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历代名家录

中医历代名家录

华佗，字元化，是东汉时杰出的医家。他曾到过很多地方为人治病，方法简单有效，受到了百姓的爱戴。华佗是一位精通医术的著名医生，尤其出名的是他在外科方面的成就。他到了哪里，都会受到了人们热烈的欢迎。他不但精通方药，而且在针术和灸法上的造诣也十分令人钦佩。他每次在使用灸法的时候，不过取一两个穴位，灸上七八壮，病就好了。用针刺治疗时，也是只针一两个穴位，告诉病人针感会达到什么地方，然后针感到了他说过的地方后，病人就说“已到”，他就拔出针来，病也就立即好了。如果有病邪郁结在体内，针药都不能直接达到，他就采用外科手术的方法祛除病患。他所使用的“麻沸散”是世界是最早的麻醉剂。在手术前让病人服下麻沸散，他不久便会昏睡过去，不省人事了，直到手术后才会醒来，痛苦很小。而手术之后，他在缝合的伤口处抹上一种药膏，四五天就能好转，也不痛了，一月之内伤口便能愈合，医术十分高明。

李时珍，字东璧，号濒湖，湖北蕲（今湖北省蕲春县）人，生于明武宗正德十三年（公元一五一八年），卒于神宗万历二十一年（公元一五九三年）。他家世代业医，祖父是“铃医”。父亲名闻，号月池，是当地名医。那时，民间医生地位很低。李家常受官绅的欺侮。因此，父亲决定让二儿子李时珍读书应考，以便一朝功成，出人头地。李时珍自小体弱多病，然而性格刚直纯真，对那些空洞乏味的八股文，怎么也学不进去。自十四岁中了秀才后九年，三次到武昌考举人，都落第了。于是，他放弃了科举作官的打算，专心学医，于是向父亲表示了这样的决心：“身如逆流船，心比铁石坚。望父全儿志，至死不怕难。”父亲无奈，只好答应了他的请求。经十余年的刻苦钻研，李时珍三十多岁时便成为当地很有名望的医生。据说当时常随父亲在当地的玄炒观内为病人诊治。

关月波，北京人，生于1873年，卒于1940年，享年67岁，是清末民初北京著名中医。关氏年轻时熟读古文，曾创办私塾，自任教师并自学中医。在北京行医40余年，擅长内、外、妇、儿及针灸各科，尤精内科、妇科。其诊所名为“乐道堂”。关氏对肝硬变腹水有独到疗效，并擅长治疗天花、麻疹、猩红热等时疫急症。

关月波在北京行医40余年，擅长内科及妇科，提倡气血辨证。他认为人之一身，无非气血。而疾病的发生演变，不外表里出入、上升下降的变化；疾病的性质和发展，不外寒热进退的相互转化，正虚邪实的相互交错，气血阴阳的相互失调等。从病理变化的总体来看，不外邪正的消长与阴阳的失调。而邪正消长、阴阳失调的关键，又离不开气与血。气属阳，血(包括阴、津液)属阴。气与血互为其根，维持人体的健康平衡。气血失调，则阴阳不和而疾病蜂起。总结气血失调的病机，不外乎气虚、气滞、气逆、血虚、血瘀、出血等。这既是疾病的产物，又是再致病的原因。且气病可伤血，血病可及气，气血失调都会造成人体各脏器的功能失调。因此，在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中，都离不开气血这个主题。

关月波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不仅把人体脏腑经络分属气分、血分，还把各种病因、疾病、症状划分为“气分受病”和“血分受病”。比如肿痛一症，如肿胀重，属气分受病；如疼痛重且固定不移，属血分受病。由于人体的整体性，气血相互为用，所以有发于气而受病于血，有发于血而受病于气，以及气血同病等情况。因此，辨证时要分清是以气分为主，还是以血分为主；是气分先受病，还是血分先受病。治疗时，他也多从气血两个方面考虑。气病求之于血，血病求之于气。治气时照顾到血，治血时照顾到气。这里，他所讲的气血辨证与温病学中的卫、气、营、血辨证有狭义与广义之分。后者气分病、血分病只反映了温病发展的不同层次和证候类型，前者则是疾病归属的两大范畴。他曾说:“临床辨证，初求于六淫八纲、卫气营血、三焦脏腑，而深求于气血，不能浅学辄止”。他所讲的气血辨证，是在继承前人辨证方法的基础上，又深入了一层。

丁氏不仅医术精湛，而且医德高尚。然而，对于穷苦患者，他不但不收医药费，有时还掏钱资助，使其得以尽快痊愈，以便谋生。遇到患疮疡需要手术治疗而又无钱糊口者，常常补助其饭费，待患者吃过饭后再行手术。遇到开刀时脓液排出不畅的患者，丁德恩就用口吸吮脓液，促其排净，患者无不感恩戴德。

