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涛 散 文 中 的 边 地 风 情(1)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毕业论文周涛散文中的边地风情
专业：汉语言文学
主考学校：兰州大学
准考证号：
指导教师姓名职称：
甘肃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办公室印制
2009年10月6日
汉语言文学专业
本科论文
周涛散文中的边地风情
目录
内容摘要：………………………………………（ 4）正文目录：………………………………………（4—16）注释：………………………………………（ 17）参考文献：………………………………………（ 17）后记（致谢）………………………………………（ 18）
周涛散文中的边地风情
内容摘要：广袤辽阔、荒寒粗砺的大西北是周涛创作的故乡。

西部壮丽、广阔、大美的边陲孕育了周涛雄浑大气、气吞山河、金戈铁马的文风，读来使人血管暴凸，肝胆俱张，为当代散文界注入了一剂刚劲强烈的风。

而周涛本人也成为了新疆文化的代表，对西部风景，风情，风俗画卷进行了描摹，演绎着“来自大西北的歌唱”，并凸现出了西部边陲不同的文化气质：博大，灵性，深厚，神圣，悲怆和粗砺旷达，字里行间，让人感受到了与众不同的西部。

关键词：周涛散文边地风情
作为中国新边塞诗的代表人物和诗歌创作“三剑客”之一的周涛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由诗歌创作转入散文写作以来，写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散文篇章如《巩乃斯的马》、《过河》、《猛禽》等，并结集出版了周涛第一本散文集《稀世之鸟》。

本着对大西北的无限热爱，并携“粗犷、雄奇、刚健、深沉悲壮”的诗风融入散文写作中，使他的散文汪洋恣肆，纵横开合，充满了激情和哲思，这也将散文带入了一个全新境界。

一、周涛的生平及创作概述
周涛，1946年3月15日出生，中国著名诗人、散文家。

祖籍山西，在京启蒙,少年随父迁徙新疆。

1969年毕业于新疆大学中语系。

1971年赴伊犁新源县部队农场接受再教育，1972年在喀什市、喀什地区工作。

1979年到原乌鲁木齐军区文化部创作组从事专业文学创作。

历任创作员、创作组副组长、创作室主任。

中国作协第五、六、七届全委会委员。

新疆文联、作协副主席，自治区政协委员。

198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文学创作一级。

著有诗集《神山》、《野马群》、《周涛诗年编》，散文集《稀世之鸟》、《中华散文珍藏本· 周涛卷》、《游牧长城》、《周涛散文》（3卷）等40余种。

1986年获全国第二届新诗（诗集）奖，1996年获首届鲁迅文学奖、散文集奖，3次获解放军全军文艺奖。

目前出版诗集、散文集20多种，深得读喜爱，是新边塞诗的代表人物，同时也是当代中国最具个性魅力和文学气质的优秀作家。

周涛的散文在当代散文界自成一家，其“重建精神家园”、“自由是散文的生命”
和“没有大地就没有大文章”等有关散文创作的言论，道出了他对当代散文生态环境、散文家的责任、散文的文体改革等方面的深刻认识和理解，这对当代散文的发展变革有一定的积极影响，也丰富了当代散文理论。

二、周涛散文创作的几个阶段及散文作品的风格
周涛以一首长诗《八月的果园》的出版而崭露头角，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牧人集》、《神山》、《鹰笛》、《野马群》《云游》等诗集一本接着一本，特别是诗集《神山》的出版广受好评，并一举获得第二届全国新诗奖和第二届全军文艺奖。

之后，周涛开始转入散文创作，主要散文集《稀世之鸟》、《游牧长城》、《兀立荒原》、《西部的纹脉》、《天似穹炉》等20多部散文集，散文让周涛从一个高峰迈向了另一个高峰。

周涛在开始散文创作时已兼备军人、诗人、西部人三种身份，这三种先天就具有浪漫而传奇色彩的身份以及其背后所对应的三种拒绝庸常的人生经历扭结到他一人身上，使周涛散文从一开始就具有了一种特别的精神内核与异样的美学风采。

