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质疏松症的最新基因学研究进展

骨质疏松症的最新基因学研究进展
骨质疏松症的最新基因学研究进展

骨质疏松症是一种以骨密度(BMD)降低、骨微结构破坏和脆性骨折发生风险增加为主要特征的慢性复杂性疾病。现阶段,BMD值仍是临床预测骨质疏松症的“金标准”。既往有关双生子和家系研究已充分证实该疾病具有遗传易感性。之后大量的研究也证实了骨质疏松症系多基因参与的遗传性疾病[1,2],且受到药物、环境等多因素的影响。至今已发现并报道了大量与骨质疏松症相关的候选基因,但对于这些基因位点的研究结果不一,争议较多。为此,近年研究者不仅加大了研究的样本量,而且采取了多中心联合研究、荟萃分析等,使结果的可信性大大增加。近阶段,更是利用了全基因组扫描技术[3-6]对人群进行了大范围的基因学研究,并得到了喜人的结果。

有关骨质疏松症的全基因组相关性分析研究

2007年Keil等[3]发起了Framingham Heart研究(FHS),对1141名志愿者的70984个单核苷酸多态性(SNP)位点(100K SNP阵列)进行了全基因组扫描。尽管研究主要针对心血管疾病,但研究者同时记录了这些人群的BMD值,并对此进行了相关性分析。其中6个基因与BMD有关,分别是COL1A1、CYP19、雌激素受体(ER)-a、低密度脂蛋白受体相关蛋白(LRP)5、MTHFR以及VDR基因。且这些基因在以家系为基础的关联检验(FBAT)和广义估计方程(GEE)分析中,均P<0.001。该研究与之后的研究相比存在研究人群相对较小、基因芯片技术相对不完善以及缺乏相应的验证手段等缺点。但FHS是第1个利用全基因组扫描技术对骨质疏松症所开展的基因学研究,也是第1个基于随机人群的大型研究,这为后来的全基因组相关性分析(GWA)研究提供了方向。

继FHS研究后,2008年Richards等[4]率先在西欧人群中就骨质疏松症、BMD及脆性骨折进行了GWA研究。该研究共涉及8557例参与者,并且对其中2094名志愿者进行了全基因组扫描,累计覆盖314075个SNP位点。之后,研究者又在另2个西欧人群中对先期研究中呈现显著性差异的,即与椎体或髋部骨BMD、骨质疏松症或脆性骨折具有显著相关性的近百个SNP位点进行了重复性验证[4]。

研究发现,LRP5基因内及该基因附近的多个SNP位点与髋骨BMD关系显著[4]。其中rs3736228这一SNP位点对于BMD的影响,无论是椎体还是髋部,均呈明显相关性。该位点还与骨质疏松性骨折显著相关。

LRP5基因

LRP5基因位于人染色体11q13.4。LRP5和LRP6作为frizzled的协同受体,介导Wnt信号通路,而Wnt通路则参与成骨细胞的分化、增生和骨的形成。另外在单基因病的研究中发现,LRP5基因突变或失活可致骨质疏松-假神经胶质瘤综合征(osteoporosis pseudoglioma syndrome,OPPG)的发生,OPPG是一以低骨量、自发性骨折和双眼视力下降或缺失为主要特征的常染色体显性疾病,而LRP5基因的过表达亦可致高骨量(HBM)和硬化性骨发育不良(sclerosing bone dysplasias)。

Ferrari等[7]在2004年对LRP5基因多态性与BMD进行了相关性研究,并确定9号外显子一无意突变2047G/A与男性(而非女性)腰椎BMD有显著性关系,并且与青春期男性腰椎骨骨量密切相关。之后,FHS骨质疏松研究[3]及其他一些研究均证实了Ferrari等的研究结果。日本学者Mizuguchi等[8]和Urano等[9]又发现了LRP5基因9号外显子多态性不仅增加男性罹患骨质疏松症的风险,也同样使绝经后妇女患骨质疏松症的风险显著上升。澳洲一项研究还发现LRP5位点多态性与绝经后妇女髋骨BMD及骨质疏松性骨折有关。LRP5基因中另一个与BMD关系非常密切的是G171V,系LRP5基因上第11号密码子缬氨酸至甘氨酸的突变。该突变最早在1997年由Johnson等[10]在HBM家系研究中发现,并由Babij等[11]在转基因鼠实验中证实了其致骨量增高的作用。而Boyden等[12]的研究指出,G171V突变并非通过激活LRP5信号传导而是通过抑制Dkk-1对于Wnt通路发挥抑制作用,从而使患者骨量增高。而Ai等[13]对于HBM 相关突变(G171V、G171R、A214T、A242T、T253I及D111Y)研究发现,相对野生株,G171V对于Dkk-1具有更明显的抑制作用,这与先前的研究结果[7-9]基本一致。

2008年van Meurs等[14,15]对2004~2007年欧洲及北美18个研究团队共37534个个体的LRP5基因研究结果进行荟萃分析,发现该基因的Met667以及Val1330位点对于人群椎体和髋骨BMD均有显著相关性,这2个位点危险基因的携带者发生骨折的风险也明显升高。

上述研究结果证实,LRP5基因确实与BMD有关,可能是导致骨质疏松症发生的易感基因之一。

·综述·

骨质疏松症的最新基因学研究进展

张旻佳,刘建民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内分泌代谢病科,上海200025)关键词:骨质疏松症;骨密度;脆性骨折;基因;全基因组扫描

中图分类号:R681文献识别码:C文章编号:1673-6087(2009)04-0349-04

护骨素基因

Richards等[4]研究发现的另一个与疾病有关的基因是肿瘤坏死因子(TNF)受体超家族11b元件(TNFRSF11B),即护骨素(osteoprotegerin,OPG)基因。该基因附近的3个SNP位点(rs4355801、rs6469792及rs6469804)都与BMD有关。其中,位于该基因3’末端的rs4355801与椎体以及髋骨BMD 呈极其显著的相关性。

OPG基因位于人染色体8q24,系TNF受体超家族的一种分泌性糖蛋白,参与破骨细胞的分化以及骨的重吸收。对转基因鼠模型的研究发现,在OPG过表达的小鼠中,其骨组织出现了类似石骨症样的改变;而在OPG基因敲除的小鼠中,则观察到了早发的骨质疏松症。

Langdahl等[16]首先对欧洲人群OPG基因多态性和骨质疏松性骨折进行了相关性研究,发现A163-G、T245-G和位于该基因1号外显子的G1181-C位点与椎体骨折存在密切关系。之后,Wynne等[17]对爱尔兰人群的研究中发现G1181-C位点与人群BMD存在相关性,从而证实了Langdahl等的研究结果。Arko等[18]对绝经后骨质疏松症女性的研究发现,OPG 基因启动子区域G209-A以及T245-G的多态性与骨质疏松症有关。之后,Arko等[19]扩大样本量,再次对OPG基因与女性绝经后骨质疏松症进行相关性研究,指出G1181-C位点的多态性与骨质疏松症确实存在显著相关性,进一步证实了之前的一系列研究结果。

但Ohmori等[20]就日本人群骨质疏松症与OPG基因主要涉及启动子区域的多态性研究中并未发现相关性。Yamada 等[21]在另一日本人群的研究中发现,在女性人群中T950-C 和T245-G与BMD存在密切相关性,但在男性人群中并未发现这种相关性。在韩国绝经后骨质疏松人群中进行了类似研究,也发现G1181-C SNP位点与BMD的显著关系[22]。同样,Zhao等[23]对中国绝经后女性的研究中也发现了该位点的基因多态性与BMD的明显相关性。