韩氏治病重视肝郁，治虚损分五脏，治血证降逆化瘀，治呕吐重升降补泻。他主张治虚损要结合脏腑生克关系，全面分析。在治疗过程中，总以稳妥轻灵为务，切不可急速求功，用药过猛，顾此失彼，反而有害。凡标本皆虚者则当补，标本皆实者宜当泻。有标实而本虚，或本实而标虚，有舍本从标，有舍标从本。他说：“凡降者必先升，但升者不使过高，降者宜求其缓。降其蕴邪，驱其滞热，升其不足，以补其正，斯为得之。”治病欲想降（攻），必先考虑升（补）。用升法宜当求其适合，不可升之太过。久病或虚弱者，使用通降法时，尤宜缓和稳妥，不可过急过猛，恐其病去正伤。所用通降之法，是指内有蕴热停滞，故当驱之。所云升其不足，指正虚清阳不能上升，故当补之。对于久病重病，邪实正虚之人，攻补两难，必须审察标本虚实，采用兼顾并筹之法，灵活运用，多能取效。

韩氏认为，肝气横逆，克犯脾胃，治宜疏肝理气，采用柴胡、香附、苏梗、青陈皮、郁金等。肝气郁久化火，火性上炎，治宜泄肝折热，采用龙胆草、黄芩、夏枯草、芦荟、青黛、知母、山栀、连翘等。肝阳上亢，治以平肝镇逆，采用紫贝齿、瓦楞子、代赭石、生牡蛎、旋复花、白蒺藜、羚羊角、钩藤、炒蚕砂、炒僵蚕、灵磁石、茯神等。阴虚肝热，治以清肝育阴，采用生地、杭芍、女贞子、旱莲草、丹皮、阿胶珠等。

对虚损的治疗，认为当先分阴阳、别五脏、论气血。结合母子生克，顾及脾肾二脏。

心阴不足，药用丹参、元参、麦冬、阿胶；

心阳不足，药用人参、黄芪、当归、桂枝、茯苓、菖蒲。

肝阴不足，药用杭芍、生地、茺蔚子、女贞子、阿胶；

肝阳不足，药用山萸肉、枸杞子、楮实子。

脾阴不足，药用生山药、生杭芍、生薏米、白扁豆、莲子肉；

脾阳不足，药用人参、茯苓、苍术、于术、升麻、藿香、陈皮。

肺阴不足，药用百合、阿胶、北沙参、麦冬、天冬；

肺阳不足，药用人参、黄芪、升麻、蛤蚧、五味子、益智仁。

肾阴不足，药用熟地、潼蒺藜、枸杞子、杜仲、桑寄生、金樱子、补骨脂、川续断、黑桑椹；

肾阳不足，药用熟附子、肉桂、巴戟天、锁阳、山萸肉。

对于血证，他认为寒则涩而不流，温则消而去之。常用药物，如苏子、降香、沉香、旋复花、生代赭石、左牡蛎、杏仁、川贝母等。治血症重视化瘀，常选醋制花蕊石、三七、桃仁、红花、牛膝、醋炒大黄、姜黄、蒲黄、炒五灵脂等。总之，对于血证主张降逆以缓其急，化瘀以防留邪。

对于呕吐，他认为皆属升降不能平衡所致。临证时先审病因，辨明属表闭，属内热，属湿郁，属暑邪秽浊，对证治疗，恢复升降。若属肝胃郁热，则用竹茹、川连、陈皮、黄芩、法半夏、吴萸、砂仁等肝胃同调。若属命门火衰，脾胃气虚，则选附子、肉桂、干姜、硫黄、吴萸、荜茇等。

在治疗上，他认为“伤寒以辛温发散为主，温病以辛凉发散为主，暑温以清暑宣达为主，伏暑以清透伏热为主，秋燥以润燥宣肺化痰为主，冬温以利咽通便为主。滋阴生津之方法为温病所必需，但须斟酌病情适宜用之可也。”

临证之际,对各种疾病的治疗灵活加减运用成方，师古而不泥古。对危急病人的诊治，认为变化倾刻，故

审病辨证必须深入分析。对慢性疾病，多强调脾胃为后天之本，如有肾阴虚损服滋腻过久碍及脾胃者，认为务必先调脾胃，后再补肾缓图。

萧氏通晓内、妇、儿各科，尤对老年慢性疾病更为擅长。认为调理虚证，一应育阴培本，二要疏理气机。临证处方精益求精，强调中药炮制对药性、归经及临床应用的影响。萧龙友治疗虚损，尤重于脾。补脾常选用党参、山药、白术、莲肉，健脾常选用扁豆、薏苡仁，开胃选用谷芽、麦芽，益胃则选石斛、麦冬、金樱子等。

