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成龙：“天下廉吏第一”

于成龙：“天下廉吏第一”
作者：天一
来源：《月读》2018年第12期
于成龙（1617—1684），字北溟，号于山，山西永宁州（今山西吕梁方山县）人，清初名臣，《清史稿》卷二七七有专传。

顺治十八年（1661），四十五岁的于成龙出仕，历任知县、知州、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直隶巡抚和两江总督等职。

在他二十余年的官宦生涯中，三次被举“卓异”，以廉洁勤谨的政风和卓越的政绩，赢得了百姓的爱戴，被康熙帝誉为“清官第一”“天下廉吏第一”。

他义不辞难、匡扶天下的责任情怀，为民作主、诚心实政的为官态度，清正廉洁、正以率下的人格风范，以及清俭的家风，至今仍值得我们珍视和借鉴。

清康熙帝赞誉他是“清官第一”“天下廉吏第一”，破例亲自撰碑文并题写“高行清粹”匾额给予褒扬。

乾隆帝数次遣官祭奠他的祠堂，并御书“清风是式”四个字。

清代著名思想家戴震在追述他的生平时则说道：“清严忠直，勤劳治事，官吏无不敬畏，归于廉慎。

”他就是于成龙。

于成龙，字北溟，号于山，山西永宁州（今山西吕梁方山县）人，生于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

于成龙的先祖于渊，曾任知县，政绩卓著。

于氏家族在当地也算大户，但到了于成龙的父亲于时煌时，家境已大不如从前。

于成龙出生后不久，母亲就病逝了，父亲继娶了李氏。

李氏视于成龙如同己出，一家人关系融洽。

于成龙少有大志，在耕读生活中受着正规的儒家教育，目的当然是走科举入仕这条路。

明崇祯十二年（1639），二十三岁的于成龙到太原参加乡试。

当时的考官公然受贿，徇私舞弊。

于成龙便在考卷上痛陈时弊，直抒胸臆。

结果正榜无名，勉强考取了副榜贡生。

副榜贡生相当于备取生，不算中举，但可以参加会试。

会试之后，于成龙以父亲年老为由，放弃做官的机会，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来堡村。

在家乡时，于成龙已有小的声名。

原来，明末盗贼蜂拥而起，乡里居民欲修筑堡寨以作防卫，而堡寨所在的地方正位于于成龙家的祖坟附近。

一个算命先生认为这将对于家的风水不利，于成龙听后却笑着回答：若能保千家万户的平安，独对我家不利，那就是利多而害轻，所以应当修筑。

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出，于成龙思考问题能从大局着眼，关心的是百姓利益。

这与其后来的从政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五年后（1644），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崇祯皇帝自缢于煤山（今景山），明朝灭亡，不久，清军入关，建立了清朝统治。

清顺治四年（1647）至顺治八年，于成龙到太原崇善寺开办的学校学习，但科举又落榜了。

此后，全家生活的担子落到了于成龙身上，为了养家，他整日奔忙，再无时间学习应考了。

顺治十八年（1661），四十五岁的于成龙终于迎来了做官的机会。

由于急需人才，朝廷规定前朝落选的举子可以不经过科考而进京掣签为官。

这实际上是清朝笼络明朝士人的一个方法，被安排抽签的多是不好的职位—不仅俸禄低，而且地方偏远，难于治理。

于成龙抽到的是广西柳州府罗城县知县。

罗城县属于边荒之地，山险水恶，瘴疠甚多。

北方人到这里，大多水土不服。

特别是罗城县民风彪悍，当地人身带刀枪，械斗成风。

第一任县令被土司杀死，第二任县令逃亡，之后一直无人接任。

于成龙不顾家人和亲朋的反对，决定到罗城赴任。

临行前，他对朋友说：“某此行绝不以温饱为念，所自信者天理良心四字而已。

”由于缺少盘缠，他还典卖了些家当，带着5名仆人启程了。

据记载，当时的罗城没有城郭，城内居民不过数家，满目荒凉，甚至没有官衙。

最初于成龙一行只能寄居在关帝庙里，把床安放在塑像后面，以院内积土当作几案，旁边挖坑做饭，炊具也只有一锅一盆。

没过多久，两个仆从就遇瘴病而死;另有两个仆从见此情形，也偷偷逃走了。

在给友人的信中，于成龙写道：“万里唯余一身，生死莫能自主。

夜枕刀卧，床头树二枪以自防。

”
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里，于成龙以坚定的意志，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治理罗城县的事业上。

