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士绅与中国的近代化
沿海地区新士绅群体与中国早期近代化运动
与 近 代 化 运动 之 间 的关 系 入 手
我 们 或许 可 以 对 上述 的 间 题 给 予 一 定 的 解 答
一 个 特 殊 的社 会 群 体
这 一 特殊群 体 主 要 由 以下 几 方 面 的人 员 构成 文 化 事 业 的读 书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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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些 脱 离传 统 科举 道 路 而 转入 新 式 商 业 和 以 及开 关 后 参 与 了 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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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新 式 商 业 和 宗教 文 化 事 业 随 之 夕 拐盏起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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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 引 了 一 批 旧 式 的读 书人 从 事 新 的职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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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 或多 或少 地经 历 了 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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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受 了通 商 口 岸 的 繁 华 和 异 国文 化 的风采
还 有一 些 开 关 后 参 予 了 沿 海 通商 国 防 等事务 的中 下 层 官吏 应宝时
善文
文 人气 息 浓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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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社 会 目为 布衣 名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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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 于 这 一 特殊群 体的 还 有 5 0 年 代 末 江 浙 一 带 因 受太 平天 国 战争 逼 迫流 寓 沪 上 避 难 的 一 些 有 时名 的 士 绅文人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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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吴 县 的 冯 桂芬
“
常州 的赵 烈 文
简析绅士与近代中国
简析绅士与近代中国在中国封建政权结构中，向来是治官之官多，而治民之官少。
从皇权以下六部、各省督抚、州、县，除州县为“亲民”之官外，各级衙门和官员的主要职责是治官而非治民。
而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中国乡村社会呈现出分散聚居和闭守隔绝的状况，在宗族、乡约、乡社系统中，无疑强化了“绅为一邑之望，士为四民之首”的地位。
皇权是神圣的，却不是万能的。
因此统治者们希望绅士既不干预公事，把持官府，又“上可以济国家法令之所不及，下可以辅官长思虑之所未周”。
封建社会长时期的稳定，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中央与地方（具体表现为官、绅、民三者关系）的均衡态势。
而随着晚晴的风云变幻，绅士阶层也不安其位，逐渐走向历史前台，在近代社会转型和变革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各地方人士知官兵之不足恃，起而联团，捍御保卫桑梓者极众”，绅士充当了他们的实际领导。
尽管清王朝试图由官府总揽大权，但“办理团练……尤在乎公正绅士认真办理。
盖官有更替，不如绅之居处常亲；官有隔阂，不如绅之见闻切近，故绅士之贤否关乎团练之得失甚巨”。
地方团练的发展壮大使绅士阶层势力扩大，许多地方官仅仅成为绅士的“监印”，而无法直接插手地方公务，胡林翼曾言“自寇乱以来，地方公事官不能离绅士而有为”。
面对近代中国的“千古变局”，士的正人心、端风俗的传统作用尤其苍白无力。
