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时代传媒业的新挑战及应对方法

人工智能时代传媒业的新挑战

1、人工智能给传媒业带来了哪些挑战？

2、我们应该如何应对这些挑战?

一、后真相时代：新媒体能带给我们更多的真相吗？

“后真相”在这个词里的“post”表示的是“超越”，也就是“真相”不再那么重要。这个词反映的是当今的一种典型状态，那就是“客观事实的陈述，往往不及诉诸情感和煽动信仰更容易影响民意”。或者说，今天的人们不再追求事实与真相，而是容易被各种情绪、情感所煽动。

今天“后真相”的蔓延，与社会化媒体的传播机制不无关系。社会化媒体是以个人为传播节点、以社交网络为传播渠道的传播。在这种每个个体都参与的传播机制中，诉诸情感的内容往往比诉诸理性的内容更容易得到传播，人们在传播中，还会不断加上带有个人情绪色彩的评论，评论往往比事实更容易引起关注与呼应，意见、情绪、立场常常会凌驾于事实之上，同时又渗透到对于事实的陈述中，事实与意见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

尽管后真相这一现象因社会化媒体变得更为突出，但后真相也不只是与社会化媒体传播相关。专业媒体在今天追求事实真相的障碍也越来越多，即使是基于科学的数据分析揭示的“真相”，也可能与现实的真相之间相距甚远。2016年美国大选前各个民调机构对民意的调查结果与最终选举结果之间的偏差，正是一个突出的例证。数据与算法这些看上去客观的手段与方法，并不一定能带来更多真相，反而可能施加更多的烟幕弹。在越来越依靠数据来驱动新闻、发现新闻真相的今天，这似乎会让人迷茫与沮丧。

“后真相”一词的起源说明，它并非新媒体时代的专利，但新媒体技术的环境或许滋长了这一问题，并通过某些典型事件放大了它的影响。但是，显然，我们既不能因此而放弃对真相的追求，也不能因此而退回到传统时代，我们只能在新的传播环境、新的传播技术下，寻求接近真相的新路线。

二、信息茧房：拟态环境的另一种表现？

虽然从理想状态来看，新媒体的确可能会使过去被媒体排除的某些内容进入到公共信息分发平台，进入公众的视野，这有助于信息环境的多样化，但是，无论是社会化媒体中的“鼠标投票”，还是机器的算法，都仍难免会造成一些信息被“遮蔽”。公众意志下形成的传播的“马太效应”，同样也容易造成信息环境的不平衡。不平衡的信息环境，显然不能完整地反映现实社会的状态。

对于个体来说，信息环境的不平衡，突出地体现为“信息茧房”效应。“信息茧房”这个概念出自美国学者桑斯坦，他指出，信息茧房意味着，人们只听他们选择和愉悦他们的东西。

“信息茧房”或许是用户角度的“拟态环境”的一种表现。过去的拟态环境是由媒体营造的，而今天的拟态环境更多取决于用户个人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社会化媒体以及今天流行的个性化信息服务，会加剧信息茧房。个性化服务看上很美，但是当人们只选择自己关注或符合自己需要的信息时，结果可能是作茧自缚，使自己失去对环境的完整判断。另一方面，如果所有人都被这样的茧房所束缚，公共信息的传播、社会意见的整合、社会共识的形成，也会变得日益困难。

“回声室效应”这个概念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人们的作茧自缚，它指信息或想法在一个封闭的小圈子里得到加强。同样，这一现象在传统媒体时代已经出现，但因网络而加剧。社会化媒体中，人们以社交对象作为信息来源，他们在选择信息来源的同时，也就进行了信息的过滤。此外，社会化媒体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人群的分化，人们因社交圈以及自身的立场态度的影响，常常会固守在符合自己偏好的信息与意见的圈子，各种圈子之间相互隔绝甚至对立。因此，社会化媒体中更容易形成“回声室效应”。