由于罗城社会秩序不安定，于成龙采取了“治乱世，用重典”的方法，首先建立保甲制，严惩案犯，打击盗贼，规定“盗有犯者立斩之，悬其首于竿”，于是盗贼皆不敢作案。

他又让乡民练兵，在全县搞联防，以应对邻盗的侵犯。

与此同时，于成龙还招募流民开垦荒地，借给百姓耕牛和种子，以恢复农业生产。

他常常深入田间了解农事，奖勤罚惰。

农闲时，他带领百姓修民宅，建学校，筑城墙;对新迁入的人家，他亲自题写楹联，以示鼓励。

当地人见于成龙工作劳苦而生活清苦，便给他送来一些油盐，于成龙则回绝说：“我一人在此生活，用不了这么多东西，你们应该拿回家孝敬你们的父母。

”
在于成龙的治理下，三年之后，罗城县摆脱了混乱的局面，出现了百姓安居乐业的新气象。

于成龙后来说：“我一生得力，在令罗城。

”应该说，罗城是于成龙仕途的起点，他以优异的成绩，赢得了朝廷和百姓的肯定。

康熙六年（1667），因治理罗城有功，于成龙被举荐为广西省唯一的“卓异”（清朝吏部定期考核官员，一般文官每三年、武官每五年考核一次，政绩突出、才能卓越者称“卓异”），并升任四川合州知州。

离开罗城时，当地百姓“遮道呼号：‘公今去，我侪无天矣！’追送数百里，哭而还”。

四川合州在当时也是一个比较贫瘠的地方。

由于明末清初的战乱，人口衰减，但徭役赋役依然很重，百姓生活困苦。

这对新知州于成龙而言，是一个大考验。

他到任后，立即对旧有的弊政和积习进行改革。

按惯例，知州到任后，知府会下帖要求合州送鱼，但于成龙坚决拒绝。

在治理方面，他以招抚百姓为第一要务，首先严禁官吏勒索百姓，然后向上级汇报民间疾苦，将百姓的徭役负担废除了十余件，同时他要求合州下属各县注意为新依附的百姓解决居住和垦
荒中遇到的困难，并亲自为他们规划田舍，申明三年后起科。

不到两年时间，合州人口骤增，荒芜的土地得到了开垦，百姓生活日益改善。

因政绩突出，康熙八年（1669），于成龙又被升为湖广黄冈同知，驻扎在岐亭。

岐亭这个地方山高林密，有好几伙盗贼出没，大白天的就敢外出劫掠。

由于盗贼十分强悍且狡猾，又以报复为能事，所以查办起来十分棘手。

官府若立了盗案，上司就要求限期侦破，如果到期未能完成，便会遭到斥责和惩处，黄冈的地方官为了保住自己的官帽，采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態度，对百姓的报案置之不理。

