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和企业家的案例及简析

地方政府和企业家的案例及简析

—摘自：风险发展环境下的困境、对策比较:安徽和广西农村个案,李华俊，陈平, 改革2008(10)

一、恭城案例

广西恭城县，地处桂林附近的石灰岩区，山徒，平地少。1983年，全县农民人均纯收人只有266元，一天不足一元钱。由于当时农村燃料以柴草为主，造成了森林的过度砍伐，生态急剧恶化，严重的影响了经济发展和群众的生活。当地政府根据实际情况，逐渐摸索并推广了“养殖——沼气——种植”的农业发展模式。1990年，“庭院经济”成为了当时的主流。然而，庭院经济虽有保障温饱的生存效益，但发展层次较低，经济规模小，难以提升农民的收入水平。于是，当地政府通过多年的积极引导和规划，根本改变自给自足的小农结构，并在1997年，全县生态农业步入了规模化、基地化发展轨道。

现在恭城农民80%以上收入靠水果。水果的流通渠道直接关系着农民的收人。于是，恭城建立了县城水果批发市场，并积极引导农民协会建立自己的联合经营，而且长期价格不变(每天每人50元，包吃包住)，避免了村民间或村庄间的恶性竞争和淡旺季之间的价格波动，使恭城享有“价廉物美、民风纯朴”的度假声誉，吸引了大批的珠江三角洲游客驾车旅游。如2003年以来，恭城红岩新村不少村民家庭旅游收人已经超过了10万元，部分村庄旅游收人已人的40%以上。

尽管恭城模式的可推广性早就为广西企业家和经济学家所推崇，但是至今没有引起上级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思考题：

1、结合当前农民卖菜难问题，你认为恭城模式的成功因素有哪些？

2、为什么恭城模式不能引起上级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参考答案：

1、农民家庭旅游业的服务收入不如工业容易计量，地方政府政绩的考核基于GDP、财政税收、和引进外资等“统一指标”，而无因地制宜的政绩考量。

2、恭城模式的“链式经济”效益最好，但实现的时间长，需要各届政府之间以及政府和农民企业家之间形成共识，通力合作，避免内部的恶性竞争。

二、赵庄案例

凤阳县赵庄村虽然没有大山，离蚌埠市不远，但和恭城一样，农民生产生活环境较为穷困。2001年，当过村支部书记的企业家赵世来无偿带回大量资金回到家乡建设新农村。他的尝试获得了当地政府的人力支持。

资金首先用于修建全村的公共设施，包括公路、水利。为了规划建设并形成农业生产规模，赵世来在整合土地并承包租种了土地后(承包了全村466.67公顷中的333.33公顷)，规模种植了树木(速生林，该树木10年成材)和大棚蔬菜。闲臵下来的部分劳动力进人他的工厂上班，部分人留在村庄被雇佣管理树木和蔬菜，并且承诺将来所有收人全部作为村级财产。

开始的前两年，全村人均年收人从600元左右激增至2000元以上。村民积极拥护，全县人人羡慕。但如今，当地村民出现了几个顾虑:第一，换届选举后，新的领导班子不再维护百姓利益怎么办？10年后资产归公的承诺能否兑现，如何兑现假如赵的经营模式失败，加人的农民有无退出机制;失去的土地如何要回来？第二，将来赵世来的工厂状况不好要裁员怎么办？对土地整合，农村修路等基本建设投资，当地金融机构都不敢对农业项目贷款，倒愿意给赵的工业项目贷款.使得赵个人的金融风险急剧增加。个人从工业利润的收人造福乡亲的良好愿望难以实现。

鉴于合同的约定，目前村民尚没有实际退出的举动，但态度比较消极。甚至，民间舆论对该企业家的态度也从热烈欢迎转为猜疑低毁，企业家和地方政府皆面临建立长期合作的信任危机。

思考题：

1、案例二中赵庄农民基本不担任何风险，搭企业家赵世来的便车为何也不被看好？

参考答案：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分析“农民企业家”的情况。在我国，农村土地有两个自然特征——位臵固定性和数量有限性，“大包干”后，一个真正想带领普通农民致富的“农民企业家”如果一人承包下规划中的土地(暂不论土地满足的困难性)，自我安排生产流程，效果是难以预测的。因为一旦租用了普通农民的土地，农户便成为了“投资方”，就存在对农业发展的“长期性”和“风险大”的担忧，尤其是对那些自家土地被变更了用途的农户而言，他们的不安全感更甚。一旦外部环境不如农户的预期，村民们容易产生集体违约，而农村土地产权的集体性使得他们容易干涉“农民企业家”的计划，而使得整个项目中断。如果要实现规模经济，至少要求成百上干亩地，而我国人均只有几分地或至多几亩地，因此没有任何企业家或金融家愿意和大量单个农户谈判，迫使大量农民流入城市或外出谋生。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农村要实现规模经济较难。可见，生产本身的风险、外部的金融、政策风险和与其他人的合作风险，“农民企业家”的创业环境相对较差。

案例的经济学反思：

历史上农业资本主义自生的成功发展的仅限于英美国家，后起的新兴国家难以仿效。德国的兴起靠的是农业科学，尤其是农业化学的支持。小规模农业，如法国、日本、韩国要么依靠政府长期保护和补贴，要么如中国香港、新加坡的农产品依靠进口。目前美国农场的平均规模近200公顷。规模经济虽然带来巨大经济效益，也带来较大的金融风险。因为资本密集的农场高度依赖金融贷款。大萧条时期的信用紧缩会导致大批农场破产，把卖不出的牛奶倒掉来维持农产品价格。二次大战以后，美欧用国家财政来维持农产品价格，每年付出大量财政补贴。

中国人均耕地远低于欧美而且大多是山地。自春秋战国以后中国就发展了精耕细作的小农经济，商代类似西欧的农牧混合经济瓦解。中国农民和北方游牧民族的战争，使屯田产粮成为国家安全的基础。这一方面造成重农抑商的中央集权，也造成毁林开荒的生态危机。是中国和西方不同的生态人口约束，导致不同的经济结构和制度安排。

中国农村问题：如何能够突破小农经济的均衡陷阱，找出适合中国生态历史条件的新农村道路？

一种思路：新的科学技术革命，提供了发展规模经济之外的新路，那就是以多样化取胜的范围经济，例如以色列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农业，以发展特色农业赢利。而劳动分工细化的链式经济，例如部分农户专业育种，部分农户专业养幼仔，部分农户专业养大卖肉或卖奶，有的企业或合作社专业采购营销或加工，等等。但是如何整合这样跨行业跨地区的劳动分工和管理相应的市场风险，就成为计划经济和小农经济从未面临的挑战。看不见的手(市场)和看得见的手(政府)如何合作、制衡与互动也是当代经济学着手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