之后在不同人群中的重复性研究也陆续证明了OPG基因与BMD的显著相关性[24-27]。2008年由Styrkarsdottir等[5]对冰岛、澳大利亚以及丹麦人群BMD、脆性骨折与多个基因位点关系的研究中,也发现了OPG基因与此有显著相关性。

Styrkarsdottir等[5]的研究中,对5861名冰岛志愿者进行了全基因组扫描,共涉及301019个SNP位点。之后,对其中P值最小的74个位点分别在另一组冰岛、澳大利亚及丹麦人群中进行了重复检验。在矫正了体重以及年龄对BMD 的影响后,发现了12个在GWA中呈显著相关性且在之后其他人群得到充分重复性验证的SNP位点,其中11个分别位于1p36、6q25、8q24、6q21以及13q14这5个染色体区域。经研究发现,这些染色体区域与腰椎BMD具有显著相关性。前3个染色体区域与髋骨BMD也有关,而1p36、13q14和8q24与脆性骨折密切关系。在该研究中,位于8q24的OPG基因上有2个SNP位点,即rs6469804和rs6993813与BMD和骨质疏松性骨折(OF)呈显著相关性。且这2个SNP 位点之间还存在连锁分布(r2=0.94)。值得指出的是,这2个SNP位点与既往多次研究并得到重复验证的G1181-C以及T950-C也存在连锁分布。这一研究结果更有力地说明OPG 基因对BMD的影响,其可能是导致骨质疏松症的候选基因之一。

破骨细胞分化因子及其配体核因子κB受体活化因子基因

在Styrkarsdottir等[5]的研究中,与OPG基因有关的核因子κB受体活化因子(RANK)配体[RANKL(TNFSF11)]基因上游的rs9594759位点在所发现的12个SNP位点中与椎体BMD关系最为显著,且在其他3个人群中的验证试验中均得到了相同的结果。另一个位于RANKL基因上的SNP位点rs9594738也显示了与椎体BMD的显著相关性。

另一个与OPG有关的基因是RANK(TNFRSF11A)基因。同样是在上述对冰岛人群的全基因组研究发现,在RANK基因下游区域也有1个SNP位点rs3018362显示了其与髋骨BMD的相关性。

RANKL位于人染色体13q14。而RANK位于人染色体18q22.1。RANKL、RANK以及OPG基因均属于TNF受体超家族。三者共同参与了破骨细胞的分化、成熟以及骨的重吸收。RANKL主要在成骨细胞表面表达,通过与破骨细胞或其前体细胞表面的RANK结合,促进破骨细胞的分化、成熟以及抗其凋亡作用。游离状态的OPG能与RANK结合,从而抑制了后者与RANKL的结合并发挥作用。动物研究中,RANK和RANKL基因敲除的小鼠均出现严重的类似石骨症的表现,且这些小鼠的破骨细胞抗酒石酸酸性磷酸酶(TRAP)染色完全呈阴性。另外,RANK尚与家族遗传性Paget骨病有关。但有关RANK和(或)RANKL基因人群多态性的研究并不多,且多未能发现其与BMD之间的联系[22,25]。呈显著相关性的研究是由Choi等[26]对韩国绝经后女性BMD的分析研究和Hsu等[27]对中国安徽人群就BMD的相关性研究。前者发现RANK基因T575-C与该人群中跟骨BMD显著相关;后者仅在研究对象的男性人群中发现RANK基因7号外显子(Ala192Val)一SNP位点以及RANKL基因5’末端rs9594782位点多态性与BMD有关。但不可否认的是,RANK 和(或)RANKL的确与骨质疏松症存在联系。

雌激素受体1基因

Styrkarsdottir等[5]还发现既往进行的大量研究中另一个与BMD、骨质疏松症关系密切的候选基因是雌激素受体1(ESR1)基因。在其研究中,ESR1基因与BMD显著相关。其中rs9479055以及rs4870044这2个SNP位点均与髋骨BMD具显著相关性,且均得到了重复证实。

ESR1基因位于人染色体6q25.1。雌激素与ER结合,诱导目标基因的表达,参与骨的重构。绝经后妇女由于雌激素缺乏,可致骨质疏松症,而采取雌激素替代治疗能有效防止骨量的丢失。

Kobayashi等[28]在1996年首次报道了ESR1基因的多态性与绝经后妇女的BMD有关。之后又有大量研究主要集中在1号内含子PvuⅡ、XbaⅠ酶切位点及位于该基因上游启动子区域的胸腺嘧啶-腺嘌呤(TA)可重复序列(VNTR TA),其中有阳性结果且比较大型的研究有van Meurs等[29]在丹麦人群中对ESR1基因多态性的研究,VNTR TA数较少者的腰椎及髋部BMD均显著下降,且发生骨折的风险也较大(OR=2.0)。Yamada等[30]的研究显示,在日本人群中,尤其是大于60岁的人群XbaⅠ与股骨颈BMD关系显著。

但Ioannidis等[31]对欧洲人群进行的一项大型回顾性荟萃分析(涉及8个中心近2万人)显示,无论是PvuⅡ、XbaⅠ或VNTR TA与BMD并无显著相关性,尽管分析显示,非XbaⅠ基因型携带者的人群发生椎体或其他部位骨折的风险较小,但与BMD并不相关。2007年Wang等[32]对中国人群ER-a基因与BMD相关性的荟萃分析(1994~2006年,涉及16个研究,共4300名女性人群)提示,PvuⅡ在中国人群中仅与股骨BMD呈较弱相关性,XbaⅠ与腰椎和股骨BMD均无关。

通过大样本的全基因组研究以及重复验证,在争议中至少证实了ESR1基因与BMD有部分关系。

新发现的骨质疏松症候选基因

对于人群全基因组扫描研究另有全新的发现。包括在1p36区域、rs7524102以及rs6696981(r2=0.73)呈现出与BMD 的显著相关性,这两个SNP位点尚与骨折有关,但其所在区域并无已知基因,尽管目前对最近发现的基因系BTB区域的锌指结构(ZBTB40)的作用尚不明了,但其在骨组织中确有表达,提示可能与Wnt通路有关。

另有6p21区域,位于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MHC)基因内,rs3130340与椎体BMD相关,且在另外3个人群中得到了充分验证,但相比而言,该SNP位点较前面所述的几个多态性位点与BMD的关系都要弱。研究发现3个染色体区域[2p16(SPTBN1)、11p11(LRP4)以及18q21(RANK)],其虽然与BMD关系并不密切,但与骨质疏松性骨折呈显著相关性[5]。

为进一步证实以上研究结果,到2008年年底,Styrkars-dottir等[6]在上一研究的基础上,又对近千人进行了全基因组扫描,同时验证人群由原来的3750人增至5375人。该后续研究除证实了之前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十多个SNP位点与BMD的显著相关性外,还发现了2个SNP位点,即人染色体12q13区域近SP7基因的rs10876432以及18q21区域RANK基因的rs3018362位点由先前的具有相关趋势,改而呈现了显著的相关性,前者与椎体BMD明显相关,而后者与髋骨BMD关系显著。还有2个新发现的与BMD有关基因,一为位于染色体14q32区域微管结合调节激酶3(MARK3)基因的1号内显子rs2010281;二为与硬化性骨(SOST)病相关基因有关的rs7220711、rs1107748以及rs1513670,位于17q21染色体区域。这些新发现的基因与骨质疏松症的关系还有待后续研究进一步发现和证实。