周涛散文的独特性首先在于传达出了一种真正的西部精神。

新疆的博大和广袤给了周涛一种眼光和气度，使他的作品中蕴含着夺人的气势和犷悍而劲健的风骨。

“西部风骨”是一种自觉的地域情怀和由此生发的文化反省。

这种美并不取决于作者在文本中所呈示的大量的西部风光，而是取决于其在现代文明的参照之下由衷地敬畏、肯定并认同的一种游牧式的、劲气四射而精气内敛、既奔放热烈又坚韧沉默的生存方式，以及由这种生存方式所坦示的那种生命哲学：生命的价值与尊严就在于生命的野性、狼性与生命的自在、独立与静寂的完美结合。

在对整个西部精神有着深刻体悟和把握的前提下，作者以北方和西部游牧者的心情随心所欲地驱使那些洋溢着浓郁西部风情的客观表象。

长年的边地生活，身处汉文化中心的边缘地带，对边疆文化资源特别是多民族杂居这样一种生存格局的耳濡目染，使他在文化观念、自我身份和思维方式等方面游移不定，具有相对的多重性和自由度。

三、周涛散文中的边地风情
1.边地自然景观
周涛自童年起就开始了异域的生命体验，可以说，是新疆这块神奇广袤的大地养育了周涛，成就了周涛。

高山、河流、戈壁、大漠、草原以及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鲜活的生命无不印刻在了周涛脑海中，这块清爽而刚烈的高地哺育了一个优秀而骄傲的半个胡儿周涛。

他爱这片神奇的土地犹如珍爱自己的生命一样，爱
得深沉，爱得狂热。

“她把冰峰的绝顶的崇高，火洲盆地的彻底塌陷，草原的妩媚秀丽，戈壁的粗砺坦荡，沙漠的难以接近的神秘和绿洲自然亲近的田园风光，河流的充沛和消失，果园的丰饶和废垒的凄清，湖泊的澄碧柔和与山岩的铁硬，古典的喀什与浪漫的伊犁……的对立、矛盾、极端，全都包养在自己身下，形成一种独特而健康的美。

这美，只在新疆。

”【1】这里的山，这里的雪峰，这里的草原，这里的胡杨，这里的天空，都同自己一样有着共同的呼吸。

“阳光从清冽、蔚蓝的天空中泼洒下来的时候，仿佛是被一个透彻的、空明而又高贵的容器过滤了。

它看起来还是那样炽烈，那样明晃晃的，和所有正午的阳光一样炫目，但它其实已经不再灼烫闷人了。

它从高空垂落下来，光芒四溅，游动跳跃，从这朵花转瞬蹿到那朵花，从这片草丛倏忽掠向那片草丛，依然可人和煦，但带着清新可爱的滋味，像一团充盈在天地之间的光芒的水流。

”【2】阳光像雨水一样，并且是像暴雨一样“泼洒”下来。

并把清冽蔚蓝的天空比喻成一个高贵的容器，寓含着作者对这片天空的赞美和热爱。

“（阳光）游动跳跃，从这朵花转瞬蹿到那朵花，从这片草丛倏忽掠向那片草丛......像一团充盈在天地之间的光芒的流水”，在这一句里，阳光一会儿像游动的鱼，一会儿像跳跃的鹿，一会儿像迅疾的隼，一会儿又像充盈天地之间的流水。

