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下干部和土改干部
虹霓学校发展史
虹霓学校发展史因虹霓村是一个古老的村落，早在商周以前就有人居住，学校源于隋唐时期的藏梅寺（海会院），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寺院衰败，僧徒走亡。
后来就成立起私塾学校，到民国时期改为公立学校，具体时间和所任教师无人记起，无从查考。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共产党八路军129部队第四分区和太行行署（驻地在东寺头）的领导下，在时任平顺县委宣传部长、六区区委书记的任秀兰同志等分区和专署领导同志的领导下、在村里积极开展反帝反封建工作，搞土改，分田地，兴办教育，村里办起了公办小学和扫盲识字班。
宣传抗日政策和妇女解放等革命工作。
1943年学校借用民房窑院（今耿学忠家的院子）教师是两位女教师，分别是刘萍、田琳，学生人数不详。
1944年上述两位教师因革命工作调动，学校搬到李喜朝家的院子，教师成为李宝贤（原名李国和，后升为国务院二机部某处处长，在北京逝世，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1945年，由于群众求学积极性高涨，学生人数增加，当时村里发动群众，分管文教的主任李树松具体负责在西庙（今村委大院）新建校舍五间，学校搬进新校舍，由陈凤堂任校长兼教师，负责虹霓河各校的教育工作，还有贾克明教师在此任教。
后来由于学生人数不断增加，虹霓河前后各村的学子纷纷来虹霓求学，教室容纳不下，同年秋后，又搬到东庙（现在的关帝庙）南面的七间廊房里。
刘文元、王俊达任教师，刘文元代校长。
由于工作的调动，后更换为史林堂任校长，徐松考等任教师。
1946年由于八路军的三过行（现在的银行）要占用关帝庙廊房，学校又搬到西庙上原来的教室及东看楼。
在此几年期间，学校为党和人民培养了许多党员和革命干部，仅虹霓村就有如：张克义、李遇春、李毓芳、张鸿文、岳保娣（女）、宋宝林（南下干部，牺牲在南方）、宋林忠（今在福建）、刘文斌、刘文质、李树松（分管文教工作）等等。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三过行搬迁到外县其他地方，学校又搬回关帝庙，尙发枝任校长，崔松任主任，办起规范的完全小学，教师有程光华、任土生、侯明山、赵李栓、谢庚子、张多泰等，到50 年代初群众办学热情更加高涨，在村干部的带领下，群众自愿捐木献工，在原佛爷庙（海会院）旧址大院，建起东西各六间（共十二间）教室，和后院堂屋五间教师办公室。
记忆中的“南下干部”
记忆中的“南下干部”作者：李新春来源：《晚晴》2018年第08期这些共同称为“南下干部”的老人们，仿佛已被时光带进历史的深处，而成为一种老毕节记忆，所以，我要追忆他们，缅怀他们。
“南下干部”是一个具有时代烙印的名词。
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仿佛已龟缩进历史记忆的深处，可它却承载着老毕节发展中一段不可抹去的历史记忆。
第一次听到“南下干部”这个词汇，要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初，这一晃已是45年前的事情了。
我童年的一个小伙伴名叫刘向东，乳名为小鲁阳，他不是南方人，他常常对我说，他爸爸是“南下干部”。
听多了，在我的潜意识中，不觉滋生出一丝对“南下干部”好感。
在后来的人生岁月中，我总会情不自禁地关注那些带着浓厚北方口音的在毕节工作的人群。
渐渐的日积月累，我发现在毕节的父辈人中，这些被称为“南下干部”的外乡人还真不少。
如今，这些被贴上“南下干部”标签的父辈们，许多都离我们远去了，但他们的子孙却扎地生根，成为了地地道道的毕节人。
在毕节市阳山公园环山公路中段靠右背阴的山坳处，有几所南方典型的坟墓，它们隐藏在绿树掩映之中。
许多市民都不知道，这里有一所有故事且承载着一段尘封历史的夫妻坟。
他们不是毕节人，却把毕生的事业根植于毕节这块热土，并最终长眠于毕节这块热土之下。
长眠在这里的是一对来自山东单县的老革命夫妻，男的叫刘福永，女的叫王玉兰。
驻足在老革命夫妻坟前，墓碑上有这样一幅挽联：“五十载战齐鲁建乌蒙忠心报国，千秋业赖高风继传统激励后人。
”碑联由已故老领导李登峰生前为他们撰写，“战齐鲁”指他们的出生地和投身革命的地方，“建乌蒙”指他们南下毕节并参与建设乌蒙山区的后半生人生经历。
墓碑上还有另一幅挽联：“音容莫睹伤心难禁千行泪，养育未报哀痛不觉九回肠。
”这是按毕节民间习俗，表达其子孙对这对老革命夫妻仙逝、养育之恩难报的哀惋之情。
据史料记载，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历时百余天，全中国的解放胜利在望。
山水册页 幸福亨通——册亨概览
（ ） 史 沿革 三 历
２ 万人 ， ３ 居住 着布依 、 、 、 、 汉 苗 壮 仡佬 等２ 多个 民 ０ 族 ， 中布依族人 口占全县总人 口的７ ． ％， 其 ５１ ９ 曾是
黔 西 南 布 依 族 苗 族 自治州 建 州 前 全 国唯 一 的 一 个 布 依族 自治 县 ，在２ １年 举 办 的 中 国 ・ 亨 布依 年 ００ 册 传 承保 护基 地 ” 称号 。
国３ （ ９ ４ 废 州 制 ， 置 册 亨县 ， 后 属 贵州 省 第 年 １１） 设 先
文化活动 中被授予 “ 中华布依第一县” “ 、布依文化 州 ； 元代属那历州 ； 明代属广西泗城州江外 甲； 清代
册 亨位 于贵州 省 西南 部 ， 处珠 江 上游 两 大 支 地
流 南 、 盘 江夹 角地 带 ， 州 府 兴 义 １０ 里 ， 省 北 距 ２公 距
民解 放 军 二野 第 四兵 团过 境 ， 军管 会 派 驻册 亨 工 省
作 党代 表刘 文 俊 ， 长杨 一平 （ 亨 人 ） ２人 前 往 组 册 率 ６
八 渡查 勘 沿途 路况 及 渡 口浮 桥工 程 ， 途 中遭 土 匪 归
的斜 凹处 （ 在 的者 楼镇 册 阳村 住 地 ）后 又 根 据该 现 ， 坡 对 门 的高 山 “ｂ ” 又名 西 帽 良（ 名 叫南 屏 山 ， 西 ， 汉 俗 称 帽 壳 山 ， 去 的 营盘 ） 下 汾 河 的最 大绿 阴塘 过 和 “ 泓堰 ”修 巧 马公 路 时 已填 平 ）用 两地 的最 后 字音 （ ， 合称为“ 西堰 ”汉 语 谐 音 译 为 册 亨 。从 此 ， 用 至 ， 沿
