园林植物学考查作业

河南工程学院《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考查课专业论文论两次国共合作的异同学生姓名：赵帅康学院：艺术设计学院专业班级：环境设计1445班专业课程：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任课教师：仝泽矿201 6 年05月18日论两次国共合作的异同摘要：国共合作，是指国共两党为了一个共同的奋斗目标，从维护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顺应历史潮流，符合人民意愿，求同存异，而组成并不断扩的联合阵线或统一站战线，团结协作，共同奋斗。

中国共产党在与中国国民党长期和分阶段的合作中，既相互协作，又坚持斗争；既取得了成绩，也经历的挫折；既积累的宝贵经验，也留下了沉痛的教训。

历史上的两次国共合作，成为中华民族近代史的缩影，直接影响了当代中国社会。

研究国共历史上的两次大的合作，对于巩固爱国统一战线，维护民族团结，实现国家复兴有着极其重要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国共合作、两次、统一战线、异同一、两次国共合作的历史条件和革命任务：两次国共合作，从总体上讲，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历史条件下，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中发生的。

其共同的革命任务也都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性质。

然而，由于中国社会经济状况的不断变化，两次国共合作的具体历史条件和具体革命任务，都呈现着明显的区别。

第一次国共合作发生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

当时的形式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因帝国主义加紧掠夺和军阀的连年混战，而陷入日益加深的危机中。

而要对付帝国主义及其中国代理人即各反对军阀的势力，当时中国各进步政党的单个力量显然都是渺小和不足的。

那时的中国共产党刚刚在上海、北京、长沙、武汉、济南、广州、及海外等几个分散据点燃起了“星星之火”，到中共三大的时，党员不过四百余名。

而中国国民党虽然在孙中山的领导下力量有所发展，但也不过是一个占据广东建立区域政权的政党。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走上了联合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道路。

也正如宋庆龄说的那样，“孙中山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合作不是偶然的，它是当时的国际局势和中国本身内部条件造成的。

”1924年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

其共同的革命任务，自然是对外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对内反对封建主义的统治。

其重点打击的是帝国主义控制下和操纵下的中国封建军阀。

第二次国共合作发生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

当时的形势是，一九三一年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打响了侵华战争的第一枪；到了一九三七年，日本又发动了“七七事变”，开始了酝酿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叫嚣三个月灭亡中国。

国际上，以苏联、美国、英国为代表的同盟国正在以与德国、意大利（日本后来加入）为代表的轴心国交战，中国获得国际援助十分有限。

所以，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全面的军事进攻，中国人民只有暂缓进行国内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而把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入侵作为这一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

二、两次国共合作中的国民党和共产党：中国国名党和中国共产党是两次国共合作的主体。

这两个政党在两个不同时期的合作中，在力量对比、政治性质乃至成熟等程度方面，均有一些显著的变化。

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时，国名党从1894年孙中山创立兴中会算起，已有了30多年的发展历史。

它在当时中国的各个政党中，已经是政治上相对成熟和力量上相对强大的民族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

不仅有一定数量的军队，还建立起了政权。

就当时而言，“中国现有的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党。

”然而，它又是一个成分芜杂、组织松散的党，正在孙中山的领导下积极寻求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并按革命政党的要求进行整顿和改组。

按照孙中山当时的话说：“吾党此次改组，乃以苏俄为模范。

”由于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的大量“新血液”的加入，因此，在第一次合作前期的国民党，可以说是迄今为止国民党整个政治生涯中革命性最强，最有朝气的时期。

但在孙中山逝世后，代表大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以蒋介石、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右派集团，篡夺了国民党的领导权，抛弃孙中山联俄联共和扶助的“三大政策”，公开走向反动，破坏了第一次国共合作。

从外，在我国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乃至整个合作时期，中国共产党均未能建立自己独立领导的军队和政权，而是以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加入到国民党内部帮助工作的方式来实行合作的。

所有这些说明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甚至在稍后的一些日子里，中国共产党不仅在力量上不如国民党强大，而且在理论、方针和政策策略方面，均处于尚不成熟的阶段。

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国共两党的情况则有了根本的变化。

这一时期，蒋介石集团背叛革命，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大众，大肆“围剿”工农红军，以及对日本的侵略采取妥协投降的反共卖国政策，已被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所认识。

蒋介石集团在被迫参加抗日战争和中国共产党实行合作后，显示实行不相信人民的“片面抗战”路线，而后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

所有这些，无不充分说明此时的国民党，已经丧失了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初期的那样一种革命朝气，完全堕落为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并在总体上开始步入其反动没落的时期。