展望

过去10年中人们对骨质疏松症候选基因的多态性进行了大量研究,并通过关联分析、动物模型等确实发现了一些与该疾病可能相关的基因,但这仅仅是一小部分,正如Styrkarsdottir等[5,6]所称,目前发现的这些基因可能占所有与骨质疏松症和BMD相关基因不足4%,且对于临床诊断也无太大影响。可以肯定的是,尚有许多与BMD相关的基因未被发现及重视。但无论如何,近年随着全基因组扫描技术的日趋完善以及超大规模研究的开展,这些GWA研究结果以及今后类似的研究对于骨质疏松症的基因学研究确实开启了一片新天地,相关基因的发现,通过研究阐述其可能的作用机制,使人们对该疾病及其发病机制都能有进一步的认识。同时也可能有助于疾病的早期筛查、早期预防以及基因学诊断,甚至全新的诊疗思路和新的靶向药物治疗的开发。也为后来者提供了可靠的研究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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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09-02-24)

(本文编辑:王朝晖)

骨质疏松症相关知

什么是骨质疏松症 骨质疏松症是以骨组织显微结构受损,骨矿成分和骨基质等比例地不断减少,骨质变薄,骨小梁数量减少,骨脆性增加和骨折危险度升高的一种全身骨代谢障碍的疾病。骨质疏松症一般分两大类,即原发性骨质疏松症和继发性骨质疏松症。退行性骨质疏松症又可分为绝经后骨质疏松症和老年性骨质疏松症。老年人患病率男性为60.72%,女性为90.47%。 什么原因引起骨质疏松症 引起中老年人骨质丢失的因素是十分复杂的,近年来研究认为与下列因素密切相关。 (1)中、老年人性激素分泌减少是导致骨质疏松的重要原因之一。绝经后雌激素水平下降,致使骨吸收增加已是公认的事实。 (2)随年龄的增长,钙调节激素的分泌失调致使骨代谢紊乱。 (3)老年人由于牙齿脱落及消化功能降低,骨纳差,进良少,多有营养缺乏,致使蛋白质,钙,磷、维生素及微量元素摄入不足。 (4)随着年龄的增长,户外运动减少也是老年人易患骨质疏松症的重要原因。 (5)近年来分子生物学的研究表明骨疏松症与维生素D受体(VDR)基因变异有密切关系。 骨质疏松症有什么症状 (1)疼痛。原发性骨质疏松症最常见的症症,以腰背痛多见,占疼痛患者中的70%-80%。疼痛沿脊柱向两侧扩散,仰卧或坐位时疼痛减轻,直立时后伸或久立、久坐时疼痛加剧,日间疼痛轻,夜间和清晨醒来时加重,弯腰、肌肉运动、咳嗽、大便用力时加重。一般骨量丢失12%以上时即可出现骨痛。老年骨质疏松症时,椎体骨小梁萎缩,数量减少,椎体压缩变形,脊柱前屈,腰疹肌为了纠正脊柱前屈,加倍收缩,肌肉疲劳甚至痉挛,产生疼痛。新近胸腰椎压缩性骨折,亦可产生急性疼痛,相应部位的脊柱棘突可有强烈压痛及叩击痛,一般2-3周后可逐渐减轻,部分患者可呈慢性腰痛。若压迫相应的脊神经可产生四肢放射痛、双下肢感觉运动障碍、肋间神经痛、胸骨后疼痛类似心绞痛,也可出现上腹痛类似急腹症。若压迫脊髓、马尾还中影响膀胱、直肠功能。 (2)身长缩短、驼背。多在疼痛后出现。脊椎椎体前部几乎多为松质骨组成,而且此部位是身体的支柱,负重量大,尤其第11、12胸椎及第3腰椎,负荷量更大,容易压缩变形,使脊椎前倾,背曲加剧,形成驼背,随着年龄增长,骨质疏松加重,驼背曲度加大,致使膝关节挛拘显著。每人有24节椎体,正常人每一椎体高度约2cm左右,老年人骨质疏松时椎体压缩,每椎体缩短2mm左右,身长平均缩短3-6cm。 (3)骨折。这是退行性骨质疏松症最常见和最严重的并发症。 (4)呼吸功能下降。胸、腰椎压缩性骨折,脊椎后弯,胸廓畸形,可使肺活量和最大换气量显著减少,患者往往可出现胸闷、气短、呼吸困难等症状。 骨质疏松症需要做哪些检查 退行性骨质疏松症诊断需依靠临床表现、骨量测定、X线片及骨转换生物化学的指标等综合分析判断。 1.生化检查:测定血、尿的矿物质及某些生化指标有助于判断骨代谢状态及骨更新率的快慢,对骨质疏松症的鉴别诊断有重要意义。 (1)骨形成指标。 (2)骨吸收指标:1)尿羟脯氨酸。2)尿羟赖氨酸糖甙。3)血浆抗酒石酸盐酸性磷酸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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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菌基因组学研究进展 真菌为低等真核生物,种类庞大而多样。据估计,全世界约有真菌150万种,已被描述的约8万种。真菌在自然界分布广泛,存在于土壤、水、空气和生物体内外,与人类生产和生活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许多真菌在自然界的碳素和氮素循环中起主要作用,参与淀粉、纤维素、木质素等有机含碳化合物及蛋白质等含氮化合物的分解。有些真菌如蘑菇、草菇、木耳、麦角、虫草、茯苓等可直接供作食用和药用,或在发酵工业、食品加工业、抗生素生产中具有重要作用。然而,也有些种类引起许多植物特别是重要农作物的病害,如水稻稻瘟病、小麦锈病、玉米腥黑穗病、果树病害等。少数真菌甚至是人类和动物的致病菌,如白色假丝酵母Candida albicans等。因此,合理利用有益真菌,控制和预防有害 真菌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整理了已完成基因组序列测定的真菌的信息,并对真菌染色体组的历史、测序策略及其基因组学的研究进展进行了评述。 1真菌染色体组的研究历史和资源 1986年美国科学家Thomas Rodefick提出基因组学概念,人类基因组计划带动了模式生物和其它重要生物体基因组学研究。阐明各种生物基因组DNA中碱基对的序列信息及破译相关遗传信息的基因组学已经成为与生物学和医学研究不可分割的学科。由欧洲、美国、加拿大和日本等近百个实验室六百多位科学家通力合作,1996年完成第一个真核生物酿酒酵母Saccharomyces cerevisiae的基因组测序,这 对于酵母菌类群来说是一个革命性的里程碑,并且激起了真核基因功能和表达的第一次全球性研究(Goffeau etal,1996)。随后粟酒裂殖酵母Schizosaccharomyces pombe(Wood etal.2002)和粗糙脉孢 霉Neurospora crassa(Galagan etal.2003)染色体组的完成显露出酿酒酵母作为真菌模式生物的局限性。尽管如此,真菌染色体组测序的进展最初是缓慢的。为加快真菌染色体组研究的步伐,2000年由 美国Broad研究所与真菌学研究团体发起真菌基因组行动(fungal genome initiative,FGI),目的是 促进在医药、农业和工业上具有重要作用的真菌代表性物种的基因组测序。2002年2月FGI发表了第 一份关于测定15种真菌基因组计划的白皮书。2003年6月,真菌基因组行动发表了第二份白皮书,列 出了44种真菌作为测序的目标,强调对其中10个属即青霉属Penicillium、曲霉属Aspergillus、组 织胞浆菌属Histoplasma、球孢子菌Coccidioides、镰刀菌属Fusarium、脉孢菌属Neurospora、假丝 酵母属Candida、裂殖酵母属Schizosaccharomyces、隐球酵母属Cryptococcus和柄锈病菌属Puccin& 的物种优先进行测序。之后,经过FGI、法国基因组学研究项目联(G6nolevures Consortium)、美国能 源部联合基因组研究所(The DOE Joint Genome Institute,JGI)DOE联合基因组研究所、基因组研究 院(The Institute for Genomic Research,TIGR)、英国The Wellcome Trust Sanger InstimteSanger和华盛顿大学基因组测序中心等共同努力;得到包括美国国家人类染色体研究所、国 家科学基金会、美国农业部和能源部等的资助,也有来自学术界和产业集团如著名的 Monsanto、Syngenta、Biozentrum、Bayer Crop Science AG和Exelixis等公司的持续合作,在最近 的几年里,真菌基因组学研究取得重大突破。至2008年6月1日,共有3734种生物的全基因组序列测定工作已经完成或正在进行,公开发表812个完整的基因组,其中,70余种真菌基因组测序工作已经 组装完成或正在组装,分别属于子囊菌门、担子菌门、接合菌门、壶菌门和微孢子虫(Microsporidia) 的代表。此外,还有Ajellomyces dermatitidis和Antonospora locustae等20余种真菌基因组序列 正在测定中(Bemal etal.2001)。这些真菌都是重要的人类病原菌、植物病原菌、腐生菌或者模式生物,基因组大小为2.5—81.5Mb,包含酵母或产生假菌丝的酵母、丝状真菌,或者具有二型性(或多型性) 生活史的真菌,拥有与动物和植物细胞一样的的细胞生理学和遗传学特征,包括多细胞性、细胞骨架结

