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小说研究综述

莫言小说研究综述

莫言，八十年代涉入文坛。他的《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等在当时文坛刮起了一股旋风，引起了颇为广泛的瞩目。其后，莫言一直保持旺盛的创作力，不断有新作品问世。当然既有震撼人心的佳作，也有不尽如人意的作品，但这并不妨碍评论界对其的关注。从最初的惊异、惊叹乃至交口称赞（当然也有少数不和谐的声音）到后来的多层次开掘，评论界对莫言的研究日渐深入。现将主要学术观点综述如下：

一、对莫言艺术感觉的研究

读莫言的作品，往往可以感受到一种自由，心灵、感觉和生命的自由。这种奇异的独特的艺术感觉强烈地触动着人们的每一根神经。因而，很多研究者将视点投向莫言的艺术感觉。

张志忠《论莫言的艺术感觉》(1)、朱向前《天马行空——莫言小说艺术评点》(2)等文都认为，莫言的小说之所以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主要在于他有着奇特的艺术感觉，它能化熟识为陌生，化熟视无睹为拍案惊奇。王慧在《莫言小说评点》(3)中说：“莫言大胆地以富有张力的感觉描写取代了对对象的描写刻画，以感觉的奇异超常取代了描画的逼真酷似，甚至以感觉的变异夸张来组织故事的文本形态。”正如评论者所指出的，莫言的艺术感觉具有产生通感的能力，能够容纳荒诞事物并产生荒谬的感受，从而制造一种透明的幻觉、荒诞的真实、全方位全感知的艺术氛围。

以上的分析主要是把握了莫言艺术感觉的特点，阐明莫言在外部

形态上所具有的特征，但还未能作深入底蕴的分析。钟本康在《感觉的超越、意象的编织——莫言<罪过>的语言分析》(4)一文中认为，莫言的感觉世界是通过超常的变态的感觉建立起来的，具有超越阀限的、同幻觉杂糅的、心理变态下的感觉的特点。研究已逐渐深入莫言小说的艺术内核和深层机制，来探讨其艺术感觉背后的支撑物。

当然，关于莫言小说的艺术感觉，评论界在指出其优点的同时，也分析了其缺陷。朱向前《天马行空——莫言小说艺术评点》一文中曾明确指出：“他（指莫言）的艺术感觉固然颇为特异，但缺乏节制，任其泛滥，有时反而会淹没更为重要的东西，并且造成重复与冗长。”吕芳在《新时期中国文学与拉美“爆炸”文学影响》(5)一文中则更是不客气地指出，早期作品《透明的红萝卜》中那种富有神秘色彩的感觉笔调确实耀眼夺目，但在发表几篇力作后，莫言的感觉开始重复与泛滥。至《欢乐》、《红蝗》等篇，那种神秘感的丧失与泛性主义因素的过度介入，使莫言的感觉走上宿命之途。文中，吕芳还对此分析了原因，认为这与莫言在吸取马尔克斯影响时，没有顾及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审美习惯有关。

二、对莫言审丑描写的研究

莫言的作品充斥了大量对丑恶现象、污秽事物的描写，即便是给他带来巨大声誉的《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等也不乏此。其后他在一些重要作品中始终不厌其烦地大量描写性、暴力、血腥等，对此，评论界看法不一。

对于莫言《红高粱》中审丑描写，一些评论家是持包容甚至是褒

扬态度的。杨联芬在《莫言小说的价值与缺陷》(6)一文中认为，一些暴力血腥场面的描写，如活剥罗汉大爷，虽然残酷却是美的，它可以使读者在震撼与恐惧中宣泄悲愤，进而达到情感的净化，升华出振兴民族的强烈意识。雷达的《历史的灵魂与灵魂的历史——论红高粱系列小说的艺术独创性》(7)一文也认为，“就小说特定环境的残酷和狰狞来说，作者不隐恶不虚美的史笔态度没有什么错处。”

贺绍俊、潘凯雄在《毫无节制的红蝗》偺一文中认为，作家敢于写丑，把丑纳入艺术视野并无不可，甚而至于是勇气可嘉的。然而写丑的终极目的是要使人们从丑中发现美，莫言在这方面显然做得不够。朱向前在《新军旅作家“三剑客”——莫言、周涛、朱苏进平行比较论》(9)中也认为，莫言为审丑而审丑的癖好使其作品变得空前迷狂、偏执、紊乱和晦涩。

