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章学诚对鲁迅的影响

March ，2012第25卷第2期重庆教育学院学报Vol.25No.22012年3月Journal of Chongqing Education College收稿日期：2011－09－14作者简介：赵献涛（1975－），男，河北邯郸人，文学博士，讲师，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李晓彩（1981－），女，河北广平人，文学硕士，讲师，主要研究文艺学。

1914年11月26日，鲁迅得到二弟所寄书籍两束，其中有《文史通义》一部六册，同月的29日，鲁迅“午后往南通县馆访季自求，以《文史通义》赠之。

”这是鲁迅日记中对于《文史通义》的记载，从中看不到鲁迅对《文史通义》阅读情况，遑论影响了。

但1933年鲁迅所写《中国文坛的悲观》一文，其中说到文坛的斗争、谩骂和诬陷，就谈及了清朝的章实斋和袁子才，李莼客和赵撝叔，如水火之不可调和。

［1］（P247）由此可知，鲁迅非常熟悉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因为《文史通义》里就有章学诚对于袁枚的批评文章。

章学诚对于鲁迅的影响，陈方竞先生已经做了论述［2］，笔者试加以补充。

一、章学诚方志学理论对鲁迅辑录工作的影响鲁迅乡邦文献的辑录与浙东历史学存在着密切关系，章学诚方志学理论对鲁迅辑录工作有着很大的影响。

方志，“它是记载某一地区的有关历史、地理、社会经济等多方面内容的著作。

”［3］（P256）浙东史学传统有许多自己的特点，其中一个特征是“提倡方志学，推广方志这种社会史体”［4］（P256）。

浙江自古就有撰修方志的传统，《越绝书》不仅是浙江最早的方志，也是方志史上最早的地方志雏形。

这个传统在以后的历史中延续，形成了浙江修志最为繁盛的历史事实。

这一历史事实，并且被章实斋从理论上给予阐发，中国方志学理论发展到章学诚，得以系统化和理论化。

章学诚在自己与前人撰修方志的基础上，在批判继承前人方志理论的基础上，对方志的性质、起源作了明确的探讨。

章学诚极大地提高了方志的地位，“有天下之史，有一国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

传状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谱牒，一家之史也；部府县志，一国之史也；综纪一朝，天下之史也。

”［5］（P124）章学诚也明确了方志的作用。

“方志的性质既属史体，当然它的作用也就无异于‘国史’。

因此它的首要任务就要具有‘经世’之史的作用，能够为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作出贡献。

”［3］（P263）“史志之书，有裨风教者，原因传述忠孝节义，懔懔烈烈，有声有色，使百世而下，怯者勇生，贪者廉立。

……况天地间大节大义，纲常赖以扶持，世教赖以撑柱者乎？”［6］（P138）在阐释方志的社会功能上，章学诚很明显没有摆脱时代的限制，依然以传统的诗教来解释方志的作用。

但只要把章学诚的理论还原到乾嘉学派的历史语境中，就会发现他的理论所具有的革新意义。

考据学派编修方志的理论观点是“志以考地理”，将作为地方史的方志纳入考据的范围之内，成为一种为学术而学术的考证之学。

继承浙东经世致用思想的章学诚反对以戴震为首的考据学派，他毅然从经世致用的观念出发，认为方志同国史一样，具有维护纲常、裨益世教的功用。

鲁迅辑录丛书，其目的与之遥相呼应。

《会稽郡故书杂集序》告白辑录目的曰：“史传地记之逸文，编而成集，以存旧书大略也。

会稽古称沃衍，珍宝所聚，海岳精液，善生俊逸，而远于京夏，厥美弗彰。

吴谢承始传试论章学诚对鲁迅的影响赵献涛，李晓彩（河北工程大学文学院，河北邯郸056038）摘要：章学诚是鲁迅的乡先贤，对鲁迅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章学诚方志学理论直接影响了鲁迅早期的辑录工作；章学诚的史学观念影响了鲁迅在读经读史问题上的见解，并对鲁迅杂览主义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鲁迅；章学诚；史学；影响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6390（2012）02－0088－0388··先贤，朱育又作《土地记》，载笔之士，相继有述。

