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直接民主弊端详说

雅典直接民主弊端详说

雅典的民主是一种公民大会式的民主，这种民主形式的优点在于，它能够最大限度地激发人们参政的热情，使决策体现多数人的意愿。但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群体决策也不可避免地存在某些弊端。诚然，雅典人并不是没有政治头脑的群氓，街头巷尾、茶余饭后，政治是他们最为热衷的谈资；但他们毕竟不是专业的政治家，决策时难以避免自身条件、生活经历、价值观念以及当时情绪的影响，而且这些影响往往是下意识的，以至雅典人有时会在不自觉中受到误导，造成决策失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期，雅典群体决策的这个特点表现较为明显。本文拟从这个角度剖析雅典民主的局限性。

一、群众易受演说左右

演说术大约兴起于公元前5世纪后半叶，是伯利克里之后雅典政治家左右政治的一个重要工具。伯利克里凭借其个人魅力和政治远见，能够引导民众理智决策，使城邦政治处于有条不紊的状态，他的领导才能达到了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度。在他之后，以演说术蛊惑民众、为自己赢得政治资本的政治家逐渐成为政坛主角。这些人往往具有较高的修辞技能和表达能力，因此他们的演说极具感染力和煽动性。

在一个缺少任何现代化通讯手段的社会里，口头交流是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所以演说作为政治家和群众沟通的一种手段，确实能够促进政治的公开和民主化，特别是当演说者是一个有见地、充满爱国热情的政治家时，他的演说无疑有助于公民的正确决策。伯利克里就曾多次利用演说解释自己的政策、鼓舞士气，他的“在阵亡将士葬礼上的演说”更是盛赞雅典民主制的千古绝唱。但演说作为一种修辞艺术，具有很强的主观性。为了获取群众的支持，演说者往往极尽取悦听众之能事。当时的政治家德摩斯提尼直言不讳地说：“现在的演说者是群众想听什么就说什么，怎么能让群众高兴就怎么说，全然不顾城邦的利益得失。”他的说法虽然不免夸大，却也道出了演说对于政治的消极作用。在《高尔吉阿斯》中，苏格拉底同高尔吉阿斯讨论究竟是专门知识还是说服技术对公民决策起决定性作用，高尔吉阿斯肯定后者，于是苏格拉底指出：“公众演说并不在于是否了解事实真相，而在于找到一种说服技术，以便使他能够给无知的人留下他比专家还知道得多的印象。”这段对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雅典的现实。当演说者处心积虑地讨听众欢心时，其演说中肯定不可避免地夹杂很多与事实无关甚至违背事实的信息，听众需要在相当短的时间内从众多信息中分离出事实真相，如果他们为演说家的情绪和修辞的力量所左右，而恰好这位演说家的立场与城邦利益相悖，那么他们的决策就可能出现失误。演说家自己也承认，修辞的力量可能导致公民大会或陪审员做出错误决定：正是因为这些人的公共演说，许多事情正变得越来越坏，之所以我们没有在每件事情上都犯错误，因为还有一些人诚实地反对这些人。

对于公民受演说左右的状况，公元前5～4世纪的史家和修辞家几乎都表示出忧虑。修昔底德借克里昂之口，批评民众只根据演说的好坏来估计事情的可能性，而不是根据亲眼所见的事实：“你们是悦耳言辞的俘虏，就像是坐在演说家脚下的听众，而不像一个讨论国事的议会。”喜剧家阿里斯托芬在戏谑之间道出了演说对群众的影响：“得谟斯，你的权力真正大，你像个君主人人怕，可是呀，也容易叫人家牵着耍。你喜欢戴高帽子，受欺受骗，老是张嘴望着那些演说家，你并不是没有头脑，只是不知想到哪儿去了。欧里庇得斯也揭露了演说的危害：城邦属于群众时，个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会用语言吹捧、迷惑群众，也许可以暂时有利于群众，可是一旦出错后，他就会通过诽谤别人来隐藏自己的错误，逃避惩罚，群众却可能毫无辨别。德摩斯提尼一针见血地指出：由于群众爱听演说家的吹捧，爱戴高帽子，他们常把城邦置于最严重的危险中。伊索克拉底也认识到公民听信演说对城邦潜在的危害，