“草原不管有多么的辽阔和健康，它的河流都是郁郁的，有一种无法说清的忧愁。

”【3】“在这种安详的满足中，有一丝颤动着的空旷寂寞在暗中游走......辉光下的草原开满了罂粟花，仿佛深碧的海里长满了红珊瑚。

草原扑向天边的远方......西极的天空宛如蛋青被殷红的血涂抹过了那样，丝丝缕缕的云霞被随意扔在空中，像是刚刚诞生过婴儿的产床上撂下的母亲沾血的衣裙。

”【4】“拖拉机牵引着的二十四片犁铧宛如一组编钟，远远行进的时候看上去却像一只多脚的黑蜈蚣。

它来到了处女地上，它的任务是把游牧者世世代代牧放畜群的草原犁为田亩，耕耘播种上铺到天边的麦子。

”【5】在这段文字里，周涛把二十四片犁铧比作一组编钟，又比做一只多脚的黑蜈蚣。

想象奇特，寓意深刻，“编钟”是历史文化遗物，“犁铧”和“编钟”的组合代表了农耕文化，前文写二十四片犁铧翻飞意味着农耕文化对草原对游牧文化的迅速而严重的破坏，但这里，“黑蜈蚣”行动的缓慢告诉我们，放到历史长河里看，农耕文化是一种落后的文明。

无论是对诗歌、散文、绘画还是摄影来说，麦子都是一种既真实又饱含着深刻寓意的物质，甚至可以说它已经不仅仅是可以果腹的主食，更是人类对物质丰盛的幸福图景所做的不屈向往和由衷赞美。

从狂奔在麦田上的梵高画下的《穿过
麦田的葬礼队伍》，到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到“神的信使”海子写下的无数关于麦子的诗篇……麦子被赋予的内涵被一次次丰富和扩大，早已经超越了作为真实的物质存在上升到诗人对生存、受难、坚忍和幸福等等精神层面的观照。

周涛祖籍山西，生长在河北、北京，从军从文皆在大西北，与麦子建立了一种与生俱来的亲密关系，就像人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一样，养育了他血液的上游也造就了他血肉之躯的麦子让他无法割离也无意割离。

麦子，在周涛的心里，同时代表了父母、兄妹、爱人、自己和一切他所赖以存在的血缘关系和存活于世的物质基础，因此他在写麦子的时候不做任何的铺垫：
我想说：“亲爱的麦子。

”
…………
这就是我们的麦子，一粒一粒的，从田亩中收集回来的养命之物。

颗粒很小，每一粒都不够塞牙缝儿的；但是我们就是靠着这样一些小颗粒，维持生命，支撑地球上庞大众多的人群发明、创造、争斗、屠杀、繁衍、爱憎……
…………
我就是麦子……我将一代代地生长，被割掉；成熟；被粉化；被制成各种精美的食品，被吃掉；然后再生长。

【6】
这是物质的麦子，同时也成为周涛自身，麦子不仅仅如阳光、空气雨水一样赋予我们生存所必须的养分，同时也是我们从出生、成长、成熟、被上帝收获、下一代的新生这个短暂的人生历程和生生不息的人类繁衍之真实写照。

因此，麦子虽然不是周涛散文中使用最频繁的词语，但却为他找到了一个存在基点和身份认同，只有确立了这个出发基点，有了这个物质上的“故乡”，他才能在西北广袤的大地上纵横驰骋，进行一次又一次的精神游牧。

对于许多仍然继续坚持传统的精英意识的作家来说，“激情”在20世纪90年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

正如张承志说：“没有激情，就没有生命！”【7】周涛也认为“吵架骂仗是需要激情的。

”【8】周涛散文主要是通过对生命的信仰礼赞和对边陲珍奇物种的颂扬来突出其强烈的激情，【9】而实现这种对激情的想象和寄托的，便是巩乃斯的马。

马就是这样，它奔放有力却不让人畏惧，毫无凶暴之相；它优美柔顺却不任人欺凌，并不懦弱；我说它是进取精神的象征，是崇高感情的化身，是力与美的巧妙结合恐怕也并不过分。

仿佛分散到所有山谷里的马群都被赶到这儿来了，被暴雨的长鞭抽打着，被
低沉的怒雷恐吓着，被刺进大地倏忽消逝的闪电激奋着，马，这不肯安分的牲灵从无数谷口、山坡涌出来，山洪奔泄似地在这原野上汇聚了，小群汇成大群，大群在运动中扩展，成为一片喧叫、纷乱、快速移动的集团冲锋！……
雄浑的马蹄声在大地奏出的鼓点，......和雷声雨声交织成惊心动魄的大舞台。