线粒体及其相关疾病的遗传学研究进展

线粒体及其相关疾病的遗传学研究进展(作者:___________单位: ___________邮编: ___________) 作者:齐科研相蕾陈静宋玉国霍正浩杨泽 【关键词】线粒体DNA 基因突变疾病 线粒体广泛分布于各种真核细胞中,其主要功能是通过呼吸链(电子传递链和氧化磷酸化系统)为细胞活动提供能量,并参与一些重要的代谢通路,维持细胞的钙、铁离子平衡,以及参与其他生命活动的信号传导。 此外,线粒体还与活性氧(reactiveoxygen species,ROS)的产生及细胞凋亡有关[1-3]。组成线粒体的蛋白质有1000多种,除呼吸链复合体蛋白受mtDNA与核基因双重编码,其他蛋白均由核基因编码。mtDNA突变或核基因突变都能引起线粒体功能紊乱[1,4]。早在1963年,Nass等人就发现有遗传物质DNA的存在。1981年,Anderson等发表了人类mtDNA全序列。1988年,Holt和Wallace分别在线粒体脑病和Leber’s遗传性视神经病(LHON)患者的细胞中发现了mtDNA突变,从此开辟了研究mtDNA突变与人类疾病的新领域。随着对mtDNA研究的深入,人们对mtDNA的突变和人类疾病的相关性

日益重视。芬兰的数据显示人群单个点突变(3243A>G)的比率为1∶6000,然而,英国资料表明mtDNA疾病的患病率或易患比率为1∶3500[5]。动物模型和人类研究证据均证明,mtDNA突变是引起人类多因素疾病,部分遗传性疾病以及衰老的重要原因之一。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对mtDNA突变和相关疾病进行阐述。 1 线粒体DNA的遗传学特征 线粒体DNA是存在于线粒体内而独立于细胞核染色体的较小基因组。与核基因相比,线粒体DNA具有一些显著特征。 1.1 母系遗传 Giles等[6]通过对几个欧洲家系线粒体DNA进行了单核苷酸多态性分析时,发现mtDNA 分子严格按照母系遗传方式进行传递。母系遗传是指只由母亲将其mtDNA分子传递给下一代,然后再通过女儿传给后代。有研究表明[7],在受精过程中,精子线粒体会被卵子中泛素水解酶特异性识别而降解,这很好地解释为什么父源性mtDNA不能传播给后代。 1.2 异质性和突变负荷 核基因突变所产生的突变体分为纯合子(homozygote,等位基因都发生突变,含量为100%)和杂合子(heterozygote,等位基因中的一个发生突变,突变含量为50%)与核基因不同,线粒体基因突

骨质疏松症的健康知识宣教

骨质疏松症的健康知识宣教 骨质疏松症是多种原因引起的一组骨病,骨组织有正常的钙化,钙盐与基质呈正常比例,以单位体积内骨组织量减少为特点的代谢性骨病变。在多数骨质疏松中,骨组织的减少主要由于骨质吸收增多所致。以骨骼疼痛、易于骨折为特征。 一、临床表现 1.疼痛 原发性骨质疏松症最常见的症状,以腰背痛多见,占疼痛患者中的70%~80%。疼痛沿脊柱向两侧扩散,仰卧或坐位时疼痛减轻,直立时后伸或久立、久坐时疼痛加剧,弯腰、咳嗽、大便用力时加重。一般骨量丢失12%以上时即可出现骨痛。老年骨质疏松症时,椎体压缩变形,脊柱前屈,肌肉疲劳甚至痉挛,产生疼痛。新近胸腰椎压缩性骨折,亦可产生急性疼痛,相应部位的脊柱棘突可有强烈压痛及叩击痛。若压迫相应的脊神经可产生四肢放射痛、双下肢感觉运动障碍、肋间神经痛、胸骨后疼痛类似心绞痛。若压迫脊髓、马尾神经还影响膀胱、直肠功能 2.身长缩短、驼背 多在疼痛后出现。脊椎椎体前部负重量大,尤其第11、12胸椎及第3腰椎,负荷量更大,容易压缩变形,使脊椎前倾,形成驼背,随着年龄增长,骨质疏松加重,驼背曲度加大,老年人骨质疏松时椎体压缩,每椎体缩短2毫米左右,身长平均缩短3~6厘米。

3.骨折 是退行性骨质疏松症最常见和最严重的并发症。 4.呼吸功能下降 胸、腰椎压缩性骨折,脊椎后弯,胸廓畸形,可使肺活量和最大换气量显著减少,患者往往可出现胸闷、气短、呼吸困难等症状。 二、治疗 有效的措施有以下几种。 1.运动 在成年,多种类型的运动有助于骨量的维持。绝经期妇女每周坚持3小时的运动,总体钙增加。但是运动过度致闭经者,骨量丢失反而加快。运动还能提高灵敏度以及平衡能力,鼓励骨质疏松症患者尽可能的多活动。 2.营养 良好的营养对于预防骨质疏松症具有重要意义,包括足量的钙、维生素D、维生素C以及蛋白质。从儿童时期起,日常饮食应有足够的钙摄入,钙影响骨峰值的获得。欧美学者们主张钙摄入量成人为800~1,000mg,绝经后妇女每天1,000~1,500mg,65岁以后男性以及其他具有骨质疏松症危险因素的患者,推荐钙的摄入量为1500mg/天。维生素D的摄入量为400~800U/天。 3.预防摔跤 应尽量减少骨质疏松症患者摔倒几率,以减少髋骨骨折以及Colles骨折。

