纺织品和多种纤维协定

阅读材料一纺织品和多种纤维协定1981年9月,五十多个国家的代表在日内瓦集会,重新开始讨论贸易前景以及纺织品和服装贸易保护主义问题。

二十多年来，发达国家一直对从第三世界国家进口纺织品设置壁垒。

截止到1981年，全球贸易中85%的棉花、羊毛以及人造纤维制品己被管制（见图表6）。

由于这一行业是创造世界范围内就业机会的最大源泉，因而这方面贸易谈判的成果对所有参加国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发展中国家依靠纺织和服装业作为其工业化战略的基础，若没有这一自由度更高的世界贸易行业，这些国家在以后若干年内将面临更为低速的增长。

然而，出于对国内基础工业衰退的关注，发达国家普遍赞同更严格的管制。

欧洲共同体各国和美国政府曾受到来自地方产业和工会的压力，让其减少纺织和服装的进口。

多种纤维协定（MFA）是1974年在关贸总协定的主持下签署的一个多边条约，1977年展期四年，日内瓦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协定展期问题上。

该协议订立之初被构想为一项临时性措施，列示出了指导国际纺织品和服装贸易的原则。

从理论上讲，该协定的目的是为了给发展中国家提供有保证的且日益增长的进入发达国家市场的机会，而同时又使发达国家政府能够防止其国内工业的混乱和破坏。

从实践中看，该协定并不是临时性的，它未能给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提供有保证的且日益增长的市场机遇，而且也未能防止发达国家的市场混乱。

所以，随着1981年12月31日协定期满日的接近，无一方对现行的协定感到满意。

发达国家，尤其是欧洲经济共同体，都阐明了在就业下降和进口上升方面持续发生的问题。

（见图表3、图表7）；而发展中国家则抱怨说，工业化国家利用多种纤维协定来保护其无竞争力的工业，因而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遭受了损害。

在随后短短三个月多一点的时间里，参加国仍未就该协议的基本目标达成一致意见。

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公开质问：若允许协议期满终止并在由此产生的“对全体都自由”的环境中获取机会的话，是否对它们自身的利益更为有利？然而美国却关心多种纤维协定崩溃的可能性。

在过去的25年中，美国在组织全球纺织品贸易方面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美国贸易代表办事处、国务院以及财政部的官员则担心，多种纤维协定的解体会导致欧洲对第三世界贸易保护主义的爆发，这对于正在倡导世界贸易更加自由化的里根总统来说，确实是个令人烦心的前景。

而且，美国的纺织品和服装企业以及工会正对美国政府施加压力以加强管制。

若多种纤维协定土崩瓦解，则里根政府抵挡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将更为艰难。

1．多种纤维协定的演变纺织品和服装行业保护主义的历史根源于这一行业在所有国家的行业业绩和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

纺织和服装业是有分工的、劳动密集型的行业，主要生产纱线、纤维和布匹。

在工业化早期阶段，许多国家适宜发展纺织和服装业，这是因为它们对资本和技艺的要求低，而且具有可以普遍获得的标准技术。

英国在19世纪将其工业基础建立在纺织和服装业上，美国和欧洲的国家在20世纪中叶主宰了这一行业，发展中国家则在50年代后期以强大的国际竞争者的面目出现。

随着纺织品贸易数量和金额的上升，这一行业己在全球范围内显示出重要的作用。

截止到70年代后期，纺织和服装业提供了世界范围内的2500万个工作岗位。

在发展中国家，纺织和服装业中的生产性就业占全部制造业就业的平均份额为30%，在某些发展中国家，这一比率则达到50%或者更高（见表A）。

对工业国家来说，纺织和服装业提供了全部制造业就业的14%，例如，1979年，美国企业雇用的员工总数为210万，欧洲经济共同体的企业则为250万。

由于纺织和服装业在工业国家里属于古老的行业，因而这类行业的企业往往集中在衰落的地区，雇用了许多贫困阶层的工人，包括年老者和少数民族；妇女作为第二个工薪族，也常受雇于纺织和服装业。