(10)
在这里，作者以诗一般的语言赞美了马的优美形象、崇高品性，揭示了马作为人类朋友的特殊品格：奔放雄健而不凶暴，优美柔顺而不懦弱，它是进取精神和崇高感情的象征，是力与美的美妙结合，并揭示了马与人类的艺术和历史生活的密切关联，认为骑兵和马车虽被淘汰，马却不会被取代，它有它的价值，而历代名马的筋骨、血脉、气韵、精神，那种“龙马精神”，也会永远传下去不会消失。

马不仅仅是温顺优美的天地生灵，更是充满了激情、狂放、雄浑、悲怆、苍劲和壮美的狂飙突进式的冲击者，是大西北民族的自由、骠悍和无所畏惧的化身。

文章中，作者将马与牛、骆驼和驴子等动物进行比较，从形象、品性和与人类的关系等方面，揭示马与众不同的特点：它在广阔的草原上“是茫茫天地之间的一种尤物”，虽然接受了文明的洗礼，却仍然保持了自由的生命力，与人类是朋友而非奴隶，兼得文明与自然之长：“它奔放有力却不让人畏惧，毫无凶暴之相；它优美柔顺却不让人随意欺凌，并不懦弱”，故而认为“它是进取精神的象征，是崇高的化身，是力与美的巧妙结合”。

很显然，马的形象寄托了作者自己对不受羁绊的自由的生命境界的追求。

文中，作者情感浓烈饱满，无论是描写、抒情还是议论，都满蕴着作者的爱马之心，对马的情有独钟。

情感渗透在对马的优美外形的描写上，更渗透在对马的精神、品格的描写中，尤其是人马感应的描写，感情色彩极浓。

雪夜驰马，马的雄健奔放，使作者压抑消失，心情开朗舒展，豪兴顿起，在颠簸的马背上感受自由的亲切和驾驭自己命运的能力，高兴得大笑，狂笑，笑得从马背上跌下来；马的温柔；使作者在雪夜感受到暖意；那铜号般高亢、鹰啼般苍凉的马嘶，使作者热血陡涌、热泪含眶，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壮之慨。

这些是描写，也是浓烈的抒情文字。

文中有些议论也是这样，例如，关于马的品性的一段概括，“它奔放有力却不让人畏惧，……是力与美的结合”，这是议论，但同时也是对马的最热烈的赞美诗。

在《巩乃斯的马》中，“马”作为核心形象引起了他对世界的思考，通过马联想到人生不朽的壮美和潜藏在其深层的忧郁，联想到流淌于民族精神中的英雄豪
气与进取精神。

作者是在“文革”期间政治气候极端险恶时，在伊犁巩乃斯大草原的农场里，体验到巩乃斯马的品格的。

马给作者以勇气和幻想，从马的世界里作者找到了奔驰的诗韵，感受到生活不朽的壮美。

通过对马的观照，表现了作者对人类美好精神的向往、追求。

新疆是亚洲腹地多元文明融合的地方，西域在历史上一直是各民族各色人种角逐之地，大大小小的文明随着族群、骑手相继登场，文明交汇于此，多民族的文化更是交织相融，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呈现千姿百态的民族风情。

多民族的共居，杂糅着各个民族的文化特征，在新疆这个少数民族的博览中心多种文化交融的历史文化长期浸泡影响着他，周涛的散文恰如一匹飘逸的神骏，在北方的大地上空奔腾驰骋，凝注于昆仑山脊，伸入焉耆白沙小道，触碰伊犁热土，停驻的地方就产生了散文。