进化基因组学研究进展

研究进化基因组学进展 摘要:进化基因组学是利用基因组数据研究差异基因功能、生物系统演化、从基因在水平探索生物进化的学科。随着近年来基因组数据的不断增加,进化基因组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进化基因组学主要包括从基因组水平理解和诠释生物进化和新基因分析研究探索两方面的内容。本文介绍了进化基因组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和较为常用的方法,以及近年来在细菌、酵母、果蝇进化基因组学方面的研究进展。 关键词:进化基因组学系统进化比较基因组学新基因 正文 随着基因测序技术的不断进步以及基因组学的飞速的发展,人们积累了大量的基因组学数据,利用所得的大量的基因组数据与进化生物学相结合,在基因组水平研究生物进化机制,随即产生了进化基因组学。 近年来进化基因组学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在研究差异基因功能、生物系统演化、从基因在水平探索生物进化的终极方式等方面有重大突破,对人类理解生命现象和过程有重要作用。 研究系统进化学通常包括两个关键步骤:一方面,在不同物种中鉴定同源性特佂,另一方面利用构建系统进化树的方法比较这些特征,进而重新构建这些物种的进化历史[1]。针对这两个关键步骤,传统系统进化学,常采用基于形态学数据和单个基因研究的同源性状鉴定和重建系统进化树(常包括距离法、最大简约法、概率法)[1]的方法来研究。在目前拥有丰富基因组数据的条件下,我们可以分析基因组数据,利用进化基因组学研究系统进化。 一、目前进化基因组学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1)在比较不同生物的基因数据的基础上,从基因组水平理解和诠释生物进化;(2)通过对新基因的分析研究探索基因进化过程的规律两个方面。在进行全基因组进化分析方面,进化基因组学主要集中于构建系统进化树、研究基因组进化策略、研究生物功能变化和进化机制、进化和生态功能基因组学、基因注释的等方面;在新基因方面

发现毒理学的研究进展

*基金项目: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基金(2002AA2Z342D 和2004A A2Z3774) 综 述 发现毒理学的研究进展 * 王全军,吴纯启,廖明阳 (军事医学科学院毒物药物研究所,国家北京药物安全评价研究中心,北京100850) [摘要] 发现毒理学又称为开发前毒理学(Predevelopmental Toxicology),是指在创新药物的研发早期,对所合成的系列新化合物实体(New Chemical Entities,NCEs)进行毒性筛选,以发现和淘汰因毒性问题而不适于继续研发的化合物,指导合成更安全的同类化合物。发现毒理学的研究既可加快药物研发进程,提高研发成功率,又减少资源消耗。笔者就发现毒理学研究的定义、必要性、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我国当前的研究现状作一简述。 [关键词] 发现毒理学;新化合物实体(NCEs);毒性筛选 [中图分类号]R994 1;R965 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734(2005)08-0958-04 Progresses of discovery toxicology research W ANG Quan jun,W U Chun qi,LI AO Ming yang (Institute o f Pharmacology and To xicology ,Academ y o f Military Medical Sciences ,National Beijing Center f o r Drug Sa fety Evaluation and Research ,Beijing 100850,China )[Abstract ] Discovery toxicology,also named predevelopmental toxicology,is to screen toxicities of new che mical entities (NCEs)in the discovery phase of ne w drug research,to discover and eliminate the compounds that are unsuitable for further development due to their toxicity as early as possible,and to optimize the next more safe compounds.Discovery toxicology research can break through the limitation an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drug research.This article will present the concept of discovery toxicology,the essentiality of discovery toxicology research.The content,methods and current status of discovery toxicology in China are described too. [Key words ] discovery toxicology;new chemical entities(NCEs);toxicity screening 药物研发成功与否部分取决于在研发早期严格淘汰不适合进一步研发的化合物。在药物临床前阶段,毒性问题是研发失败的主要原因。在研发早期尽早发现候选化合物的潜在毒性是毒理学研究的重要问题。 多年来,新药研发越来越多地依赖于生命科学技术的研究进展。在新药设计方面,化学家参考药物作用靶、内源性配体和底物的化学结构特征,应用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手段发现选择性作用于靶位的新药;在新药活性筛选方面,现代药物组合化学与体外高通量筛选的成功结合极大地提高了先导化合物的发现速度;在新药的药动学(ADME)研究方面,多种基于药物代谢酶或转运体的药动学筛选模型已开始应用于新药开发研究。这些新技术的成功运用大 大加快了药物研发早期的药物发现、药物合成、药效筛选的进程,从而产生大量的候选化合物。传统药物毒理学研究在时间、经费、样品消耗量和动物数等方面都花费巨大,在药物毒作用机制研究方面难以阐明一些临床使用药物的毒性机制和理想的应急解毒措施,因此传统药物毒理学无法满足因新的生物技术而产生的海量候选化合物的毒性筛选研究,成为限制整个药物研发的瓶颈。而发现毒理学(Discovery Toxicology)的研究将打破这个瓶颈,既可加快药物研发进程,提高研发成功率,又减少资源消耗。笔者就发现毒理学研究的含义、必要性、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我国当前的研究现状作一简要综述。1 定义、产生背景和产生的必要性 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当代毒理学的发展将 958

遗传学发展历史及研究进展(黄佳玲)

遗传学发展历史及研究进展 湛江师范学院 09生本3班黄佳玲 2009574310 摘要:自从孟德尔发现遗传定律的一个多世纪以来,人们对生物的遗传特性锲而不舍地深入研究。从假设到实验,从宏观到微观,遗传学的羽翼日渐丰满。从遗传因子到基因,从基因的概念到基因的本质、功能,基因的概念逐渐扩展,人们对基因的认识逐渐深化。可以说,基因概念的发展史,就是人们对基因认识的发展史,就是遗传学的发展史。而分子遗传学则主要研究基因的本质、基因的功能以及基因的变化等问题。 关键词:遗传学分子遗传学重组DNA技术 几千年来,人类对生物及人类自身的生殖、变异、遗传等现象的认识不断深入和发展。人类从古代就注意到遗传和变异的现象,并通过人工选择获得所需要的新品种。从19世纪起就对遗传和变异开始作系统的研究。按照不同历史时期的学术水平和工作特点,遗传学的研究进程大体上可以划分为经典遗传学、生化遗传学、分子遗传学、基因工程学、基因组学和表观遗传学等数个既彼此相对独立,又前后互相交融的不同发展阶段[1]。这当中,分子遗传学的地位无疑是相当重要的,它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它的早期研究都用微生物为材料,其形成和发展与微生物遗传学和生物化学也有密切关系。 分子遗传学的主要研究方向集中在核酸与蛋白质大分子的遗传作为上,重点是从DNA水平探索基因的分子结构与功能的关系,以及表达和调节的分子机理等诸多问题。 早在1927年马勒和1928年斯塔德勒就用 X射线等诱发了果蝇和玉米的基因突变,但是在此后一段时间中对基因突变机制的研究进展很慢。直到1944年,美国学者埃弗里等首先在肺炎双球菌中证实了转化因子是脱氧核糖核酸(DNA),从而阐明了遗传的物质基础。1953年,美国分子遗传学家沃森和英国分子生物学家克里克提出了DNA分子结构的双螺旋模型,这一发现常被认为是分子遗传学的真正开端,它为有关的科学工作者着手研究构成分子遗传学两大理论支柱,即维系遗传现象分子本质的DNA自我复制和基因与蛋白质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正确的思路,奠定了成功的基础。1955年,美国分子生物学家本泽用基因重组分析方法,研究大肠杆菌的T4噬菌体中的基因精细结构[2],其剖析重组的精细程度达到DNA多核苷酸链上相隔仅三个核苷酸的水平。这一工作在概念上沟通了分子遗传学和经典遗传学。 应该说二十世纪50年代初期至70年代初期,是分子遗传学迅猛发展快速进步的年代。在这短短的二十余年间,许多有关分子遗传学的基本原理[3]相继提出,大量的重要发现不断涌现。其中比较重要的有:1956年,美国科学家科恩伯格在大肠杆菌中发现了DNA聚合酶Ⅰ,这是可以在试管中合成DNA链的头一种核酸酶,从此拉开了DNA合成研究的序幕;1957年,弗伦克尔-康拉特和辛格证实,烟草花叶病毒TMV的遗传物质是RNA,进一步表明RNA同样具有重要的生物学意义;1958年梅塞尔森和斯塔尔发

