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下干部和土改干部

南下干部和土改干部
我记忆中的历史片段3 南下干部和土改干部
小时候，我家里有一个军用水壶。

那水壶已经很旧很旧，銻铁表面泛着灰白色，有被战火硝烟熏过的痕迹。

军用水壶在农家派不上用场，祖母就拿来做了装菜种子的器物。

每年收了辣椒籽、白菜籽啊什么的，就装在里面保存，来年好播种。

其实，这水壶可有些来历。

祖母曾对我说，这是当年土改时“工作同志”留下的。

“工作同志”是当年老百姓对土改工作队员的称呼，他们的模样在我童年的印象里很深刻，个个都戴着军帽或工作帽，穿着军服或制服，一眼就能认出来。

“工作同志”中的领导和骨干一般都是南下干部，也有从运动中表现积极的青年中选拔出来，经过培训的本地人。

所谓南下干部，就是从北方老解放区和革命队伍中抽调到南方新解放区接管政权、开展工作的干部。

他们经过革命斗争的锻炼甚至战争的考验，挎着“盒子炮”（装在木套里的手枪），浑身透着革命传奇色彩，在群众中威望很高。

他们用北方口音讲话，老百姓听来句句都有很大的威力，可以断生死、定乾坤，觉得他们简直都跟天神一样。

后来许多南下干部都成为县以上领导，在人们心目中都是了不起的大干部。

父亲曾经告诉我，在我家留下水壶的这位“工作同志”名叫李凤坤，是一位南下干部，当年带着工作队到我们姚店区搞土改，人称“李主任”。

他实际职务是区委书记，后来是县委副书记。

“李主任”在我家住过一段时间，可是具体的情形，我记忆里没有印象，我不记得他当时是什么模样，大概
是他早出晚归、工作很忙，小娃子家难碰面。

他之所以在我家住过，我估计有两个原因。

一是当时我家就住在农会隔壁。

我祖父早亡，祖母带着父亲一直跟曾祖父母、还有二爷爷二婆婆一起生活，直到父母生了我，一大家人还是住在一间茅草老屋里。

土改时农会一考量，就给我家又分了几件房子和几亩土地，于是我们就分家过，分开住。

这新分的房子是一栋并排两个“天井”的大屋的三间偏屋，过去做过私塾学堂的。

母亲用背篓把我背过去时，我看到那房子很高大空荡，一间屋做了父母和我的卧室，一间屋祖母住着兼做厨房，中间一个过道里摆着母亲的织布机。

有时我在天井边玩着玩着，会突然听见有大钟响声。

喊大人听，他们说我瞎说，其实千真万确，那真是很奇怪，我至今也不知道这种奇怪的现象能否得到科学解释。

那大房子东头住着一户姓谢的人家，中间住着姓周的两兄弟，偏屋天井后面还住着一个陈婆婆，她就是原先私塾先生的遗孀。

大房子中间的正屋有一段时间用来做了农会开会的地方，“李主任”开完会就在我们家休息吃饭，比较方便。

二是“李主任”很看中我父亲。

我父亲名叫曹启森，个头有一米八高，为人忠厚正直，又有小学文化，在当时的民兵中是很出众的。

他把我父亲当重点培养，父亲后来参加工作，历任宜都县农业银行行长、古老背（现猇亭）区区长、聂家河区区长，1989年从县电力局局长位置退休后即去世，才61岁。

“李主任”实际上是我父亲一生遇到的大贵人。

多少年，每当我看见这个水壶，就难免联想到它的主人。

我虽然不记得“李主任”当时的模样，但他在我们村领导开展工作的情况，在我儿时的印象中还是很深的。

我们村里清匪反霸，斗争地主、土改分田地，都是在他带领的工作队的领导下进行的。

如同周立波在《暴风骤雨》里描写的那样，
工作队扎根串连，把贫下中农动员起来成立农会，组织民兵队伍，然后就轰轰烈烈。

“李主任”在农会开会时讲话，与会者都听得很严肃认真。

记得有一次我祖母和我母亲到对面山冈上一户人家“梳布”（一种纺织活），很久不回来，我一个人在家等得急了，就哭闹起来。

当时隔壁正在开会听“李主任”讲话，父亲听见我在这边厢哭，影响开会，就过来训话我。

他说着用手一推，我就栽倒了。

恰巧额头撞到石门槛上，顿时起了一个大血包，我越发大哭起来。

父亲没办法，只好把我抱到屋外去哄。

可是我的哭声很大，对面老屋里的曾祖母居然听见了，拄着拐杖过来看究竟，一看心疼得不行，当场就打了我父亲几拐棍。

父亲狼狈逃开，急忙又去会场听“李主任”讲话。

那血包后来在我额头上留下伤痕，至今还在。

我记得当时村里许多热火朝天的情形。

我看见民兵们扛着梭
镖下操，看见大路边修起哨台，夜晚有民兵站在里面放哨，行人路过他们就会喝问：“哪个？”。

我看见农会开会的夜晚漫山遍野的灯笼火把向会场飘来，我看见开群众大会斗争地主，看见贫下中农喜气洋洋“分果实”（就是把从地主家没收的家具衣物分给穷人），看见农民在分得的土地上扬鞭催牛，耕地播种，看见秋天丰收后农家谷屯上贴着“五谷丰登”。

我听见村里原来那些穷苦的青年农民、家庭妇女、放牛娃都眼眉吐气、唱着工作队员教给他们的歌曲，有“嗨啦啦啦啦、嗨啦啦啦”，有“岩板上开花岩板上红”，我也跟着他们学唱。

村里还办起冬学，就是冬闲的晚上教青年农民学文化。

我母亲也去学过识字。

可是我经常哭吵着要跟着她去。

她带我去过，老师指着黑板上的字要大家跟着念，我也尖声奶气地念，而且声音很大，搞得哄堂大笑。

后来她不带我去了，我就不让她去。

母亲当时很年青，也很想求进步。

母亲很无奈的样子，我现在想起来还很揪心。

“李主任”在村里培养了一大批积极分子，后来有的参加了工作，有的在乡村担任干部，这些干部就是所谓“土改干部”。

“土改干部”风风火火地领导了农村的互助组、合作化以及人民公社化运动。

“李主任”他们这些南下干部播下的种子，果然生了根、开了花。

人们常常提到李凤坤书记，我听了觉得很亲切，可我记不起他的模样。

我记忆里亲眼看见李凤坤同志是1956年，当时我已经读小学二年级，放假后到在古老背任区长的父亲那儿去玩。

一天，县委李书记到宜昌开会回来路过古老背，父亲和他一起吃饭，还喝了一点酒。

我原来以为他很高大魁梧，一看却是中等身材瘦个子。

但是他讲话很清朗，两人谈笑风生，还不时逗逗我。

我想告诉他，你有一个水壶还留在我屋里，但我不敢说。

李凤坤同志后来调到省里工作，但是宜都许多干部群众都记得他。

我父亲去世前还去探望过他，我祖母在世时也时不时提到当年的“李主任”。

他留在我家的那只军用水壶也一直用来装菜种子，春天撒在园地里长出绿芽，张开菜叶，又开花结子，年复一年。

直到我祖母去世，我们全家搬进城里，那水壶还留在老屋里。

如今，李书记和当年的“南下干部”大多去世了，包括他们培养的“土改干部”也在世不多了。

对于他们那个年代所从事的工作，人们有许多评说，可无论怎么说，那毕竟是历史，有着不能改变的庄严。

写下这篇文字，我真想回老家找找，看那个水壶还在不在。

也许已经找不见了，我会把它放在心里的，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