而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相比，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

第一，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了独立领导的人民军队。

第二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艰苦的磨难，不仅有了与国民党进行合作的经验，而且有了与国民党进行斗争的经验。

第三，由于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成熟，已经能够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紧密的结合在一起，独立自主处理自己与国民党的关系。

正如毛泽东1935年12月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说：“共产党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他们能够善处自己，又能善处同盟者。

”三、两次国共合作的方式：第一次国共合作，采取党内合作的方式。

合作后，国民党改组成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联盟的政党。

第二次国共合作，采取党外合作的方式。

具有广泛的民族性，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并肩作战，是具有政权和据对的合作。

国民党是将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第八路军，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过程，没有成文的共同纲领和固定的组织形式。

四、两次国共合作的历史功绩：（一）国共合作促进了两党的壮大。

第一次国共合作后，国共两党的组织都得到了飞速发展，形成了大革命的高潮，有力的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使中华民族在复兴道路上向前迈了一大步。

第二次国共合作，同样也加速了两党的发展，国民党党员与共产党员人数都有很大的增长。

（二）国共合作促进了革命的进程。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推动下，新民主主义革命已国民革命的形式蓬勃发展。

第二次国共合作，促成了全国人民空前的大团结，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有力的条件，不仅使中华民族免于沦亡，并且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五、两次国共合作的结果：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几乎完全是在共产党人缺乏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发生的。

加之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直接掌握的革命武装，因而在革命的危急关头无力应付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的突然袭击。

因此，第一次国共合作实际上是以大批共产党人、工农大众呗血腥屠杀以至大革命失败这样惨痛代价而结束的，它使中国革命在相当一段时间中处于低潮的状态。

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了抗战的胜利，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和共产党开展了争夺统治权的内战，合作即结束。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城里。

中华民国政府则慈宁宫南京迁往广州，最后在十二月八日离开大陆，从成都迁往台北。

这样开展了长达六十余年的台湾海峡两岸分治河两岸对抗的状态。

六、两次国共合作的经验教训：（一）、以民族、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为重，携手合作，共赴困难。

这是合作的根本出发点和政治基础。

国共两次合作，都是坚持以民族、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为重。

第一次国共合作之前，中国面临着这样的问题：或者让国家分割下去，由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瓜分蹂躏；或者联合一切力量，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作斗争，促进国家的统一和独立。

第二次国共合作之前，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殖民地，中华民族同样面临着亡国危险。

在这个事关祖国前途和命运的重大抉择面前，国共两党以国家和民族的大义为重，依时顺势，从内部冲破阻力，力排众议，在反帝反封建的旗帜下携手合作，共赴困难，从而造成了两党合作的新局面，使中国革命进入到新阶段，历史出现了新的转机。

如果国共两党不是从国家和民族这个大局来考虑问题，或者其中一方不高瞻远瞩，洞察时务，国共合作的实现是难以想象的，中国革命也就不会出现那种波澜壮阔的历史场面。

（二）、以最大的诚意，真诚相待，互相信赖，尽最大的努力去争取合作。

两次国共合作的倡议都是中共方面率先提出的，而且中共方面还为促成国共合作积极行动，并提供对国共双方乃至民族和国家利益都有利的合作方案。

这就充分体现了中共的合作诚意。

此外，国共两党，毕竟是两个不同阶级性质的政党，它们的信仰和世界观也各不相同。

不过，这种差异，并没有成为国共合作的主要障碍。

第一次国共合作，是在求同存异方向下，从反帝反封建这个共同目标着眼，真诚相待，真诚实意的合作，共图振兴中华大业。

正如李大钊所说：“我等之加入本党，是为有所贡献于本党，以贡献于国民革命的事业而来的”。

第二次国共合作是经历十年内战、刀枪相见之后实现的，为了民族利益，两党捐弃前嫌，坦率地表明了自己的诚意而重新合作。

实践证明，只有发扬互信、互谅、互帮的精神，才能团结对外，共图大业。

（三）、在合作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

合作不是合并，需要保持自身的相对对立性，即合作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

成败已成为过去，历史也成为记忆，而用血液和泪水换来的经验教训成为我们最宝贵的财富。

坚持团结一切爱国者，维护民族，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是有识之士的正确选择。

任何时期，各种爱国力量的团结都是国家之幸、民族之幸。

参考文献：[1]宋庆龄.《孙中山和他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2]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1册：第146页 .[3]孙中山.《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7.第549页.[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44.第一卷：第1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