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城大揭秘

高崇臻说，股权走向集中有其必然性。股份合作制一开始的股权结构设计，是一种人人平均持股，这种均股制抛开其明晰产权的意义，实际上作用极其有限。时间一长，既不能调动经营者的积极性，也不能调动职工的积极性。股份合作之初，职工表现踊跃。一人入股５０００元，有不少是负债入股的。但职工的意识，却是为了尽快把本捞回来。但到了１９９９年，９０％的改制企业通过分红已把职工的股本分回来之后，经营者普遍感到吃了大亏。自己枉出许多力，创造的利润被平分了，心理极度不平衡。
那时，诸城的工业企业确实９０％以上改制为股份合作制，卖给了企业全体职工。但却并没有“卖光”，更没有“送光”。诸城改革并没有一刀切，包括破产、兼并、租赁等，改制的形式共有７种。而且没有改制的企业也有四五家，以农产品加工企业为主。像诸城外贸集团，是诸城最大的农产品加工企业，一直动也没动。至今年４月，才刚刚改制为诸城外贸有限责任公司。它的资产盘子最大，１２年前就有３个多亿，而且是涉农的工业企业，其加工的肉鸡，是靠农民来养的。那几年国际市场形势特别好，领导层和职工想等等看，于是一等就等到今天。
诸城大揭秘
作者按:这是一篇几年前的旧稿,但温故而知新,在深入学习胡锦涛总书记6.25讲话的今天,追思这段不平凡的改革往事,会对“四个坚定不移”产生新的理解。
我们总是过分关注于一个故事的开始。而故事展开之后的情节演绎，却往往被忽略了。
山东有个诸城市，一个小小的县级市。其在全国暴享大名，仅仅因为１２年前的“股份合作制改革”。
资本人格化与新富翁群体
在诸城，老板们的私人身家几乎是透明的。
桑莎集团公司董事长周勇，占５０％以上的股份，其净资产６个多亿，没有一分钱贷款，长年有近３０００万美元存在银行，连有的县财政，都曾向她借钱。其个人身家，达３亿元以上。
得利斯公司资产４亿多元，董事长郑和平占５１％的股份，有２亿多元的身家。
“股份合作代表了一个历史阶段。它是一个开始，更是一种结束。那是一个过渡阶段。”
诸城义和车桥限公司董事长陈忠义，说这番话时沧桑中略带几许伤感。义和车桥目前是全国最大的汽车前桥生产厂家。有８００多名职工，去年销售收入５亿多元。而１９９４年，它资不抵债，已经停产半年之久。
义和车桥１９９３年１１月实行股份合作制，工人每人入股５０００元，厂级领导每人１万元，陈忠义入了２万元。２００２年５月，陈忠义控大股５０．８％，股东人数由原来的１９０人减少到４０人。内部职工股全部转让，持股者为中层以上的管理人员和技术骨干、业务骨干。
诸城得利斯集团董事长郑和平认为，股份合作制在企业的创业阶段或规模小的时候，是一种有效的企业产权组织形式。但当企业做大或面临巨大风险之时，股份合作变为“股份散伙”常常是必然结局。股份合作制的最大缺陷是先天性的，这种公司虽也冠以股份公司的名称，但在《公司法》中你找不到它明确的合法的法律地位。诸城的改制企业告别股份合作，为的是建立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
第三阶段，从１９９９年至今，升级阶段。企业升级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有的成为上市公司。规模大、实力强的骨干企业，通过吸收社会法人参股和进一步推进股权流转，变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部分中小企业，通过募股重组转化为有限责任公司，也有的变为少数人持股的合伙企业或独资企业。最初２１０家改制企业中，现９０％以上已变为经营管理层持大股的规范公司。
