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城大揭秘

诸城大揭秘

作者按:这是一篇几年前的旧稿,但温故而知新,在深入学习胡锦涛总书记6.25讲话的今天,追思这段不平凡的改革往事,会对“四个坚定不移”产生新的理解。
我们总是过分关注于一个故事的开始。而故事展开之后的情节演绎，却往往被忽略了。
山东有个诸城市，一个小小的县级市。其在全国暴享大名，仅仅因为１２年前的“股份合作制改革”。
诸城这几年在媒体露面极少，显得有些沉寂。当年闹得沸沸扬扬的诸城改革，今天到底修成了何等正果？１２年来，诸城发生了什么？
“陈卖光”：往事并不如烟
回眸当年的诸城改革，有一个人不能不提，那就是时任诸城市委书记的陈光。这个名字，一度绰号化，被“陈卖光”、“陈送光”所替代。
不少山东政界人士，私下把今天已是菏泽市委书记的陈光与曾任江苏宿迁市委书记的仇和相提并论。当记者与陈光一起追溯诸城改革时，陈光平静的语气掩不住无限感慨－－
１９９２年，诸城率先在全国探索中小企业的股份合作制改革。这是朝着改革“最坚硬的部位”下了手，因此掀起一场轩然大波，是预料中事。
先出售、后改制、内部职工持股，是诸城股份合作制改革的基本做法。将企业国有或集体资产评估后出售给企业内部全体职工，把原来的国有和集体企业改造成内部职工持股的股份合作制企业。分配形式为按劳分配与按股分红相结合，领导体制为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公司职工既是雇员又是股东，通过劳动合作和资金合作，结成利益共同体。
以明晰产权关系为主要内容、以股份合作制为主要形式的企业改革，真正大面积铺开是１９９３年。有两件事给了我们改革的勇气。１９９２年，按照国务院通知要求，诸城对市属１５０家独立核算企业进行了资产清理，一清理清理出一片“大窟窿”：１０３家明亏和暗亏，占企业总数的６８．７％；亏损额高达１．４７亿元。一些表面看来红红火火的企业，实际上却已资不抵债，成为名存实亡的“空壳”。国有资产在悄悄流失。仅据３２户市属企业的资产评估情况，资产流失就超过１亿元，不含土地流失，资产流失率达６３．７％。企业的呆账、死账上千万，占应收款的１０％。企业债台高筑，全市企业资产负债率８０％以上，每年光支付利息就达１．５亿元。此其一。其二，１９９２年７月，江泽民同志到诸城考察，在召开座谈会时心情沉重地讲到，全国的国有企业三分之一潜亏，三分之一明亏，真正赚钱的只有三分之一，企业改革非深化不可。
诸城的实际和全国没有什么两样。市委市政

府认定，改到深处是产权，再不触动这个“禁区”，只能原地踏步。以前的改革，改来改去，正因为仅仅在放权让利、调整政策上兜圈子，所以产权关系不明晰，利益关系不直接，企业负盈不负亏，工人当家不作主，厂长有权难落实，政府手大捂不过天。
开元电机厂是市委选中的第一家试点企业。诸城改革是胆大而又谨慎的，先搞了两套方案：一是个人股不得超过２０％，国家完全控股；二是将企业存量资产出售给职工，国家以土地作价入股。但这两方案均遭到职工反对。我们随之广泛征求意见，请来北京的一些专家前来论证，最后形成了第三套方案：由全体职工以企业内部股权证形式集资２７０万元，将企业资产全部买下，成立诸城市开元电机股份有限公司，把这个国有企业变成由２７７名股东共同拥有的股份合作制企业。
改革就会有风险，１２年前尤其是这样。当年最大的争议集中在两个方面。下面的部分同志认为搞了股份合作制就是搞私有化，动摇了社会主义的基石；更多的同志包括一些上级领导，则认为把国有资产出售给职工，是国有资产的流失。下面的阻力和上面的压力，两相交织，向诸城呼啸而来。有些人根本就没到诸城调查，就在有关会议上公开、严厉地点名批评诸城，“偏离了改革的方向”。
说实话，当时我是把头顶上的乌纱置之度外了。小平同志的三个“有利于”和陈云同志的“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成了我最主要的心理支撑。但我又是强硬的：允许保留不同看法，但不允许不改革；允许改革中有失误，但不允许因怕失误而不敢改革。诸城的同志，大概至今还记得我那“孤注一掷”的形象吧。１９９２年，我才３５岁。
尽管１９９３年底，改革的成效就初步显露，１０处改制最早的企业，上缴税收增长了７９．８％，职工工资收入增长３６．３％。但直到１９９５年，诸城改革才终于得到“上层”的认可。
首倡者变成“终结者”：“股份合作”在诸城消亡
诸城改革一开始就被“误读”。高崇臻，诸城市经贸局局长，上个世纪９０年代是诸城体改委主任，亲身参与和见证了诸城改革的全过程。
那时，诸城的工业企业确实９０％以上改制为股份合作制，卖给了企业全体职工。但却并没有“卖光”，更没有“送光”。诸城改革并没有一刀切，包括破产、兼并、租赁等，改制的形式共有７种。而且没有改制的企业也有四五家，以农产品加工企业为主。像诸城外贸集团，是诸城最大的农产品加工企业，一直动也没动。至今年４月，才刚刚改制为诸城外贸有限责任公司。它的资产盘子最大，１２年前

