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与人文关怀

医学与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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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刚入校时宣誓的医学生誓言：“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当我步入神圣医学学府的时刻，谨庄严宣誓：我志愿献身医学，热爱祖国，忠于人民，恪守医德，尊师守纪，刻苦钻研，孜孜不倦，精益求精，全面发展。我决心竭尽全力除人类之病痛，助健康之完美，维护医术的圣洁和荣誉。救死扶伤，不辞艰辛，执着追求，为祖国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和人类身心健康奋斗终生！”古人说：“医者，是乃仁术也。”百姓也常说：“医者父母心。”“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的著作《希波克拉底文集》中字里行间蕴含的有关生命的启迪。这些无一不向我们透露着人文关怀不仅是中国医学崇尚的精髓，也是西方医学的核心精神，是医学价值取向的终极体现，选择了学医，便是选择了人文关怀。

“外科之父”裘法祖说“德不近佛者不可以为医，才不近仙者不可以为医。”这就说明了当医生得德才兼备，而德更在才之上。裘老不仅如是说，更是如是做的，每次用听诊器前都将听筒捂热再为病人就诊，预约病人，总是提前在诊室等待，病人来信每封必回，躬身为病人整理衣着，于细微处见精神，裘老的言行举止间把人文关怀演绎的淋漓尽致。

医学人文关怀贯穿着历史，神农尝百草开创了中医药，成就了药典巨著《神农本草经》，李时珍“远穷僻壤之产，险探麓之华”才有了《本草纲目》的旷世之作，三国时期的东吴名医董奉心怀慈悲，为贫苦病人精心诊治，关怀备至，为人治病既不收费，也不受礼，只要求被诊治者在其门前空地上栽一棵杏树以作纪念，数载之后，杏树蔚然成林，独成一景，“杏林”成了医学人文关怀的千古佳话。

凡是正常的人，无不敬畏生命，珍惜健康，渴望关怀，而医生恰恰是为人们拯救生命解除病痛恢复健康的，因此人文关怀是医学永恒的主题。而当今社会对医生的认可度并不理想，医患关系紧张，医疗纠纷也源源不断，提升医学人文教育已成当务之急，势在必行。

美国女哲学家图姆斯在以自身罹病经历写下《病患的意义》一书中说道：“大夫，您只是在观察，而我是在体验。”对于疾病，病人与医生的视角往往是不同的，在医生看来很平常的病症，有时病人却感觉很严重。医生不是治病，而是医人，这种职业性质决定了医生不仅要关心“病情”，更要关注“心情”，对病人的痛苦感同身受。这只需要做个简单的换位思考，把自己当成患者，如果我是患者，我最期盼得到怎样的治疗，然后推己及人即可。

对于有些慢性病、精神病或者诸如癌症这类不治之症，最好的治疗正是“人文关怀”。医学总有些无法企及的角落，不是“妙手”就一定可以“回春”，还有些时候回天乏术。医学技能的发挥领域是有限的，而这时

医学精神“人文关怀”便有了展示的空间，发挥它独特的魅力。有些慢性病如乙肝病患者由于疾病本身特点病程长、预后差、易复发、具有传染性，往往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焦虑紧张，这种不良情绪又同时反作用于病情，致使病情加重，如果医生能适时进行有效的心理疏导，加强医患沟通，将人文关怀点滴融入临床工作中，使患者掌握慢性乙型肝炎保健知识，提高遵医行为和满意度，减轻心理负担，积极配合治疗，能更好的促进疾病的康复。有些癌症晚期患者除了生理上的痛苦之外更多的是对死亡的恐惧，这种精神上的痛苦甚至大于肉体上的痛苦，这时医生可以通过消除或减轻病痛与其他生理症状，排解心理问题和精神烦恐，提高患者的生命质量，给予病人精神上的安慰和照料，使他们无痛苦地度过人生最后时刻，宁静地面对死亡。

时代在前进，社会在发展，党的十七大报告将“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科技在更新，医学在进步，医学更应该“以人为本”，作为未来医务工作者的我们，应将人文关怀贯穿思想，努力提升人文精神与人文素养，使医学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学”。