府贵阳３０ ８公里 ， 东隔北盘江与望谟毗邻 ， 隔南盘 二 、第 三行政 督 察 区 （ 南 区专 员公 署 分别 驻 安顺 、 兴 江 同广西 田林 、 乐业 、 隆林三县相望 ， 西靠安龙 ， 北
英德县志
英德县志第一节民族全县有汉族、瑶族、壮族、维吾尔族、满族、苗族、朝鲜族、蒙古族、回族、藏族、黎族、侗族、京族、土族、畲族、佤族、白族、傣族、布依族、彝族、塔塔尔族、傈僳族、土家族23个民族。
汉族据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县内汉族有890080人，占全县总人口的99.66%，遍布全县各乡镇和厂矿场。
县内汉族，源始于中原炎黄，流始于秦人入粤，大量流入在唐代、宋代、明代和清代。
英德县境，古为百越诸族聚居之地，秦始皇平定百越之后，发遣大批中原“谪徙民”入岭南，这是第一批入粤的炎黄后裔，称为汉人。
此后，自东汉末年到南宋末，经过多次汉人从中原和江南迁入广东的浪潮，到英德定居的不少。
《宋史·地理志》载，英州有主户6690、客户1329。
明初人口骤降，《英德县志》（乾隆本）称“地无居人”，成化年间大量汉族人从闽之上杭和赣迁入。
直至清代和民国，北人南迁一直没有停止过。
中原汉族开发较早，文化水平较高，生产技术比较先进，他们南迁后勤劳俭朴，富有创造精神，与百越族逐步融合，成为岭南的主要居民。
原有土著逐步汉化，现在居住英德境内的客家人，大多是宋以后中原汉族移民的后裔。
下面收集到的一些族谱资料，虽虚妄不实之处甚多，但也可看出县内汉族源流的大概（族谱随收随录，不分先后，未认真考证）。
李姓明洪武初年李公政从福建上杭迁英德县竹径都头村定居。
李公政生4子：贵聪、贵明、贵胜、贵会。
贵胜任直隶省常州府武进县知县，生7子。
第七子文任广西庆州府荔波县知县。
文六世孙泽迁黎洞三坑车定居。
贵聪生6子，长子文海迁居洋高乡白沙村，其余在头附近散居。
青塘、鱼湾李姓也不少。
谢姓谢枋得之后裔景圣、景贤、景智三兄弟明初从福建宁化石壁村入粤。
老大定居本县大镇，至今未有分支居它地。
老二定居横石塘围子下，后分支散居马口、连江口、黎溪、白沙及清远县源潭等地。
老三定居于连平县。
丘姓明初，丘氏第六十八世孙丘颗棱从福建汀州府上杭县迁来英德西牛桥头村落户，生子6人，散居西牛、九龙、张陂、石灰铺、浛洸等地，以及阳山、清远、新丰、花县几个县份。
建国初期的湘乡县委
建国初期的湘乡县委肖自强整理1949年8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六军一三八师进驻湘乡县城，湘乡宣告和平解放。
不久，经中共湖南省委益阳地委批准，中共湘乡县地下工委和南下县委合并，成立了湘乡县委。
湘乡县委的成立，为新生的人民政权拉开了崭新的序幕。
湘乡县地下工委和南下县委湘乡县委是由湘乡县地下工委和南下县委合并组成而成立的。
1948年3月，湘乡县地下工委在薛家渡恢复，由刘资生担任书记。
县地下工委恢复后，为迎接湘乡解放做了许多工作。
首先是恢复党的各级组织，至建国前夕，全县建立了湘西、凤音、南薰等11个区工委，62个党支部，地下党员达到2300多人；再是建立人民武装，在1949年春夏间，建立的几支人民武装在湘乡境内和湘潭、湘乡、宁乡三县边境地区积极开展游击战争。
以聂昭良为司令员、陈明为政委的湘安支队拥有1200多人枪，在杨家滩、娄底、纯化、敦信等地频繁袭击国民党军；以刘资生为司令员兼政委的湘乡地方兵团，拥有3个大队和1个直属中队，在羊古、谷水、胜岩、荷塘等地打击伪警，收缴人枪，队伍由300多人枪发展到700多人枪；还有以朱福枚任队长、李杨庭任政治指导员的南薰区地下武装，也拥有100多人枪。
其次凤南弦武工大队、湘中纠察队、湖南军区第四纵队等地方武装也在县境内和跨县边境地区积极开展游击战争。
县地下工委在解放大军压境的形势下，还积极开展迎接解放、接管伪政权、支前各项准备工作和统战策反工作。
派胡开到《湘乡民报》担任主笔，掌握宣传舆论阵地；支持民间组织和进步人士，赶走了反动县长郑达，为起义扫除了障碍，还对国民党县政权机关及反动武装开展策反工作。
同时，发动党员和积极份子开展护厂、护校、护机关以及保护敌伪档案等工作，成立了“经世学会湘乡通讯处”、“铁流学习社”、“城区中学生联谊会”等组织，作为地下党团结教育知识分子公开的外围组织，利用进步刊物和文艺活动，组织示威游行，唤醒湘乡各阶层民众的觉悟，扩大党的影响。
由于迎接解放的各项准备工作做得充分，卓有成效，当刊登程潜、陈明仁起义电文的长沙各报到达湘乡后，国民党县长朱费隐和县党部书记长周意孟立即宣布起义，并宣布伪警察4个中队、伪自卫总队、伪军管会直属中队全部缴械受编。
20世纪50年代初期新区乡村干部群体发展的涌现与流动机制——以农民协会为考察中心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Shanghai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21年3月第38卷第2期Mar.2021Vol.38No.2doi:10.3969/j.issn 1007-6522.2021.02.00620世纪50年代初期新区乡村干部群体发展的涌现与流动机制——以农民协会为考察中心何志明（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成都610207）摘要：20世纪50年代初期，乡村干部匮乏是新区建政面临的普遍问题，并一度对新政权的正常运行产生消极影响。
征粮、减租退押、土地改革等运动中逐步组建的农代会和农协会，为新式乡村干部群体的大量涌现提供了重要契机。
通过在大会上组织“诉苦”是发动农民改变“宿命论”和“变天”思想顾虑的重要手段，而在诉苦过程中涌现出的积极分子，往往成为农协会早期的骨干成员。
因任务紧迫，一些农协会领导职务在早期往往被阶级成分和道德品质存在瑕疵的乡村社会成员所占据。
随着减租退押和土改等运动的深入开展，针对这些成员的人事轮替也随之发动，新发现的贫雇农积极分子顺势填补他们的位置，使此时期乡村干部群体呈现了较明显的流动现象。
在这一过程中，运动式治理手段与阶级斗争学说的高度耦合，最终形成此时期乡村干部群体发展的涌现与流动机制，为乡村社会新的权势转移奠定了重要基础。
