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千南下干部进浙江

八千南下干部进浙江
世人从他们的传奇经历中，能感悟新中国创建之初的步履艰辛，他们就是一南下干部。

60年前，为支援全国解放，大批山东干部组成“南下干部”纵队，背上行装扛起枪，喊着“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口号，浩浩荡荡地向南方挺进，主要负责接管一些刚刚解放的大中城市。

60年过去了，当年那些朝气蓬勃的南下干部，如今大多已是耄耋之年。

他们当年的生活、工作和战斗经历，已成为新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5000名山东干部成建制南下
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头，中共中央于9月8日至13日在西柏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准备五万三千干部的决议》：从五大老解放区抽调5.3万名各级干部，以区党委(或省委)为单位，配备整套班子，以便在第四年内军队前进的时候，这些干部能够随军南下，到达新解放的区域，建立党政军机构，进行接管、开辟工作，能够有秩序地管理大约5000万至1亿人口的新解放区。

其中要
求华东地区抽调1.5万人，并必须于1949年3月集中待命出发。

这些干部包括党务、政府、军事、民运、经济、财政、银行、贸易、机要、通讯、新闻、教育等各个方面。

按照各县实际情况及标准条件，落实抽调南下干部任务。

1948年12月25日，华东局作出了《关于执行中央准备五万三千干部决议的指示》，指出：因目前华中的干部特别缺乏，因此准备1.5万名南下干部的名额，完全由山东来负责。

南下干部按照原有的地方建制，把班子一分为二，一套准备南下，一套留原地工作，搭配好接管班子之后，成建制南下。

从1948年12月到1949年2月，各区集中的南下干部陆续来到华东局党校参加整训，并在临城(今枣庄市薛城区)编成华东南下干部纵队。

队伍中很少有人清楚，这一去将是一辈子。

出发的时候，这些20多岁的年轻人，都以为这就是一次随部队转战，会遇到什么问题、会不会牺牲、多久能回家，都没想过。

许多老同志都还记得南下途中经历的那些事儿：
华东党校开学典礼――
为了提高南下干部开展新区工作的水平，华东局开办了第四期华东党校，全体南下干部均为党校学员。

1949年1月18日隆重举行开学典礼。

华东局和山东省党政领导饶漱石、
陈毅、康生、张鼎丞、粟裕、舒同、黎玉、郭子化等到会并作重要报告。

大家第一次见到那么多高级领导干部并聆听了他们的报告，受到了极大地鼓舞，坚定了解放全中国、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

期间，除学习华东局领导报告外，还学习了《中共中央批准华东局关于接管江南城市的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约法八章)》、《中共中央关于保护工商业问题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接收官僚资本主义企业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对“自由资产阶级”及“开明绅仕”的政策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党三青团及特务机关处理办法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军事管理问题的指示》、《华东局关于江南新区农村工作的指示》、《入城守则》等文件。

传达学习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
1949年3月12至21日传达学习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

华东局书记饶漱石传达了七届二中全会决定和新区农村工作的报告，全体学员进行深入学习，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比如：从现在起，进入城市领导农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在城市工作中，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要恢复和发展生产，学习生产技术、管理方法，学会商业、银行工作；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限制改造的政策；对个体农业和手工业经济，必须谨慎地、逐步地引导他们向集体的方向发展……
国共和谈破裂后渡江――
同年4月20日，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国共两党和谈宣告破裂。

21日，中国人民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朱德总司令，向全军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夜幕降临后，在强大炮火的掩护下，解放军渡江部队向长江防线发起进攻。

4月21日凌晨，部队登上南岸，乘胜追击。

先期抽调随军的南下干部，紧跟二、三梯队各部队，乘舢板渡过长江，在南岸顺利登陆。

郎(溪)广(德)战役结束后，根据华东局指示，将随军干部从部队分离出来，恢复原来建制，并集中到浙北地区休整待命。

而在渡江战役打响时，在临城集中学习的“华东南下干部纵队”也踏上了南下的征途。

浙江是国民党的“老巢”，蒋介石、陈立夫、陈果夫、陈诚等国民党重要人物，都出生在这里，因此在全国有着特殊的位置。

为此，早在1949年2月，第三野战军就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安徽蚌埠组织成立了接管浙江的领导机构一中共浙江省准备委员会。

由七兵团政委谭启龙主管浙江省准备委员会的工作，负责接管浙江的组织实施，把华东局从山东调赴浙江的大批南下干部带到浙江，尽快做好分配工作。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各路南下干部日夜兼程，赶到杭州，等待分配任务。

8000名南下干部接管建设新浙江
华东南下干部纵队渡江南下后，第一(鲁中南区)支队基本上全部分配到浙江，与第三(渤海区)支队的大部分干部一同接管了浙江各地，加上一些专业类干部(铁道、财政干部和济南华东大学的学员)，来到浙江工作的南下干部总计8000余人。

1949年5月初开始，入浙的南下干部各套班子，在浙江大地上迅速散开，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的“按照系统、整套接收、调查研究、逐步改造”的接管方针，投入到紧锣密鼓的接管建政工作中去。

而今天的档案材料显示，在当时浙江的11个地区中，有10个地区接管后的第一任地、县级主要领导基本上都由南下干部担任。

这些担任各个职务的南下干部很快熟悉了南方的环境，他们与地方干部密切合作，积极宣传党的政策，团结各阶层人士，领导人民巩固新政权、清除反动残余和地方匪霸、支前、土改，维护社会稳定，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而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同志，都留在了浙江，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故乡。

在那个特殊的历史环境下，他们有过许多异乎寻常的经历，小到衣食住行，大到剿匪反特，他们在异乡
奋力挥洒着血色青春。

远离家乡、远离亲人，他们克服了南北生活习俗和文化差异，在60年的风雨征程中，为新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