诸城的实际和全国没有什么两样。市委市政府认定，改到深处是产权，再不触动这个“禁区”，只能原地踏步。以前的改革，改来改去，正因为仅仅在放权让利、调整政策上兜圈子，所以产权关系不明晰，利益关系不直接，企业负盈不负亏，工人当家不作主，厂长有权难落实，政府手大捂不过天。
开元电机厂是市委选中的第一家试点企业。诸城改革是胆大而又谨慎的，先搞了两套方案：一是个人股不得超过２０％，国家完全控股；二是将企业存量资产出售给职工，国家以土地作价入股。但这两方案均遭到职工反对。我们随之广泛征求意见，请来北京的一些专家前来论证，最后形成了第三套方案：由全体职工以企业内部股权证形式集资２７０万元，将企业资产全部买下，成立诸城市开元电机股份有限公司，把这个国有企业变成由２７７名股东共同拥有的股份合作制企业。
尽管１９９３年底，改革的成效就初步显露，１０处改制最早的企业，上缴税收增长了７９．８％，职工工资收入增长３６．３％。但直到１９９５年，诸城改革才终于得到“上层”的认可。
首倡者变成“终结者”：“股份合作”在诸城消亡
诸城改革一开始就被“误读”。高崇臻，诸城市经贸局局长，上个世纪９０年代是诸城体改委主任，亲身参与和见证了诸城改革的全过程。
第二阶段，从１９９７年到１９９９年，是股权调整阶段。诸城市推行“四扩一调”，即内部职工增资扩股、转让银行贷款扩股、量化新增资产扩股、吸引社会法人资金扩股。一调就是调整股权结构，鼓励经营者和经营管理层人员多参股、控大股。这一步改革，累计增加股本７．５亿元，全市三分之一的企业实现了经营管理层控股，多数企业由小到大、由弱变强。
说实话，当时我是把头顶上的乌纱置之度外了。小平同志的三个“有利于”和陈云同志的“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成了我最主要的心理支撑。但我又是强硬的：允许保留不同看法，但不允许不改革；允许改革中有失误，但不允许因怕失误而不敢改革。诸城的同志，大概至今还记得我那“孤注一掷”的形象吧。１９９２年，我才３５岁。
调整股权结构，朝责权利相统一的方向设计至此水到渠成。按岗位、担负的责任和义务划分股权档次，从董事长、经理层、中层管理人员到一般股东，档次一步步被拉开。这个过程，诸城一共调了四五年的时间。企业的股权最后向经营者和优秀员工手中集中，一般职工退了出来，而被管理层和技术人员收购。持有股份者从此变成少数人，一般职工只享受工资和福利。
１９９２年，诸城率先在全国探索中小企业的股份合作制改革。这是朝着改革“最坚硬的部位”下了手，因此掀起一场轩然大波，是预料中事。
先出售、后改制、内部职工持股，是诸城股份合作制改革的基本做法。将企业国有或集体资产评估后出售给企业内部全体职工，把原来的国有和集体企业改造成内部职工持股的股份合作制企业。分配形式为按劳分配与按股分红相结合，领导体制为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公司职工既是雇员又是股东，通过劳动合作和资金合作，结成利益共同体。
新郎公司，资产４亿元，总经理王桂波个人股权占４０％，身家１．６亿元。
泸河轮胎有限公司，资产２个多亿，董事长许传弟占４２％的股份，有近亿元的身价……
开元电机公司、三工集团、四达工贸公司、蓝凤集团、义和车桥公司等企业，资产均在１亿元以上，老总所占股份从３２％至５０．５％不等，全是名副其实的千万富翁。