关键词：20世纪50年代初期；新区；乡村干部；涌现与流动机制中图分类号：K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6522（2021）02-0072-1620世纪50年代初期是南方新区政权更迭的重要阶段。
在广大的乡村地区，旧有保甲制度亟待废除，但随之而来的就是对于乡村干部的庞大需求。
因此，迅速选拔新的乡村干部是中国共产党在新区乡村的当务之急。
此时期相继开展的征粮、剿匪、减租、退押乃至土地改革等社会性运动，为新政权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契机。
在上述运动中，农民协会发挥了关键作用。
八千南下干部进浙江
八千南下干部进浙江世人从他们的传奇经历中，能感悟新中国创建之初的步履艰辛，他们就是一南下干部。
60年前，为支援全国解放，大批山东干部组成“南下干部”纵队，背上行装扛起枪，喊着“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口号，浩浩荡荡地向南方挺进，主要负责接管一些刚刚解放的大中城市。
60年过去了，当年那些朝气蓬勃的南下干部，如今大多已是耄耋之年。
他们当年的生活、工作和战斗经历，已成为新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5000名山东干部成建制南下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头，中共中央于9月8日至13日在西柏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准备五万三千干部的决议》：从五大老解放区抽调5.3万名各级干部，以区党委(或省委)为单位，配备整套班子，以便在第四年内军队前进的时候，这些干部能够随军南下，到达新解放的区域，建立党政军机构，进行接管、开辟工作，能够有秩序地管理大约5000万至1亿人口的新解放区。
其中要求华东地区抽调1.5万人，并必须于1949年3月集中待命出发。
这些干部包括党务、政府、军事、民运、经济、财政、银行、贸易、机要、通讯、新闻、教育等各个方面。
按照各县实际情况及标准条件，落实抽调南下干部任务。
1948年12月25日，华东局作出了《关于执行中央准备五万三千干部决议的指示》，指出：因目前华中的干部特别缺乏，因此准备1.5万名南下干部的名额，完全由山东来负责。
南下干部按照原有的地方建制，把班子一分为二，一套准备南下，一套留原地工作，搭配好接管班子之后，成建制南下。
从1948年12月到1949年2月，各区集中的南下干部陆续来到华东局党校参加整训，并在临城(今枣庄市薛城区)编成华东南下干部纵队。
队伍中很少有人清楚，这一去将是一辈子。
出发的时候，这些20多岁的年轻人，都以为这就是一次随部队转战，会遇到什么问题、会不会牺牲、多久能回家，都没想过。
许多老同志都还记得南下途中经历的那些事儿：华东党校开学典礼――为了提高南下干部开展新区工作的水平，华东局开办了第四期华东党校，全体南下干部均为党校学员。
南下干部-精选-精选
南下干部告诉你一个鲜为人知的“南下干部”的历史故事绝对震撼楼主：现在要快乐时间：2009-12-13 00:21:00 点击：10305 回复：30字体：边距：背景：还原：举报回复收藏分享更多楼主“南下干部”之研究一、什么是南下干部？准确的说就是解放战争未期,北方都已解放,人民解放军挥师南下后,占领了南方各省份,但江南历来是国民党的统治区,所以严重缺乏我党的干部,在这种情况下,我党从军队和北方的解放区挑选了一大批优秀干部充实南方以巩固胜利成果,这批人大多在南方地方担任领导职务,就此留在南方,现在的江浙,两广,云,贵,川等省份如果你到干休所一问所有的老干部都是北方人,山东的尤其多,这批老干部的后代在南方各省政坛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比如前安徽省副省长何闽旭是沂水人,前浙江省温州市长现浙江发改委主任刘奇是武家洼刘官庄人,驻粤部队司令刘粤军是山东荣城人,他们都是祖籍北方但都生长在南方,在他们档案里籍贯都填着山东,现在南方厅局级干部大多数都是南下老干部的后代二、南下干部南下历史经过——十万山东南下干部分八批南下在地图上，我们称上为北，下为南，于是就有了北伐，有了北上抗日，有了百万雄师下江南。
1947年6月，中共中央确定了全国性大反攻的战略方针。
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历时百余天，接受和平改编与歼灭国民党正规军144个师，非正规军29个师，合计一百五十四万余人。
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消灭。
国民党军队防线逐渐由华北退至华中，甚至华南，全中国的解放胜利在望。
此时，中共中央开始思考另一个问题：随着解放区面积的不断扩大，我们所面临的已经不仅仅是城市和地区的解放，而是城市的管理、群众的安抚、秩序的规范甚至经济的发展。
对于一直被战火和硝烟包围的人民军队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陌生场一全场歌， 党中央作出了从解干部南下，支援新解放区建 略部署解党的号召，从 1947 年 至 1949 年，先后有八个批次，近十万青年干部加入南下大 军，支援开辟新解放区的工作是： 1947 年南下、皖西等地的中国人民解放 军豫南下干部支队 1948 年南南、桐柏、豫西和湖南的中国 人民中原支队 194 年南下到上海、浙南和福东南下干 队 1949 年东州的中国人民二野五兵 团南下支队 1949 年南下到云州和四川的中国人民第 军西团 ⋯ ⋯ 拥有一个共同— — “南下干部”。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新区的干部培养及其群体发展趋向——以川北区为考察中心
中共党史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１０期01234156789-:;<=>?@+ABCD———以川北区为考察中心何 志 明 〔摘要〕干部匮乏是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期新区基层建政时所面临的共同问题。
