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冲基金经理

对冲基金经理:玩钱高手的生意与生活他们中的大多数，住在离纽约不远的小镇格林威治，隐秘的对冲基金（Hedge Fund）之都；他们是资本世界里最机警也最神秘的一个群体，手上掌握着超过两亿美元的资金，威力足以摧毁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他们极其富有，排名前25位的家伙一年总共赚进140亿美元，是私人飞机、游艇、艺术品的消费豪客。

普通人谈起他们时，相信这是一群潜伏在黑暗中的野心家，有着企图统治世界的惊天大阴谋——但实际上，几乎很少有人了解这个群体，对冲基金的经理们。

在亚洲，人们谈起对冲基金时，常见的话题是当年乔治•索罗斯领导的量子基金(Quantum Fund)对英镑和泰铢的投机而引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或者是它所带来的巨额财富，比如基金经理史蒂芬•科恩（Steven Cohen）在格林威治拥有一所3.2万平方米的大房子，房屋本身堪称当代建筑的伟大艺术品，奢华程度相当于英国王室的温莎堡；又或者是它高得惊人的薪酬，去年全球收入最高的基金经理，复兴科技（Renaissance Technologies）的创始人詹姆斯•西蒙斯就进帐17亿美元。

从本质上来说，对冲基金是一种非常昂贵的游戏，只适合机构投资者和大富翁玩。

但是在某种意义上，对冲基金又是一个很吸引眼球的竞赛项目，颇富娱乐性。

比如，对冲基金是否人为抬高了原油价格？某一基金经理是否由于对天然气价格的糟糕预感而损失了60亿美元？又或者，对冲基金根本就有企图统治世界的惊天大阴谋？类似这样的问题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人们的闲谈中，不过，尽管有很多人在谈论这些话题，很快他们就会失去谈资——因为几乎很少有人真正了解对冲基金。

真正懂得它的人并不总把它挂在嘴边，他们要不是在忙着募集资金，就是躲在自己的世界里享受生活。

但是不管怎样，是时候了解这群真正的资本之王了。

要知道，这些顶级的对冲基金经理们才真正集结了当今商业时代全部的传奇要素——他们无所不在，又确无所在。

他们广泛、频繁地投资于股票、债券、期货、外汇，以及各种衍生品，他们的交易无所不在，没有确定的地域概念，其威力甚至能摧毁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当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是一个例子；他们的生活也能极尽奢华，如果一个对冲基金经理足够天才，他可以在两三年内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资历更老的对冲基金经理早就是福布斯富豪榜的常客了，但这样的成功也可能只是昙花一现，在投资这个行业，荣与辱的转换只在一刹那间，一次投资失败就可能导致挑剔的客户们马上撤资；在弹指间能带来数以亿计美元的收入或损失的巨大压力，也让他们变得有些神经质，每个人面对下属时都是一副咆哮的大嗓门，但面向外界时他们又刻意维持着自己的低调，因为他们得通过非公开途径来募集资本，以此规避美国证券相关法律的绝大多数信息披露要求，也就是说，他们无需向任何人解释他们究竟有多少钱，又用这些钱做了什么；他们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凭着自己在华尔街摸爬滚打多年挣得的名声，创办或者加入一家对冲基金，然后，替客户带来高额的投资回报。

这才是关键所在：他们极度富有，而前提条件是，他们要聪明过人，仿佛游离在规则之外，却最先抓住了这个世界的本质；他们还需要目光如炬，必须辨识出市场上最细微的变化，在这些最细微的变化中寻找最大的盈利机会；他们还需要勇气可嘉，因为他们最本质的工作就是与风险搏击，即使是再聪明的天才，也难逃市场风险的打击——在1998年，当时著名的对冲基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雇佣了两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和一大堆才华横溢的程序设计师，为他们设计非常精巧的套利模型，试图捕捉俄罗斯政府债券交易中的微小获利机会，但是谁也没有料到俄罗斯政府债券会突然违约，结果这群伟大的科学家最终亏得血本无归。

