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美术交流史上的两大高潮

中外美术交流史上的两大高潮

葛实小李沙沙

中美术交流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北京大学教授向达先生、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常任侠先生等学者，在中外美术交流史研究领域做出了开拓性贡献。向达先生的论文集《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曾缜密论述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之际中国绘画所受印度之影响，和明清之际中国美术所受西洋之影响，恰恰揭示了中外美术交流史上的中国吸收外来艺术影响的两大高潮。

第一次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印度与中亚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开始出现了中国吸收外来艺术影响的第一次高潮。佛教大约从公园一世纪后半叶传入中国，古代印度艺术的两大流派犍陀罗艺术与笈多艺术的影响，伴随着佛教的传播东渐中国西域与内地，被中国佛教艺术吸收同化。来往于中国与印度之间的中外僧人、使者、商旅、工匠等人，充当了犍陀罗艺术与笈多艺术东渐的中介。魏晋南北朝时期以来，中外佛教僧人的设像传教或取经活动尤为频繁，史不绝书。东晋僧人法显从长安西行求法。北齐魏收，记载了僧人师贤和僧人邪奢遗多、浮陀难提等人到北魏京师平城造像的事迹。等等犍陀罗艺术与笈多艺术的影响正是通过这些中介的作用东渐中国的。东罗马艺术与撒珊波斯艺术的影响，也构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大景观，并渗入中国佛教艺术。公园395年，罗马帝国东西分治。当时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罗马帝国，就以弗林、蒲琳等名称见知于东晋及南北朝时期的史籍中。撒珊波斯艺术对中国南北朝直至隋唐时期的艺术和工艺产生过重大影响。撒珊波斯艺术的生命超过了王朝生存的年代，直到9世纪在中国北方还有余绪可见。

第二次是明清时期随着欧洲天主教的传播和中西贸易的发展，开始出现了中国吸收外来艺术影响的第二次高潮。利玛窦不仅是中国和近代西方文化发生正面接触时的象征性人物，同时也是率先将近代西洋绘画带到中国的代表。尽管康雍乾三朝都不欢迎西方国家的传教活动，但对西方传教士都会采取“会技艺之人专用”的态度，所以宫廷里便出现如郎世宁这样的专以画家身份供职的传教士，并且在宫廷内外造成很大影响。以郎世宁为代表的传教士画家在清前期的艺术活动是在相对封闭的文化情境和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艺术现象，这些传教士画家客观上为我们带来了欧洲文艺复兴以来所产生的艺术效果，为文化艺术交流作出

了重要贡献，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7-18世纪欧洲美术的中国热，是随着16世纪欧洲人发现远东以后中国与欧洲之间频繁的贸易活动兴起的。尤其是在清朝康熙、乾隆年间，远销欧洲的中国瓷器、漆器和珐琅等工艺品，引起了欧洲诸国的皇室、贵族、收藏家和艺术家的浓厚兴趣，出现了追求中国风格的热潮。在法国罗可可风格代表画家瓦托、布歇等人的作品也有所反应，日本美术史家小林太市郎认为应将当时风靡欧洲的“罗可可式”称之为“中国——法国式”。17、18世纪中国艺术对欧洲诸国美术的影响相当广泛，仅次于19世纪下半叶日本艺术对欧洲印象派和后印象派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