骨质疏松症的最新基因学研究进展

骨质疏松症是一种以骨密度(BMD)降低、骨微结构破坏和脆性骨折发生风险增加为主要特征的慢性复杂性疾病。现阶段,BMD值仍是临床预测骨质疏松症的“金标准”。既往有关双生子和家系研究已充分证实该疾病具有遗传易感性。之后大量的研究也证实了骨质疏松症系多基因参与的遗传性疾病[1,2],且受到药物、环境等多因素的影响。至今已发现并报道了大量与骨质疏松症相关的候选基因,但对于这些基因位点的研究结果不一,争议较多。为此,近年研究者不仅加大了研究的样本量,而且采取了多中心联合研究、荟萃分析等,使结果的可信性大大增加。近阶段,更是利用了全基因组扫描技术[3-6]对人群进行了大范围的基因学研究,并得到了喜人的结果。 有关骨质疏松症的全基因组相关性分析研究 2007年Keil等[3]发起了Framingham Heart研究(FHS),对1141名志愿者的70984个单核苷酸多态性(SNP)位点(100K SNP阵列)进行了全基因组扫描。尽管研究主要针对心血管疾病,但研究者同时记录了这些人群的BMD值,并对此进行了相关性分析。其中6个基因与BMD有关,分别是COL1A1、CYP19、雌激素受体(ER)-a、低密度脂蛋白受体相关蛋白(LRP)5、MTHFR以及VDR基因。且这些基因在以家系为基础的关联检验(FBAT)和广义估计方程(GEE)分析中,均P<0.001。该研究与之后的研究相比存在研究人群相对较小、基因芯片技术相对不完善以及缺乏相应的验证手段等缺点。但FHS是第1个利用全基因组扫描技术对骨质疏松症所开展的基因学研究,也是第1个基于随机人群的大型研究,这为后来的全基因组相关性分析(GWA)研究提供了方向。 继FHS研究后,2008年Richards等[4]率先在西欧人群中就骨质疏松症、BMD及脆性骨折进行了GWA研究。该研究共涉及8557例参与者,并且对其中2094名志愿者进行了全基因组扫描,累计覆盖314075个SNP位点。之后,研究者又在另2个西欧人群中对先期研究中呈现显著性差异的,即与椎体或髋部骨BMD、骨质疏松症或脆性骨折具有显著相关性的近百个SNP位点进行了重复性验证[4]。 研究发现,LRP5基因内及该基因附近的多个SNP位点与髋骨BMD关系显著[4]。其中rs3736228这一SNP位点对于BMD的影响,无论是椎体还是髋部,均呈明显相关性。该位点还与骨质疏松性骨折显著相关。 LRP5基因 LRP5基因位于人染色体11q13.4。LRP5和LRP6作为frizzled的协同受体,介导Wnt信号通路,而Wnt通路则参与成骨细胞的分化、增生和骨的形成。另外在单基因病的研究中发现,LRP5基因突变或失活可致骨质疏松-假神经胶质瘤综合征(osteoporosis pseudoglioma syndrome,OPPG)的发生,OPPG是一以低骨量、自发性骨折和双眼视力下降或缺失为主要特征的常染色体显性疾病,而LRP5基因的过表达亦可致高骨量(HBM)和硬化性骨发育不良(sclerosing bone dysplasias)。 Ferrari等[7]在2004年对LRP5基因多态性与BMD进行了相关性研究,并确定9号外显子一无意突变2047G/A与男性(而非女性)腰椎BMD有显著性关系,并且与青春期男性腰椎骨骨量密切相关。之后,FHS骨质疏松研究[3]及其他一些研究均证实了Ferrari等的研究结果。日本学者Mizuguchi等[8]和Urano等[9]又发现了LRP5基因9号外显子多态性不仅增加男性罹患骨质疏松症的风险,也同样使绝经后妇女患骨质疏松症的风险显著上升。澳洲一项研究还发现LRP5位点多态性与绝经后妇女髋骨BMD及骨质疏松性骨折有关。LRP5基因中另一个与BMD关系非常密切的是G171V,系LRP5基因上第11号密码子缬氨酸至甘氨酸的突变。该突变最早在1997年由Johnson等[10]在HBM家系研究中发现,并由Babij等[11]在转基因鼠实验中证实了其致骨量增高的作用。而Boyden等[12]的研究指出,G171V突变并非通过激活LRP5信号传导而是通过抑制Dkk-1对于Wnt通路发挥抑制作用,从而使患者骨量增高。而Ai等[13]对于HBM 相关突变(G171V、G171R、A214T、A242T、T253I及D111Y)研究发现,相对野生株,G171V对于Dkk-1具有更明显的抑制作用,这与先前的研究结果[7-9]基本一致。 2008年van Meurs等[14,15]对2004~2007年欧洲及北美18个研究团队共37534个个体的LRP5基因研究结果进行荟萃分析,发现该基因的Met667以及Val1330位点对于人群椎体和髋骨BMD均有显著相关性,这2个位点危险基因的携带者发生骨折的风险也明显升高。 上述研究结果证实,LRP5基因确实与BMD有关,可能是导致骨质疏松症发生的易感基因之一。 ·综述· 骨质疏松症的最新基因学研究进展 张旻佳,刘建民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内分泌代谢病科,上海200025)关键词:骨质疏松症;骨密度;脆性骨折;基因;全基因组扫描 中图分类号:R681文献识别码:C文章编号:1673-6087(2009)04-0349-04

基因组学研究的应用前景

基因组学研究的应用前景摘要:基因组学是一门研究基因组的结构,功能及表达产物的学科,基因组的结构不仅是蛋白质,还有许多复杂功能的RNA,包括三个不同的亚领域,及结构基因组学,功能基因组学和比较基因组学。近几年,基因组学在微生物药物,细菌,病毒基因,营养基因方面都有进展,其前景是光明的。 关键词:基因研究未来结构 一、微生物药物产生菌功能基因组学研究进展 微生物药物是一类化学结构和生物活性多样的次级代谢产物,近年来多个产生菌基因组序列已经被测定完成,在此基础上开展的功能基因组研究方兴未艾,并在抗生素生物合成,形态分化,调控,发育与进化及此生代谢产物挖掘等方面有着新的发现,展现出广阔的研究前景,青霉素及其衍生的《》内酰胺类抗生素极大地改善了人类的卫生保健和生活质量,并促进研究人员不断对其工业生产菌株类黄青霉进行遗传改良和提高其产量,从而降低生产成本。经过60年的随机诱变筛选,当前青霉素产量至少提高了三个数量级,同时,青霉素的生物合成机理也得到了较为清晰的阐述,其pcbAB编码的非核糖体肽合酶ACVS~DPcbc编码的异青霉素N合成酶IPNS位于细胞质中,而苯乙酸COA连接酶PenDE编码的IPN酰基转移酶位于特殊细胞器一微体中。 研究发现,青霉素合成基因区域串联扩增,产黄青细霉胞中微体含量增加都可显著提高青霉素产量。然而随机诱变筛选得到的黄青霉工业菌株高产的分子机制尚不明确。为此,2008年荷兰研究人员联合国美国venter基因组研究所对黄青霉wisconsin54—1225进行了基因组测试和分析,并进一步利用DNA芯片技术研究了wisconsin54—1255及其高产菌株DS17690在培养基中是否添加侧链前体苯乙酸情况下的转录组变化,四组数据的比较分析发现,有2470个基因至少在其中一个条件下是差异表达的,根据更为严格的筛选标准,在PPA存在的条件下,高产菌相比测序菌株有307个基因转录是上调的,和生长代谢,青霉素前体合成及其初级代谢和转运等功能相关,另有271个基因显著下调,主要是与生长代谢及发育分化相关的功能基因。 二、乳酸菌基因组学的研究进展