以川北区为例，中共川北区委采取上级训练输送与下级自行培养相结合的方式，在依靠南下干部的同时，着力培养地下党干部、民主人士干部以及乡村干部，使干部匮乏的状况得以迅速缓解，为该区政治经济秩序的恢复奠定了组织基础。
在此过程中，川北区干部呈现出地方化的特征，这反映了整个新区地方干部群体的转型与发展趋向。
与地方化趋向相伴随的，则是地方干部对于国家政权向心力的强化。
〔关键词〕新解放区；干部培养；南下干部；地方化；川北区〔中图分类号〕Ｄ２３２；Ｋ２７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３８１５（２０１６）－１０－００７７－１０Ｔｈｅ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ｔｏＣａｄｒ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ＴｒｅｎｄｏｆｔｈｅＧｒｏｕｐｉｎＮｅｗＬｉｂｅｒａｔｅｄＡｒｅａｓｉｎｔｈｅ１９５０ｓ：ｉｎｔｈｅＣｅｎｔｅｒｏｆｔｈｅＣｈｕａｎｂｅｉＲｅｇｉｏｎＨｅＺｈｉｍｉｎｇ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ｌａｃｋｏｆｃａｄｒｅｓｗａｓａｃｏｍｍｏｎｐｒｏｂｌｅｍｉ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ｐｏｗｅｒ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ｇｒａｓｓ ｒｏｏｔｓｕｎｉｔｓｉｎｎｅｗｌｉｂｅｒａｔｅｄａｒｅａｓｉｎｅａｒｌｙ１９５０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Ｃｈｕａｎｂｅｉ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ａｓａｎｅｘａｍｐｌｅ，ｔｈｅＣｈｕａｎｂｅｉ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ｔｏｏｋｔｈｅ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ｔｈｅｈｉｇｈｅｒ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ａｎｄｔｈｅｌｏｗｅｒ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ｒｅｌｉｅｄｏｎｃａｄｒｅｓ，ａｎｄａ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ｔｉｍｅ，ｆｏｃｕ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ｕｎｄｅｒｇｒｏｕｎｄｐａｒｔｙｃａｄｒｅｓ，ｃａｄｒｅｓｏｆ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ｓ，ａｎｄｖｉｌｌａｇｅｃａｄｒｅｓ，ｗｈｉｃｈｒａｐｉｄｌｙｒｅｌｉｅｖｅｄｔｈｅ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ｈｏｒｔａｇｅｏｆｔｈｅｃａｄｒｅｓ，ａｎｄｌａｉｄｔｈ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ｏｒｄｅｒｔｏｒｅｓｔｏｒｅ．Ｉｎｔｈｉｓｐｒｏｃｅｓｓ，ｔｈｅＣｈｕａｎｂｅｉ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ｃａｄｒｅ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ｏｆ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ｗｈｉｃｈ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ｔｈｅｔｒｅｎｄｏｆ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ｌｏｃａｌｃａｄｒｅｓｏｆｔｈｅｎｅｗ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Ａｃ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ｌｏｃａｌｔｒｅｎｄ，ｉｓｔｈｅ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ｌｏｃａｌｃａｄｒｅｓｆｏｒ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ｉｐｅｔａｌｆｏｒｃｅｏｆ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ｐｏｗｅｒ．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期是广大新解放区（简称新区）政权重建的过渡阶段，与建政相对应的是对于各级干部的庞大需求，以及干部极为匮乏的状况。
简析解放初期龙溪专区农村工作队
简析解放初期龙溪专区农村工作队作者：陈贤滨王崇文来源：《党史文苑》2012年第18期[摘要]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工作路线。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确保党在执政后的各项方针政策能够在农村得到贯彻落实，我们党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采用向农村派驻工作队的方式，深入农村組织和依靠农民开展工作。
解放初期成立龙溪专区农村工作队就是当时我党向农村派驻的工作队中的一支代表，为当地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 解放初期龙溪专区农村工作队解放初期，我们党面临着繁重的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和迅速恢复国民经济的艰巨任务。
特别是新解放区的广大农村，民生与社会稳定、土地改革任务更是繁重。
