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的学术成就及其特点

浅论戴震的学术成就及其特点

清代学术是中国学术发展史上继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之后的又一个学术发展高峰。考察这一前后相续的学术发展，可以看到中国学术发展的内在脉络。清代学术是在扬弃宋明理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具有新的时代风气的学术类型。通观清代学术，可以将其大体上分成康雍初期、乾嘉中期和道咸以降这样三个阶段。其中乾嘉中期的学术是清代学术的全盛期，也是最能代表清代学术成就和特点的发展阶段。而在乾嘉学术之中，乾嘉朴学最盛。因此，学界常以“朴学”代称乾嘉学术或清代学术。①乾嘉朴学纠谬考辨，注重证据的治学方法和特质，奠定了朴学的坚实基础。清代大师辈出，各领风骚。可以说没有乾嘉朴学就没有清代学术的盛大成就。梁启超对清代学术有一总体评价，“康雍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一各“精”字，凸显了乾嘉学术的总体特点。乾嘉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两大派别，即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和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吴派以其“不问真不真，惟问汉不汉”的之学宗旨，笃守“汉学”壁垒，因其盲从、偏好，排斥异己的态度，在“精”字上不及皖派。戴震曾言：“学者当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不为一时之名，亦不期后世之名。有名之见，其蔽有二：非掊击以自表暴，即依傍昔贤以骥尾，无鄙陋之心，而失与之等。”②“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此种学术精神，实为一科学求真之精神也。故梁启超说“苟

无戴震，则清学能否卓然自树立，盖未可知也。③本文试通过对戴震学术成就及其特点的考察，窥测乾嘉学术成就及特点之一二。

戴震（1723——1777），字慎修，又字东原，安徽休宁人。少聪慧，“就传读书，过目成诵”，幼时一段佳事常被人引用。私塾先生教授《大学》章句，念及又经一章，戴震便问先生：“此何以知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为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先生答：“此子朱子云尔。”又问：“朱子何时人？”先生答：“南宋时人。”复问：“曾子何时人。”答曰：“东周人。”再问：“周去宋几何时？”先生答：“几二千年。”“既然差了二千年，朱子何以知其然？”先生不能答。④可见戴震天生就具有过人的学术禀赋了。及长，戴震受学江永，因江永盛推宋学，所以他在学术倾向上也不与宋学相抵，或可说时汉宋兼采。在《与方希原书》中他说，“古今学问之途，其大致有三：或事于义理；或事于制数；或事于文章”，“圣人之道在《六经》，汉儒得其制数，失其义理；宋儒得其义理，失其制数”，各有所得，亦有所缺。故“诵法康成、程、朱，不必无人，而失康成、程、朱于诵法中”，亦“汉宋并举，无所轩轾”。⑤明确指出了汉宋的得失，主张“汉宋并举”，精于制数，明于义理。又云：“言者则曰：‘有汉儒经学，有宋儒经学，一主训诂，一主理义。’此震之大不鲜也者。夫所谓理义，苟可以舍经而空凭胸臆，将人人凿空得之，悉有经学之云乎哉？惟空凭胸臆之卒无当于贤人圣人之理义，然后求之古经；求之古经而遗文垂绝、古今悬隔也，然后求之

训诂。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理义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贤人圣人之理义非它，存乎典章制度者是也。松崖先生之为经也，欲学者事于汉经师之故训，以博稽三古典章制度，由是推求理义，确有据依。彼歧故训、理义二之，是故训非以明理义，而故训故为？理义不存乎典章制度，势必流入异学曲说而不自知，其亦远乎先生之教矣。”⑥在此，戴震再次明确指陈汉宋儒者的偏失，指出故训理义并非二元对立，而是有其内在联系的。即理义存在于典章制度之内，只有求助故训，才能解释古今悬隔之古经，进而明古理义。并认为松崖先生（惠栋）之为经，亦是以“博稽三古典章制度，由是推求理义”的。但这视乎有悖于惠栋所立汉学规格：从“明源流、从古字、审古音、谨遵古训、鲜下己见”为经学研究的要旨。李海生认为，戴氏之说亦绝非空穴来风。并引钱穆之语说：“钱穆窥探惠学，以为松崖治《易》，既主还复元汉儒，而汉《易》率主象数占筮，少言义理，故松崖先生认为《易微言》，会纳先秦、两汉诸家与《易》辞相通者，依次列举，间出己见。大抵上卷言天道，下卷言人道，所谓义理存乎故训，故训当本汉儒，而周、秦诸子可以为之旁证也。从中钱先生发现：‘当时吴派学者实欲以此夺宋儒讲义理之传统，松崖粗发其绪而未竟。’意思是说，天假以时日，由求之古经而推及义理应该而且可能实惠学合乎逻辑的发展。为此，钱先生慨叹：‘松崖已靡精耗神于此（指恢复汉《易》），不得复深深探索于彼，故虽抽身其绪（指著《易微言》）而未究厥