就有３个多亿，而且是涉农的工业企业，其加工的肉鸡，是靠农民来养的。那几年国际市场形势特别好，领导层和职工想等等看，于是一等就等到今天。
“送出去”的企业就诸城市车辆厂一家。而现在，这已成为诸城改革最经典、最得意的“作品”。１９９４年，诸城市车辆厂５７６万元的净资产无偿送给了北京汽车摩托车联合公司。这家原先只能生产农用三轮车的小企业，经对方注入７２００万元资金和技术、设备之后，鸟枪换炮，生产起了轻卡、小卡、微卡等汽车。去年，年产汽车２５．７万辆，销售收入５０．８亿元，职工５５００人。昔日送出去的灰姑娘，嫁到北汽摩时还是前途未卜，现在回过头来，成为北汽福田公司的核心控股企业，总部于２０００年迁到北京。北汽福田能跻身全国汽车行业第五位，诸城改革的这“一送”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然而，记者采访发现，弹指１２年过去，今天的诸城已没有一家股份合作制企业。作为股份合作发源地、首倡者的诸城，亲手终结了“股份合作”。
高崇臻将诸城改革的脉络作了梳理。第一阶段，１９９２年至１９９７年，是改制阶段。全市２８８家乡办以上企业，有２７２家完成改制。其中２１０家实行了股份合作制改造。初步实现了政企分开，转换了企业经营机制，大多数企业由死变活，由亏转盈。
第二阶段，从１９９７年到１９９９年，是股权调整阶段。诸城市推行“四扩一调”，即内部职工增资扩股、转让银行贷款扩股、量化新增资产扩股、吸引社会法人资金扩股。一调就是调整股权结构，鼓励经营者和经营管理层人员多参股、控大股。这一步改革，累计增加股本７．５亿元，全市三分之一的企业实现了经营管理层控股，多数企业由小到大、由弱变强。
第三阶段，从１９９９年至今，升级阶段。企业升级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有的成为上市公司。规模大、实力强的骨干企业，通过吸收社会法人参股和进一步推进股权流转，变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部分中小企业，通过募股重组转化为有限责任公司，也有的变为少数人持股的合伙企业或独资企业。最初２１０家改制企业中，现９０％以上已变为经营管理层持大股的规范公司。
诸城改革以股份合作始，以扬弃股份合作而告终。高崇臻说，目前诸城市工业企业中，董事长平均持股比例达到３１％，企业经营管理者持股比例达到５８％。我们认为这一股权结构比较合理，体现了２＋３〉１的原则。经济界一般认为，第二位的大股东和第三位股东（非一位的确指）持有的股权，合起来大于第一大股东最

佳。第一大股东是法人代表，如占５１％，那么其他的股东就没有发言权，不利于调动其他股东的积极性。至于法人代表能否绝对控股，那要看企业的情况和法人代表的实力。


高崇臻说，股权走向集中有其必然性。股份合作制一开始的股权结构设计，是一种人人平均持股，这种均股制抛开其明晰产权的意义，实际上作用极其有限。时间一长，既不能调动经营者的积极性，也不能调动职工的积极性。股份合作之初，职工表现踊跃。一人入股５０００元，有不少是负债入股的。但职工的意识，却是为了尽快把本捞回来。但到了１９９９年，９０％的改制企业通过分红已把职工的股本分回来之后，经营者普遍感到吃了大亏。自己枉出许多力，创造的利润被平分了，心理极度不平衡。