“送出去”的企业就诸城市车辆厂一家。而现在，这已成为诸城改革最经典、最得意的“作品”。１９９４年，诸城市车辆厂５７６万元的净资产无偿送给了北京汽车摩托车联合公司。这家原先只能生产农用三轮车的小企业，经对方注入７２００万元资金和技术、设备之后，鸟枪换炮，生产起了轻卡、小卡、微卡等汽车。去年，年产汽车２５．７万辆，销售收入５０．８亿元，职工５５００人。昔日送出去的灰姑娘，嫁到北汽摩时还是前途未卜，现在回过头来，成为北汽福田公司的核心控股企业，总部于２０００年迁到北京。北汽福田能跻身全国汽车行业第五位，诸城改革的这“一送”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竞争的残酷性，职工是无法认识、体会到的。入世之后，汽车行业的竞争不亚于彩电业的竞争。２００２年，全国的汽车厂家大致有２８６家，零部件厂有８０００多家。但随着外国跨国公司进入中国，２００３年汽车厂家已剩下１５３家，今年估计将减少到１００家，而目前我国年产汽车５０万辆以上的只有２家。去年底，全国汽车零部件企业就降到５０００家，其中１２００家已与国外合资或联合。我们是这剩下的３８００家之一，生存和发展将更加艰难。我在职工内部股份转让动员会上讲，转让是自愿的，如不愿意，就必须写下“永不退股”的保证书。
诸城这几年在媒体露面极少，显得有些沉寂。当年闹得沸沸扬扬的诸城改革，今天到底修成了何等正果？１２年来，诸城发生了什么？
“陈卖光”：往事并不如烟
回眸当年的诸城改革，有一个人不能不提，那就是时任诸城市委书记的陈光。这个名字，一度绰号化，被“陈卖光”、“陈送光”所替代。
不少山东政界人士，私下把今天已是菏泽市委书记的陈光与曾任江苏宿迁市委书记的仇和相提并论。当记者与陈光一起追溯诸城改革时，陈光平静的语气掩不住无限感慨－－
桑莎集团公司老板周勇坦率地说，你到浙江的绍兴、台州去做一调查，就会明白诸城的改革其实与它们是殊途同归，并无二致。诸城企业股权向经营管理层集中，最终完成的是资本的人格化。而资本只有人格化，对于经营者才有持久的动力。有人说，当你有１００万资产时，你是纯为自己干的，有１０００万时，你一部分还是为自己干的，但当你资产过亿，便是为社会干的了。我同意这种观点。我现在做到这个程度，光合资企业就有１５家，一个上午要与十几拨客房户洽谈。有时想想，真还不如当年干小企业时的自在。
改革就会有风险，１２年前尤其是这样。当年最大的争议集中在两个方面。下面的部分同志认为搞了股份合作制就是搞私有化，动摇了社会主义的基石；更多的同志包括一些上级领导，则认为把国有资产出售给职工，是国有资产的流失。下面的阻力和上面的压力，两相交织，向诸城呼啸而来。有些人根本就没到诸城调查，就在有关会议上公开、严厉地点名批评诸城，“偏离了改革的方向”。
然而，记者采访发现，弹指１２年过去，今天的诸城已没有一家股份合作制企业。作为股份合作发源地、首倡者的诸城，亲手终结了“股份合作”。
高崇臻将诸城改革的脉络作了梳理。第一阶段，１９９２年至１９９７年，是改制阶段。全市２８８家乡办以上企业，有２７２家完成改制。其中２１０家实行了股份合作制改造。初步实现了政企分开，转换了企业经营机制，大多数企业由死变活，由亏转盈。
以明晰产权关系为主要内容、以股份合作制为主要形式的企业改革，真正大面积铺开是１９９３年。有两件事给了我们改革的勇气。１９９２年，按照国务院通知要求，诸城对市属１５０家独立核算企业进行了资产清理，一清理清理出一片“大窟窿”：１０３家明亏和暗亏，占企业总数的６８．７％；亏损额高达１．４７亿元。一些表面看来红红火火的企业，实际上却已资不抵债，成为名存实亡的“空壳”。国有资产在悄悄流失。仅据３２户市属企业的资产评估情况，资产流失就超过１亿元，不含土地流失，资产流失率达６３．７％。企业的呆账、死账上千万，占应收款的１０％。企业债台高筑，全市企业资产负债率８０％以上，每年光支付利息就达１．５亿元。此其一。其二，１９９２年７月，江泽民同志到诸城考察，在召开座谈会时心情沉重地讲到，全国的国有企业三分之一潜亏，三分之一明亏，真正赚钱的只有三分之一，企业改革非深化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