孔伯华很重视肝、脾二脏。如湿邪在表可芳香宣透，开逐化湿；湿邪在里：湿重于热可化气渗湿，佐以清热；若热重于湿则清热为主，佐以化湿。湿热并重者，则清热化湿同时兼顾。唯不可养阴生津，恐甘寒有伤脾胃又助湿邪；亦不可妄汗，恐阴阳俱伤，湿邪不去，反致气血两虚；亦不可妄下，恐更伤脾阳，而致洞泻，或致便血。”

施今墨临证多“数法并合”，如在运用补法时，着重调理肝、脾、肾之间的关系。他还善用调补脾胃法治疗糖尿病，认为在糖尿病的治疗中，健脾补气实为关键，并创制了黄芪伍山药、苍术配元参两组对药以降低血糖、尿糖。此外，他还认为百病之生，多由气血。因此，临证非常重视气血辨证，并提出了“阴阳为总纲，表里、寒热、虚实、气血为八要”的观点。对于外感病，施氏认为应“着重辨别气血、虚实和表里”，并注重驱邪外出，给邪以出路。

汪逢春非常注重调理脾胃，常用药物有以下几类：

醒脾开胃化滞类，如生熟稻芽、生熟谷芽、生熟麦芽、鸡内金、焦三仙以及各种曲类药物；

益气健脾类，如党参、黄芪、白术、茯苓、大枣、北秫米等；

滋养胃阴类，如玉竹、沙参、麦冬、鲜石斛等；

健脾利湿类，如白术、苍术、薏苡仁、建泽泻、料豆衣、扁豆衣等；

理气类，如陈皮、木香、厚朴、香附等。

汪逢春还非常重视人体的气机升降，常选荷叶、旋复花、沉香、枇杷叶等调节人体气机。在注重调节中焦脾胃的同时，他也重视下焦肝肾的滋补，常选当归、白芍、生熟地、首乌、杜仲、续断、金狗脊、怀牛膝等。

名老中医疑难病诊治思路(周仲瑛)

疑难杂症是指辨证求因诊断难明(疑)，病症复杂多变（杂），缺乏特效治疗（难）的一类病症。中医药对这类疾病的治疗有其一定的优势。疑病多郁、难病多毒、怪病多痰、久病多瘀、急为风火、湿热缠绵、多因复合、病实体虚、多脏相关及治疗策略等十个方面对疑难杂病的中医辨治规律进行初步探讨，以求正于诸贤。

一、疑病多郁

疑病多郁是指在患者所诉症状繁杂多端，疑似难辨之际，当着重从郁入手。郁有气郁、血郁、痰郁、火郁、湿郁、食郁之分，但在疑难杂症中以气郁最为常见。因“六郁”以气郁为基础，“气血冲和，百病不生。一有怫郁，诸病生焉”。气无形而血有质，目前中医界对“有形”的瘀血倾心研究者多，对“无形”的气留心重视者少。殊不知中医的理论核心是“气”，中医很重视人体的“气机”、“气化”功能，张景岳有“行医不识气，治病从何据？”之说，甚至认为：“凡有余之病，由气之实；不足之病，因气之虚。如风寒、积滞、痰饮、瘀血之属，气不行则邪不除，此气之实也；虚劳、遗漏、亡阳、失血之属，气不固则元不复，此气之虚也。虽曰泻火，实所以降气也；虽曰补阴，实所以生气也。气聚则生，气散则死”。

从临床上看，这类疾病与精神、心理因素密切相关，患者往往自觉痛苦很多，症状繁杂多变，有多系统表现，但大多查无实质性病变，或虽疑为实质性病变，而又不能定性、定位，明确诊断。临床上常

以心身疾病、功能性疾病及亚健康状态者为主，多“无形”可辨。病位常以肝为主，涉及心、脾。因五

脏中惟肝性喜条达，不受遏郁，易动而难静。肝病最易延及他脏，故曰：“肝为五脏之贼”。肝气一郁，即乘脾土，腹痛腹胀，甚则作泻；或克犯于胃，气逆作呕，两胁痛胀；化火上冲于心则心烦悸动，反侮于肺则呛咳不已，下夺于肾则耳鸣视糊。风依于木，气郁易于化火，肝阳还易化风，为眩、为晕、为麻、为痉、为颤、为类中，皆肝风震动所致。另外，情志郁结，气滞久则络瘀；气不布津，还可液聚为痰。痰随气上下，无处不到，既可内及脏腑，亦可外流骨节经络，又可表现出不同的脏腑经络见症，从而使疑似症状百出，复杂难辨。故有“诸病多自肝来”之说。以其易犯脾胃中土，刚性难驯；乘风火之威，上犯巅顶；挟风痰而流窜周身，无处不到。故疑难杂症在疑似难辨之际，应着重从肝入手，首辨气郁，注意其化火、生风及挟痰、挟瘀的情况，从而在疑难杂症辨治中起到执简驭繁的作用，特别是对女性患者。