这样一来，盗贼就更肆无忌惮了，百姓则是苦不堪言，无处申冤。

于成龙到任后，立即着手缉拿盗贼。

为了摸清盗贼的情况和重大案件的来龙去脉，于成龙采取“微服出行”的方法，有时甚至装扮成乞丐，到盗贼的住处，与他们生活一段时间，从而将盗贼的一举一动摸得一清二楚。

据说，他还特意在衣服内缝制了一个布袋，用来放盗贼的名单。

在掌握充足的证据后，他便采取行动，将盗贼绳之以法。

从此，岐亭的社会秩序逐渐稳定，百姓对于成龙表示叹服。

于成龙在黄冈同知任上的举措，深得湖广巡抚张朝珍的赞赏，他举于成龙为“卓异”，这是于成龙第二次被举“卓异”。

朝廷升任他为武昌知府，这一年是康熙十三年（1674）。

正在此时，“三藩之乱”爆发了。

以吴三桂为首的叛军，攻势凌厉，一路北上。

同时，他还派出许多湖北籍的部将，拿着封官的“札书”到湖北策反。

当时，湖北的麻城、大冶、黄冈、黄安的盗贼，都“倚山结寨”响应吴三桂。

麻城县曹家河人刘君孚，曾是于成龙的手下，也得到了吴三桂的“札书”，于是他联络附近的大盗，开始反叛。

在这危急的时刻，巡抚张朝珍想到了于成龙，乃命他前去平叛。

于成龙摸清事情原委后，决定采取“招抚”的方针。

他发出“自首者免罪”的告示，反叛者纷纷投降，“来者日千计”。

随后，他又带着两个随从闯进山寨，大喊：“我那个刘老仆呢？怎么不来见我！”刘君孚听后，赶忙“叩头受抚”，其众数千人皆降。

一场叛乱，就这样被平定了。

张朝珍得知此事后，上奏朝廷，任命于成龙为黄州知府。

此时，黄州也不安定，当地诸盗联合豪强造反，声势浩大。

手下官员劝于成龙退保麻城，于成龙坚定地说：“黄州，七郡门户，我师屯荆、岳，转运取道于此。

弃此不守，荆、岳且瓦解。

”他着眼于大局，清醒地认识到黄州的重要性，于是决定组织乡勇与叛乱者一战。

激战时，于成龙不仅亲临前线指挥，而且身先士卒，带头杀敌，最终将叛乱平定，擒获叛乱首领何士荣。

对于那些主动放下武器投降的盗贼，于成龙则不记旧账，并将他们妥善安置。

尽管战事紧急，但于成龙依然关心民众疾苦，严令禁止在正常赋税之外再行征收，禁止官员之间相互馈送，由此民心大安。

康熙十七年（1678），于成龙被擢升为江防道道员，操练水师。

次年，又被擢升为福建按察使，主管全省的司法案件。

至此，于成龙成为了一名省级大员。

从四十五岁出仕为官，到六十二岁成为省级大员，这十七年间，于成龙做过知县、知州、知府、道員，难能可贵的是，他
以如此高龄在基层任职，却没有丝毫懈怠，也没有打算做一个太平官，而是每到一地，无论任职时间长短，总是竭尽所能，兴利除弊，这真是应了他说的那句“天理良心”！
在福建按察使任上，于成龙逐一纠查，将被冤枉入狱的百姓尽行释放，还集资将被劫掠到军中充当奴婢的良家女子赎出，让她们与家人团聚。

福建巡抚吴兴祚对于成龙的政绩大加赞赏，上书称他为“廉能第一”。

不久，于成龙又被升为福建布政使，成为主管全省财赋和人事的要员。

虽然已是高官，但于成龙依然生活清苦，粗茶淡饭，不铺张浪费，也不收受馈送。

他曾对下属说：“吾生来无他嗜好，布衣蔬食，衣食者免饥寒足矣。

”他还说：“国家之安危，由于人心之得失，而人心之得失，在于用人行政，识其顺逆之情而已。

”
康熙十九年（1680），于成龙升任直隶巡抚，成为管理京畿地区的大员。

他依律惩治贪官，并奏请朝廷赈济灾民。

其间，康熙皇帝还亲自召见了他，并褒奖他为“清官第一”。

不久，康熙皇帝考虑到江南乃赋税重地，必得清廉的能臣前往，方能澄清吏治，有益民生，于是决定任命于成龙为两江总督。

上任伊始，他就颁布了《兴利除弊条约》，包括严禁火耗，严禁私派，严禁馈送，访拿衙蠹以清官场，访拿扒手，严禁审案拖延时日，严禁属下放债，严禁衙役下乡胡作非为，严禁滥收犯人入监，严禁捕役私刑拷问，严禁奢靡，严禁兵丁虚冒等等。

他还作《示亲民官自省六戒》，要求下属官员勤抚恤，慎刑法，绝贿赂，杜私派，严征收，崇节俭。

于成龙常常微服出巡，为的是访查民间疾苦，他自己则“日惟以粗粝蔬食自给”。

有总督率先垂范，两江地区的风俗渐渐改变，人们不再追求华丽的衣着，而是“相率易布衣”，做官的人家也是“减舆从”，江南地区由此“政化大行”。

康熙二十三年（1684），皇帝让于成龙巡视东海事务。

一个多月的海上劳顿，让年近古稀的于成龙不堪重荷，回到督署后大病了一场，数日不食，呕吐不止，不久，便去世了，终年六十八岁。

他的属下在整理遗物时，发现只有绨袍一袭，床头有盐和豆豉数罐而已。

担任两江总督这样的高官，却清贫如此，实不多见。

百姓得知于总督去世的消息，“罢市聚哭，家绘像祀之”。

朝廷赐谥号“清端”。

康熙皇帝则发出“居官如成龙，能有几耶”的感慨;后来又谕大学士等说：“于成龙实天下廉吏第一。

”
举凡我国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必然是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者和代表。

于成龙为官从政时展现出的精神和品格，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廉政文化的内涵，值得我们珍视和学习。