“士绅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只作为封建政治的附属物和补充，而是自觉地以国家成员一分子的姿态投入各种社会活动，着眼于社会文明与国家富强；其社会功能主要已不再是维护传统，而是改造传统”。
第一，“兵战不如商战”的现实，“经世济民”的社会职责，使部分士绅弃士从商。
甲午战争之前，盛宣怀等一批洋务官绅经营近代企业，是由绅向商流动的开始。
而后在民族资本企业创建热潮中，官、绅向商人（企业主）的流动已是极普遍了。
“近来吾乡风气大坏，视读书甚轻，视为商甚重。
才华秀美之子弟，率皆出门为商，而读书者寥寥无几。
甚且有既游庠序，竟弃儒就商者……当此之时，为商者十八九，读书者十一二”。
晚清陕西士绅政治倾向的变迁
晚清陕西士绅政治倾向的变迁胡俊生近代中国是一个急剧变动中的社会,晚清时期的陕西也同样经历着剧变的洗礼。
生活的变迁、结构的错动必然导致观念的变化。
陕西士绅身处这样一个变动着的社会中,其思想观念、政治倾向也随着社会的转型而变迁。
陕西地处祖国腹地,从先秦至隋唐一直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文化积淀相当厚重,陕西士绅也正是在这样一种文化环境中孕生。
明清以来,关中地区虽渐失政治、经济中心的地位,但是文化、思想却没有因此而跌入低谷。
关学的渐次发展,使得陕西士绅逐渐形成了经世致用、维护正统的政治倾向。
由于关中地区相对闭塞的地理环境和其他因素的影响,使得关中士绅的思想趋于保守。
在清廷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回民起义和捻军起义中,士绅们纷纷组建团练、修建堡寨、执戈上马,长安士绅柏景伟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代表。
他不但统筹关中三府二州的团练,而且还主持修筑堡寨事宜,并亲为之制定了详细的 修筑堡寨章程!,包括堡寨修筑、经费筹划等都作了细致入微的22∀历史文化∀规划。
另外,他还亲率团练攻打董志塬。
有些不正式从事军事活动的士绅也纷纷慷慨解囊,捐钱捐物,资助团练、堡寨事宜。
如蒲城士绅张霖润,原本富家,后闻#军事孔亟,当道劝捐筹饷∃,即#慨然输巨资∃,以至于#家计渐落∃。
若有士绅被俘,直面逆#贼∃,即破口大骂而被杀,更不用说投降起义军了。
可见,在他们心中,那种正统的#忠节∃观十分强烈。
这些事例在宋伯鲁等撰的续修陕西省通志稿∀孝义!中随处可见,不胜枚举。
事物总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当国内外形势、社会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陕西士绅头脑中的那种被奉为#不易之论∃的政治倾向也在悄然发生转变。
1895年,在甲午战争中,中国战败,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堂堂中华上国居然被一个长期向自己进贡的弹丸岛国打败,此种羞辱震醒了陕西士绅虚骄自大之梦,他们开始思索这一事件背后隐含的事实,开始萌发求变的思维。
1895年,维新运动兴起,不但陕西在京的官员像宋伯鲁、李岳瑞参与其中,而且,陕西地方的士绅也各抒己见,纷纷提出自己的变法主张,刘光(古愚)便是其中的一位。
士绅与商人对中国近代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研究
士绅与商人对中国近代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研究近代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离不开士绅与商人的贡献。
士绅与商人在不同领域以及各自的责任范围内，为中国近代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
本文将依次从士绅与商人的教育、农业、工业和慈善事业几个方面探讨他们在中国近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角色。
首先，士绅与商人在教育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
士绅作为当时的学者和知识分子，致力于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推广。
他们通过自身的学问和经验，培养了一批才华横溢的学生，推动了新知识的传播和创新。
同时，商人作为社会中的实践者和创业者，也对教育事业有所贡献。
他们捐资办学、设立奖学金，为社会培养了许多有才华的年轻人，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人才支持。
其次，在农业方面，士绅与商人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士绅作为地方的知名人物和乡村的精英，具备较高的知识和社会地位。
他们在农业生产中，推行先进的耕作方式和技术，引导农民创新思维，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商人方面，他们通过种植业和农业生产的投资，改善了农村经济，拓宽了农民的收入来源。
士绅与商人的共同努力，使得中国农业得以传统方式的基础上，朝着一种更加先进和高效的发展方向。
第三，在工业领域，士绅与商人的贡献也是显而易见的。
士绅是中国近代的知识分子阶层，他们在工业发展中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他们积极向西方学习新的科学知识和技术，将其引入中国，并传播给其他人。
商人们则在工业发展中发挥了引领作用。