对郁证的治疗，当以疏肝理气解郁为***。选方方面，肝脾不和者主以四逆散，肝郁脾虚者调以逍遥散，肝郁气滞者选用柴胡疏肝散，六郁杂陈者施以越鞠丸、肝气郁结者投以五磨饮子。至于气郁化火则主以丹栀逍遥散，化风则主以羚羊钩藤汤、天麻钩藤饮、镇肝熄风汤，挟痰者主以半夏厚朴汤，挟瘀者主以血府逐瘀汤。用药方面，柴胡、芍药疏肝解郁，升阳敛阴，调和表里，肝郁不畅，表里不和者可用；香附、苏梗气血双调，理气解郁，恶心呕吐，脘腹胀满者可选；白蔻、砂仁辛散温通，芳香化浊，湿浊内蕴，脾胃气滞寒凝者可投；栝楼、枳实破气消积，宽胸散结，润燥通便，胃脘痞满，大便不畅者可调；木香、槟榔行气止痛，消积导滞，胃肠积滞，脘腹胀痛者可解。如此等等，皆为临床所常用。至于青皮疏肝，香附散郁，枳壳利膈，木香舒脾，厚朴散满，沉香降逆，旋覆花下痰降气，柴胡解郁升清，川芎、苏叶能散邪气从汗而解；槟榔、大腹皮能使浊气下行而去后重；莱菔子、苏子、杏仁下气润燥，肺气滞于大肠者堪投，皆可随证灵活加减化裁。

在应用疏肝理气解郁之剂时，还应注意慎防伤阴。一则因本病气郁极易化火而伤阴，二则因理气之品多偏辛香燥热，久用必致耗伤阴血，尤其对久病兼有阴血不足之体，更当慎重，最好选用药性平和之花类理气药，如玫瑰花、绿萼梅、白残花、代代花、佛手花、厚朴花等。另外，肝体阴而用阳，有时疏肝解郁疗效不好，反而要注意加用敛肝、柔肝之品，如白芍、乌梅、木瓜、枸杞子等。另外，气为血帅，血能载气，气血相互资生为用，亦每多影响为病。对气机郁滞的治疗，还当注意气血互调，在行气解郁的同时，可适当参入川芎、赤芍、丹参等活血之品，血行畅则气机达，气血调则郁滞消。

如曾治马某某，男，28岁。七个多月以来，整日闷闷不乐，并有恐惧感，常觉处处有陷阱于己不利，伴有胸闷、呼吸不畅，不欲言语而善太息，时有肢麻，或有肢体肌肉膶动，夜寐不实，多梦易醒，心慌不宁，舌质偏红，苔淡黄薄腻，脉细弦滑。证属肝郁太过，气郁化火，痰火扰心，心神失宁。治以柴桂龙牡汤加减，药用醋柴胡5g，龙骨15g（先煎），牡蛎25g（先煎），桂枝5g，百合15g，知母10g，龙胆草5g,竹沥半夏10g，炙甘草3g，合欢皮10g，丹参10g，川芎10g，加减治疗月余，症状全部消失，康健如初。本例患者证属气郁化火挟痰，痰火扰心，虽无明显挟瘀情况，但在治疗中同样加入丹参、川芎等活血药，寓有治气不忘调血之意，从而更有利于行血中之气以解郁。

二、难病多毒

难病多毒是指难治重症多与毒邪有关。毒的含义，一是指温热病中的一些传染性、致病力强的外邪；二是指火热之极，所谓“火盛者必有毒”，“温热成毒，毒即火邪也”；三是指疾病过程中产生的病理因素，如热毒、水毒、瘀毒等。毒是诸多病邪的进一步发展，邪盛生毒，毒必兼邪，无论其性质为何，均可概称为“毒邪”。日本吉益东洞有“万病一毒”说，《素问?生气通天论》也有“清静则肉腠闭拒，虽有大风苛毒，弗之能害”的论述。

毒邪既可从外感受，也可由内而生。外感之毒多与六淫、疠气为伍，“毒寓于邪”、“毒随邪入”，致病具有发病急暴，来势凶猛，传变迅速，极易内陷的特点，而使病情危重难治，变化多端。内生之毒是在疾病发展演变过程中，由脏腑功能失调，风、火、痰、瘀等多种病理因素所酿生，常见的如风毒、热毒、火毒、寒毒、湿毒、水毒、痰毒、瘀毒等，其性质多端，且可交错为患，使多个脏器发生实质性损害，功能严重失调，并成为影响疾病顺逆转归的决定性因素。如重症肝炎中的热毒、晚期肾炎中的湿（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