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与古希腊思想家政治认知方式的差别

焦点和范围等。认知的客体是独立自在的存在，然而在不同的认知主体面前，却呈现出不同的映像或显示出不同的意义。一座山峰，画家和地质学家是以不同的方式去认知它的。同样，当一个三岁儿童仰望天空时，他形成的关于天空的观念与一个天文学家是不同的。这就是认知方式的差别。 ( )

一、认知主体对自己政治角色的认同

作为政治认知主体，先秦诸子与古希腊思想家的政治角色是不同的。前者是君主的臣民或家臣，后者是城邦的公民。这是他们认知方式不同的根源。 ( )

中国先秦时代的国家，我们常称为宗法制国家。它是家族的扩大和是血缘关系的政治化。或反过来说也一样，是政治关系的血缘化。这种家国同一的体制起源于家族之间的征服战争，获胜的家族便成为土地和土地上人民的主人。天子是获胜家族的宗主，所以是被征服土地的所有者

或占有者，同时也是政治上的最高统治者。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就是在描述这样一种无可置疑的现实和权利。获胜的家族直接转变为国家，血缘关系转化为政治关系。宗主周天子之位由嫡长子世代继承，代表着家族统治的连续性。同时为嫡次子和庶子及其他姻亲“授土授民”，即把土地和人民如同私有物或战利品一样分配给他们。这些宗亲即为诸侯，成为一方土地和人民的宗主和政治统治者。西周立国之初，即“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荀子?儒效》）诸侯们在“受民受疆土”之后，在自己的“国”内又复制了相同的分封过程，即按嫡长子继承制把诸侯之位亦即宗主之位传给嫡长子，将嫡次子和庶子向下分封而为卿大夫。卿大夫以下则又依此程序形成士这一阶层。( )

这样，人民便成了天子、诸侯和卿大夫家族的分级占有物，天子、诸侯和卿大夫个人便成为所有者家族的“法人代表”。血缘的网络覆盖、贯通、联络与整合着地域的社会组织，同一个社

会实体，既是国，又是家；同一种权力，既是政治权力，又是宗法权力；同一个关系，既是政治关系，又是血缘关系。这就是所谓家国一体、“家天下”的政治结构。( )

在先秦时代，“邦”与“家”，“国”与“家”往往并称，比如：

“君子万年，保其家邦。”(《小雅?瞻彼洛矣》)

“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大雅?思齐》）

“其惟吉士，用劢相我国家。”（《尚书?立政》。）

“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也”。（《孟子?滕文公下》。）

它反映了中国古代家国同一的宗法性质。有

的场合，诸侯称“国”，大夫称“家”。如孟子讲的“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孟子?梁惠王章句下》。）“国”和“家”都占有土地和人民，都具有一定数量的臣僚和军队，他们尊卑高下有别，但不是两种性质不同的社会组织。只是在周天子丧失权威之初，“国”已具有独立主权，“家”还没有。但后来，有的家也可以直接变为国，如“三家分晋”就使三“家”变成三“国”，仿佛复制了诸侯取代周天子的过程。可见，“国”与“家”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 )

春秋战国间的政治变革，是政治权力由天子和卿大夫两端向诸侯这个中间的焦点和实体凝聚的过程。它一方面使周天子的权力成为虚构以至完全丧失，另一方面剥夺了士大夫的独立性而加强了诸侯君权。这样一来，诸侯便成了土地和人民的最高所有者，也是唯一所有者。此后，无论国家分裂还是兼并，任何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只能有一个主人。国家只能属他一人所有。虽然战国时代以降，由于郡县制的实行和官僚

制度的建立，国家机构和职能开始和君主个人的血缘宗族关系分离，国事与君主私人事务也有了某种区别，但君主的最高所有权即家天下的结构没有变。人民仍是君主的所谓“三宝”(土地、人民、政事)之一。家臣虽然变成了国臣，因为国仍是家的扩大和变种，家庭内部的伦理关系与国家的政治关系同构，皇帝的地位和权力仿佛是全国的大家长，所以国臣终究还是家臣。只不过家国的直接同一这时转变为家国同构。而家国一体时代人们关于国家和臣民的观念仍然延续了下来。这一点尤其体现于推重“周礼”传统的儒家学说中。虽然在漫长的历史上，君主私家与国家的区分若明若暗地出现于人们的头脑中，两者的冲突也时隐时现，但两者的彻底分离却从未实现。在整个古代中国，希腊罗马和中世纪末期以后西方人的“政治共同体”和“公共权力”观念从未形成。 ( )

秦始皇兼并六国之后曾傲慢地宣称：“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史记?秦始皇本纪》。）他希望他的家族世代占据这块土地及土地上的人民，一世二世以至万世

无穷。他修筑的长城，是防御外来侵扰的屏障，又是他家族所有权的一个标志和象征。就如同乡下农民的院墙一般，长城以内就是他的“秦家大院”。 ( )

应该看到，这种家国同一或同构的体制并非君主的非分企求和僭越，而是君臣的共识。我们知道，先秦诸子一般都把它作为无可置疑的前提接受了下来。诸子都属于春秋末期开始形成的独特的社会集团，即士。诸侯纷争的局面为士们创造了较大的活动空间或罅隙，使他们表面上已经有了一定的独立人格，能够脱离对某个具体国君的固定依附，奔走于列国之间，游说于宫廷之上，自由流动，择君而仕。从而形成了“士无定主”的局面。但是，在家国一体或同构的基本政治格局下，士虽然有选择具体国君的自由，却没有不作臣民的自由。他终究要依附于某一个主人，也就是某一王室家族，他的政治理想也只有借助某一个君主才能实现。他们为主人服务的方式是入“仕”。有所谓“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孟子?滕文公下》。）“主卖官爵，臣卖智力”（《韩非子?外储说右下》。）的说法。

士以学识才干换取俸禄，而他们的政治学说便是其入仕的敲门砖。( )

据班固说，先秦各派都由某种官职演变而来。儒家出于司徒官，阴阳家源于羲和之官，法家来自理官，道家蜕变于史官，墨家原为清庙之守。（《汉书?艺文志》。）由官蜕变为士，而士仍以做官为前程，为职业。他们的贫贱富贵，取决于他们的学说能否得到君主的赏识以及能否为君主带来利益。当然，这些士并不都是阿谀奉承、汲汲为利之辈。他们有的恪守“谋道不谋食”、“从道不从君”的原则。孔子就曾以食禄于无道之邦为耻。然而他“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他的门徒曾子还说过：“君子思不出其位”。（《论语?宪问》。）这个“位”便是家臣的政治地位，这是先秦诸子无法逾越的界限。外在的政治结构和客观的政治角色内化为主观意识，便形成了先秦诸子的“家臣观念”。( )

与中国古代的国家不同，希腊的城邦虽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