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师《中国古代文论》离线作业

华师《中国古代文论》离线作业

1、先秦文论的主要成就有哪些？

答：先秦儒家和道家在文学理论方面都进行了积极探索，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概念，两千多年来，一直影响着我国的文学创作实践，奠定了中国文学理论的基础，确立了中国古代文论的品性。其主要成就表现在：第一，主张文学表现真情，反对虚情假意；第二，重视艺术修养和语言表现技巧；第三，在内容和形式上，孔子提出了“文”、“质”互依的理论；第四，注重“言意”关系；第五，庄周提出的“天籁说”，不仅规定了我国抒情文学和音乐的最高境界，也反映出对诗歌形式的最关键因素——节奏的深刻认识。另外，道家的“齐(斋)以静心”、“乃凝于神”、“以天合天”、“指与物化”等思想，对后人研究酝酿、构思、形成最佳的文学创作状态等有很大的影响。

2、请谈谈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

答：1）、发愤著书是司马迁也是汉代最重要的文论命题。《太史公自序》云：“《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司马迁指出，“愤”是作家“意有所郁结”的情绪状态，即心理受压抑而不得伸展的状态。作家怨愤郁结，“不得通其道”，从而借创作发挥疏通，以恢复心理平衡.

2）、“发愤著书”的理论意义及价值。

其一，揭示了“愤”是作家创作的心理动力。作家“愤”而著书，创作动力在于内心的“愤”情。这种动力具有极大的心理能量，因为“愤”常常是由于作家强烈的愿望受压抑而产生的，这种感情十分强烈

其二，以“愤”为创作动力，其作品具有较高的品位和质量。因为精神意志脆弱者，信念理想卑微者，道德人格低下者，只会逆来顺受，在逆境中消沉，精神世界永远迸发不出任何灿烂的思想火花，永远不会产生“愤”情。

其三，“发愤著书”说具有与儒家“温柔敦厚”说、“中和”之美说等完全不同的美学品格。作家“发愤著书”，包含着对进步社会理想的强烈追求和对反动势力的极度愤恨，“发愤”之作与“温柔敦厚”、“谲谏”“中和”之作格格不入，而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对读者具有巨大的激励作用和鼓舞力量。

3、请谈谈《诗大序》的诗歌理论。

答：《诗大序》是毛诗首篇《关雎》前的序，毛诗每篇都有小序，此大序应是整个《诗经》的序。其作者历来众说纷纭，近人多认为是东汉卫宏作，但亦多有异议。序中引录了《乐记》的文字，其思想源于《乐记》。《诗大序》是儒家诗论的经典性总结，《诗大序》是先秦到两汉儒家诗论的总结。《大序》进一步阐述了诗歌言志抒情的特点和诗、乐、舞的相互联系；《大序》突出强调了诗歌的社会功能；《大序》肯定了时代和政治对文学创作的影响。《诗大序》提出的文论观点："诗有六义"，即风、赋、比、兴、雅、颂。本来，风、雅、颂是《诗》之异体（体式、样式），赋、比、兴是《诗》之异辞（修辞，即语言表现方法）。但《诗大序》的解释，重点在于强调"六义"的政教功能："诗有六义"，故可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诗大序》关于诗歌本质的观点，认为诗歌既是"志之所之"，又是"吟咏情性"的，诗歌本质是人的情和志："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诗大序》以情志论诗，提出了情志统一的诗歌本质论，这不但大大发展了"

诗言志"的思想，丰富了儒家诗学，而且也更准确全面地概括了诗歌的本质特征。

二、《大序》的主要内容

1.关于诗歌本质的认识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这里不仅继承了前人“诗言志”和诗、乐、舞三者密切结合的观点，而且进一步指出这三者的核心在于言志抒情。应该说，诗的“言志”与“抒情”，都是集于中而发于外，是诗人内在思想感情的艺术表现。但“情”与“志”又不能完全等同。因为“志”大多经过规范的理性思考，而“情”则是感性的，大多是未经规范的自然本质。对诗歌来说，只谈理性是不够的，是不符合形象思维的特征的，必须“志”与“情”同时萌发，形之于言，才是全面的、符合创作实际的，因而也是说出了诗歌的本质特征的。《毛诗序》将“情”与“志”并重提出，这种对文学艺术情感待性的重视，说明了人们对文学艺术的待征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应该说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同时，也为以后人们进一步正确认识、揭示诗歌创作的本质特点奠定了基础。

《毛诗序》虽然肯定了“情”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作用，但是这种肯定是有限度的。那就是，“情”与“志”相比，“情”是第二位的，“志”才是至关紧要的。在“情”与“志”

发生冲突时，没有经过封建道德规范之“情”必须用经过封建道德规范之“志”来约束，这就是“发乎情，止乎礼义”，把感情也纳入封建政治伦理道德的规范，使人的性情不超出“礼义”的标准。也就是孔子所说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欲，非礼勿言”。

《毛诗序》的作者，在封建道德规范的基础之上，将“言志”和“抒情”统一起来，明显烙有封建时代统治思想的印记。

2.关于诗歌社会作用问题的论述

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毛诗序》的作者继承了孔子的观点而又有所发展，它进一步在理论上明确了诗歌创作为政治服务的两种形式；“上以风化下”和“下以风刺上”。在这两方面中，作者偏重的是“上以风化下”的教化作用：

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邦国焉。……风以动之，教以化之。

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

这就明确地告诉人们，统治者可以而且应该利用文艺的作用来达到宣传、教化的目的。

可见，作者将文艺的教化作用看作是文艺的根本目的。但另一方面，作者也不得不承认，下层百姓在穷苦无告时，也可以利用诗歌来“刺上”。臣民对政治或社会现实有所不满，可以把诗歌作为讽刺的工具，对统治者进行劝谏，促使统治者改良政治或改正过失。不过，这种“刺上”是有条件的，这就是“主文而谲谏”，即是用隐约的言辞劝谏而不直言其过失，必须委婉曲折，注意方式方法。

和诗歌的社会作用密切相联系，作者认为，从一个时代的诗可以看出一个时代的政治得失，也就是诗歌的认识作用的问题。换句话说，诗歌是社会政治的一种反映。这就是文中所说的：“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这个观点，无疑是作者在分析、研究了大量的诗歌作品的基础之上，所得出的比较正确的结论。

3.总结了诗歌的体裁和表现手法

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

这就是著名的“六义”说。“六义”，最早见于《周礼•春官》：“太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只不过不叫“六义”而称“六诗”。后来孔颖达《毛诗正义》疏解：“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用彼三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