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五四”时期的新诗(一)

第四章“五四”时期的新诗（一）

一、郭沫若的生平与创作概况。

生平（1892—1978）：

八年启蒙（1906—1913）、十年留日（1914—1924）诗人、两年北伐（1926—1927）战士、十年流亡（1928—1937）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十年战争（1937—1947）历史剧作家、政治家

思想和创作：

1、思想：早期的诗作先受泰戈尔清新明快诗风、后受惠特曼豪迈粗犷诗风的影响，和斯宾诺沙“泛神论”（强调神、自然、我三者的和谐统一，一切自然都是神的表现）的影响。后期（1925年后）提倡无产阶级革命。

2、创作：

《女神》（1919—1920）

《星空》（1921—1922）虽然仍对大自然进行了细致的描写，但更多带有“五四”退潮后的苦闷、彷徨；虽然情感较为低沉，但技巧更为圆熟。

《瓶》（1925、2、—3、）真实地记录了一段未果的恋爱生活。

《前茅》（写于1923年，1928年出版）

《恢复》（写于1928年初，1928年出版）

以上两本是思想转变中和转变后的产物，思想与艺术的不平衡是其显著特点。

二、诗集《女神》

《女神》的成功在于“五四”时代精神与诗人创作个性的高度统一。爱国主义母题与朦胧的革命理想；狂飙突进的精神与对大自然的赞颂等，找到了革命浪漫主义的“喷火口”。

《凤凰涅槃》、《炉中煤》、《晨安》、《天狗》、《创造工程之第七日》、《匪徒颂》、《地球，我的母亲！》等名篇评析。

活跃在《女神》中的多重抒情主人公形象分析：

勇于破旧创新的“五四”时代觉醒的民族形象；

充满燃烧般激情、甘愿赴汤蹈火的热烈爱国者形象；

个性解放与革命理想的追求者、赞美者形象；

拥抱万物、雄视世界、胸襟博大的诗人自我形象。

《女神》是“五四”时期诗人自我灵魂与个性的真实袒露，也是具有时代觉悟的中华民族大我形象的热情抒写，是民族精神与作家心灵的和谐统一。

泛神论影响：《女神》的艺术想象与形象系列建筑在泛神论思想基础上。“泛神便是无神”，“我即是神，一切自然都是自我的表现”。

《女神》形象系列以革命浪漫主义为特色，表现出奇异的壮阔感，动态的诗美。惠特曼、歌德等的影响。《女神》中的表现主义成份。

《女神》的诗体形式。基本特色：自由活泼，感情的“自然流泄”，多数篇章情绪消涨的内在节奏与外在格律的节、行音韵大致和谐。少数篇章外在格律相对严谨，节行押韵大体整齐。

《女神》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的意义和贡献：

集中而强烈地表现了冲破封建樊篱、扫荡旧世界的狂飙突进的“五四”时代精神；是鲁迅所张扬的“摩罗诗力”的具体展现。奇特雄伟的想象扩大了新诗的表现领域，创造了全新的现代诗歌抒情主人公的自我形象。诗的抒情性与个性化的本质得到了充分重视与加强。创作形式自由多变，大量采用比喻、象征手法，以人格化的目然为主，也化用古代神话、历史故事甚至西洋典故，形象选择巧妙、恰切而新颖，证明新诗在艺术上足以充分表现新的时代与生活，在许多方面超过了旧诗词。

《女神》的局限：一部分诗歌有些“过于欧化”（闻一多语）夹用英文偏多，艺术上有时也稍嫌粗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