我们党采用向农村派驻工作队，深入农村組织和依靠农民开展工作这一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确保了党在农村地区的各项方针政策能够得到落实。
福建省龙溪专区农村工作队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組建的，通过工作队下乡，不仅深入群众了解民间疾苦，而且通过工作队员的积极努力工作，甚至不惜流血牺牲，很快就在龙溪地区这一新解放区，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剿匪、镇反运动，实现了社会稳定，并顺利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
一、龙溪专区农村工作队的构成和培养由于新解放区广大农村的主要任务是解决民生、社会稳定和土地改革问题，而其中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土地改革，因此，組建一支富有战斗力的农村工作队是首要任务。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龙溪专区10个县都組建了农村工作队。
1.龙溪专区农村工作队的构成情况。
根据1950年12月龙溪地委《土地改革会议总结》的统计表，各县参加农村工作队的情况是：龙溪县96人，海澄县140人，漳浦县550人，云霄县400人，诏安县310人，南靖县291人，平和县60人，华安县80人，长泰县44人，东山县50人，共计1925人进驻农村，领导、指导第一批土改工作。
工作队的来源主要包括：南下干部、地方党政干部、部队干部、教员、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等，下村之后，新提拔的部分乡干部也参加到工作队中。
千里大“输血”——新中国干部南下
千里大“输血”——新中国干部南下导语：“南下干部”是一个历史称谓，指解放战争期间，中共中央为顺利接管广大南方新区而派出的干部队伍。
他们来自老解放区，冒着没有散尽的硝烟，背上行装扛起枪，浩浩荡荡向南方挺进，如同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输向南方新解放区。
南下后，他们担任了新区各级领导职务，不仅保证了新生的共和国政权迅速建立，还推动了南北融合和文化交流。
历史不应忘记南下干部这样一个特殊群体及他们所作的贡献。
南下缘起在中共历史上，共产党常因形势需要在全国范围内调配干部。
首次大规模外调干部是在抗战胜利后，为与国民党争夺东北，中共中央迅速组建东北局，并向东北地区派出了为数众多的干部队伍。
这些干部为共产党胜利夺取东北奠定了重要的干部基础。
辽沈战役结束后，东北全境解放，中共中央又从东北抽调了大批干部随军南下。
随着国共和谈全面破裂，内战很快全面爆发。
在经过两年拉锯战后，国共双方军事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
解放军总兵力从内战之初的127万增至280万，并从最初的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状态。
攻守势易的同时，是解放军占领面积的迅速扩大。
而随着接管面积的扩大，就出现了接管干部难以满足形势需要的问题。
为此，中共中央开始考虑干部配备问题。
在解放战争后期，为顺利接管新区，中共中央从东北、华北等地抽调大批干部南下，进行城市接管和政权建设。
这些干部就是共和国史上著名的“南下干部”。
邓小平（时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是党内较早注意到接管干部匮乏这一问题的高级干部。
早在1948年8月24日，他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明确建议注意提前准备接管干部，并介绍了中原区的经验，那就是提前根据行政区划配备好县区以上的领导干部，随军行动，“一路展开，收效必快”。
尽管如此，接管干部仍然不足，“我们总感到干部补充甚不及时，影响工作甚巨，特别是财经干部太少，更感苦恼”。
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其失去了军队庇护的各级政权纷纷垮台，一时间各地出现了不少政治真空地带，而向中共中央要求派遣干部的电报更是如雪片般飞来。
从乡村到城市：1950 年代晋绥南下干部对成都的接管与改造
2022年1月总第199期第1期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Chengdu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Serial No.199,No.1Jan.2022从乡村到城市：1950年代晋绥南下干部对成都的接管与改造*何志明（四川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 成都610207）摘 要：城市接管是解放战争后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重大课题。
为了顺利接管城市，中共中央在北方老区抽调了大量干部南下主导接管与建政。
由于时间仓促缺乏系统培训，这些干部总体文化程度较低且城市工作经验不足。
在进入城市接管后，他们往往沿袭北方农村工作经验。
以成都接管为例，晋绥南下干部尽管顺利实现了 “接收”的目标，但在后续“管理”阶段，他们简单从农村工作经验和阶级路线出发，例如禁止黄包车运营、排斥旧职员以及质疑耗资较大的下水道工程等，无不体现了中共干部从农村进入城市后所面临的困境。
但自1921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过程中形成的灵活变通、不墨守成规的总体工作思维，最终使他们实现了这一转换并为城市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1950年代；晋绥南下干部；成都；接管中图分类号：F2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42（2022）01-82-10·历史与文献·收稿时间：2021-9-10*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历史资料搜集、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21BZS082）。