调整股权结构，朝责权利相统一的方向设计至此水到渠成。按岗位、担负的责任和义务划分股权档次，从董事长、经理层、中层管理人员到一般股东，档次一步步被拉开。这个过程，诸城一共调了四五年的时间。企业的股权最后向经营者和优秀员工手中集中，一般职工退了出来，而被管理层和技术人员收购。持有股份者从此变成少数人，一般职工只享受工资和福利。
资本人格化与新富翁群体
在诸城，老板们的私人身家几乎是透明的。
桑莎集团公司董事长周勇，占５０％以上的股份，其净资产６个多亿，没有一分钱贷款，长年有近３０００万美元存在银行，连有的县财政，都曾向她借钱。其个人身家，达３亿元以上。
得利斯公司资产４亿多元，董事长郑和平占５１％的股份，有２亿多元的身家。
新郎公司，资产４亿元，总经理王桂波个人股权占４０％，身家１．６亿元。
泸河轮胎有限公司，资产２个多亿，董事长许传弟占４２％的股份，有近亿元的身价……
开元电机公司、三工集团、四达工贸公司、蓝凤集团、义和车桥公司等企业，资产均在１亿元以上，老总所占股份从３２％至５０．５％不等，全是名副其实的千万富翁。
诸城宏大油脂有限公司,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原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等领导曾亲莅视察
据一份统计，诸城市１２年改革，催生了１０名亿万富翁、２０多名千万富翁。
记者与这些亿万、千万富翁进行了时间长短不等的对话。他们并不否认，没有改革他们不会有今天的作为。但同时，他们又说，所谓身价，只是一种理论数字，跟实际的财富是两个概念。如果说这种数字是他们承担的相应风险或责任，恐怕更准确。且不说股份不等于现金，其实相当一部分股权是债务，有的是承接了原先的债务，有的是新从银行的

贷款，有的是来自亲戚朋友的借款。诸城绝大多数老板的持大股，是靠举债实现的。
桑莎集团公司老板周勇坦率地说，你到浙江的绍兴、台州去做一调查，就会明白诸城的改革其实与它们是殊途同归，并无二致。诸城企业股权向经营管理层集中，最终完成的是资本的人格化。而资本只有人格化，对于经营者才有持久的动力。有人说，当你有１００万资产时，你是纯为自己干的，有１０００万时，你一部分还是为自己干的，但当你资产过亿，便是为社会干的了。我同意这种观点。我现在做到这个程度，光合资企业就有１５家，一个上午要与十几拨客房户洽谈。有时想想，真还不如当年干小企业时的自在。
诸城得利斯集团董事长郑和平认为，股份合作制在企业的创业阶段或规模小的时候，是一种有效的企业产权组织形式。但当企业做大或面临巨大风险之时，股份合作变为“股份散伙”常常是必然结局。股份合作制的最大缺陷是先天性的，这种公司虽也冠以股份公司的名称，但在《公司法》中你找不到它明确的合法的法律地位。诸城的改制企业告别股份合作，为的是建立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
“股份合作代表了一个历史阶段。它是一个开始，更是一种结束。那是一个过渡阶段。”
诸城义和车桥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忠义，说这番话时沧桑中略带几许伤感。义和车桥目前是全国最大的汽车前桥生产厂家。有８００多名职工，去年销售收入５亿多元。而１９９４年，它资不抵债，已经停产半年之久。
义和车桥１９９３年１１月实行股份合作制，工人每人入股５０００元，厂级领导每人１万元，陈忠义入了２万元。２００２年５月，陈忠义控大股５０．８％，股东人数由原来的１９０人减少到４０人。内部职工股全部转让，持股者为中层以上的管理人员和技术骨干、业务骨干。
陈忠义透露，股份合作后，职工每年的分红都是５０％，每年分红２５００元。职工的股本两年就全部分回来了。股份合作“非驴非马”，人人有股，人人无风险。企业一旦效益不好，职工就纷纷要求退股，甚至要求把企业增值的资产也分掉。前两年，五金厂、棉织厂的职工频频上访就是这样。我都去看过，与那些职工交谈过。回来后我就下了决心，为了不让职工担风险，经营管理者必须持大股。
竞争的残酷性，职工是无法认识、体会到的。入世之后，汽车行业的竞争不亚于彩电业的竞争。２００２年，全国的汽车厂家大致有２８６家，零部件厂有８０００多家。但随着外国跨国公司进入中国，２００３年汽车厂家已剩下１５３家，今年估计将减少到１００家，

