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

一个生在显赫的名门贵族，一个走到中国现实主义诗歌顶峰的人，谁曾想过他的一生却是流离失所，四处漂泊，贫困多病，客伴终生的。他优国优民而不优己，他悲悯百姓而无人悲己。一个影响着中国三千年文化的人，最终却贫死客船。

杜甫（公元712--770年），字子美，号少陵野老，或许在自号时，他便已经明白自己一生老在四野。他青年时读书与游历，天宝年间到长安，仕进无门，困顿了十年，才获得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小职。安史之乱后，他流亡颠沛，竟为叛军所俘；脱险后，授官左拾遗。尔后，弃官西行，定居成都，晚年因生活所迫举家东迁，途中留滞夔州。出峡，漂泊于鄂、湘一带，贫病而卒。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悲悯属于时代的产物，鲁迅说，杜甫不是古人，他生活在我们堆里。悲悯属于人类的激素，我们每个人在没有被生活麻木时，都会萌生对人的悲悯，对“路有冻死骨”的悲悯，因为那冻死骨在活着时也曾悲悯过人类。

他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生活时还悲悯着“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千云霄”；他在安史叛军俘获时还悲悯着“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他在自家“入门依旧四壁空，老妻睹我颜色同，痴儿不知父子礼，叫怒索饭啼门东”时还悲悯着“东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

三吏官吏黑三别百姓苦

杜甫的同情与悲悯，甚至幻想着为解救人民的苦难，甘愿做自我牺牲。他的诗歌创作，始终贯穿着忧国忧民的主线，因而他有了“诗圣”与“诗史”的并称。三吏（《石壕吏》、《新安吏》、《潼关吏》），三别（《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真实地描写了的县吏、老妇等人的思想、感情，生动地反映了安史之乱时的社会现实和广大劳动人民深重的灾难和痛苦，展示给人们一幕幕凄惨的人生悲剧。

杜甫过着乞讨的生活吗？

《浣花旅地志》记曰：“杜甫寓蜀，每蚕熟，即与儿躬行而乞”，杜甫真的如记载中所说行过乞吗？

我们从杜甫的人生经历就可以看到，同时也可以从杜甫的诗中发现，杜甫行乞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杜甫被迫离开长安，流落到成都，一家人先是借住在浣花溪畔的一座古寺里，家里就揭不开锅了。杜甫这样记载过：“入门依旧四壁空，老妻睹我颜色同，痴儿不知父子礼，叫怒索饭啼门东。”杜甫碍于面子就给高适发出求援信：“百年已过半，秋至转饥寒。为问彭州牧，何时救急难”，高适从百里之外背米来接济他，邻里又送他些小菜，使他免却了无米之炊的困苦。实际上自离开长安，杜甫就有意无意地过起了到处乞讨的日子。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大爱无疆，就如同求得这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的寒士，胸襟是用爱承载的，爱能像野马一样在奔驰般拓展着自己的心胸。一个人可以像杜甫一样没有家财万贯，可以没有日日的欢欣，但却不能没有了爱，只要心中久存着爱，就有信念，就是一种巨大的财富。爱可以修行一种心境，可以修行一颗善心，可以让自己、让别人都俱欢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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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他并没有诗仙李白的洒脱豪放，也没有陶渊明的悠然自得，他的眼神中似乎只有愁苦，心系祖国，他甚至“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谈起杜甫，我甚至不愿提起他“诗圣”的称号，在我眼中，他更是一位“心同百姓，思寄祖国”的爱国者。

忧国，是杜甫诗中的灵魂主干，他的所有诗作中，多数都透露出对祖国山河破碎的感叹和愁苦。面对日益衰败的唐朝，面对支离破碎的大唐国土，他含泪提笔写下“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昨日祖国繁荣，而今日却破亡了，面对依旧的山河，试想，是否人人都像杜甫一般流下“感时泪”、怀着“恨别心”？杜甫就是这样一位爱国的诗人，他因“国破而忧，因国盛而乐”。在《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中，他“初闻涕泪满衣裳”、“漫卷诗书喜欲狂”。他快乐，因收复“河南”、“河北”而快乐。他的快乐，不仅仅是自己的，更是属于祖国的。这种纯粹的快乐，只是真心爱国的人才配拥有。生活亦是如此，不需要游遍山水，更不需要荣华利禄，杜甫快乐的根源，只是祖国的繁盛。

在杜甫生活的时代，是最黑暗的时期。尤其是在安史之乱时，百姓的生活苦不堪言。各地官吏，残暴无情地压迫、剥削百姓。在这水生火热的时候，杜甫毅然选择站出来，用慧笔揭露出一桩桩事件，将同情、理解的思想灌输到每一句诗句中。《三吏》、《三别》正是他思想的表述。《石壕吏》中“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官吏的冷酷让杜甫愤怒却无奈，自己无能为力，只能愁苦地“独与老翁别”。他也曾通过仕途改变现状，无奈，官场污浊，导致他屡遭贬谪。最终，他选择回到百姓中去，以笔作枪，抒发他对人民真挚的同情。他亲民，他愿意与百姓“同甘苦，共患难”，似乎他并不是一位诗人，更不是一位本可以升官发财的“诗圣”。

今日，又一次翻看杜甫句句沉郁顿挫的诗句，对他的敬仰油然而生。敬仰他“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更敬仰他敢于揭露和批判黑暗、腐朽的无畏和正义。

若说千百年后诗作不一定会流传于世，但杜甫的精神永垂不朽。今，人人居安思危于祖国，还恐祖国不盛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