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未病”的历史文化探源

《四川中医》2008年第26卷第9期124～125页

●医史●

“治未病”的历史文化探源

张岚

广西中医学院医史文献教研室(广西南宁530001)

摘要：“治未病”是中医学重要的疾病防治思想，主要包括未病养生、既病防变、瘥后调摄等方面内容。《内经》在总结前人养生防病经验的同时，结合中国古代哲学和预防思想，初步奠定了“治未病”学说的理论基础。《难经》则从已病防变角度阐述了“治未病”理论。此后，历代医家对中医学“治未病”思想不断发挥，使其成为中医养生保健的主导思想和防治疾病的重要原则。而未雨绸缪、防微杜渐等预防思想，以及阴阳五行学说、整体观念、自然观念、道家哲学等中国传统文化观念，都是中医学“治未病”理论形成的历史文化根源。

关键词：治未病历史文化

中图分类号：R24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649(2008)09—0124—02

“治未病”，是中医学重要的疾病防治思想，主要包括未病养生、既病防变、瘥后调摄等方面内容。《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曰：“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金元医家朱震亨对其进行了解说：“盖保身长全者，所以为圣人之道，治病十全者，所以为上工之术”，也就是说“治未病”是医德高尚、诊治技术高超的“医圣人”所要倡导的保身长全之道，而非治病十全之法。

1 中医“治未病”理论的奠基与发展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医家在实践中就已经注意到既病防变、及早治疗的重要性。如《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记载，扁鹊对齐恒公望色诊病时指出，“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深”，“君有疾在血脉，不治恐深”，“君有疾在肠胃间，不治将深”等等。

《黄帝内经》 (以下简称《内经》大量论述了“治未病”的内容，初步奠定了“治未病”学说的理论基础[1]。它提出“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上工，刺其未生者也；其次，刺其未盛者也；其次，刺其已衰者也。……故曰：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此之谓也”（《灵枢·逆顺》）。不仅如此，《黄帝内经》还将这一理论运用于诊治疾病的实践中，《素问·刺热篇》云：“肝热病者左颊先赤……病虽未发，见赤色者刺之，名曰治未病。”又如小金丹方“服十粒，无疫干也”（《素问·刺法论篇》），更是开创了药物预防之先例。此外，《内经》对自然环境、气候变化，人的体质、性格、生活习惯等等与疾病发生相关的各种因素都进行了详细论述，对“治未病”的具体实践均具有指导作用。

《黄帝八十一难经》（以下简称《难经》）则从已病防变角度阐述了“治未病”理论，“所谓治未病者，见肝之病，知肝当传之与脾，故先实其脾气，无令得受肝之邪，故曰治未病焉”（《难经·七十七难》），着重指出早期治疗，防止疾病传变的重要性。这一既病防变的思想，在以后的《金匮要略》中得到再次重申，影响深远。

《内经》、《难经》中的“治未病”理论，体现了中医在保健养生和防治疾病方面“防重于治”的特色，亦贯彻了中医学“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

之后，历代医家对这一理论进行了发挥，使其成为中医养生保健的主导思想和防治疾病的重要原则。《伤寒论》于六经病篇之后有“辨阴阳易差后劳复病脉证并治”，专篇论述伤寒新愈，若起居作劳，或饮食不节，就会发生劳复、食复之变，从而示人疾病初愈，应慎起居、节饮、勿作劳，瘥后调摄，防其复发，以收全功。东汉名医华佗强凋积极的运动健身之法，也是“治未病”的重要内容之一。他说：“人全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尔。动摇则谷气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户枢不朽是也”（《三国志·华佗传》）。华佗还根据古代导引术，创立了一套简便易行的医疗保健体操——“五禽戏”，开创了运动健身之法[1]，“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鸟，亦以除疾，并利蹄足，以当导引”（《后汉书·方术传》）。同时，他还提到“从天地阴阳”、“调神气”、“慎酒色”、“节起居”、“省思虑”、“荣滋味”等，都是养生保健的重要原则。唐代孙思邈在《内经》的基础上进一步将疾病分为“未病”、“欲

病”、“已病”三个层次，认为：“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医之于无事之前。”至清代，叶天士注重温病治疗的阶段性和层次性，对险恶危急之证强调客邪早逐；强调先证用药，及早截断病势；“先安未受邪之地”，以防其变；根据患者体质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治法，以防疾病传变，这些都体现出了温病治疗过程中的预防医学思想，对临床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3]。

2 “治未病”文化探源

防患于未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思想之一。中国古代大量的哲学、文学、史学文献中都有类似思想的阐述。如《周易》曰：“君子以思患而预防之”，《诗经·豳风·鸱鸮》曰：“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士，绸缪牖户”，《后汉书·丁鸿传》曰：“若敕政责躬，杜渐防萌，则凶妖销灭，害除福凑矣”等等。《内经》正是在总结前人养生防病经验的同时，注意吸收了古代哲学中未雨绸缪、防微杜渐等预防思想，形成了中医学中“治未病”的重要理论。

道家哲学，对中医“治未病”理论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约成书于春秋时代的《老子》虽不是医学专书，其中却蕴含了丰富的治未病思想。《老子》指出“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第63章），“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泮，其微易散。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第64章）。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老子》强调积极的养生方法。首先，“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第25章），强调人应该顺乎自然，生活起居有常[3]；其次，极力主张“以恬淡为上”（第3l章），又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袭，五味令人口爽”（第12章），因此要“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第19章），“虽有荣观，燕处超然”（第26章），已经指出精神调摄是养生防病之大法。

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的阴阳五行学说，不仅是中医学理论的指导思想，而且是它的理论框架和重要组成部分。正是由于中医学用阴阳、五行来解释人体的组织形态、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因此它们也成为中医学“治未病”理论直接的哲学基础和理论基础。《素问·上古天真论》说：“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张仲景曰：“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也就是说，要注意摄生养性，保持人体的阴阳平衡；若见某脏受邪，则须根据五行制化而“先安未受邪之地”，既病防变。

此外，整体观念是中医学的观念性内容，它不仅把人体自身看作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且也把人与自然、人的身与心、人与社会等各种因素统一联系起来。因此，自然环境、气候变化、情志变化、社会环境等等，都是中医学“治未病”所要重视的因素。并且，崇尚自然，顺应自然，最后达到天人合一，也是中医学始终贯彻的思想。这种自然观念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人体活动也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可以说，“治未病”也是中国古代整体观念和自然观念在医疗实践中的具体体现。

“治未病”是中医学防治疾病的重要原则，在《内经》的基础上，中医学“治未病”思想不断发展完善。中医学中的心主神明理论、形神合一理论、藏象五志理论、七情理论、三因理论、气质类型理论，以及保胃气、顾肾气、扶阳气、存真气等防治原则都蕴含着丰富的“治未病”思想，至今仍然对临床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它与现代预防医学思想相一致，在养生保健以及有效干预亚健康状态等现代医疗实践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1] 蒋宏杰．华佗“治未病”思想浅析[J]．安徽中医临床杂志，2002，14 (3)：207

[2] 蓝毓营. “治未病”源流述略[J]．上海中医药杂志，2005，39 (9)：38，39

[3] 王化猛．《老子》未病思想探析[J]．安徽中医学院学报，1999，18 (6)：10，11

（收稿日期2008-O5-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