于是人物山川，咸有记录。

”［7］（P235）“禹句践之遗迹故在。

士女敖嬉，睥睨而过，殆将无所眷念，曾何夸饰之云，而土风不加美。

是故序述名德，著其贤能，记注陵泉，传其典实，使后人穆然有思古之情，古作者之用心至矣！”［7］（P235－236）“书中贤俊之名，言行之迹，风土之美，多有方志所遗，舍此更不可见。

用遗邦人，庶几供其景行，不忘于故。

”［7］（P236）“笃恭乡里”之情下的“用遗邦人，庶几供其景行，不忘于故”的经世目的昭然若揭。

章学诚以其卓越的理论建树推动了中国方志学理论的成熟，极大地提高了方志的地位，并对方志的起源、性质和功用作了深邃的阐释。

尽管他的理论体系不免带有封建时代的烙印，有着维护封建传统伦理道德的一面，但章学诚毕竟以自己的修志实践和理论建树，把方志学推向了新的历史阶段。

因为，章学诚本人是浙东人，对浙东史学也存在着继承关系，并最终成为浙东史学的殿军。

没有先贤章学诚导夫先路的理论和实践，就没有鲁迅对亦地亦史的地记的搜集；没有以章学诚为代表的浙东史学传统，也就没有鲁迅辑录文献上的经世致用思想。

二、章学诚对鲁迅读史问题的影响读经与读史的问题，是观察鲁迅精神的一个主要问题，因为鲁迅不仅自身经历过读经与读史的时期，而且以自己读史的经验参与读经问题的论战。

在这个文化问题上，鲁迅虽然自身读过经书，但反对读经，而主张读史，尤其是读野史。

鲁迅之所以注重读史，与浙东自古就有的重视史学的传统息息相关。

在浙东诸多先贤中，对鲁迅读经与读史问题影响最大的还是章学诚。

章氏在宋学注重性命义理之探究与汉学注重名物制度之考据的时代氛围中，赫然提出了六经皆史的论断，“六经皆史也。

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

”［8］（P1）尽管在章学诚之前，已经有王阳明、王世贞与李贽提出“六经皆史”及其相似的命题，但真正引起史学革新的还是吸收前人史学理论并加以系统化的章学诚。

这一观念具有重大的思想解放意义。

在中国传统的封建社会里，经与史的地位是全然不同的，尤其是自汉武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之后，儒家经典便一直作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六经作为儒家经典也一直受到统治者的尊崇，因为它们是有效的治理国家的意识形态和统治工具。

但与之相比，史学著述尽管非常重要，但却从来没有取得过这样的崇高地位。

所以章学诚的理论，颠覆了经学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仅仅把它们作为历史史料来处理，以便从中探寻出“史义”。

这样一种经学与史学的观念，促成了鲁迅对读经与读史的不同情趣。

与六经皆史观念并驾齐驱的是章学诚另外一个观念，即六经皆器，“道不离器，犹影不离形。

后世服夫子之教者自六经，以谓六经载道之书也，而不知六经皆器也。

……三代以前，《诗》、《书》六艺，未尝不以教人，非如后世尊奉六经，别为儒学一门，而专称为载道之书者。

盖以学者所习，不出官司典守，国家政教；而其为用，亦不出于人伦日用之常。

是以但见其为不得不然之事耳，未尝别见所载之道也。

”［8］（P37）儒家典籍，在章学诚看来，并非是载道之书，实在只是先王的政教典章，其所言论的也只是天下事物、人伦日用，除此之外，别无著述之道。

儒家经典在这里，丧失了其原有的崇高的经典地位，而成为典章制度之史料，这样的见解无疑有助于鲁迅重新看待十三经的价值。

与此同时，章学诚通过解析“经”之本意，也从另外一方面瓦解了神圣经典的立论基础。

《文史通义·经解上》曰：“当时诸子著书，往往自分经传，……盖亦因时立义，自以其说相经纬尔，非有所拟而僭其名也。

经固尊称，其义亦取综要，非如后世之严也。

后世著录之家，因文字之繁多，不尽关于纲纪，于是取先圣之微言，与群经之羽翼，皆称为经。

如《论语》、《孟子》、《孝经》，与夫大小《戴记》之别于《礼》，《左氏》、《公》、《榖》之别于《春秋》，皆题为经，乃有九经、十经、十三、十四诸经，以为专部，盖尊经而并及经之支裔也。