那么，这群基金经理们究竟有多富有？根据《机构投资者》旗下的出版物《阿尔法》在2007年第二季度的调查显示，全球排名前25位的对冲基金经理全年赚进140亿美元——140亿美元是什么概念？它超过了约旦或是乌拉圭的国民收入总值；140亿美元也足够为800万儿童提供一年医疗保险。

在这份顶级对冲基金经理的收入名单上，三位对冲基金经理的收入超过了10亿美元，最低收入的一个家伙也拿到了6500万美金。

位列榜首的是詹姆斯•西蒙斯，他的进帐是17亿美元，超过美国人均收入的3.8万倍——按照这个标准，镀金时代最富有的美国人洛克菲勒真是太寒酸了，他在1894年赚的钱，也仅仅是当时美国人均收入的7000倍。

对冲基金到底是什么？据估计，目前全球有超过2万亿美元的资金流入对冲基金，这一数字是10年前的10倍。

今天，有9000多家对冲基金投资机构，其中的351家机构管理着超过10亿美元的资产。

越来越多的天才正在向对冲基金转移，因为这一领域给他们留出了很大的施展才华的空间。

一项由基金咨询机构Casey，Quirk和纽约银行共同发布的研究预计，到2010年对冲基金所控制的资产将接近目前的3倍。

这或许是对冲基金的创始人阿尔弗雷德•琼斯（Alfred Winslow Jones）始料不及的。

20世纪40年代，琼斯还只是《时代》和《财富》杂志的一名特约撰稿人，他在美国的外交和新闻界都混过几年，没有混出什么名堂，不过他认为自己很聪明，是天生的创业家，后来的事实似乎证实了他对自己的判断。

1949年，琼斯发表了一篇名为《预测的最新潮流》（Fashion in Forecasting）的文章，介绍了一种他发现的、听上去有些匪夷所思的投资策略，琼斯用“对冲”来命名这种策略，并且依此策略投资，拿着妻子10万美元的资金创立了A•W•琼斯公司——直到1964年时，这还是美国唯一的一家对冲基金公司。

到60年代时，琼斯已变成一个家财万贯、自命不凡的大人物。

人们始终叫他艾尔弗雷德而不是阿尔，就像没人敢管阿兰•格林斯潘叫阿尔•格林斯潘一样。

他的傲慢自有理由，是他发明了现代对冲基金的观念：使用杠杆对股票进行多头或空头投资的私人基金，积极管理其净多头风险，并收取业绩提成。

40年后，华尔街的教父级人物巴顿•比格斯（Barton Biggs）回忆起他年轻时第一起见到琼斯时的情景，这位傲慢的天才问了比格斯一个问题：“如果你在吃饭中间去上厕所，解手前会不会洗手呢？”比格斯张口结舌，“解手之后洗，先生。

”琼斯对这个答案的反应是：“错。

你是一个常规思考者，而不是理性思考者。

我洗手总是在解手前，而不是之后。

”琼斯创造的这种投资策略就是日后对冲基金最广泛使用的“多/空”策略。

其神奇之处在于，运用这种策略投资，无论市场是涨是跌，似乎都可以赚钱。

简单来说，运用该策略的基金可以在市场上买入单一行业中质地较好的公司股票（做多），同时卖空质地较差的公司股票（做空）。

这样一来，当市场上涨之时，通常质地较好的股票涨幅总是高于质地较差的股票，做多与做空之间会产生利差，便是投资收益；而当市场下跌时，通常质地较好的股票跌幅又会小于较差股票的跌幅，做多与做空之间也会产生利差，同样存在投资收益。

琼斯创立的基金按照此策略进行投资，非常成功，在1955年到1964年的十年间，每年带给投资人的综合回报高达28％。

但他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当时美国的法律禁止共同基金卖空股票，于是琼斯只能规避政府的监管，限制基金投资者的数量，只针对很少一部分富裕人士私下募集。