而目前我国年产汽车５０万辆以上的只有２家。去年底，全国汽车零部件企业就降到５０００家，其中１２００家已与国外合资或联合。我们是这剩下的３８００家之一，生存和发展将更加艰难。我在职工内部股份转让动员会上讲，转让是自愿的，如不愿意，就必须写下“永不退股”的保证书。
现在感到最难的是人才的缺乏，是技术、管理的升级。县城的条件，已经制约企业的长远发展。我们与英国一家公司已达成合资合作协议，而与武汉理工大学的合作也在进行之中。我们已设想，把企业的研发中心设到北京。
记者从诸城的老板们口中得知，目前至少已有桑莎集团、得利斯集团、新郎公司等６家企业，欲把总部或研发中心迁到北京、上海。这大概是资本人格化给诸城的企业、企业家带来的直接作用之一。比任何时候都想把企业做强做大，这是诸城企业家最鲜明的特征。
那么，资本的人格化给职工、给社会又产生了哪些影响？诸城市市长邹庆忠用几组数字作了说明：到２００３年底，全市国有资产总量达到２８亿元，比１９９２年增加１７亿元。诸城工业企业近两年年均增加就业人数２万人，职工年均工资达到１万元以上。１９９３年，全市乡及乡以上工业利税１．９亿元，全市财政收入１．４亿元，工业经济对财政的贡献率为６０％。２００３年，这些数字分别变成了１８亿元、１０．１亿元和８５％。
从单路突进到“新工农联盟”
记者对山东的各个县市可以说采访殆遍，长三角的江浙一带也不乏了解。但诸城似乎有一些“异数”的味道－－


有数字表明，１９９３年，诸城市一二三次产业的比例分别是３１．３：４２．７：２５．９；
２００３年，三次产业比例已变化为１７．２：５４．９：２７．９。去年，诸城利税过亿元的工业企业有６家，过千万元的有２１家，工业销售收入达２４３亿元。从中看出，１０年多的时间，诸城改革使工业化的进程大大加快。
工业化带动城市化，而当城市化滞后于城市化之时，工业化的扩张与农民之间必然会产生矛盾。失地农民，或者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不接茬，会使农民对工业化产生怨望。
诸城１０６万人口，但你断然想不到，人均耕地却达１．４７亩。７７．２万农民，今年粮食播种面积达１１７．６万亩。
一方面是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一方面是农业的自安自足，这二者是如何统一起来的？
诸城市委书记刘德成，已在诸城干了３年书记、２年市长。他的话题仍从诸城中小企业股份合作制改革谈起。那场轰动全国的改革，明晰了企业产权，救活了一大批企业，

形成了好的机制，转变了企业家和职工的观念，锻造了一个成熟的企业家队伍。外界人看诸城改革，多是雾里看花。其实诸城的企业改革一直是个动态的过程，是一个延续了十几年的不断深化的过程。至今，股权已相对集中到企业领导班子和主要负责人手中。改革不是长生不死之药，十年大浪淘沙，最初的改制企业已向三个方向分化：６０％的企业逐步做大做强，３０％的企业仍在低水平维持，另外１０％的企业已经彻底垮掉。市场经济是优胜劣汰的经济，即使在充分市场化的国家，企业也是有生有死。明晰产权固然重要，但落实产权到位和保护个人的财产权更为重要。诸城的改革经历过许多反复，有的企业是改了三四次才彻底改完的。诸城的改革整体效果好，好在一直向前走，没有走回头路。改革的最大贡献，是思想的解放，人的观念的改变。
有几句“大话”在诸城十分流行：一双筷子落在诸城的土地上，也会生根发芽；诸城有两大港口－－青岛港和日照港，有两大机场－－青岛机场和潍坊机场。其实，诸城自己不靠铁路和高速公路，又哪来的港口和机场？但是，由于这些港口和机场都在诸城一小时的交通半径之内，诸城人毫不客气便把它们“据为己有”。
诸城改革的另一收获，是把政府解放了出来，使诸城市政府目前已不必为企业操心。１９９２年全市派出３５个工作组、１５０名干部进驻企业抓股份合作制改革，那种情景已然不再。比如招商引资，可说火药味十足，不少地方争得鼻青脸肿，各级、干部人人头上都有指标。我们去年引资８０多个亿，主要是靠自有企业的膨胀引来的。企业既是招商引资的主体，也同时是引资的载体。领导干部，顶多是企业招商引资的一个“道具”，有时出出面而已，连配角也算不上了。
然而诸城改革却没有停下脚步，相反，它从单路突进转向了统筹改革。诸城市委市政府这个日渐超脱的“甩手掌柜”，把主要精力用在了打造“新工农联盟”上。工农联盟，以前是一个政治概念，是指工人和农民政治意义上的联盟。但诸城市的新工农联盟，却将其赋予了更深的内涵：它以产业联盟的形式，以资源的内容，把工业和农业、工人和农民形成一个经济的联盟体。具体说，就是打造两个链条，一是工业产业链，一步步向农业延伸；二是人力资源链，引领农民变工人。后者又通过两条途径，一是把农民纳入企业的种植养殖基地，就地变为从事标准化农业生产的工人。一是农民进城入企，成为技术工人。这两大链条，合而为一，最终实现的是工业化与农民的紧紧“拥抱”。
温家宝视察诸城皇华镇农业