散文是从急驰的马蹄下飞溅的火，是汗血宝马灵魂的声音。

辉光下的草原开满了罂粟花，仿佛深碧的海里长满了红珊瑚。

草原扑向天边的远方”，“西极的天空宛如蛋青被殷红的血涂抹过了那样，丝丝缕缕的云霞被随意扔在空中，像是刚刚诞生过婴儿的产床上撂下的母亲沾血的衣裙。

”【11】作者用独具的明锐触觉来描写和观察事物，纤细的神经触摸每一个意象而又转换为诗性的画面。

在周涛充满了瑰丽奇伟的想象中，我们领略到了边地美丽，独特的自然风光。

2.人文景观
如果说周涛的散文创作是一棵欣欣向荣、蓬勃强壮、绿荫如盖的大树的话，那么无疑，输送养料，萃取精华的根系就深深地扎根在西部大地上。

可以说，周涛整个散文所表现的升华了精神就是属于西部的，属于这块“干爽的高地”的精神。

在整个中心地域文化圈以及边地的文化带上，周涛还坚定而执着的传达着一种独特的精神——就是西部精神。

周涛散文的艺术价值在整个当代散文领域中是相当独特的，这种独特性首先在于，它传达了一种真正的西部精神，这种西部精神并不取决于作者在文本中所呈现的大量的西部风光（这些风光是任何一个具有审美眼光的主体都会发现的），而取决于其在现代文明的参照之下由衷地敬畏、肯定并认同的一种游牧式的、劲气四射而精气内敛、即奔放热烈又坚韧沉没的存在方式。

这种坚韧顽强在寒荒粗砺，荒凉贫瘠的土地上催生出了一批生机勃勃、生命旺盛的人群，他们在与苦难的斗争和拼搏中，愈挫愈勇、愈战愈强，成就了一批具有坚强不屈、顽强奋斗精神的西部人，而作者在广袤贫寒的大西北土地上，作为一种真实的生命体验，强有力地感受到了这种精神，并深深为之打动。

苦难
对于一个作家的重要，不在于是否亲历（因苦难而麻木不察的众生不少）而在于能否体察到它与生命的本义的关系与格局。

西部是个宗教感较强的区域，这是一种风土使然、也与沉重的生存累积有关，在这种“悲剧性的叙述程式”之中，“苦难”是个永恒的话题。

“作为一个人，一个生活在高地上的人，没有充分的自知、自信，就不能取得做人的自由。

从心所欲不逾矩，充分展现自己的个性，就等于充分展现那块土地的光彩。

”“人不是事事靠文化生活的，人创造文化，文化却不应成为人的创造精神的囚笼。

人最本质的东西比文化更厉害。

”（《干爽的高地》）。

诚然，“这块土地的光彩”和“人最本质的东西”恰恰就是这块干爽高地上的大西北精神——坚忍不拔、自强不息而巍然不倒，如扎根于西部荒漠中的胡杨，生生不息，伟大而又孤独，大立于空旷寂寞的戈壁上，但枝叶依然绿意蓬勃。

西部文学缺乏快乐的性质，缺乏喜剧的性质，缺乏轻松与消遣，而它的沉重、肃穆、悲壮与忧患，正可以从这自然与人文的苦难表情中得到解释：看过了《过河》就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个“目光像风沙天的昏黄落日，没有神采；那身躯枯瘦衰老，连自己站起来也很困难似的”哈萨克族老太太，她让那匹“我这样年轻力壮的汉子尚且费尽心机气喘吁吁而不能制服”的愚蠢顽劣的马乖乖的驯服了，“她那瘦小的身躯刚刚落鞍，那马的脊背竟猛然往下一沉，”更神奇的是“原来的那种随随便便满不在乎的顽劣劲儿全不见了，它立得威武挺直，目光集中”这种奇怪的差异就在于“（马）它完全懂得骑在背上的是什么样的人”。