结果是，纺织业的工人和很少能获得另外的就业机会，若其失去原来的工作，很难重新受到培训（见图表A这一产业的三个主要部门—纤维制造、纺织以及服装业—在行业结构和特征方面各不相同。

纤维制造业包括规模较小且各有分工的天然纤维制造商，以及包括像杜邦那样的大公司在内的人造纤维制造商。

纺织企业也同样存在差异，诸如伯灵顿工业公司和J.P.史蒂文公司这样的大制造商，是《财富》杂志所列的200强企业之一，生产各类时尚的布匹和材料，相对说来它们都是资本密集型的企业；在这一系列纺织企业的另一端则是成百上千的小型专业化企业，能常由单个家庭拥有和经营，最后，服装业是整个行业中分工最多的部门，也是国内和国际竞争最强的领域。

大部分生产服装产品的行业进入障碍极低：具备了几台缝纫机，几乎任何人都能加工出一条裤子或一件衬衫。

由于劳动力是关键的成本要素，因而发展中国家的低工资为其提供了较大的利益优势（见表1、2、4、5、8）第三世界国家中低成本竞争者的出现使得工业国纺织和服装业的制造商极力进行院外活动，以争取实行保护主义。

由于纺织企业数量较多且在美国和欧洲广泛分布，因而这类企业和工会习惯于施加政治影响。

早在50年代中期，纺织和服装业就影响、说服了政府对纺织品进口实行壁垒。

多种纤维协定本身可追溯到1956年，当时美国纺织界对日本纺织品发动了一场猛烈的进攻，尽管从日本进口的纺织品仅占美国纺织品消费的2%，美国政府仍受到了来自该行业的巨大压力：行业联合抵制结束后，保护贸易法案被引入国会，并游说高层力量以实行关税和配额。

然而，艾森豪威尔总统并不想对纺织行业实行高额关税或数量限制。

关税的增加会减弱美国促进世界贸易自由化的努力，而且使用数量限制的方法为关贸总协定所禁止。

因此，艾森豪威尔总统决定与日本商谈达成一项自愿的协议，日本在连续五年内限制其棉纺织品对美国的出口，以此换取美国不再采取一步的限制行动的保证。

这一所谓的“自动出口限制（VER）于1957年1月颁步，它为随后的25年提供了纺织和服装保护主义的模式。

“自动出口限制”鼓励了生产设施向低工资国家的转移。

很快地，美国从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特别是香港的进口量超过了以前被日本占领的市场容量。

面对着向美国市场提供的商品的不断增多，美国便寻求一种更为全面的协议以控制进口物流量。

1959年，美国在关贸总协定的主持下进行了一项调查，关贸总协定讨论会可以起到使任何偏离关贸总协定规则的行动合法化的作用。

1961年6月，在关贸总协定的讨论会上，美国告诉发展中国家它们有两种选择：或者是对工业化国家单方面地施加限制，或者是协商订立市场瓜分协议。

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就没有什么选择余地了。

16个国家签订了一项协议，称作“短期协定”，并在一年之内，完成了关于棉纺织品国际贸易“长期协定”的谈判工作。

该长期协定被假定为能持续五年，规定发展中国家出口量以5%的年增长率增长。

当长期协定于1967年和1970年展期时，心怀不满的出口商们便寻求减弱长期协定效力的途径，由于长期协定限制的对象仅仅是棉纺织品—按重量规定了50%或稍高的含棉量，日本、中国台弯、韩国以及香港发现它们可以将其他纤维和棉混织在一起以增加其出口。