因此，个性化信息服务虽然是未来的一个主流方向，但并非全部。未来的传播需要在谋求更精准的个性化推送的同时，优化公共性信息服务，平衡好个性化传播与公共性传播、个性满足与社会整合的关系。另一方面，我们也应意识到，智能化技术需要帮助人克服自身的局限，打破人们的自我封闭，实现社会的整合。

三、更好或更坏：未来在人的手中

面对人工智能在内的新技术所带来的问题，我们更需要在人与机器能力的互补、人的能力的提升这样的前提下，去探寻未来之道。核心的努力将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 专业主义的坚持与升级

媒体的专业性，仍是新闻业的基本保障。专业媒体或自媒体在面对复杂的网络环境时需要具有更高的辨识能力，才能尽可能减少失误。今天公众对媒体的专业性要求并非在降低，而是在提高，除了新闻人自身能力的不断提升外，恰当运用机器、数据等技术手段，也有助于达及更高的专业水准。

学者吴飞提出了“新闻专业主义2.0”的想法，指出，未来的新闻专业主义，将不再是一种行业性的专业精神，而是所有参与新闻传播活动中的个体普遍需要遵守的交往信条和基本精神，换言之，新闻专业主义远不会消失，将会内化成个体交往的基本规则，每一个个体都是这一规则的立法参与者，也同时是阐释者和监督者。

2.公民媒介素养的扩展

公民媒介素养，将不仅仅是对媒介的使用素养，也应该扩展到信息的生产与传播素养、社会交往素养、社会协作素养、社会参与素养等方面。

3.社会化媒体连接模式的优化

每一个社会化媒体平台或应用，都有自己的连接模式，有些模式是封闭与固化的，有些是开放与流动的。一般来说，封闭与固化的模式更容易导致信息的同质化、人的情绪化与态度极端化，在这样的结构里虚假信息也更难以辨识与澄清。开放、流动而有内在秩序的结构则有可能提供更平衡、可自净的信息环境，这种结构也有助于促进人的优势互补，促成群体的智慧，也是减少“信息茧房”或“回声室效应”的一种可能途径。

4.人与机器的协同

在反思新媒体助推下“后真相”“信息茧房”现象蔓延的同时，我们也不要简单地把技术当作一种敌对力量。通过技术发现与补充人的能力局限，通过人的力量来纠正机器的偏狭与误区，才是人工智能的要义。

面对后真相的危机，今天一些新媒体公司也在用人工或技术的方式来进行事实的核查。

2016年美国大选结果揭晓之后，有不少批评的声音认为是脸书（Facebook）中的虚假新闻影响了美国大选结果。尽管Facebook并不认同这一点，但在受到各方质疑后，它开始加大对虚假新闻的打击力度。他们发动用户对假新闻标记，与一些事实核查网站和媒体合作对假新闻进行判定。那些被判定为虚假新闻的内容，Facebook会给出显著警告标识。类似这样的做法，未来可能会被更多社交平台采用。

对于机器和算法带来的偏差的判断，既需要人的力量，也需要机器的力量。机器的自我学习能力的提高，是它自我纠偏的一个重要前提。

5.机器时代的新约束与新伦理

机器时代需要新的约束与新的伦理。例如讨论拥有了机器智能或数字资源霸权的组织及个人，应该如何善待手中的权力？如何防止这些权力作恶？如何在权力失衡的情况下进行纠正或制衡？这些问题将成为未来的基本问题，无论是法律上还是伦理上的约束，都是必须的。

机器与人的关系，也需要道德与伦理层面的新界定。

衡量未来新闻业好坏的标准，仍是媒体职责的履行程度，如社会环境的监测能力、舆论监督能力、社会整合能力、文化传承能力等。在这些方面，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新媒体技术既有助于扩展我们的某些能力，也可能放大一些问题。但是，我们既已无法逃避技术，就只有提高我们对技术的理解与驾驭能力，才能避免未来成为机器的奴隶。未来新闻业的走向，仍然在人的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