奥也。’”⑦惠学后辈不知其师意指，墨守规范，拘泥于求古，走入绝对主义，不利于朴学的发展。戴氏窥得其中深意，继承里惠栋精深的治学精神，并将其中义理彰明，将朴学发扬光大。由此可知，戴氏治经是考据与义理并举。胡适说他“不甘心仅仅做个考据家”，同时“要做个哲学家”。他“在清儒中最特奇的地方，就在他认清了考据名物训诂不是最后的目的，只是一种‘明道’的方法”，而‘明道’，‘闻道’才是‘目的’。”⑧

清学以经学为中坚，有功者甚众，但途径各有不同。戴震治经以小学为途径，且嗜之甚笃。信古而不泥古，惟求其是，著有《方言疏证》、《声韵考》、《声类表》等。早年受学江永，但不固守其说，而是博采众长。其《声类表》九卷，将古声韵定为九类二十五部，完成了对古声韵系统的构建而且较早的开始了对今音学的研究，沿用了江永等韵审音之法，确立了以今音探古音的思路，戴氏早年读经，全靠扎实的小学功夫。曾言“审音以识字，识字以明义，义明而精通，因此，厘清音义相因的关系十分重要。”⑨李海生认为戴氏成就能超越前人，在其能践履“以小学为基”之通经路线，得心应手。⑩

其次，戴震学术最具创新之一为其“义理”思想，也是他超越前人的高明之处。主要著作有：《法象论》、《原善》三篇、《绪言》三卷、《孟子私淑录》三卷、《孟子字义疏证》三卷和《答彭进士允初书》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原善》、《绪言》、《孟子字义疏证》。

钱穆称之为“义理三书”。三书又可视为戴氏义理学成长的三个阶段，形成别具风格的戴氏义理学。《原善》三篇承宋明理义而来，由与其有极大的差异。他将人欲突显于人性之中，反对宋学“存天理，灭人欲”将理、欲对立的观点，要求满足人的生养之欲。戴震在肯定孟子性善的前提下，对欲、善关系做出了解释：人之智足以择善。提出“性之欲，其自然之符也；性之德，其归于必然也；归于必然（性之德）联系性之欲和性之德；如此性中之欲和善，就有了必然的联系，而不违背“性善”之旨。b11“德”成为通向“性善”的桥梁，“善”是践履“德”的目标。这就与宋儒所说的“性之本然”的善有所不同了。《绪言》三卷探讨理义，进一步批判宋儒的义理观。指出“宋儒言‘性即理’与老、庄、释氏之神识论同源的实质，公然否定了宋儒性理论的经学依据。”b12提出“理要其后，非原其先”，就是反对理学家超越现象而言理，指出理要求诸具体事物分析察辨而后得。理是自然之极则，唯有掌握住理，才能使自然归于必然，只有理义的限制，才能使自然在归向必然的过程中不偏不失。《孟子字义疏证》完成了戴震义理观的理论构架。以情欲言理，提出“理存乎欲”，“情之不爽失即是理”等观念。将理、欲关系进一步明确具体化，对宋儒作出了全盘否定。

通观戴震义理思想的发展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其对宋儒义理由继承到彻底的否定的过程。张寿安指出，戴氏新义理学最具建树性的指向有二：“重视人性人欲的满足，理要有客观公认性，同时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