结果，60年代后期，美国人造纤维产品的进口剧增（见图标9）。

纺织业的工业家和工会对日益增强的竞争做出了反应，要求用一个包含各种纤维在内的协议来取代长期协定。

1971年，美日之间达成了一项三年期的双边协议，包括羊毛和人造纺织品；同香港、中国台湾和韩国也达成了一项类似的五年期协议。

当这些关于多种纤维的双边协议各就其位时，一项多边的多种纤维协议的阶段也就到来了。

由于东亚国家开始将出口转向欧洲，因此，欧洲国家希望更多地实行贸易保护主义，而东亚国家则需要一项协议，来保证不丧失它们在未受限制国家中的市场份额。

曾经是纺织品自由贸易拥护者的日本、发现自己更有义务遵守国际协议。

在两到三年的时间内，日本己经从世界上最大的纺织品出口国沦为纺织品的主要进口国。

日本的高工资以及1971年日元的重新估价使得日本产品同欠发达国家的纺织品相比失去了竞争力。

1974年，第一个多种纤维协定签订了（见附录1）。

像长期协定一样，多种纤维协定被构思设计为一项全球的机构或体制，在这个框架之内，各国可分别谈判确立双边协议。

多种纤维协定保证发展中国家的纺织品出口量可维持在6%的年增长率水平上，而且在配额的使用上具有相当的灵活性。

然而，为适合贸易保护主义的某一特定需要，工业国更乐于同发展中国家谈判并达成双边协议。

2.多种纤维协定下的纺织品贸易2.1欧洲经济共同体长期以来，纺织品和服装业在美国和欧洲一直呈现衰退状态。

低收入、需求弹性、强大的外国竞争以及低水平的投资促进了这一增加值很低的产业部门的让位。

而且后进入这一行业的发展中国家采用了一些技术革新措施，而欧洲多数国家和美国的生产商却延误了技术改造的进行。

多种纤维协定原来设想的目的是控制发展中国家进口的增长，以逐步淘汰工业国家该行业中无竞争力的部分。

若市场按3%—4%的年率增长，且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份额按大约6%的年率增长的话，那么有序衰退就或许会发生。

但是，在签订第一个多种纤维协定的数月里，这些假定己被逐渐削弱了。

石油价格成四倍的速度上升以及同不断增加的失业相伴随的全球性衰退，使大多数工业国政府对多种纤维协定深感不悦。

特别是欧洲经济共同体，遭受了重重的一击。

1973年—1980年，由于纺织品和服装的进口从21%的市场份额增加到44%，就业随之按每年4%的速度下降。

这一问题的一部分原因是欧共体在多种纤维协定的前三年己逐渐行动起来,谈判综合性的双边协议。

鼓励同前殖民地国家进行贸易的传统以及同某些纺织品出口商的密切关系抑制了欧洲经济共同体贸易政策系统化的提出。

此外，同十个主权国家达成一致确实是件困难的事情。

在英国、比利时和法国出现强大的贸易保护主义压力的同时，德国、荷兰和丹麦则申辩要求更自由的贸易。

例如，比利时政府将贸易保护主义视为堵住巨大失业的惟一途径。

1973年——1978年，比利时服装业就业降低了32%（28000名工人失业）。

由于该行业集中在经济增长缓慢的佛兰芒地区，失业的工人中仅有1/3的人能找到工作。

相比之下，德国尽管有行业损失，仍愿意倡导自由贸易。

1973年以后，德国的纺织和服装业制造商代价惨重，被迫解雇了21.5万工人。

然而到1978年，登记在册的原纺织和服装失业工人仅为2.85万人，1973年这一数为1.3万。

尽管在纺织品贸易政策问题上欧洲内部存在着斗争，但1976年欧洲各国政府在采取强有力的保护主义行动这一问题上取得了一致。

截止到1977年，欧共体己同主要的纺织品供应商谈判了22个双边协议。

这些协议远比多种纤维协定中所允许的原则更具限制性。

以前，欧共体是在特定的基础上谈判双边协议，即分别对待每一出口国并允许它们谈判，争取最好的可能待遇。

新的欧共体体制被称为全球化的双边协议，在这一体制下，对进口总量设定一个目标，出口国各自占有这块“大陷饼”中的一定规模，这样某一国在馅饼上多得一块就意味着另一国必须少得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