他们积极引进先进设备和技术，提升生产力，并在制造业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士绅与商人的携手合作使得中国的工业逐渐崛起，为中国的经济发展铺平了道路。
最后，士绅与商人在慈善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士绅和商人作为社会的精英，具备较高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力。
他们积极参与慈善事业，为贫困地区捐款捐物，建设学校和医院，改善了社会的教育和医疗水平。
同时，他们也在社会公益事业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通过资助、捐赠、赞助等形式，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综上所述，士绅与商人在中国近代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清朝的统治与近代化改革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
清朝的统治与近代化改革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1644年-1912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它的统治对中国的历史与近代化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从清朝的统治特点、近代化改革以及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三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清朝的统治特点清朝的建立标志着封建王朝的替代，它的统治特点与以往王朝有所不同。
首先，清朝是少数民族建立并统治的王朝，其创始人是满洲族的努尔哈赤。
其次，清朝采取了满洲文化与汉文化相融合的治理模式，建立了旗人与汉人两个统治阶层。
在社会阶层方面，清朝十分重视士人，实行科举制度，并将士人分为乡试、会试与殿试三个层次，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清朝统治提供了稳定的社会基石。
此外，清朝还采取了全面的封建官僚制度，设置了一系列的官职，并严格规定了各级官员的权力范围与等级制度。
二、清朝的近代化改革在清朝的统治中，也发生了一系列的近代化改革尝试，尽管这些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封建体制的束缚。
首先，康熙与乾隆时期的改革是清朝近代化改革的开端。
他们在税制、法律、军事、农业等各个领域都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有效地巩固了清朝的统治地位。
其次，咸丰与同治时期，清朝逐渐面临着内忧外患的挑战，也促使着改革的进行。
清政府实行了后妃领导制度，推行了洋务运动，引进了西方的武器与科技。
然而，这些改革多数仍属表面上的改革，并未真正突破封建体制的桎梏。
三、清朝的影响清朝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在近代化改革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首先，清朝的统治特点为中国历史提供了一个独特的阶段，它对于中国封建制度的演变与延续产生了重要影响。
其次，尽管清朝的近代化改革多数未能深入，但它为中国后来的改革开放奠定基础。
清末的洋务运动以及后来的戊戌变法都为中国的近代化奠定了基础，并为中国走向崭新的时代奠定了思想基石。
最后，清朝也为中国的领土整合与民族意识觉醒提供了契机。
康熙与乾隆统治时期的版图巩固与清廷对少数民族的统治都为中国边疆的稳定与统一做出了重要贡献。
试析晚清士大夫思想近代化
试析晚清士大夫思想近代化摘要：晚清士大夫在民族危机、传统思想束缚的历史背景下艰难地开始了思想近代化进程。
并在这种危机不断加深和资本主义日渐发展的现实环境下将这一进程推向深入。
特殊的历史与现实，既为士大夫思想近代化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也决定了这一进程的绚丽多姿。
而士大夫阶层作为当时最富势力的阶层，其思想近代化必然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推动晚清社会近代化的进程，并产生深远而积极影响。
关键词：晚清士大夫思想近代化在中国的古代和近代,对知识分子的习惯称呼是“士大夫”。
长期以来,这个阶层是维护中国传统政治于不坠的坚定支柱。
当西方列强汹汹东来之时,其“坚船利炮”不仅仅粗暴地打碎了天朝上国的壁垒,还有力地冲击了士大夫阶层心灵。
由此,转变观念认识遂成为一部分思想先进的士大夫不能不直面的重要课题。
他们担当国运,挽衰世颓波于一振,由洋务、维新走向革命,最终自觉不自觉地完成了向近代知识分子的转化。
一个多世纪以来,士大夫阶层所奋斗和追求理想的过程从本质上说就是思想近代化的过程。
研究晚清士大夫思想近代化进程不仅仅有利于深化我们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认识，而且对于今天加快改革开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无裨益。
一、有利的历史与现实因素马克思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社会存在的变化决定社会意识的变化。