首先是义不辞难、匡扶天下的责任情怀。

于成龙自幼过着耕读的生活，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加之经历了明清易代，使他更关注社会民生，推崇知行合一、经世致用，形成了“为学务敦实行，不屑词章之末”的态度，并在心底涌动着一股匡扶天下的社会责任感。

当他以抽签的方式得到广西罗城知县后，不顾家人和亲朋的反对，毅然决定赴任。

需知，当时的于成龙已经四十五岁了，作为一家之主，上有老母，下有妻小，家庭尚属温饱，本可以阖家团圆，安享太平生活，而不必背井离乡，去贫穷边远且尚不安定的罗城任职。

但他坚定地选择了奋斗的人生旅程。

他选择做知县，不是为了“十万雪花银”，而是出于“天理良心”四个字，他此后的为官经历便证明了这一点。

应当指出，于成龙的选择体现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充分展现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那种位卑未敢忘忧国、以天下为己任的高尚情怀。

其次是为民作主、诚心实政的为官态度。

于成龙为官，体现着强烈的民本思想。

他认为，“官之于民，犹父之于子也。

父不慈则子不孝，官不清则民不良”。

他强调官员必须从“诚”字出发，重官德，养廉耻，对百姓“必时其饮食，体其寒暖，事事发于至诚。

……规其饥寒，勤其劝化，事事出于无伪。

盖无伪则有实心，……若徒外面摭拾一二便民好事，以为得意，亦市名也，其去残忍者几希耳！”
为了摸清盗贼的情况和重大案件的来龙去脉，于成龙采取“微服出行”的方法，有时甚至装扮成乞丐，到盗贼的住处，与他们生活一段时间，从而将盗贼的一举一动摸得一清二楚。

据说，他还特意在衣服内缝制了一个布袋，用来放盗贼的名单。

在掌握充足的证据后，他便采取行动，将盗贼绳之以法。

从此，岐亭的社会秩序逐渐稳定，百姓对于成龙表示叹服。

于成龙在黄冈同知任上的举措，深得湖广巡抚张朝珍的赞赏，他举于成龙为“卓异”，这是于成龙第二次被举“卓异”。

朝廷升任他为武昌知府，这一年是康熙十三年（1674）。

正在此时，“三藩之乱”爆发了。

以吴三桂为首的叛军，攻势凌厉，一路北上。

同时，他还派出许多湖北籍的部将，拿着封官的“札书”到湖北策反。

当时，湖北的麻城、大冶、黄冈、黄安的盗贼，都“倚山结寨”响应吴三桂。

麻城县曹家河人刘君孚，曾是于成龙的手下，也得到了吴三桂的“札书”，于是他联络附近的大盗，开始反叛。

在这危急的时刻，巡抚张朝珍想到了于成龙，乃命他前去平叛。

于成龙摸清事情原委后，决定采取“招抚”的方针。

他发出“自首者免罪”的告示，反叛者纷纷投降，“来者日千计”。

随后，他又带着两个随从闯进山寨，大喊：“我那个刘老仆呢？怎么不来见我！”刘君孚听后，赶忙“叩头受抚”，其众数千人皆降。

一场叛乱，就这样被平定了。

张朝珍得知此事后，上奏朝廷，任命于成龙为黄州知府。

此时，黄州也不安定，当地诸盗联合豪强造反，声势浩大。

手下官员劝于成龙退保麻城，于成龙坚定地说：“黄州，七郡门户，我师屯荆、岳，转运取道于此。

弃此不守，荆、岳且瓦解。

”他着眼于大局，清醒地认识到黄州的重要性，于是决定组织乡勇与叛乱者一战。

激战时，于成龙不仅亲临前线指挥，而且
身先士卒，帶头杀敌，最终将叛乱平定，擒获叛乱首领何士荣。

对于那些主动放下武器投降的盗贼，于成龙则不记旧账，并将他们妥善安置。

尽管战事紧急，但于成龙依然关心民众疾苦，严令禁止在正常赋税之外再行征收，禁止官员之间相互馈送，由此民心大安。

康熙十七年（1678），于成龙被擢升为江防道道员，操练水师。

次年，又被擢升为福建按察使，主管全省的司法案件。

至此，于成龙成为了一名省级大员。

从四十五岁出仕为官，到六十二岁成为省级大员，这十七年间，于成龙做过知县、知州、知府、道员，难能可贵的是，他以如此高龄在基层任职，却没有丝毫懈怠，也没有打算做一个太平官，而是每到一地，无论任职时间长短，总是竭尽所能，兴利除弊，这真是应了他说的那句“天理良心”！
在福建按察使任上，于成龙逐一纠查，将被冤枉入狱的百姓尽行释放，还集资将被劫掠到军中充当奴婢的良家女子赎出，让她们与家人团聚。