环境基因组学的研究进展及其应用

环境基因组学的研究进展及其应用 贾海鹰 张徐祥 孙石磊 赵大勇 程树培* (南京大学,环境学院,南京,210093) E-mail(jhy194@https://www.360docs.net/doc/6b8246155.html,) 摘 要:本文系统地介绍了环境基因组学的基本概念、研究的主流技术平台及其在环境污染控制、健康风险检测与评价等方面地应用,并阐明了环境基因组学与生物信息学两者之间的关系。环境基因组学在分子水平上揭示了环境污染物与生物之间的相互作用,为检测、控制环境污染维护环境健康注入了新的活力。 关键词:环境基因组学 生物信息学 健康风险评价 环境污染 环境健康 1.引言 2003年4月14日,人类基因组计划(Human Genome Project)顺利完成。HGP成功地绘制出了遗传图谱、物理图谱、序列图谱和转录图谱4张图谱。这标志着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所有目标全部实现。至此,HGP的研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已从结构基因组学研究时代进入了功能基因组(后基因组)时代[1-2],因此也就有了“人类后基因组计划”。HGP正朝着生物信息科学、计算机生物技术、数据处理、知识产权及社会伦理学研究等多方面发展,对生命科学、环境科学、医疗卫生、食品制药、人文科学各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环境基因组学(environmental genomics)是在人类基因组基础上发展的功能基因组内容之一,由基因组学和环境科学交叉融合而成,是一个近期发展起来的新型边缘学科,是基因组学技术和成果在环境污染保护与控制和生态风险评价中的应用,在其发展的短短的几年时间内已渗透到环境科学研究的各个研究领域并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2.环境基因组学的概念与定义 至今,国内外学者对环境基因组学还没有统一明确的定义。但是,大多数学者认为,环境基因组学(environmental genomics)的概念与毒理基因组学(toxicogenomics)密切相关。自从1999年Nuwaysir等[3]首次提出毒理基因组学概念至今,在短短的八年的时间里这一概念不断地发展和完善着。目前人们普遍采纳的定义有两种,一种是美国国家毒理学规划机构给出的定义[3]:毒物基因组学是研究外来化学物对基因活性和基因产物的影响及相互作用的科学;另一种是由世界卫生组织给出的定义[3],认为毒物基因组学是一门与遗传学、基因组水平上RNA表达(转录组学) 、细胞和组织范围的蛋白表达(蛋白质组学)、代谢谱(代谢组学) 、生物信息学和常规毒理学结合,以阐明化学物作用模式和基因-环境相互作用的潜在意义的科学。1998年4月4日,美国国会顾问环境卫生科学委员会正式投资专项基金进行环境基因组计划研究,其目的是专门研究与环境相关疾病的遗传易感性,寻找对化学损伤易感的基因,鉴定对环境发生反应基因中有重要功能的多态性,并确定它们在环境暴露引起疾病的危险度方面的差异;在疾病流行病学中研究基因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从而改善遗传分析技术,优化研究设计,建立样品资源库,把公用的多态性应用于社会、法律和伦理学[4-7]。2001年,Miller 提出环境基因组(Environmental Genomics)是在人类基因组(HGP)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后 - 1 -

遗传学进展概述(选修课论文)

遗传学进展概述 作者:戴宝生 克隆水稻分蘖的主控基因MOC1 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2003年5月23日报道,最近,我国科学家成功分离和克隆了水稻分蘖的主控基因MOC1,该成果是由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研究所李家洋院士及其合作者在国内独立完成的。该研究结果已发表在Nature,2003,422:618上,这是我国分子遗传学基础研究领域的第一篇源自国内的Nature文章,标志着我国植物功能基因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 分蘖是水稻等禾本科作物在发育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分枝现象,也是一个重要的农艺性状,它直接确定作物的穗数并进而影响产量。虽然对水稻分蘖的形态学、组织学及突变体都有过很多描述,但是控制分蘖的分子机制一直没有弄清。自1996年起,在国家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的共同资助下,李家洋和中国农业科学院国家水稻研究所的钱前博士等开始进行此方面的研究。经过不懈努力,项目组鉴定了一株分蘖的极端突变体——单杆突变体MOC1。通过遗传图谱定位克隆技术,分离鉴定了在水稻分蘖调控中起重要作用的基因MOC1,它的缺失可造成分蘖的停止。进一步的功能分析表明,该基因可编码一个属于GRAS家族的转录因子,该转录因子主要在腋芽中表达,功能是促进分蘖和促进腋芽的生长。对这一重要基因的深入研究,将有望解释禾本科作物分蘖调控的分子机制,对于水稻高产品种的培育有重要的理论和应用价值 走出“基因决定论”的误区 自从基因一词在20世纪初进入科学家的词汇表以来,它不仅是生物学家最为常用的词汇之一,也成为当今普通大众最为熟悉的科学术语之一。随着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的进步,人们不仅知道了基因的化学性质——DNA序列,而且还认识到了基因的功能——编码蛋白质的氨基酸序列。由此,逐渐形成了一种广为流行的“基因决定论”:生命的各种性质和活动都是受基因控制的,甚至人类的精神活动也在基因的控制之下。不久前,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和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的研究人员在某些患有诵读困难的病人中,发现了一种名为“DYXC1”的基因发生了突变。也就是说,人类的阅读可能受到这种“DYXC1”基因的控制。不可否认,基因对生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基因的异常通常就会导致生命的异常。但是,作为开放的复杂系统,生命活动从来就不是由一种因素就能完全决定的。当前越来越多的证据,正在向“基因决定论”挑战。科学家正在以一种全新的视野来理解生命现象。 不再是“垃圾” 随着基因组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在多细胞真核生物的基因组中,基因仅是其全部DNA 序列的一小部分。在人类基因组中,全部基因序列只占基因组的2%左右。基因组内的非基因序列曾一度被研究者称为“垃圾DNA”(junk DNA)。这些“垃圾DNA”中至少有一半是

系统毒理学及其研究进展

系统毒理学及其研究进展 在总结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综述了系统毒理学的原理、诞生背景、研究策略、研究基础及其主要应用。同时,通过介绍系统毒理学的研究实例来阐述其目前的研究进展情况。希望从分子生物学的发展中汲取足够营养并结合传统毒理学的研究成果发展壮大自己。 【Abstract】Based on the foundation of related research at home and abroad,paper summarizes the principle and research strategy,research background,basis and main application of system toxicology. At the same time,to explain its current status a case study of the system is introduced. And we hope to draw sufficient toxicological nutrition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molecular biology and development itself combined with the research of traditional toxicology . 标签:背景;技术;应用;进展 1 系统毒理学及其诞生背景 系统毒理学是近10年来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代表着后基因组时代毒理学发展的新方向。所谓系统毒理学是指通过了解机体暴露后在不同剂量、不同时点的基因表达谱、蛋白质谱和代谢物谱的改变以及传统毒理学的研究参数,借助生物信息学和计算毒理学技术對其进行整合,从而系统地研究外源性化学物和环境应激等与机体相互作用的一门学科[1]。 近年来,生命科学在新理论和新技术上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一系列“组学”(omics)应运而生,如基因组学(genomics)、蛋白质组学(proteomics)、细胞组学(cellomics或cytomics),等新学科不断涌现,使人们对基因和基因组的认识,对生命本质的认识和认识生命、健康的手段取得了重要的进展。 另外,传统的毒理学研究依然存在许多不足,相对于飞速发展的分子生物学技术和越来越多的外源性物质,毒理学的研究方法急待革新。 系统毒理学的发展,既有系统生物学发展的外在刺激,又有传统毒理学在发展中克服自身不足的内在需求。 2 生物学基础 2.1 基因组学 基因组学是研究基因组的结构、功能及表达产物的学科。基因组的产物不仅是蛋白质,还有许多复杂功能的RNA。将基因组学的方法与技术应用于毒理学研究领域,称之为毒物基因组学(toxicogenomics)。毒物基因组学的基本方法是通过观察生物在接触毒物后基因表达谱的变化,筛选毒性相关基因、揭示毒作用