因此，考察社会意识、人的思想的变革必须寻找其根植的深厚土壤。
我们应该看到晚清士大夫思想近代化决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而是有着有利的历史与现实因素的。
具体的分析，主要有如下几点：（一）“通经致用”的务实学风为士大夫思想近代化提供了开放、务实的文化心理。
清初，汉宋二学互相攻讦，视同水火。
结果，使士大夫陷入空疏无用的所谓“学问”之中，于国计民生毫无裨益。
道光间，社会的危机日益严重，一些关心社会现实的有识之士，提出了汉宋调和论，以图挽救儒学的命运，进而改变士林风气，挽救社会危机。
主张“贯经术、政事、文章为一”，“以求为有体有用之需” 。
这样，汉宋调和又自然引出“学以致用”的经世思想。
士绅阶层与晚清民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专题论文・士绅阶层与晚清“民变”———绅民冲突的历史趋向与时代成因王先明内容提要 在持续不绝的晚清“民变”风潮中,绅民冲突呈现出日趋频繁和激烈的走向。
日渐突出的绅民冲突,凸现着中国社会结构的深层变动。
在从传统走向近代的体制变迁过程中,传统士绅阶层被直接推向了基层社会权力重构的中心,形成了占据地方各项权力资源的士绅———权绅。
由此形成的绅、民利益及其关系的冲突和恶化,构成了晚清以来地方社会“民变”大潮持续涌动的基本原因之一。
晚清“新政”构成绅权“体制化”扩展的制度性基础,而权绅的“体制化”也就构成了“民变”或“绅民冲突”的制度性根源。
关键词 晚清 士绅阶层 民变 绅民冲突近代中国带着历史的屈辱(《辛丑条约》的订立)走入了20世纪。
逃亡在外的清政府尚未及返回北京即在西安宣布“变法”,意图推行新政,刷新政治,以收拾人心,救治危机。
然而,危象蜂起的社会变乱不仅昭示出新世纪特有的深层社会危机,而且颇具反讽意味的是,“新政”本身也构成了“民变”风潮的动因。
“民变”风潮迭起不仅呼应着有组织的革命党人和立宪党人的政治吁求,成为制约和影响20世纪初期中国历史运行基本构架的因素之一,而且它自身展示出日趋清晰也日渐突出的绅民冲突,凸现着中国社会结构的深层变动。
以往学界对于民变的研究更多关注的是民变的类型、参与主体的成分及其对于革命条件形成的作用等问题,而对于隐伏在民变背后的深层社会结构变动问题则甚少关注。
大革命时期乡村社会矛盾的爆发以“打倒土豪劣绅”为目标而展开,并非只是国民党或共产党政治动员的结果。
显然,如果乡村社会矛盾没有一个相当长期的历史累积,如果传统的官—绅—民利益关系没有发生结构性失衡,又如何揭橥出大革命时期“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政治口号?从晚清“毁学杀绅”事件中形成的“绅民”利益冲突,到大革命岁月里“打倒绅权”的政治诉求之间,蕴含着基于社会制度变迁而形成的利益关系分化与重构的结构性社会变动。
对于重大历史事变爆发的精确理解和深度把握,应该更多地依赖于对于事变孕育的漫长进程的剖析。
中国近代史名词解释士绅
中国近代史名词解释士绅
中国近代史中的“士绅”，是指在封建社会晚期至近代以来，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社会地位及经济实力的乡村或城镇地主阶层。
士绅群体主要由科举出身的官员、退职回乡的官僚、地方上有声望和文化的读书人以及富裕的地主等构成。
他们不仅拥有较为丰富的知识与较高的社会地位，而且在地方社区中承担着管理和协调的重要角色，对地方教育、公益事业、风俗教化等方面有重大影响。
在近代社会变革过程中，士绅阶层是传统与现代、国家与乡村之间的重要桥梁，既参与了晚清的改良运动，也介入了民国时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活动，在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扮演了复杂而关键的角色。
同时，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封建制度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特殊产物和重要推动者。
晚清作家从“士”向“知识分子”的现代转化
晚清作家从“士”向“知识分子”的现代转化“士”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人的通称，是“读儒家经典的知识分子，在唐、宋、明、清时期，特指获有进士、举人、贡生、生员等功名的人”①。
知识分子是既有专业知识，又运用自己的知识为公众谋福利的人，是人类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等）的维护者，是社会弊端的批判者。
知识分子作为个体批评者，其活动舞台是公众，知识分子的身份最终得以在公众中被确认。
晚清作家处于从士人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过程之中，他们身上既有传统“士”人的许多特征，又有现代知识分子的许多新因素，二者融合于一体。
因此，我们称他们为“士－知识分子”，而不是“士—知识分子”，更不是“士——知识分子”。
“士——知识分子”不能表示一个概念，只是表示两个名词及其相互关系。
“士—知识分子”可以表示一个概念，但它难以表达“士”与“知识分子”二者结合的密切程度。
只有“士－知识分子”既可以表示一个概念，更能表达“士”与“知识分子”的有机结合，尤其能表达出处于社会转型之际晚清作家（文人）的本质特征。
