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邻国关系的转变与思考

中国与邻国关系的转变与思考外语系11级9班罗文婕学号：11680913中国与邻国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建立了悠久而密切的联系。

只是到了近代，由于西方列强对亚洲国家实行殖民统治，中国也沦为半殖民地，许多历史的联系被削弱或者扭曲了。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开始与邻国发展新的关系，但是，由于复杂的国际关系和形势，中国与邻国的关系经历了许多反复和曲折。

与邻国的关系在中国对外关系中居于特殊的和首要的地位，处理好周边关系是改善中国国际环境的基础。

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冷战结束后，中国与邻国的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如今，周边环境得到根本性的改观，周边邻国成为中国创建长期和平发展环境，构建和谐世界和地区的首要之地。

中国有2万多公里长的陆地边界线，与14个国家接壤，还有近2万公里长的大陆海岸线，与6个国家的领海相接或相重叠，此外，还有几个非接壤，但有着密切关系的近邻国家，因此，世界上像中国这样的有着如此多邻国的国家实属少见。

新中国成立后的首要任务是保卫国家安全，由于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在相当一个时期里，中国与邻国的关系都是被置于捍卫国家安全的被动应对型架构。

比如，为了国家安全，中国被迫卷入朝鲜战争，全力支持越南抗法抗美，中苏分裂后，又不得不实行国家动员进行备战，甚至不惜以武力惩罚越南。

与邻国的关系的发展都逃不脱这些大事件的阴影。

20世纪50年代，中国周边地区的总体关系结构是受两极格局和意识形态制约的，几乎在所有地区都形成阵营分野，造成阵线分明的对峙或对抗局面。

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不得不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战略，即与苏联结盟，即抵御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压力与遏制。

由于“一边倒”，除了极少数例外，中国与邻国的关系也被划分为对立的两个阵营。

中国与从属于西方阵营的邻国的关系处于隔离或对峙状态，而与那些从属于东方阵营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得到迅速发展。

朝鲜战争爆发后，这种分隔就变得更为突出。

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关系开始恶化，到60年代末，两国发生严重对抗，甚至爆发了边界武装冲突，苏联从中国的盟友，变成了最危险的敌人。

由于中苏关系恶化，中国与邻国关系的结构也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比如，与越南、印度和蒙古的关系逐渐恶化，甚至转向敌对。

20世纪70年代初，为了化解来自苏联的安全威胁，中国开始采取与西方和解的战略，积极推动与美国关系的正常化，并且建立反苏合作阵线。

中美关系的发展也改变了中国与邻国关系的结构，使得中国与属于西方阵营的邻国，如日本、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等的关系逐步实现了正常化。

然而，尽管中国与邻国的关系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被动应对的局面没有得到改变。

从总的来看，在相当长一个时期，中国总是被动的处理与邻国的关系，因此，这使得中国与邻国的关系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不时把中国卷入对抗甚至战争的旋涡之中，像朝鲜战争，由于中国直接大规模卷入，对中国的周边环境与邻国关系产生极大地影响。

在被动应对的架构下，中国无法建立起一个符合自己发展利益的，且能够发挥主导性影响的周边环境。

这里有国际大格局的影响因素，其中主要是冷战大格局的影响；也有自己本身的因素，比如经济不发达，实力弱所产生的对外部安全威胁的畏惧；意识形态之上，不切实际的“世界革命”外交（尤其是在文化革命中）所导致的认为树敌等。

在相当一个时期，中国的内政取向多有变化，国家战略重心的定位也不时发生大的转变，尤其是对国家安全的认定有时也发生偏差，这些都对中国与邻国的关系产生影响。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对外关系，其中包括与邻国的关系发生重大转变。

由于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对外政策也进行大幅度的调整，中国的周边外交也逐渐打破了意识形态的控制，把重点放在改善和发展与各国的稳定、和平与合作的轨道上来。

在新的思想与战略的指导下，中国在处理与邻国关系上的有许多新的举措，作出了新的努力，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中苏于1979年10月开始举行关于双边关系的谈判，中国的主要目标是解除苏联对中国的实际威胁，提出了《关于改善中苏两国关系的建议》，其中包括消除安全障碍，发展经贸关系，开展边界谈判。

1984年，两国签订了关于经济合作和科技合作的协定，1987年，重新开始进行边界谈判，直到1989年5月戈尔巴乔夫访华，中苏实现关系正常化。

中国作出新的努力改善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

1978年，邓小平访问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

中国明确表示，支持东盟国家维护独立与主权，支持东盟加强东盟自身的团结，此举推动了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的改善。

不过，由于柬埔寨局势恶化，中越之间的矛盾分歧加大，1979年2月，中越边境战争爆发，整个80 年代，中越之间的对峙长期存在，两国虽未断绝外交关系，但各方面的正常联系基本中断。