删繁就简三秋树。诸城市在产业培植上摒弃求全，努力突出重点。诸城原来的主导产业多达十几个，而今着力培育的只有食品加工、机械制造、纺织服装三大产业。诸城决策者认为，产业链只有拉长、增厚、加宽，才有向农业、农村延伸、渗透的能力。机械产业，北汽福田公司在诸城市带起了１５０家配套企业，除了发动机，几乎全部能做。纺织产业，从纺纱、布料、印染到针织内衣、服装，环环俱备。仅西服企业，就有４家。食品加工业，从肉鸡和生猪的良种繁育、到屠宰、深加工，也已完备成形。做大有延伸力的产业链的好处是，各企业不再是单一的个体，而成为社会化协作与分工的一部分。近看一个个，远看是一堆；近看是工业，农业寓其中。工业与农业，工人与农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产业链对农民增收的拉动作用，已经显现出来。诸城外贸集团“三龙鼎立”，一条是“鸡龙”，集肉养殖到加工成熟食品于一体。年加工８０００万只肉鸡，是我国规模最大的肉鸡出口企业。一条是“粉龙”，是全国最大的玉米淀粉加工企业，年加工淀粉１２０万吨，能吃掉４００万亩玉米。一条是“色龙”，它拥有３０万亩万寿菊基地，年产２亿克天然黄色素，是世界最大的天然色素生产企业。今年第一季度，国内外禽流感疫情的冲击，使全国的肉鸡饲养业损失惨重。诸城外贸集团董事长王金友说，有６万农民为诸城外贸工厂化养鸡，这么大的市场风险，按理说不让农民养也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不能看到农民的投入血本无归。因此，尽管库存积压达到了４万吨，沉淀资金２亿元，我们咬紧牙关还是做到了“三不变”：与农民的合同不变，收购价不变，服务不变。诸城外贸为保护农民利益，共赔了３０００多万元。


据统计，诸城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带动的农户达１５万户，２２万人就地成为农民工人。
在诸城县城，记者则看到了另一番景象：各大企业在技校门口排队招工。诸城经贸职业中专校长刘新建喜形于色：“学校在校生１１６３名，去年招生７２８名。今年应届毕业生还未到毕业时间，但已全部被企业提前要走，实习期间就可拿工资了。”记者翻看一摞摞校方与企业签订的用人合同，发现学生在入校后便已有了“分配订单”，学生的就业率达到１００％。学生今年三四月份就已分到企业的，涵盖了机电、纺织、服装、化工、食品、计算机、财会等１２个专业。一份登记表显示，仅北汽福田公司一家，就要了３８０名钳工和维修工。
诸城市教育局长曲振河说，全市现有８所职业学校，加上劳动部门的培训中心，每