一、从旧学向新学转变中国士人从旧学向新学转变自明末清初就开始了，那时主要是在西方耶稣会传教士帮助下进行，传教士的活动自始至终都存在强烈扭曲的倾向，因为他们只是根据自己的主观意愿重塑中国士人，以符合他们的要求，“传教士是以自己为模式来培养能取代士大夫的新知识分子，他们要求中国的新知识分子有着完全不同的知识结构，能够充分了解西方，感觉到西方比中国优越。
因此，他们必须把西方近代的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灌输给新知识分子，帮助他们起来反对封建士大夫”②。
然而，传教士的培养方式收效甚微，不过他们的活动加速了中国士人的现代转化进程。
传教士的文化活动表现的是外力作用的转化形式，而中国士人自觉吸收新学所表现出来的是内力转化形式，其效果更直接影响更深远，从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王韬到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等都是发自内心地求新求变。
梁启超的知识结构与传统的士人不同，它既包含旧学，又包含新学；既具有中学，又具有西学。
晚清绅士群体的城市化
有一诸生，所居住的只有“环堵之室，半亩之宫”，但是“手一卷书，老而不辍”，虽然他的著述不传于后世，其学说不见效于当时，但“志行修法，不可废也”[5](p1)。有一个叫秦京的拔贡生，“家贫无子，皓首穷经”，80岁时还赴省闱。[5](p3-4)范正，岁贡生，“多疾苦，读书至呕血，不辍”[5](p7)。李培滋，岁贡生，“为文古奥，尤工书法，年八十余，犹手不释卷，日以吟咏自适”[5](p8)。陈燮锋，举人，“家故贫”，“于学虽严寒酷暑不辍，夜读辄漏尽始就枕”[5](p24)。
士绅与商人对中国近代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研究
士绅与商人对中国近代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研究中国近代历史是一个巨变的时期，经历了数十年的战乱和社会动荡。
然而，在这个动荡的背后，士绅和商人的贡献不可忽视。
他们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推动了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
首先，士绅在中国近代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士绅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地位崇高，他们通常是当地的太守、知府或者地方官员。
他们是地方社会的精英，掌握着相当的权力和资源。
士绅们利用他们的权力和资源，推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他们投资兴办学校、医院和公共设施，改善了人民的生活质量。
例如，浙江的徐宝善、郑观应等士绅利用他们的财力开办了很多学校，提供了教育的机会，推动了人们的普及教育。
其次，商人是中国近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中国商人在这个时期经历了很多变革和转型，但他们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他们是商业活动的主要参与者，他们不仅仅是商品的买卖者，更是商业交往的主导者。
商人们利用他们的商业技巧和商业网络，促进了商品的流通和国内贸易的发展。
他们在金融领域的活动也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推动力。
例如，香港的李鸿章经商资本积累丰厚，曾帮助清政府缓解财政危机，成为当时中国政府和商界的重要人士。
此外，士绅和商人还积极参与了救亡图存运动，保卫国家的独立和尊严。
他们捐款赈灾、捐资助军、组织义勇军，积极参与到国家的抵抗和振兴运动中。
他们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强调社会责任和国家利益，为中国的独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然而，即使士绅和商人在中国近代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也面临着一些困境。
一方面，士绅和商人的利益和地位常常受到政治动荡的影响，他们不得不与权力斗争和面对政治压力。
另一方面，士绅和商人传统观念的束缚也限制了他们对现代经济的积极参与。
他们往往重视世袭门第和家族观念，对于新兴的资本主义经济秩序不太适应。
因此，士绅和商人的贡献也存在一定的限制和不足。
总的来说，士绅和商人在中国近代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晚清士绅与中国的近代化
作者： 贺跃夫
出版物刊名：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页码： 75-82页
主题词： 士绅;绅商;学绅;分化;重构;近代化
摘要： 本文概要地阐述晚清士绅演变及分化的原因、途径、局限及对中国近代化的影响,认为19世纪下半叶士绅对近代化的挑战回应迟滞,20世纪初年在清朝新政与宪政背景下的演变,导致这一群体的分化与重构。
作为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中坚阶层,晚清士绅群体的动态对这一阶段中国的近代化有不可忽略的重大影响。
士绅在清末新政与宪政中的广泛参与,一方面有利于变革向基层社会的延伸和扩大;另一方面,由于掌握新的政治、文化教育及经济设施的士绅自身的近代化程度有限,也给清末的近代化进程带来多方面的负面影响。