福建巡抚吴兴祚对于成龙的政绩大加赞赏，上书称他为“廉能第一”。

不久，于成龙又被升为福建布政使，成为主管全省财赋和人事的要员。

虽然已是高官，但于成龙依然生活清苦，粗茶淡饭，不铺张浪费，也不收受馈送。

他曾对下属说：“吾生来无他嗜好，布衣蔬食，衣食者免饥寒足矣。

”他还说：“国家之安危，由于人心之得失，而人心之得失，在于用人行政，识其顺逆之情而已。

”
康熙十九年（1680），于成龙升任直隶巡抚，成为管理京畿地区的大员。

他依律惩治贪官，并奏请朝廷赈济灾民。

其间，康熙皇帝还亲自召见了他，并褒奖他为“清官第一”。

不久，康熙皇帝考虑到江南乃赋税重地，必得清廉的能臣前往，方能澄清吏治，有益民生，于是决定任命于成龙为两江总督。

上任伊始，他就颁布了《兴利除弊条约》，包括严禁火耗，严禁私派，严禁馈送，访拿衙蠹以清官场，访拿扒手，严禁审案拖延时日，严禁属下放债，严禁衙役下乡胡作非为，严禁滥收犯人入监，严禁捕役私刑拷问，严禁奢靡，严禁兵丁虚冒等等。

他还作《示亲民官自省六戒》，要求下属官员勤抚恤，慎刑法，绝贿赂，杜私派，严征收，崇节俭。

于成龙常常微服出巡，为的是访查民间疾苦，他自己则“日惟以粗粝蔬食自给”。

有总督率先垂范，两江地区的风俗渐渐改变，人们不再追求华丽的衣着，而是“相率易布衣”，做官的人家也是“减舆从”，江南地区由此“政化大行”。

康熙二十三年（1684），皇帝让于成龙巡视东海事务。

一个多月的海上劳顿，让年近古稀的于成龙不堪重荷，回到督署后大病了一场，数日不食，呕吐不止，不久，便去世了，终年六十八岁。

他的属下在整理遗物时，发现只有绨袍一袭，床头有盐和豆豉数罐而已。

担任两江总督这样的高官，却清贫如此，实不多见。

百姓得知于总督去世的消息，“罢市聚哭，家绘像祀之”。

朝廷赐谥号“清端”。

康熙皇帝则发出“居官如成龙，能有几耶”的感慨;后来又谕大学士等说：“于成龙实天下廉吏第一。

”
举凡我国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必然是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者和代表。

于成龙为官从政时展现出的精神和品格，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廉政文化的内涵，值得我们珍视和学习。

首先是义不辞难、匡扶天下的责任情怀。

于成龙自幼过着耕读的生活，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加之经历了明清易代，使他更关注社会民生，推崇知行合一、经世致用，形成了“为学务敦实行，不屑词章之末”的态度，并在心底涌动着一股匡扶天下的社会责任感。

当他以抽签的方式得到广西罗城知县后，不顾家人和亲朋的反对，毅然决定赴任。

需知，当时的于成龙已经四十五岁了，作为一家之主，上有老母，下有妻小，家庭尚属温饱，本可以阖家团圆，安享太平生活，而不必背井离乡，去贫穷边远且尚不安定的罗城任职。

但他坚定地选择了奋斗的人生旅程。

他选择做知县，不是为了“十万雪花银”，而是出于“天理良心”四个字，他此后的为官经历便证明了这一点。

应当指出，于成龙的选择体现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充分展现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那种位卑未敢忘忧国、以天下为己任的高尚情怀。

其次是为民作主、诚心实政的为官态度。

于成龙为官，体现着强烈的民本思想。

他认为，“官之于民，犹父之于子也。

父不慈则子不孝，官不清则民不良”。

他强调官员必须从“诚”字出发，重官德，养廉耻，对百姓“必时其饮食，体其寒暖，事事发于至诚。

……规其饥寒，勤其劝化，事事出于无伪。

盖无伪则有实心，……若徒外面摭拾一二便民好事，以为得意，亦市名也，其去残忍者几希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