作者简介：何志明（1984- ），男，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① 笔者对此现象称之为“见物不见人”。
参见何志明：《从“见物不见人”到“见物又见人”——对于深化中共制度史研究的思考》，《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1期。
② 吴珂从政治动员的角度从宏观层面探讨成都接管的方式与途径。
但作为南方新区城市接管的关键群体——南下干部涉及相对较少；笔者曾专题考察晋绥南下干部入川后的地方性调适问题，部分涉及到了成都接管。
南下干部
南下干部告诉你一个鲜为人知的“南下干部”的历史故事绝对震撼楼主：现在要快乐时间：2009-12-13 00:21:00 点击：10305 回复：30字体：边距：背景：还原：举报回复收藏分享更多楼主“南下干部”之研究一、什么是南下干部？准确的说就是解放战争未期,北方都已解放,人民解放军挥师南下后,占领了南方各省份,但江南历来是国民党的统治区,所以严重缺乏我党的干部,在这种情况下,我党从军队和北方的解放区挑选了一大批优秀干部充实南方以巩固胜利成果,这批人大多在南方地方担任领导职务,就此留在南方,现在的江浙,两广,云,贵,川等省份如果你到干休所一问所有的老干部都是北方人,山东的尤其多,这批老干部的后代在南方各省政坛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比如前安徽省副省长何闽旭是沂水人,前浙江省温州市长现浙江发改委主任刘奇是武家洼刘官庄人,驻粤部队司令刘粤军是山东荣城人,他们都是祖籍北方但都生长在南方,在他们档案里籍贯都填着山东,现在南方厅局级干部大多数都是南下老干部的后代二、南下干部南下历史经过——十万山东南下干部分八批南下在地图上，我们称上为北，下为南，于是就有了北伐，有了北上抗日，有了百万雄师下江南。
1947年6月，中共中央确定了全国性大反攻的战略方针。
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历时百余天，接受和平改编与歼灭国民党正规军144个师，非正规军29个师，合计一百五十四万余人。
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消灭。
国民党军队防线逐渐由华北退至华中，甚至华南，全中国的解放胜利在望。
此时，中共中央开始思考另一个问题：随着解放区面积的不断扩大，我们所面临的已经不仅仅是城市和地区的解放，而是城市的管理、群众的安抚、秩序的规范甚至经济的发展。
对于一直被战火和硝烟包围的人民军队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陌生的“战场”。
为了在这一全新的战场上同样奏起凯歌，党中央作出了从解放区选派年轻干部南下，支援新解放区建设的战略部署。
全国解放前夕,山东干部南下浙江
全国解放前夕,山东干部南下浙江作者：暂无来源：《读报参考》 2019年第17期1949年元旦,新华社发表《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向中外宣告人民解放军渡江南进,解放全中国的坚定信心和豪迈气概。
在此历史背景下,根据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华东局从鲁中南等山东解放区抽调1.5万余名地方干部,组成华东南下干部纵队,随解放军南下浙江等新解放区。
此次南下浙江的地方干部,也是鲁中南区历次干部南下中人员最多、建制最全、影响最为广泛的一次。
按照华东局的指示,山东的南下干部分两批抽调。
从鲁中南区抽调600多人,从华东局机关抽调700多人,从胶东区抽调1000多人,从渤海区抽调700多人,共3000余人,分别于1948年12月和1949年1月先后集结到位于鲁中南区益都县王岗村的华东局党校,编成华东局党校的4个部。
从华东大学抽调1500名学生和部分教师参加南下,到临城后编入华东南下干部纵队一支队青年大队,下辖5个中队。
历尽艰辛,兼程南下近一个月的集训结束后,一支队分两路向江南进军。
一支队大部分人员从徐州向两淮地区前进,另有部分人员暂时划归华东支前指挥部指挥。
1949年3月30日从临城乘火车到达徐州,31日乘火车到新安镇。
在那里接到随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支前的新命令。
4月2日又乘火车返回徐州,沿津浦路南下,经蚌埠于4月6日到达合肥。
4月22日,随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渡江。
5月6日,由安徽广德县进入浙江境内长兴县。
5月11日,进入杭州市区。
一支队南下干部丁华山回忆说:“在临城上火车后,把我们拉到新安镇,当夜又拉回到徐州又到蚌埠。
在蚌埠只吃了一顿早饭,又被拉到合肥。
4月初到达安徽合肥,并按照华东野战军司令部的指示,将南下干部编入三野七兵团各团、营,组织筹粮小组,帮助部队筹集军粮。
”“这个时候我们的中队分散了,与军队编在一起,我分在第二十二军炮兵团的一个营。
”“在第七兵团,由第三野战军副政委谭震林指挥,由安徽渡江后进军浙江。
”各部南下的路线和方式并不统一,有的是跟部队编排在一块的,有的不是。
关于广东土改问题——与杜润生同志商榷
作者： 刘子健
作者机构： 《广东党史》杂志;主编
出版物刊名： 同舟共进
页码： 35-42页
主题词： 叶剑英 土改运动 广东 杜润生 华南分局 发动群众 方方 土地改革运动 华侨问题 毛泽东
摘要： 杜润生同志在1999年第10期《百年潮》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新区土地改革的回忆》的文章,其中有一段关于解放初期广东土改的文字(以下简称杜文)。
杜当年是中共中央中南局秘书长、中南土委会副主任,曾到广东指导土改运动。
对广东土改,他是这么写的:当时广东、湖南两省是我们的两个重点。
广东工作由华南分局领导,书记是叶剑英,主持土改工作的是方方同志。
他们很重视搞好土改。