晚清至抗战前士绅与江苏农业近代化研究
晚清至抗战前士绅与江苏农业近代化研究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数千年来农业就一直是中国人的根本生计。
大多数中国人都是农民,国民生产总产值的大部分也都来自农业,这就是中国人生活的实质。
只有农业发达了,中国现代化的最终实现才是有希望的。
在以农立国的传统中国,农业发展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如何实现近代化或现代化的问题。
推动农业近代化的力量有很多,士绅便是其中一支重要力量。
由他们来组织和领导农业改良,推动农业的近代转型,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也是历史赋予他们的重任。
江苏是中国南方“精耕细作”农业的典型代表,也是传统农业向近代农业转型比较成功的地区。
同时,它也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鱼米之乡,有着良好的农业资源和禀赋,传统农业比较发达,是近代中国农业商品化程度较高、农业资本主义产生较早、受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入侵影响最大的地区之一。
此外,江苏地区还是西学东渐中的一个重要港口,士绅阶层较早受西方农学的影响,其开明程度以及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明显高于国内其他省份。
研究士绅对江苏农业近代化的影响,可以为当今江苏乃至中国农业的现代化起到一定的历史借鉴作用与启发意义。
论文以士绅为视角,以农业近代化为研究主线,系统探讨了鸦片战争后中国传统农业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江苏士绅对近代化农业的认识、译介及倡导,并考察了士绅对推动江苏农业科研、农业经营管理方式、农业教育及农业技术的近代化所起的作用,最后分析了江苏士绅近代化农业实践的动因、成效及历史局限性。
研究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历史学的分析和综合、演绎和归纳研究法,成为本课题解释历史和行文的基本工具,并结合现代化的理论方法。
同时,由于研究对象是近代士绅和近代农业,所以历史文献法便成为最基本的研究方法。
通过对有关近代士绅及江苏农业的档案、专著、期刊、报纸等历史文献资料的爬梳、整理和研究,尽可能准确地还原士绅在江苏农业近代化中的地位与作用。
这既是选题的学术价值所在,也是论文企求达到的学术目标。
晚清士绅与中国的近代化
晚清士绅与中国的近代化近代化作为1个历史发展进程，它的启动，首先有赖于“近代性的挑战”和“近代化领导的强固”。
前者是指近代的观念与知识、技术的出现，使传统社会的基本信条渐受挑战；后者则是指权力从传统领袖手中转入近代化领袖手中。
对东方国家来说，近代化不是传统社会自身发展的产物，而是外来冲击的产物，因而近代性的挑战表现为西方资本主义东来的冲击与挑战，使东方民族不得不为挽救民族危亡而选择近代化之路。
这种被迫的选择，意味着承担启动近代化之责者只能是来自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和有文化修养的传统精英群体。
他们在整个社会尚未自觉的情况下，发动和领导本民族进行近代化变革。
在这类国家，传统精英群体自身的近代化，既是近代化变革的1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整个民族走向近代化的先决条件。
本文试图通过考察晚清士绅的演变，从1个侧面来探讨清末民初中国近代化受挫的原因。
1、迟滞的回应在中国的前近代社会中，士绅是1个具有独特的社会地位与多种社会功能的群体，他们既是知识精英集团，也是政治精英集团。
作为国家官吏的来源，士绅属于统治集团的成员，享有法律、政治及经济等方面的特权，与皇权有1致的利害关系，2者相辅相成；但作为“4民”之首，他们又是“民”的代言人，是地方利益与家族利益的政治代表。
士绅群体的这种双重属性使其在国家政权与基层社会之间承上启下，起到维持政体与社会整合的作用。
可以说，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绅权与皇权的相互平衡与有效的运作是社会政治体制维持稳定的重要前提。
19世纪中叶以来，朝代衰落的传统历史变局与西方列强入侵的新的历史变局同至，为应付内忧外患的双重挑战，传统的社会政治体制正经历着或隐或显的变化，作为这1体制中坚阶层的士绅，亦相应有所变化。
这表现在士绅群体的规模扩大，地方绅权大大增加。
清朝政府为挽救太平天国运动沉重打击的灭顶之灾，以奖励功名、官衔及科举学额等手段来鼓励士绅组织团练，镇压动乱，因而太平天国以后，士绅的人数增加了约32％(Chung-liChang，The Chinese Gentry，Studies on Their Role in 19th Century，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55P.164。
士大夫阶层与中国的近代化运动
作者： 刘申宁
作者机构： 中共广东省深圳市委党校
出版物刊名：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页码： 112-119页
主题词： 士大夫;知识分子;近代化运动
摘要： 由传统的士大夫阶层向近代知识分子的转变，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方面。
这一转变，迫于汹涌东来的西潮，以救亡图存为号召，士人相率而起，或以中学抵御西学，或弃旧学奔向新学，路途虽异，但皆为不断迭起的高潮所裹挟。