医学人文关怀：急切的呼唤

尽管医学在20世纪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现在对医学失望和怀疑的气氛却更浓。60年代乐观主义的摇旗呐喊已消失殆尽。青霉素发明产生的激动、心脏移植带来的喜悦、1978年第一例试管婴儿出生的欢呼已不复存在。存在的是对遗传工程和生物技术发展可能出现后果的恐惧日益增长，对医疗保健非人格化倾向的不满，对不堪重负的医疗费用和卫生资源分配不公的批评。在这种情况下，公众对于科学医学所采用的高技术“能做和将做”的惊恐必定增加。医学有时似乎由主要对发展它的技术能力感兴趣的精英领导，而他们很少考虑它的社会目的和价值，甚至个体的痛苦。病人被看作为“问题”，或等待修理的“生命机器”。因此，就不奇怪公众为何对此反感，而乐于接受更人道地对待他们的传统医学或自然疗法。

为此，医学界和社会上的有识之士急切地呼唤医学需要新的转向，需要重新定义其目的，需要人文精神的关注。20世纪70年代在西方国家出现的病人权利运动、自我保健运动、自然疗法运动、整体医学运动、生命伦理学的诞生和发展，以及70年代后期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提出，都充分地显示出医学已开始出现新的转向，即从在生物学因素方面探寻疾病的原因和治疗的倾向，向立体化、网络化、多维度地审视健康和疾病问题转向。与此同时，随着生命科学研究的深入，人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生物机械论的局限性和人的整体有机联系。医学界涌动着回归人、回归社会、回归人文的思潮，强调医学的目的是以人为本，医学不仅只是对疾病的治疗(cure)，而且更需要对病人的关怀和照料(care)。

然而，要扭转长期以来生物医学模式所形成的思维定势并非易事。即使到目前，许多医生并未充分认识到生物医学模式的局限性，不理解医学本质和价值。在技术社会中，人们强调硬科学的定量资料，回避模糊性和多元化，对生命的价值和疾病的意义等哲学问题感到窘迫。但就医学而言，由于它经常面对病痛与死亡，若医生忽视病人的价值、不探求生命的意义和医学的目的，其后果是难以想象的。

好医生是承诺对病人实施“最好的保健”的医生。现代医生面临的挑战是在科技知识和人文素养之间保持平衡。解决这一问题的最重要一步是强调：成为一个医生不仅需要自然科

学知识，而且也需要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希波克拉底说，你对待人的最好方式是你对他们的爱，对他们的事情感兴趣。美国著名医学家、人文主义者奥斯勒指出，作为医生需要不断提醒自己，在看病人时，应当坐下来，哪怕只是30秒钟，病人会因此放松，更容易交流思想，至少感到医生愿意花时间对他的病有兴趣。这是医生的基本哲学。目前，欧美各国已深刻认识到加强医学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教育的必要性，许多大学的医学院和临床医院都设置了相应的课程和实践训练，以促进医学科学与人文精神的结合。

我国传统医学是人文主导型医学，具有丰富的人文精神资源。如它十分重视医疗实践的伦理价值，强调医疗活动以病人而不是以疾病为中心，把病人视为一个整体的人而不是“损伤的机器”，在诊断治疗过程中贯穿尊重病人、关怀病人的思想，主张建立医患之间的合作关系，将“医乃仁术”作为医学的基本原则。这些宝贵的医学人文精神遗产在现代社会闪耀出诱人的光芒。遗憾的是，在西方医学技术的影响下，我国医学界也表现出类似的重技术轻人文的现象，甚至在传统医学的临床实践中也出现了忽视人文关怀的倾向。如何在现代社会重建科学的医学与人文的医学的平衡也是中国医学界面临的难题。

为什么医学中人文问题的重要性说的多而变化的少呢？可能是因为缺乏适当的检验医学人文教育的标准。“软学科”性质是难以测量的，尤其是培养一个既有科学头脑又满怀人文精神的医生需要经历长期的实践，并非像学习专业技术那样能立即见效。更何况，人文精神并非是能学到的而主要是从生活的经验中感悟和体验的。(郭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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