运动开始后,南下干部反映放手精神不够。
中南局就派我去协助一下叶剑英和方方同志。
我们去了以后强调放手发动群众,深入工作,完成土改第一阶段,减租减息、反霸,群众起来了,同时出现了"左"的东西,最突出的。
关于西南党的组织发展和巩固(一九五O年九月二十六日)
〔4〕太平天国 指太平天国起义，是中国近代反对清朝封建统治和民族压迫、反抗外国侵略的农民革命战争。1843年夏，洪秀全在广东创立拜上帝会。1851年1月，洪秀全、杨秀清等率领拜上帝会会众在广西桂平具的金田村起义，建号“太平大国”。1852年太平军出广西，攻入湖南、湖北。1853年，经江西、安徽，攻克南京，并在南京建都。随后从南京分出一部兵力北伐和西征，北伐军一直打到天津附近。但太平军在它占领的地方都没有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建都南京后它的领导集团又犯了许多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错误。在清朝军队和英、美、法等国侵略军的联合进攻下，太平天国起义于1864年失败。
ห้องสมุดไป่ตู้2〕土改 见本书第10页注〔3〕。
〔3〕李自成 明朝末年农民起义领袖。1628年，陕西北部形成农民起义的潮流。李自成参加高迎祥的起义队伍。1636年在高迎祥死后，被推为闯王。李自成在群众中的主要口号是“迎闯王，不纳粮”；同时他不准部下扰害群众，曾经提出“杀一人如杀我父．淫一妇如淫我母”的口号，来约束自已的部队。因此，拥护他的人很多，他的队伍成为当时农民起义的主流。1644年起义军攻入北京。不久。在明将吴三桂勾引清兵联合进攻下失败。
中国地方保护主义及其治理机制
中国地方保护主义及其治理机制2012年08月31日09:56 来源：《石河子大学学报(哲社版)》2012.4 作者：张千帆字号打印纠错分享推荐浏览量一、引言——无所不在的地方保护主义单一制国家一般更强调中央集权和国家统一，但是也不能幸免地方保护主义问题，况且在法律控制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地方歧视甚至比联邦国家严重得多。
目前，地方保护主义在中国仍然相当普遍，但是对它的关注主要限于学者。
这并不是说地方保护主义不严重，而是和其它领域的问题相比，通常以贸易歧视为形式的地方保护主义并不算太显眼，因而一般也难以引起普遍关注。
如果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等基本问题还没得到彻底解决，如果经常出现在报刊头版头条的是收容所里的人命案子、死刑错判的离奇故事、煤矿爆炸的血腥场面、土地征收或房屋拆迁的暴力冲突，那么地方保护主义通常产生的经济纠纷自然显得无足轻重。
然而，这绝不是说地方保护主义对中国的发展不重要。
事实上，某些公然的地方保护主义事件已经吸引了人们的眼球[1]。
如果在法治发达国家，地方保护通常是以中央和地方立法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那么对于法治建设仍处于“进行时”的中国，地方保护主义的形式远不止立法或政策冲突；在现实中，公然的执法和司法保护主义往往显得更为严重。
众所周知，中国长期存在“执行难”，异地执行尤其之难。
河南省南阳市中级法院一批执行法官在湖北荆门市执行案件时，竟先后两次遭遇百余人围攻殴打，12 名执行人员中的6 名被打伤。
2007 年1 月29 日，江苏仪征市法院干警在山东莱芜市对案件诉讼保全时，一名法官遭到被告方有组织挟持。
只是在两地党委和政法部门的强大压力下，遭遇非法拘禁14 小时的法官才重获自由，但绑架者却一直逍遥法外[2]。
事实上，一旦进入地方保护主义的堡垒，来自外地的执行人员就成了无援无助的“弱势群体”，以至不得不求助于当地信访机构。
2007 年1 月，三位湖南法官千里迢迢第三次开车到南方某省执行债务追缴，最后竟来到省人大常委会的信访接待办。
有情众生汪曾祺读后感
有情众生汪曾祺读后感汪曾祺的《有情众生》，是在广州图书馆借了十三本书后发现的。
一见作者是汪曾祺的，翻了一下目录，大部分是没有读过，便借下了。
汪曾祺的书，读过几本。
他的文字，很有活力与创造力，也很有生命力。
记得黄永玉说过，看画要看陆志庠，读文要读汪曾祺。
曾经借读过一本汪曾祺的《人间有戏》。
读过后，甚是喜欢，网淘一本，收藏。
《有情众生》的开篇，是《复仇》。
读着读着，感觉是读过的。
只读到最后的部分，确认是读过的，记得还写过读书札记。
印象最深刻的是复仇者寻找仇人复仇，最终找到了，见仇人的手臂上也刻有自己父亲的名字，如同他手臂上，母亲刻下的仇人的名字一样……仇人的眼光非常平静，在开凿山洞，似乎在等待着今天的到来……复仇者放下了复仇心，与仇人一同开凿山洞。
记得上次读这篇小说，写下的读书小札，认为小说是从主观意向编造出来的。
虽然如此，但编得非常的巧妙精致。
《黄油烙饼》是批判大食堂的。
大队分两个食堂，南食堂与北食堂，社员与干部同时开饭，北食堂闻到南食堂飘过来的香气，“炖肉大米饭，好香好香！”“黄油烙饼，好香好香！”《受戒》绕在了几句话里。
“不受了戒的是野和尚。
”“受了戒可以到处云游，逢寺挂褡。
”“什么叫‘挂褡’？”“就是在庙里住。
有斋就吃。
”划了一气，小英子说：“你不要当方丈！”“好，不当。
”“你也不要当沙弥尾！”“好，不当。
”小英子忽然把浆放下，走到船尾，趴在明子的耳边，小声地说：“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明子眼睛鼓得大大的。
“嗯。
”“什么叫‘嗯’呀！要不要，要不要？”明子小小声说：“要－－”几句话的小故事，硬是给绕出来了大几千字的小说来，且让人千回百折的牵挂，是小说家的本事。
我非常喜欢《寂寞和温暖》这篇。
小说写的大多是我们所熟悉人与事。
其中有一段关于土改的历史叙述：“她的父亲半生漂泊在异国的海上，他一直想有一片自己的土地。
他把历年攒下的钱寄回国，托沈沅的舅舅买了点田，还盖上了一座一楼一底的房子。
他想晚年回家乡住几年，然后就埋在这块土地上，有一个坟头，坟头立一块小小的石碑，让后人知道他曾经辛苦了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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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下干部和土改干部
