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期的排满思潮

辛亥革命时期的排满思潮

作者:时间:2010-10-07 05:57:05 来源: 阅读次数:345次] 辛亥革命是本世纪初震撼世界的大事件，知识分子是这场历史巨变的主导力量。资产阶级革命派掀起的排满思潮，毫不含糊地排挤了维新思潮，召唤着人们奋勇投入革命洪流。本文要研究的问题的是：维新思潮向排满思潮转换的关键是什么？排满思潮的内容及其本质是什么？它在政治文化方面

有什么严重意义？它的社会根源是什么？

一

辛亥革命时期的排满思潮，是1900—1911年时期具有重大革命意义的社会政治思潮。就社会矛盾和思想运动的延续性而言，它与康、梁维新派及其倡导的维新思潮又有一定联系。维新思潮的进步影响，大致体现在1894—1905年时期。以戊戌政变为界，它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1894—1898年，后一阶段是1898—1905年。前一阶段它在推动和配合戊戌变法方面起了巨大启蒙作用，后一阶段则更为系统、更为成熟地显示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理论性质的特点。那么，为什么维新思潮在后一阶段，尤其在1903年后反而声势日减，并且不能不让位于排满思潮？

非常有趣的是，如果我们仔细辨析一下维新思潮和排满思潮的理论内涵，就可以发现它们至少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

精神和进化论思想的运用方面，是基本相同的，但其政治目标，却表现为维护满清政权的君主立宪和推翻满清政权的民主共和，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理想模式。导致两者分歧的基本要素是反满民族主义，因此，排满是辛亥革命思潮的主要特征。

以章太炎为代表的维新派异端，是排满思潮的有力倡导者。维新派知识分子的政治分化，反满民族主义的公开宣传，是维新思潮向排满思潮转换的关键。维新派的分化开始于1900年，这是由自立军起义引起的。自立军起义的领导者唐才常曾任湖南时务学堂教习。戊戌政变前夕，“应谭嗣同电召，将赴京参与机要，方抵汉口，知政变发生”。[1]他痛心疾首，辗转日本，“与康有为协商起兵事宜，取得同意”。唐才常的政治纲领，是自相矛盾的。他在《正气会序》中一方面表示忠君：“日月所照，莫不尊亲；君臣之义，如何能废？”另一方面又表示反清：“国有天地，必有兴亡，非我种类，其心必异。”[2]上述矛盾反映了晚清政局中各派力量错杂而又微妙的相互关系。戊戌政变后顽固派企图废黜光绪，突出了他作为顽固对立面的形象，加上李鸿章等满清高级官僚玩弄权术，使唐才常等人幻想依靠联络清廷大吏，重新拥出光绪，实行君主立宪。康有为记载：“于时李文忠失粤督，丧权位，三令人促吾举兵”。刘坤一电康：“吾与子同志不须迫，但能令鄂督张香涛同举，吾从其后，否则吾独举何济？”因此，“才

常遂尽鄂湘士众，欲以力协武昌”。[3]上述策略方针归结到自立军的政治纲领，铸成了既要忠君又要反清的奇怪逻辑。绝大多数自立军干部没有认识到这是一个重大的原则性错误，沈荩便主张：“一切勿顾，文字小道，尤不屑厝意，无论若何方面，吾惟可以达吾目的者是用”。[4]政治纲领的模糊，对张之洞等高级官僚的缺乏警惕，造成了自立军的惨败，康有为承认：“是役自男爵，道员至诸生，死者千数。安徽、广西、广东三省，皆密布兵，期武昌起义而响应，至是株死者无算。吾痛哭祭侧，自后不敢言兵”。