骨质疏松的遗传因素(一)

骨质疏松的遗传因素(一) 骨量峰值和骨丢失速度是骨质疏松及骨折的重要影响因素,家系调查显示骨量峰值受遗传控制,有腰椎和髋部骨折史的绝经后患者的女儿(绝经前)与没有此家族史同年龄的女性相比,前者腰椎、股骨颈处的骨密度更低,年轻女性(平均年龄18.6岁)的骨密度与其母亲的骨密度明显相关〔1〕。双胞胎的研究也提示遗传对中轴骨和外周骨骨量及骨丢失速度有一定影响。各种遗传基因可能也与骨质疏松有一定关系。 一、维生素D受体(VDR)基因 在各种可能影响骨密度和骨质疏松危险性的候选基因中,维生素D受体基因是最受人关注和引起争议的。VDR基因由9个外显子组成,位于12号染色体(12q13-14),第8内含子中的2个内切酶位点BsmⅠ和ApaⅠ及第9外显子中的内切酶TaqⅠ位点是研究VDR多态性的焦点。凡存在内切酶位点的用小写字母表示,无内切酶位点的用大写字母表示(以下同)。1992年Morrison等首先发现澳大利亚白种人的VDR基因与骨钙素(BGP)水平有关,BB型的人比bb型有更高的BGP。94年他们又发现BB型个体不仅骨密度低,且会更早地发生腰椎和髋部骨折,并认为在决定骨密度的遗传因素中,VDR基因的等位基因变化要占到其中的75%。此后,有关VDR基因与骨密度的报道不断出现,但结果很不一致。 有报道BB型妇女骨丢失速度(2.3%)高于Bb型(1.0%)和bb型(0.7%),在23~68岁的健康日本妇女中,BB型的人骨密度低于bb型1s,且骨丢失速度更快。年青时骨密度最受VDR基因影响,而70岁以后基因对骨密度的影响近乎消失。在我国青年妇女中发现bb基因型的股骨颈骨矿含量明显高于Bb型,老年妇女中也有类似的变化,但无统计学意义〔2〕。 VDR基因型也影响到肠Ca吸收、骨对活性VitD治疗和体力活动的反应性等。在摄入高钙时,BB型和bb型健康绝经后妇女的肠Ca吸收基本一致,但在低钙饮食时,BB型妇女对钙吸收的增加不及bb型。Gennari等也发现BB、tt型绝经后妇女的肠Ca吸收能力低于bb、TT型〔3〕。此外,高钙摄入可能会削弱基因型对股骨颈骨密度的作用,因为发现虽然BB型妇女骨丢失较多,但当BB型妇女在摄入高钙时股骨颈处的骨量丢失不明显,而Bb和bb型的骨密度则不受饮食影响。VDR基因型可能会影响活性维生素D及其类似物的疗效。bbaaTT和bbAaTT的绝经后骨质疏松妇女在经1α-OH-D3治疗后腰椎骨密度上升1%~2%,而BbAATt 型妇女下降1%,BbAaTt型无变化。BB型的人骨量较低,对治疗反应较差,但她们的骨胳似乎对体力活动的反应性与其他基因型无太大差异。绝经前妇女经体育锻炼18个月后,BB、Bb、bb型妇女的骨矿含量增加程度基本相似,分别为2.8%、3.0%和2.0%,但均明显高于不运动的对照组(增加0.8%)〔4〕。 另一方面,也有许多报道没有发现VDR基因型与骨量或骨质疏松危险性的关系。在中国、日本、韩国等东方国家,VDR基因型的分布频率明显不同于白种人,BB型仅占0%~4%,而在白种人中BB型要占10%~20%〔2〕。在中国南方30~40岁的年轻妇女中未发现VDR基因与骨量峰值的关系〔5〕。即使是在丹麦的白种围绝经期妇女中,也没有发现VDR基因型同腰椎或股骨骨密度、骨丢失速度以及骨生化指标之间的关系〔6〕。Houston则作了一个相反的报道,他们认为bb型个体股骨颈骨密度低于BB型0.79s。 造成上述各种报道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种族、环境、生活方式,尤其是摄钙量,研究样本大小、组成等都是不可忽视的因素。VDR基因的作用可能不如先前所认为的那么大,但他肯定对骨代谢有影响。VDR多态性不一定与骨密度有因果关系,但他也许同附近某一未知基因有连锁不平衡。 二、雌激素受体基因 雌激素是提高骨密度,防止绝经后骨丢失的重要因素,人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表面均发现有雌激素受体(ER),这表明雌激素对骨细胞起着直接调控作用。ER基因突变可造成人与动物骨密度下降。一位男性雌激素抵抗患者ER基因第2外显子第157密码子发生了一个由精氨酸

进化基因组学研究进展

进化基因组学研究进展 刘超 (山东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济南250100) 摘要:进化基因组学是利用基因组数据研究差异基因功能、生物系统演化、从基因在水平探索生物进化的学科。随着近年来基因组数据的不断增加,进化基因组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进化基因组学主要包括从基因组水平理解和诠释生物进化和新基因分析研究探索两方面的内容。本文介绍了进化基因组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和较为常用的方法,以及近年来在细菌、酵母、果蝇进化基因组学方面的研究进展。 关键词:进化基因组学系统进化比较基因组学新基因 前言 随着基因测序技术的不断进步以及基因组学的飞速的发展,人们积累了大量的基因组学数据,利用所得的大量的基因组数据与进化生物学相结合,在基因组水平研究生物进化机制,随即产生了进化基因组学(Evolutional Genomics)。 近年来进化基因组学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在研究差异基因功能、生物系统演化、从基因在水平探索生物进化的终极方式等方面有重大突破,对人类理解生命现象和过程有重要作用。 1进化基因组学研究内容 研究系统进化学通常包括两个关键步骤:一方面,在不同物种中鉴定同源性特佂,另一方面利用构建系统进化树的方法比较这些特征,进而重新构建这些物种的进化历史[1]。针对这两个关键步骤,传统系统进化学,常采用基于形态学数据和单个基因研究的同源性状鉴定和重建系统进化树(常包括距离法、最大简约法、概率法)[1]的方法来研究。在目前拥有丰富基因组数据的条件下,我们可以分析基因组数据,利用进化基因组学研究系统进化。

目前进化基因组学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1)在比较不同生物的基因数据的基础上,从基因组水平理解和诠释生物进化;(2)通过对新基因的分析研究探索基因进化过程的规律两个方面[2](如图1)。在进行全基因组进化分析方面,进化基因组学主要集中于构建系统进化树、研究基因组进化策略、研究生物功能变化和进化机制、进化和生态功能基因组学[2]、基因注释的等方面;在新基因方面主要分析基因产生机制和新基因固定及其动力学研究。 图1 进化基因组学主要研究内容 目前进化基因组学的研究有力的解决了一些基础性的进化问题,但也出现了一些未来需要急需解决的挑战。例如生物进化的本质和目前重建系统进化树方法的限制[1]。 2研究进化基因组学的方法 研究进化基因组学的方法主要包括利用基因组数据分析和研究新基因的产生和演化两种。 2.1利用基因组数据进行系统进化分析 利用基因组数据进行系统进化分析,常有基于基因序列的方法和基于全基因特征的方法。(如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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