而儒者著述，始严经名，不敢触犯，则尊圣教而慎避嫌名，盖犹三代以后，非人主不得称我为朕也。

然则今之所谓经，其强半皆古人之所谓传也。

古之所谓经，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实，而非圣人有意作为文字以传后世也。

”［8］（P27）“经”虽为尊称，其本义也只是“综要”而已，不是如后世所言的那样至高无上、不可冒犯；“经”的内容是典章法度、政教行事，也不是圣人有意为之而传诸后世的。

章学诚从“经”之本义与其内容两方面突进，瓦解了被封建社会视为至高至尊的“经”的地位。

作为近代知识分子的鲁迅尽管继承了章学诚的观点，但还是与之存在些微区别的。

章学诚的史学理论基本上是正统史学理论，即是对正史体例法度的总结，其史义论、史德论以及史书编纂论的建设基本上是建立在对正史的探索、考察与言说上的。

即以童蒙教育而言，他强调的也是正史的教育，“学问大端，不外经史，童蒙初启，当令试为经解史论。

……史论89··须读《四史》论赞。

”［8］（P272）而鲁迅基本上突破了章学诚的正史观，建立起自己的野史观。

这是章、鲁一个区别。

没有野史，就没有鲁迅，这句话也许夸大了野史对鲁迅的意义，但也突出了野史对鲁迅的重要性。

三、章学诚对鲁迅杂览主义的影响鲁迅读书之广之杂是让人瞠目的，他的此种读书态度、方法可以称之为“杂览主义”。

鲁迅杂文上取得的巨大成就与此杂览主义是密不可分的，在一定意义上说，鲁迅由小说创作转向杂文写作，也是此种杂览主义的结果。

因为杂览，创作杂文得心应手、水到渠成；因为创作杂文，杂览群书不得不然。

杂览主义与杂文创作相得益彰。

浙东学派史学殿军章学诚的史学理论是启发鲁迅杂览主义成形的一支力量。

当别人惊讶于鲁迅的博学时，他夫子自道：“殊不知就为了常常随手翻翻的缘故”，［9］（P136）随手翻翻陈年账簿、旧历本、宋人明人笔记，都会开卷有益，即使“讲扶乩的书，讲婊子的书，倘有机会遇见，不要皱起眉头，显示憎厌之状，也可以翻一翻；明知道和自己意见相反的书，已经过时的书，也用一样的办法。

”［9］（P137）这么一来“有些正经人是反对的，以为这么一来，就‘杂’！‘杂’，现在又算是很坏的形容词。

但我以为也有好处。

”［9］（P137）譬如我们看一家的陈年账簿，每天写着‘豆腐三文，青菜十文，鱼五文，酱油一文’，就知先前这几个钱就可以买一天的小菜，吃够一家；看一本旧历本，写着‘不宜出行，不宜沐浴，不宜上梁’，就知道先前是有这么多的禁忌。

”［9］（P137）将一切文字随便翻翻即可获益的观点与章学诚的史学主张是一脉相承的。

章学诚在史学的研究对象上，进一步扩大了史学的范围。

在《文史通义·报孙渊如书》中章学诚提出了“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的主张。

在章学诚看来，官府案牍、私家著述、“三代钟鼎，秦汉石刻，款识奇古，文字雅奥，……取辨其事，虽庸而不可废。

”［10］（P31）甚至说道：“古物苟存于今，虽户版之籍，市井泉货之薄，未始不可备考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