年可培训农村新生劳动力３万多人。这几家职校年年都在扩招，但仍满足不了要求。
诸城市改制企业和大量新生的民营企业，每年可以为农村新产生的劳动力提供３万个就业岗位。这些劳动力一般为初中或高中毕业，经过２－－３年的职业培训，几乎全部取得中专文凭和各种技工资格。诸城劳动局局长王仕林说，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出来是不现实的，但先让年轻有文化的小劳力经过培训成为技术工人，却是做得到的。为此，市里一方面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型企业，另一方面，出台政策维护这些农民工的合法权益，要求签订劳动合同，办理各种与城市工人一样的保险。市里已制定政策，为这些职工一律办理城镇户口。
山东社科院农村经济研究所长秦庆武到诸城调研后说，诸城通过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先保“小劳力”充分就业，这一招太高了。对一个农村家庭来讲，只要孩子在企业有了工作，在家的劳动力就可以安心务农。粮食安全与种粮比较效益低是一对矛盾，诸城也许是无意中破解了这一矛盾。
有关资料表明，诸城的三大产业现已吸纳了１３万人就业。近３年，每年都有３万多名年轻农村劳动力顺畅转移出来。去年诸城农民人均纯收入４２４８元，来自非农产业的收入占７０％，而其他收入中，又有近一半来自食品加工龙头企业。
诸城改革的“文化缺憾”
以县而论，文化资源之丰富很少有如诸城者。称诸城是“山东的绍兴”，并不过分。
绍兴出过大禹、王羲之、陆游、秋瑾、鲁迅等等历史文化名人，人文荟萃，得天独厚。而诸城文化，用诸城市地方文化研究会会长李增坡的话来说，分为五大文化系列。大舜文化独标高格，三皇五帝之一的虞舜出生地就在诸城；名人文化群星璀灿，《清明上河图》作者张择端、李清照丈夫赵明诚、清代丁惟宁、刘墉、窦光鼐，近现代的共产党创始人王尽美、文学家王统照、臧克家、王愿坚、陶钝、崔嵬……，无一不是诸城人；恐龙文化世无其匹，诸城是世界上最大的鸭嘴恐龙墓地；东坡文化风流四射，苏东坡在诸城任密州太守虽仅２年，不少传世名篇作于兹，白发变黑在于兹。诸城堪称一块被文化“浸透了”的土地。
然而，如此富集、如此高品味的文化资源，却远远没有得到挖掘和开发。
念天地之悠悠，想虞舜之懋绩，舜的老家现在仅是一个“诸冯村”而已；吟东坡翁“试上超然台上望，半壕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家”，然欲登超然台，早已无迹可寻。诸城，多少俊彦高才在此出生和风云际会，但若发思古之幽情，了无去处。
倒是有一个恐龙博物馆和恐龙公园，但展

品既少，也未成体系。记者到发掘出世界最大恐龙化石的吕标镇龙骨涧一看，一华里的沟涧，荒草萋萋，附近就是农民在种田，连最基本的保护措施也没有。
莫说全国，多数山东人也不知诸城有恐龙。一年到诸城专门旅游的外地游客知多少？可怜！不足２０００人。
但据记者了解，诸城的文化热却波翻浪涌。诸城有一个全国罕见的地方文化专家群体，能数上名字的就有３０多人，李增坡、张清吉、邹金祥、张建平等等，均有专著问世。在诸城市史志办就职的张清吉，是因迷恋诸城的文化，１９９０年举家从江苏邳县迁到诸城的。他几年前研究出《金瓶梅》作者为清代诸城人丁惟宁，震动了金瓶梅研究界。一帮文化人自己筹办的《超然台》地方文化月刊，竟在全国发行，并且发行量颇为不菲。谈起来，他们无不为诸城文化旅游资源的闲置和浪费叹惋不置：“我们只能及早做些文化挖掘整理的工作。”
记者就此与刘德成交流时，刘德成坦承，这正是诸城改革的一种“文化缺憾”。诸城改革是从不回避矛盾开始的，“不回避”也是我们这一届市委、市政府所秉承的精神。诸城改革１０几年，工业经济上去了，“新工农联盟”启动了，但第三产业一直处在徘徊之中。三产比重超过二产，这是工业化国家的必然趋势。三产要想有大的突破，非文化旅游的带动不行。从区域竞争上讲，短期是经济实力的竞争，长远看，必是文化的竞争。诸城要想打响县域品牌，目前文化还是一条“短腿”。这是今后五年诸城改革和发展的又一着力点和增长极，也是“新工农联盟”亟待补充的一项内容。我们已准备请国内外一流的专家，为诸城的文化旅游产业进行规划和策划。
１２年前，一个小县的产权改革曾给全国的企业改革以巨大的推动。在科学发展观的理念映照下，诸城还会给我们贡献什么？
我们有理由对诸城多一些期待。（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