因此呼吁人们：“不要只听信那些让你们开心一时却不顾及长远的人，以及那些口口声声说爱你们、实际却是国家祸害的人。”色诺芬批评了公民大会的无知和盲从，并借一位公民之口表达了所有头脑清醒人士的心声：相信你们自己，别相信他人；你们既不要听信我，也别听信他人；你们应该依靠你们的全部知识来判断是与非。

演说之所以能够操纵民众，无疑与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期希腊城邦的政治、军事日益专业化有关。战线的延长使将军们对国内政治鞭长莫及，演说家逐渐取而代之，控制了政坛。群众毕竟不是专业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因而当他们面对复杂的形势需要做出决策时，越来越依赖专业人士的建议。西西里远征是演说左右决策的典型事例。虽然不能以成败判断决策正确与否，但这次远征确实是一次军事冒险。从修昔底德的描述中可以看出亚西比德的演说对远征议案的通过起子多大的作用：“演说使大部分人丧失了判断力，人们完全沉浸在他描绘的美好图景中，几乎每个人都对远征充满了热情：年老一点的人认为他们将征服那些地方，起码不会失败；年轻人希望看看远地的风光和获取一些经验；普通民众和士兵希望得到一份永久的薪给工作。面对大多数人这种过度的热忱，那些实际上反对远征的人都不敢做声，因为他们害怕如果自己提出反对意见，其他人会认为他不爱国。”

在“葬礼演说”中，伯利克里驳斥了关于人民容易盲目行事的批评，认为民主制恰恰能以反复的公众辩论和集体的谨慎减少政策失误：“我们雅典人自己决定我们的政策，或者至少努力达到对事务的正确理解，我们相信讨论不会阻碍行动，最坏的是没有经过适当讨论就冒失行动。这一点是我们和其他人民不同的地方，我们能够冒险，但我们会事先深思熟虑。”这段话与其说是为雅典民主制辩护，毋宁说道出了民主制赖以存在的力量，即谨慎。与其他政体相比，民主制特别需要以谨慎的力量加以维系。

二、群众容易感情用事

在感情的驱使下，人们有时会陷入不理智状态，这是人的本性使然。因此在任何政体下，决策人都可能陷入感情用事的泥淖。而集体的感情用事，特别是集体的癫狂往往较之个人感情用事的破坏力更大，所以民主制同样应该警惕集体的非理性。在雅典民主制存在期间，集体感情用事确实对公民大会的正确决策构成了威胁。特别是在波斯战争胜利、雅典海上帝国建立之后，雅典人逐渐产生了妄自尊大心理，这是他们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期常常做出不理智决策的重要原因。伊索克拉底尖锐地指出：由于雅典人容易受感情左右，缺乏理性分析，政策甚至到了朝令夕改的地步。典型的例子是米提林审判。米提林暴动后，雅典人在愤怒驱使下，决定把米提林全体成年男子处以死刑，把妇女和未成年人变为奴隶。第二天，当人们冷静下来，也为这个史无前例的决定感到震惊，于是重新召开公民大会讨论对米提林的解决办法。克里昂是当时在公民中最有影响力的人，他对公民大会的优柔寡断感到不可理解，强烈建议大家坚持先前的决定。而另一位发言者戴奥多都斯则提醒民众，他们是在卤莽和愤怒的情况下做出先前的决定的，因此请求他们慎重考虑。最后人们接受了戴奥多都斯的建议，米提林人侥幸躲过了灭顶之灾。

群众的感情用事也体现在对待政治家尤其是将军的态度上。将军本是在公民大会上由民众自己选出来的，是他们较为满意和信任的人物。但此时的满意和信任只针对过去的表现而言，如果将军希望自己头上荣誉的光环能够保持长久，那么他不仅要忠实履行公民大会的决定，还必须争取做常胜将军，因为在雅典人看来，凡是不成功的即是不合法的，因此军事上的失败往往会使将军背上背叛的罪名，成为法庭上被控告的对象。公元前424年，在征得雅典人同意后，将军默许了西西里各邦缔结的和平条约，因为除此之外他们没有更好的选择。但回国后，雅典人却认为他们由于接受贿赂而放弃了攻占西西里的努力，因此将两名将军放逐，对第三名处以罚款。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前车之鉴，公元前413年，当雅典军队在叙拉古遭到重创后，由于没有公民大会的命令，尼西阿斯拒绝撤兵，因此错过了撤退的最佳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