我记忆中的历史片段3 南下干部和土改干部
小时候，我家里有一个军用水壶。
那水壶已经很旧很旧，銻铁表面泛着灰白色，有被战火硝烟熏过的痕迹。
军用水壶在农家派不上用场，祖母就拿来做了装菜种子的器物。
每年收了辣椒籽、白菜籽啊什么的，就装在里面保存，来年好播种。
其实，这水壶可有些来历。
祖母曾对我说，这是当年土改时“工作同志”留下的。
“工作同志”是当年老百姓对土改工作队员的称呼，他们的模样在我童年的印象里很深刻，个个都戴着军帽或工作帽，穿着军服或制服，一眼就能认出来。
“工作同志”中的领导和骨干一般都是南下干部，也有从运动中表现积极的青年中选拔出来，经过培训的本地人。
所谓南下干部，就是从北方老解放区和革命队伍中抽调到南方新解放区接管政权、开展工作的干部。
他们经过革命斗争的锻炼甚至战争的考验，挎着“盒子炮”（装在木套里的手枪），浑身透着革命传奇色彩，在群众中威望很高。
他们用北方口音讲话，老百姓听来句句都有很大的威力，可以断生死、定乾坤，觉得他们简直都跟天神一样。
后来许多南下干部都成为县以上领导，在人们心目中都是了不起的大干部。
父亲曾经告诉我，在我家留下水壶的这位“工作同志”名叫李凤坤，是一位南下干部，当年带着工作队到我们姚店区搞土改，人称“李主任”。
他实际职务是区委书记，后来是县委副书记。
“李主任”在我家住过一段时间，可是具体的情形，我记忆里没有印象，我不记得他当时是什么模样，大概
是他早出晚归、工作很忙，小娃子家难碰面。
他之所以在我家住过，我估计有两个原因。
一是当时我家就住在农会隔壁。
我祖父早亡，祖母带着父亲一直跟曾祖父母、还有二爷爷二婆婆一起生活，直到父母生了我，一大家人还是住在一间茅草老屋里。
土改时农会一考量，就给我家又分了几件房子和几亩土地，于是我们就分家过，分开住。
这新分的房子是一栋并排两个“天井”的大屋的三间偏屋，过去做过私塾学堂的。
母亲用背篓把我背过去时，我看到那房子很高大空荡，一间屋做了父母和我的卧室，一间屋祖母住着兼做厨房，中间一个过道里摆着母亲的织布机。
有时我在天井边玩着玩着，会突然听见有大钟响声。
喊大人听，他们说我瞎说，其实千真万确，那真是很奇怪，我至今也不知道这种奇怪的现象能否得到科学解释。
那大房子东头住着一户姓谢的人家，中间住着姓周的两兄弟，偏屋天井后面还住着一个陈婆婆，她就是原先私塾先生的遗孀。
大房子中间的正屋有一段时间用来做了农会开会的地方，“李主任”开完会就在我们家休息吃饭，比较方便。
二是“李主任”很看中我父亲。
我父亲名叫曹启森，个头有一米八高，为人忠厚正直，又有小学文化，在当时的民兵中是很出众的。
他把我父亲当重点培养，父亲后来参加工作，历任宜都县农业银行行长、古老背（现猇亭）区区长、聂家河区区长，1989年从县电力局局长位置退休后即去世，才61岁。
“李主任”实际上是我父亲一生遇到的大贵人。
多少年，每当我看见这个水壶，就难免联想到它的主人。
我虽然不记得“李主任”当时的模样，但他在我们村领导开展工作的情况，在我儿时的印象中还是很深的。
我们村里清匪反霸，斗争地主、土改分田地，都是在他带领的工作队的领导下进行的。
如同周立波在《暴风骤雨》里描写的那样，
工作队扎根串连，把贫下中农动员起来成立农会，组织民兵队伍，然后就轰轰烈烈。
“李主任”在农会开会时讲话，与会者都听得很严肃认真。
记得有一次我祖母和我母亲到对面山冈上一户人家“梳布”（一种纺织活），很久不回来，我一个人在家等得急了，就哭闹起来。
当时隔壁正在开会听“李主任”讲话，父亲听见我在这边厢哭，影响开会，就过来训话我。
他说着用手一推，我就栽倒了。
恰巧额头撞到石门槛上，顿时起了一个大血包，我越发大哭起来。
父亲没办法，只好把我抱到屋外去哄。
可是我的哭声很大，对面老屋里的曾祖母居然听见了，拄着拐杖过来看究竟，一看心疼得不行，当场就打了我父亲几拐棍。
父亲狼狈逃开，急忙又去会场听“李主任”讲话。
那血包后来在我额头上留下伤痕，至今还在。
我记得当时村里许多热火朝天的情形。
我看见民兵们扛着梭
镖下操，看见大路边修起哨台，夜晚有民兵站在里面放哨，行人路过他们就会喝问：“哪个？”。
我看见农会开会的夜晚漫山遍野的灯笼火把向会场飘来，我看见开群众大会斗争地主，看见贫下中农喜气洋洋“分果实”（就是把从地主家没收的家具衣物分给穷人），看见农民在分得的土地上扬鞭催牛，耕地播种，看见秋天丰收后农家谷屯上贴着“五谷丰登”。
我听见村里原来那些穷苦的青年农民、家庭妇女、放牛娃都眼眉吐气、唱着工作队员教给他们的歌曲，有“嗨啦啦啦啦、嗨啦啦啦”，有“岩板上开花岩板上红”，我也跟着他们学唱。
村里还办起冬学，就是冬闲的晚上教青年农民学文化。
我母亲也去学过识字。
可是我经常哭吵着要跟着她去。
她带我去过，老师指着黑板上的字要大家跟着念，我也尖声奶气地念，而且声音很大，搞得哄堂大笑。
后来她不带我去了，我就不让她去。
母亲当时很年青，也很想求进步。
母亲很无奈的样子，我现在想起来还很揪心。
“李主任”在村里培养了一大批积极分子，后来有的参加了工作，有的在乡村担任干部，这些干部就是所谓“土改干部”。
“土改干部”风风火火地领导了农村的互助组、合作化以及人民公社化运动。
“李主任”他们这些南下干部播下的种子，果然生了根、开了花。
人们常常提到李凤坤书记，我听了觉得很亲切，可我记不起他的模样。
我记忆里亲眼看见李凤坤同志是1956年，当时我已经读小学二年级，放假后到在古老背任区长的父亲那儿去玩。
一天，县委李书记到宜昌开会回来路过古老背，父亲和他一起吃饭，还喝了一点酒。
我原来以为他很高大魁梧，一看却是中等身材瘦个子。
但是他讲话很清朗，两人谈笑风生，还不时逗逗我。
我想告诉他，你有一个水壶还留在我屋里，但我不敢说。
李凤坤同志后来调到省里工作，但是宜都许多干部群众都记得他。
我父亲去世前还去探望过他，我祖母在世时也时不时提到当年的“李主任”。
他留在我家的那只军用水壶也一直用来装菜种子，春天撒在园地里长出绿芽，张开菜叶，又开花结子，年复一年。
直到我祖母去世，我们全家搬进城里，那水壶还留在老屋里。
如今，李书记和当年的“南下干部”大多去世了，包括他们培养的“土改干部”也在世不多了。
对于他们那个年代所从事的工作，人们有许多评说，可无论怎么说，那毕竟是历史，有着不能改变的庄严。
写下这篇文字，我真想回老家找找，看那个水壶还在不在。
也许已经找不见了，我会把它放在心里的，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