过是远距离操纵的机器人生产出来，操纵这种机器人的是某种隐蔽的程序，不可见的模式和一种隐在的创造者。”[6]于是，设计师与产品之间的关系也变成了非物质性的。如果说以前的机械产品是由内向外塑造而成的，设计师的工作像雕塑家用手赋予物造型的话，那么，在大众传播时代，设计师

传递出去的则是讯号，这种讯号作为设计师和使用者之间的媒介，必须被双方所接受。因为有了微处理器，技术部分不再被呈现出来，这使得电子产品其他的操作元素必须特别明显地予以造型，加强其提示功能，由此，产品的语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重要。

后现代设计所呈现出的这些独特的现象，是这个特定时代的产物。后现代从一开始就是作为现代主义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它所具有的怀疑精神和反文化的姿态迫使它不得不重新思考现代精神的价值体系，对一些习以为常的价值标准提出挑战。由此，后现代设计同时也呈现为多元化的倾向，这种多元化也正契合后现代的“怎么都行”的基调。

参考文献：

[1][4][6]马克·第亚尼.非物质社会——后工业世界的设计、文化与技术[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13，4，38.

[2][3]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M].台北：淑馨出版社，1993：9，12.

[5]Bernhard E·Burdek.工业设计——产品造型的历史、理论及实务[M].胡佑宗，译.台北：亚太图书出版社，2001：358.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

（责任编辑：王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