“马背上的牧民富有顽强、坚毅的精神，就如同“强有力的统帅一样”。

【12】中的牧人则更是与艰苦环境作顽强抗争而不屈不挠、坚定执着的典型形象：“他从靴子里取出一把短刀，从刀鞘里抽出来，刀子很锋利。

他把刀子浸进冰凉的喝水里，然后拿起来，用刀尖翘起的部位抵住额头，一划，上额至眉心处被划破。

宛如一颗饱满的石榴上划了一刀似的，晶亮鲜红的血珠儿，石榴粒儿似的跳出来。

”作者笔下这种顽强刚毅、不屈不挠、坚忍不拔，有钢铁般意志的人物近似于海明威塑造的“硬汉形象”，拥有坚不可摧、愈挫愈勇的战斗精神，而他们正是西部精神的主体。

作为军旅作家的周涛，他的西部精神的主体形象代表，自然也不乏品质刚毅、坚不可摧的西部戍边军人，他们也是西部精神的象征，更是一群典型人物。

熟悉军营生活的周涛对他们的了解就如同了解自己的生活一样——在戈壁、雪域中孤独的生存，忍耐无味的寂寞与荒凉冷清。

“艰难困苦，与汝玉成”伟大的西部精神孕育了不言败、不服输、不妥协、不放弃的坚强与执着的品质信念。

他的独到的生命体验更不同于“客入者”“他者”文化身份的感悟，优美而严酷的景色、独异
的的民俗风情、文化反差带来的主体感受，文化上的“他者”是“保存”了“某种生活形态和社会形态的记录”而周涛的散文则是作为文化“当者”的身份进行更为深入的掘进和探寻，远离表面的繁华与肤浅，进行深层的挖掘和求寻，也是作者心灵的审视与自省，深刻的解读与剖析是最为深刻的清醒和冷静。

“把对自然的注视和审美转化为生存方式，转化为他对这块土地和生命万物的理解和亲和”。

文章上下，字里行间，无不透露着作者与这片土地血脉相连、情感相通的亲和，浑然天成。

他拒绝散文“用浮光掠影的水彩涂抹并败坏了山河的朴素原色”“当美成为大家都能认识和理解的东西时，就应该避开它”他遵循此训，而此训就恰好摆脱了肤浅与统一化的描述与感悟，而用自身的生命体验来吟咏这片风情的土地。

周涛在两北边地生活多年，对边地游牧民族有着切近的直观感受；对于中国北方和世界各地的游牧民族，他也一直保持着浓厚的兴趣，他的许多天性与游牧民族的秉性也暗相契合。

这种与内地汉族学者有所不同的文化心理背景，使得他自然而然地跳出了汉民族本位观念的圈子，而具有了一种超乎民族之上的文化眼光。

他认为，每当华夏文明“衰腐、变质时，便有长城之外的游牧民族强盛起来，以战争的方式突破长城，把洋溢在山野大漠间的原始生命力注入进来，使之重新开始一次轮回。

那生命活力是那样充沛、那样野性而活泼，它毫不自知地成了封建文化的天然防腐剂。

”而正是因为有了这股原始生命活力的注入，中国封建文明的这枚“仙桃”“才历经三千年而长久不衰，老而弥鲜”。

这真是一个大胆的创见，也是一种别开生面的观察。

它的确道破了历史的另一种真实：越文明的民族，越容易被蛮族的武力所蹂躏和征服。

年轻强悍的游牧民族入主中原，的确为衰老萎靡的中国政权注入了一股强健的阳刚之气。

这种情形，除了与一个王朝兴起时的朝气勃勃，达到顶峰后的急转直下，及衰朽时的残破式微这一周期性规律有关以外，恐怕的确与新入主的游牧民族的精神心态、文化秉性有相当重要的关系。

周涛并非真想考察游牧精神对汉民族文化的输血与改造功用。

他真正的用意，是要提出一个在他看来极为紧要的历史观。

那就是，“越是拥有古老农业文明的氏族，越是在近代落伍，为什么？”周涛的回答是：“因为它们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少了‘游牧时期’这个重要的一环！”周涛发现，“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曾经历过或长或短的游牧时期”。

他认为是游牧时期赋予了这些民族以“自由精神”。

中国与印度这样的东方农耕民族不曾有过游牧时期，“这就像在一个人的成长发育阶段中，少了少年时期一样，过早地成熟了。

当在新的阶段里需要单纯、活泼、无拘无束、幻想和求知欲等等的少年品格的时候，他才会发现，他从来没有过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