半个世纪之后，整个对冲基金行业在琼斯提出的这种“多/空”策略基础上，已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在全球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投资市场上，演进出了令人目眩的各种投资策略。

尽管许多对冲基金仍然采用实实在在的对冲技术，但这种做法早就不时髦了，而杠杆则当行依旧，也就是用借来的钱交易，利用杠杆融资，力图最大化交易收益。

事实上，对冲基金的概念从一开始就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前提：他们可以以小博大，用借来的钱下大赌注，从而充分发掘利用哪怕再微小的获利机遇。

不过，这些数量庞大、风格各异的对冲基金仍然保持了一些初创时就具有的特征：他们一如既往地视监管措施为洪水猛兽，他们私密地募集资金，从不通过电视、报纸、杂志这样的平台，避免证券法规所要求的各种信息披露规定，甚至不向基金的投资者披露具体的投资方向。

2007年1月底，民主党参议员舒默尔（Chuck Schumer）点名邀请了大约20位顶尖对冲基金经理到曼哈顿上东区的Bottegadel Vino意大利餐厅共进晚餐，当时的参加者包括Kyniko资本的吉姆•沙诺斯（Jim Chanos），Chilton投资公司的Rich Chilton，史蒂夫•科恩，号称索罗斯“右膀”的斯坦利•德鲁肯米勒（Stanley Druckenmiller），Tudor 资本的保罗•都铎•琼斯二世，以及Appaloosa管理公司的大卫•特普尔（David Tepper）。

与会者所掌控的资本加起来高达2000亿美元，这一群权势人物的聚会，像极了1957年来自美国、加拿大和意大利的100多位黑手党头目在纽约州的Apalachin小镇举行峰会一样。

舒尔默希望借此传达出这样的信息：告诉我们你们究竟在做什么，而不必担心监管部门会找你们麻烦。

“刺猬”有各种形状在美国，对冲基金经理人常被称为“刺猬”。

这或许只是个文字游戏，因为对冲基金Hedge fund同刺猬Hedgehog字形相近。

一直以来，公众误以为所有“刺猬”的操作都差不多，事实并非如此。

乔治•索罗斯是全球宏观投机者的代表。

这些基金紧紧盯着各国宏观经济局势，企图在全球财富创造与流动的大环境中进行激动人心的宏观投机，他们研究世界形势，寻找投资机会。

比如，多头持有包括日本银行、俄罗斯股票、国库券、欧元和韩国股票，同时在美元上持有巨大的空头。

这样的工作并不轻松，基金经理他们会疲惫不堪地在世界奔波，也许是在西伯利亚参观当地的石油企业，或者是去东京和银行高管们会面。

另一种是科学家，这些家伙被称作“定量投资者”（Quants，Quantitative Investor 的缩写）。

他们利用精准的软件驱动投资策略，而这些软件则由“火箭科学家”们不断完善。

目前他们之中的王者是总部位于长岛的复兴科技的詹姆斯•西蒙斯。

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他还是一个世界级的数学家，一个不成功的投资者。

与华裔数学家陈省身一同创立著名的Chern-Simons几何定律的，就是这个家伙。

而另一个极端则是一些敲桌瞪眼的行动主义者。

他们不仅满足于买卖股票和债券，还试图主动影响上市公司的决策与治理，甚至在必要的时候取得公司的控制权。

他们中的代表人物有Third Point的丹尼尔•罗布（Daniel Loeb），还有名字极富创意的“海盗投资”的汤姆•哈德森（Tom Hudson）。

他们使用的策略是通过高调的行动，将某家公司无能的管理层搅乱。

这种方式最能吸引媒体关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公众对对冲基金的感知，尽管事实上对冲基金更加依赖头脑而不是肌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