中国与日本的关系也取得了突破性发展，1978年间，中日不仅实现恢复邦交，而且还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奠定了政治与经济关系发展的新基础，尤其是经贸关系，得到迅速发展。

在南亚地区，中国与巴基斯坦一直保持密切的关系，但与印度的关系由于60年代的边界冲突，长期处于不正常局面。

为了改善与印度的关系，1981 年6 月，黄华副总理访问印度，双方关系开始解冻，并就边界问题开展谈判。

尽管中印关系此后的发展并不顺利，但是，还是朝好的方向发展。

1988 年12 月，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访华，这使中印进入了比较正常发展的轨道。

此外，中国在保持与朝鲜关系平稳发展的同时，改变了对韩国不接触的政策，从发展经贸关系入手，逐步扩大联系，为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奠定基础。

从总的来看，经过调整，中国与邻国关系总体得到很大改观，尤其是经贸关系得到迅速发展，这样，以改善双边关系为基础，实现了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综合改善。

进入九十年代，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苏联解体、冷战结束。

冷战结束带来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大国关系结构的调整。

由于两大阵营的对立不复存在，大国关系中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势，即通过对话、协商与合作的方式寻求建立伙伴关系。

这为近邻国家处理其与中国和其他大国的关系、参与地区事务开辟了更大的空间。

在国际局势缓和的大背景下，谋发展成为主流，这为中国与邻国发展关系提供了新的基础。

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经济实力显著上升。

中国实力的上升也为中国在周边地区发挥影响力提供了一定的条件，从而推动了中国主动营造有利的周边环境的意识和政策。

在新的格局和环境下，主动构建一个长期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成为中国对外战略的主体内容。

而在构建长期和平发展环境中，周边环境被置与突出的位置，因此，与邻国的关系也就被放在首要的地位。

为了构建一个长期发展的和平环境，中国积极推动国家间的伙伴关系。

构建伙伴关系是中国的一大创造。

“伙伴关系首先是一种非对抗性关系，同时也是一种合作的关系”。

这种关系的一大特点是，不直接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不结盟对抗第三国，而是积极推动新的协商合作，创建新的利益基础和架构。

伙伴关系的建立使中国的外交空间大大拓展。

中国把努力改善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营造一个良好周边环境放在对外关系的首位。

到90年代初，中国与所有周边国家实现了关系的正常化，包括同印度尼西亚复交，同新加坡、文莱、韩国，还有从前苏联新独立出来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建立外交关系，同蒙古、越南实现关系正常化，并且与各国逐步发展起了全面合作伙伴或战略合作关系。

到21世纪初，中国的新睦邻外交取得了积极的成效。

目前，尽管中国与邻国之间还有一些没有解决的问题，但是，已经没有敌对关系。

这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的第一次。

中国的快速崛起引人关注。

我们主动提出来要和平崛起，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如前所述，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强大起来了，它要做什么，大家都关注，因为涉及到人家的切身利益。

我们提出始终不渝地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走一条不同于传统大国崛起（特别是近代）的道路。

我们坚持和平发展，开始很多人可能不信，如果我们坚持下去，让时间考验，慢慢大家会把它作为国际关系中新的准则，至于将来能不能成为主导的关系，好要要看我们本身的发展。

从总体上来说，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有真正意义上的周边外交的历史并不长，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新生事物不断涌现，出现了许多新问题和新挑战，同时，也提出了很多解决问题的新思路。

如何与邻国长期友好相处，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历史课题，这也是一个学习和探索的过程。

我们需要不断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使中国与周边邻国的关系长期稳定、和平、合作与发展。

[1] 张蕴岭，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际研究学部主任，研究员。

本文参考了本人与周方银博士合著的“中国与邻国的关系”一文的内容（载王逸舟主编：中国对外关系转型30年，社科文献出版社，2009年）。

[2] 参见安德鲁•内森，罗伯特•罗斯：《长城与空城计——中国对安全的寻求》，新华出版社，1997年，第14页。

党锐锋、曾辰：《中国的外交战略格局———周边是首要》，《东南亚纵横》2007年第8期，第69页。

[3] 江泽民：《同周边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2001年8月），《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13页。

[4]张蕴岭：《构建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新型关系》，载张蕴岭主编：《中国与周边关系：构建新型伙伴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2页。

[5]参见章百家：《改变自己影响世界——20世纪中国外交基本线索刍议》，载牛军主编：《中国学者看世界中国外交卷》，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第16页；唐希中等：《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1949－200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55页。

颜声毅：《当代中国外交》，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

[6]叶自成：《新中国外交思想：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51页。

[7] 安全亦取决于对安全判断的主观能力。

见张蕴岭主编：《未来10－15年中国在亚太地区面临的国际环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6页。

[8]唐家璇：《新中国外交的光辉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