高潮过后便是急剧的转折，由洋务而改革，又由改革而革命，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日益激进的步伐终于走上了否定自己和传统文化的道路。
这一巨变，带来了２０世纪中国农民运动的凸显，以及由士大夫阶层转变而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日益边缘化。
晚清至抗战前士绅与江苏农业近代化研究的开题报告
晚清至抗战前士绅与江苏农业近代化研究的开题报告题目：晚清至抗战前士绅与江苏农业近代化研究一、选题背景晚清至抗战前期是中国现代化的关键时期。
在这一时期，中国经历了一系列重大的政治、经济、文化变革，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江苏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最为活跃和人口最集中的省份之一，在这一时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江苏农业近代化的发展过程中，士绅阶层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值得深入研究。
二、研究意义通过对晚清至抗战前士绅与江苏农业近代化的研究，可以深入了解该时期江苏农业近代化的发展历程和特点，了解士绅阶层在其中的作用。
还可以对江苏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提供经验借鉴。
三、研究内容及方法1.研究内容本研究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1）江苏农业近代化的发展历程和特点研究；（2）江苏士绅阶层的构成、社会地位和政治生活；（3）江苏士绅阶层在江苏农业近代化中的作用。
2.研究方法本研究采用文献资料法、历史资料法、案例研究法等方法进行研究，并结合比较分析的方式，从不同的角度对江苏农业近代化的发展历程和士绅阶层的作用进行分析。
四、预设问题1.江苏农业近代化在晚清至抗战前期的发展特点是什么？2.江苏士绅阶层的构成与社会地位有哪些特征？3.江苏士绅阶层在江苏农业近代化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4.江苏农业近代化中存在的问题有哪些？如何解决？五、研究计划1.第一阶段：资料查阅和收集（3个月）（1）查阅有关江苏近代史、江苏农业近代化和江苏士绅阶层的书籍、论文和资料；（2）建立文献资料库，并对收集的资料进行整理和分类。
2.第二阶段：研究发展历程和特点（6个月）（1）根据收集的资料，梳理江苏农业近代化的发展历程和特点；（2）通过对江苏农业近代化的研究，探讨江苏士绅阶层在其中的作用。
3.第三阶段：研究江苏士绅阶层（6个月）（1）深入研究江苏士绅阶层的构成与社会地位；（2）研究江苏士绅阶层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表现和作用。
4.第四阶段：研究问题与写作（3个月）（1）总结江苏农业近代化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方案；（2）完成论文撰写，并提交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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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士绅与中国的近代化
近代化作为1个历史发展进程，它的启动，首先有赖于“近代性的挑战”和“近代化领导的强固”。
前者是指近代的观念与知识、技术的出现，使传统社会的基本信条渐受挑战；后者则是指权力从传统领袖手中转入近代化领袖手中。
对东方国家来说，近代化不是传统社会自身发展的产物，而是外来冲击的产物，因而近代性的挑战表现为西方资本主义东来的冲击与挑战，使东方民族不得不为挽救民族危亡而选择近代化之路。
这种被迫的选择，意味着承担启动近代化之责者只能是来自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和有文化修养的传统精英群体。
他们在整个社会尚未自觉的情况下，发动和领导本民族进行近代化变革。
在这类国家，传统精英群体自身的近代化，既是近代化变革的1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整个民族走向近代化的先决条件。
本文试图通过考察晚清士绅的演变，从1个侧面来探讨清末民初中国近代化受挫的原因。
1、迟滞的回应
在中国的前近代社会中，士绅是1个具有独特的社会地位与多种社会功能的群体，他们既是知识精英集团，也是政治精英集团。
作为国家官吏的来源，士绅属于统治集团的成员，享有法律、政治及经济等方面的特权，与皇权有1致的利害关系，2者相辅相成；但作为“4民”之首，他们又是“民”的代言人，是地方利益与家族利益的政治代表。
士绅群体的这种双重属性使其在国家政权与基层社会之间承上启下，起到维持政体与社会整合的作用。
可以说，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绅权与皇权的相互平衡与有效的运作是社会政治体制维持稳定的重要前提。
19世纪中叶以来，朝代衰落的传统历史变局与西方列强入侵的新的历史变局同至，为应付内忧外患的双重挑战，传统的社会政治体制正经历着或隐或显的变化，作为这1体制中坚阶层的士绅，亦相应有所变化。
这表现在士绅群体的规模扩大，地方绅权大大增加。