如果说评论界对《欢乐》、《红蝗》等审丑描写的评论是一个序幕的话，那么《丰乳肥臀》、《檀香刑》中的审丑描写则引起了评论界更为广泛的关注。然而，与前相同，评论界的看法仍然是截然不同、壁垒分明的。

陶琬在《歪曲历史，丑化现实——评小说<丰乳肥臀>》(10)一文中说：“小说对淫荡污秽的性行为和对性的荒唐淫乱的思维活动的极力渲染和恣意描绘，已到了荒谬绝伦的程度”。李建军在《是大象，还是甲虫》(11)一文中也指出：莫言对酷虐心里和施暴行为的夸张的叙写，缺乏一种稳定而健康的心理支持，甚至是持欣赏态度的。

谢有顺、张清华等人则对此提出了异议。谢有顺的《当死亡比活

着更困难——<檀香刑>中的人性分析》(12)从人性的角度加以分析，认为：莫言可能确实对暴力描写有特殊偏爱，但他铺陈恣肆的酷刑场面，是想让读者从中窥见刽子手的冷酷性，以及围观群众和官员在面对残酷时的各种反应。从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对专制、暴政、野蛮和看客麻木心理的一种有力控诉。张清华对此也表示赞同，他在《叙述的极限——论莫言》(13)中认为莫言对酷刑暴力的描写体现了其当代性的思考——试图揭示东方的民族主义是以怎样的坚忍和蒙昧，来上演民族的现代悲剧的。

三、关于莫言借鉴与继承的研究

莫言1985年以其《透明的红萝卜》《爆炸》等作品为文坛所瞩目。人们在惊异、感叹、震动之余，开始追寻其根源之所在。评论家主要从中外两个方面对此加以论述。

莫言曾说过：“我在1985年中，写了五部中篇和十几个短篇小说。它们在思想上和艺术手法上无疑都受到了外国文学的极大影响。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两部著作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和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14)对此，张卫中在《论福克纳与马尔克斯对莫言的影响》中(15)加以了详细论述。文章主要从艺术观念以及艺术反叛精神方面论述了莫言对福克纳与马尔克斯的借鉴。

当众多研究学者将目光过多地关注在莫言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关系的同时，钱林森、刘小荣另辟蹊径，将审视点投向了象征主义。他们在《“异端”间的潜对话——西方象征主义与莫言、张承志的小说》(16)一文中认为莫言的精神创作世界里，与西方象征派具有更多的契

合点。文章从三个方面加以探索分析：（一）对尘世苦难的真切感受——进而产生宗教式悔悟与救赎——体现于对“现世”的反复背叛；（二）执拗于文本的消解——建构象征模式；（三）意象分析——另一种真实。

关于莫言受传统文化影响方面，胡河清的《论阿城、莫言对人格美的追求与东方文化传统》(17)运用美学范畴从四个方面加以论述：骨——对人物道德内蕴的深刻评判，气——阴阳和动静的性格辩证法，慧——情感的净化与超拔，幻——神异而美丽的心象。无独有偶，张清华在《莫言文体多重结构中传统美学因素的审视》(18)一文，从五个方面论述了莫言的审美继承关系，即大自然审美主题与叙事空间关系疏离所造成的自然空间背景；过去时序跨度与“追忆性”视角；非写实态度与感觉变形；叙述体验中主客关系的融合；神秘氛围的营造。

有学者认为：莫言作品既有对国外文化的借鉴，也有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并且两者是融合在一起的。兰小宁、贺立华、杨守森在《莫言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派——<怪才莫言>代序》(19)一文中认为，莫言的作品具有中国作家独特的现代主义特色，他是以深切体味到的中国人的苦难、中国人的文化心态为根基，同时大胆遣用各种西方现代派艺术手法。

四、对莫言作品“民间”立场的研究

陈思和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所发表的《民间的沉浮》和《民间的还原》中提出了“民间”概念。认为民间是在国家权力控制相对薄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