维新派中只有毕永年、章太炎等少数人明确要求与清政府一刀两断，坚决反对忠君思想。毕永年早在戊戌变法中即主张反清。冯自由记载：“谭嗣同在京任军机章京，尤有致君尧舜之想。独永年始终坚持非我种类其心必异之说，日往来于汉口、岳州、新堤、长沙之间，与哥老会诸首领杨鸿钧、李云彪、张尧卿、辜天祐、师襄、李堃等谋匡复事业，且投身会中，被封为龙头之职”。[5]1899年秋天，他介绍唐才常与孙中山相识于横滨，“对于湘粤及长江沿岸各省起兵策划有所商榷。毕、唐同主孙、康两党联合进行之议”。同年夏天，章太炎也由梁启超援引结识孙中山，深受其影响。1900年7月，唐才常在上海组织国会，毕、章共同反对忠君救国主张，但是没有成功。毕永年见事不可为，出家而走，章太炎“愤然剪除辫发，以示决绝”。会后章太炎致信陈少白主持的革命派

报纸香港《中国日报》，介绍了会议情况，并以《拒满蒙入会状》和《解辫发说》两文投刊，公开宣传反清思想。《中国日报》对此大加喝彩，赞扬说：“章君炳麟余杭人也，蕴结孤愤，发为罪言，霹雳半天，壮者失色，长枪大戟，一往无前，有清之来，士气之壮，文字之痛，当推此为第一”。另一方面，自立军干部有不少维新派人物和原时务字堂学生，如秦力山、沈荩、唐才质、林圭、李炳寰、田邦睿、蔡钟浩、周宏业、陈为璜、朱茂芸、李渭贤等人，他们当中的幸存者，经过血的教训，认识了“勤王”的错误。秦力山、朱菱溪、陈犹龙、周宏业等逃亡日本后，纷纷指责康、梁。梁启超“不胜其扰，竟移寓横滨避之”。1901年5月，秦力山等人在东京创办了《国民报》，“开留学界革命新闻之先河”。

《国民报》用反满民族主义重新解释国家和民族问题，从而奠定了他们和康、梁保皇党思想分离的前提。人们不是诅咒奴隶性是中国民族精神的劣根性吗？他们指出，目前这种奴隶性有其特定的内容，这就是：“有告以国权之放失、异族之削、政府之压制、种族之灭亡者，则瞠目结舌以为妖言”。

[6]所以，在清政权已经彻底卖国化了的情况下，还主张什么忠君、勤王是极端错误的，其如婢妾，“为主人所唾弃，闭以幽室，不召幸者已隔岁年，而彼犹日施脂粉，冀复专幸于六宫粉黛之中。”[7]《国民报》表示：“宁使汉种之亡尽死尽杀尽，而必不愿其坐享升平、舞河山、优游于鞑靼之下”。章太

炎在该报发表的《正仇满论》一文指出，满清贵族集团“进不知政，退不知农商”，“载其砦窳，无一不足以丧吾大陆”，所以“革命不得不行”。1902年4月26日（夏历3月19日），是明崇祯帝忌辰，冯自由记载：“三月初旬，太炎提议谓欲鼓吹种族革命，非先振起世人之历史观念不可。今距是年三月十九日明崇祯帝殉国忌日未远，应于是日举行大规模之纪念会，使留学界有所观感云云。”[8]于是由章太炎、秦力山、周宏业、马君武等十人共同发出倡议。该日会议虽被日本政府禁止，但留学生“不约而赴会者有程家柽、汪荣宝等数百人”。“学界革命之思想，至是有一日千里之势”。这一含有强烈反清意义的政治事件，是近代学生运动的开端，成为留学生摆脱康、梁的政治影响，接受孙中山民族革命主张的重要契机，也是排满思潮由酝酿而开始生发的重要标志。

二

反满民族主义吸引和发动了以留学生和国内新式学堂

学生为主体的新兴知识阶层，锻炼了辛亥革命的政治指导者。

戊戌变法失败之后，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结构正在悄悄地发生变化。从科举的废除，近代教育的奠定和留学运动的兴起过程中，迅速产生了一个新兴的知识阶层。历经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之役，清政府实在山穷水尽，难以为继，被迫进行了一些改革。1901年9月，清政府谕令全国，要求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