清朝政府为挽救太平天国运动沉重打击的灭顶之灾，以奖励功名、官衔及科举学额等手段来鼓励士绅组织团练，镇压动乱，因而太平天国以后，士绅的人数增加了约32％(Chung-liChang，The Chinese Gentry，Studies on Their Role in 19th Century，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55P.164。
)。
更为重要的是，普遍的团练自救运动使地方权力进1步落入士绅
之手，皇权与绅权的平衡开始向绅权倾斜。
这1重大的历史变局虽然主要局限于传统的体制之内，但另1方面已包含着新的变革的历史契机。
因为皇权衰落意味着清朝对士人意识形态控制的松驰；绅权的上升、“内轻外重”局面的形成促使大1统的中央集权政治走向多元化，这在过去只是改朝换代的征兆，在近代则为自下而上的革新势力的兴起创造了历史前提。
同1时代的日本即有类似的情形。
幕末的日本，政治多元化。
尤其是西南雄藩为解救财政危机和应付新的变局而推行的藩政改革，均为倾向维新变革的中下级武士的崛起提供了有利的历史契机。
他们始而倡导并致力于尊王攘夷运动，继而转向勤王倒幕，实行维新开国，终而成功地实行了明治维新。
由维新武士们构成的明治政权成为促进日本国家与社会迅速走向近代化的有力杠杆。
事实上在同1时期中国也出现了近代化变革的时机，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冲击，士绅群体中已分化出1些开眼看世界的先驱和主张效法西方进行维新变革的早期维新思想家。
但与日本不同的是，他们的维新变革主张还只是停留在纸面上，难以从最有可能转化为革新势力的士绅群体中获得认同与共鸣，从而缺乏付诸实行的社会势力。
如果说日本幕末的武士是以对外患的关注为核心产生效法西方进行维新变革的意识的话，那么可以说，同时代的中国士绅主要是为内忧所困挠，缺乏学习西方进行变革的意向。
据统计，在太平天国运动鼎盛的19世纪50至60年代，各地民众的起义及骚动事件达3千多次(Frederic Wakeman Jr.and Carolyn Grant eds.，Conflict and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ina Press，1985，P．190。
)。
在普遍而强烈的内乱的冲击下，士绅社会关注的核心是儒家的社会秩序和地方社会的安宁稳定，这与他们的社会政治地位与经济利益息息相关：前者使他们个人及家庭的目标得以实现，后者是维护和扩大其既得利益的保障。
因而他们办团练平内乱，大而言之是维护名常纲教，曾国藩的著名的《讨粤匪檄》正是以此相号召；小而言之是“自卫身家”。
外患的冲击还只局限于沿海地区，远不足以威胁到士绅的生存环境和切身利益。
在文化教育方面，传统社会的文化教育与政治的1体化结构使士绅难以对西学东渐作出积极的回应。
1860年代以来，由洋务派及外国传教士开办的以传授西方语言与科学技术知识为主的新式学堂业已出现，但士绅群体对新式教育大多
持冷漠乃至抵制的态度，不屑1顾。
1892年郑观应称，洋务学堂“世家子弟皆不屑就，恒招募篓人子弟及舆台贱役之子入充学生”(朱有■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89页。
)。
这样直到19世纪末，西学仍不能突破以传统书院和科举为代表的正统官学而影响及士绅。
这不仅使中国从传统教育到近代教育的转型姗姗来迟，与日本相比，至少延误了30年(参见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中译本，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6页。
)，而且亦使清末士绅群体自身知识结构的转型迟迟不能实现，像日本幕末部分中下级武士通过接受洋学教育而转变为维新志士的士绅，在1890年代以前的中国，尚属凤毛麟角。
2、清末士绅演化的轨迹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危机空前严重。
各地此伏彼起的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频繁活动，更使清朝统治者面临灭顶之灾的统治危机。
在形势的逼迫下，清朝政府不得不实行新政，筹备立宪，由此引起1系列的连锁反应，也促使士绅群体向近代化迈出了艰难的步履。
从人的社会化的角度来看，促使传统社会中的人群走向近代化的环境因素有3：其1是近代教育，其2是与工业化大生产相关的职业或其他近代化事业，其3是大众传播媒介。
20世纪初年的近代化变革在上述3方面都形成了有利于士绅转向近代化的有利环境。
从教育方面来看，清末废科举、兴学堂等教育变革，对整个传统的社会政治体制造成巨大的冲击，其意义远远超出文化教育领域。
以至于有的学者认为，“1905年是新旧中国的分水岭，它标志着1个时代的结束和另1个时代的开始”(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38页。
)。
这1变革对作为传统知识精英的士绅的冲击尤为直接，成为大批士绅转向新式教育的起点。
20世纪初年不少有传统功名的士绅卷入出洋留学的热潮之中，专为中国留学官绅设立的日本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4、5年间接纳中国的留学官绅就达1868人，其中有约10％是有进士功名者，甚至还包括3名状元(法政大学史料委员会编：《法政大学史料集》第11集，东京1989年版。
)。
国内新式学堂的兴起也为士绅接受近代教育提供了机会，据清朝官方的报告，“各省初办学堂，……学生率皆取诸原业科举之士”(舒新城：《近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