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象药理学的利与弊

法象药理学的利与弊
作者：张胜秦竹熊洪艳马凤丽
来源：《云南中医药杂志》2009年第05期
摘要：法象药理认为，药物的功用是由其形、色、味、体、质、所生之地、所成之时等自然特征决定的。

法象药理学对古代医家深入研究中药作用机理、新方的创制起到推动作用，用于解决临证问题有一定指导作用，体现了中医学的整体观念、“天人相应”的思想。

但本身也存在局限性，把中药的性能与性状混为一谈，简单、机械的说理方式和实用主义的思想倾向，沦入了形而上学。

法象药理学的影响直到今天仍很巨大，我们应对其给以正确评价。

关键词：宋明理学；格物穷理；法象药理学
中图分类号：R28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349(2009)05—0003—03
法象药理之法象是指自然界的一切现象，二是效法、模仿的意思。

法象药理认为，药物的功用是由其形、色、味、体、质、所生之地、所成之时等自然特征决定的。

如连翘性状象心，故人心经；桔梗色白，故用于治肺。

在北宋末期，已有法象药理学的雏形，如赵信《圣济经·药理章》提到：“天之所赋，不离阴阳，形色自然，皆有法象”，“青空法木，色青而主肝；丹砂法火，色红而主心……”，“腊雪凝至阴之气，可以治温；忍冬凛不凋之燥，可以益寿”。

而金元时期的医家，大兴药物奏效原理探求之风。

他们在宋人基础上，以药物形、色、气、味、体为主干，利用气化、运气和阴阳五行学说，建立了一整套法象药理模式。

法象药理学的影响力直到今天仍未磨灭。

那么，法象药理学对中医药学的发展起到哪些推动作用，又有哪些不足之处呢?
1法象药理学对中医药学的推动作用
1.1法象药理学对古代医家深入研究中药作用机理起到推动作用在唐宋以前，中医界以方书居多，如唐代的《千金方》、《外台秘要》，宋代的《和剂局方》、《圣济总录》即为其代表。

而在宋代以前，虽有一批有影响的本草著作，但大多为大部头的官修本草，且数量不多。

对中药的阐述多只涉及功效及主治病证。

如《神农本草经》谓人参：“主补五脏，安精
神，定魂魄，止惊悸，除邪气，明目，开心益智”。

而对其为什么会有这些作用阐释不多，甚至根本不提及。

金元以来，本草著作如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

特别是明清时期，出现了许多具有影响的本草学著作。

究其原因，乃因在宋明理学格物穷理思潮的影响之下，当时的医药学家开始了对医理、药理的深入探索。

在药学总结研究方面，医药学家已不满足知道某味中药能治疗何种病证，而是想更进一步弄明白该味中药为什么能治疗这种病证，不仅要知其然，更想要知其所以然。

在当时缺少动物实验的条件下，古人分析药物机理多只能依据药物的外部特征来推测内部功效。

从而孕育而生了法象药理学。

而明清时期的医家也常用法象药理学的思想来分析中药的功效。

如《本草崇原》阐述人参补益机理就提到“独人参禀天宿之光华，钟地土之广厚，久久而成人形，三才俱备，故主补人之五脏”。

《本草思辨录》分析人参补气健脾机理也提到“色黄味甘气凉质润，合乎中土脾脏之德”。

人参具人形故补人之五脏，色黄故人中焦脾土均为法象药理学的思想。

从上述可以发现这样一个现象，金元明清时期的本草学著者，大多均为习儒出身，如李时珍、张璐、张志聪、陈修园，汪昂、黄宫绣、赵学敏、徐灵胎、邹澍、张元素、李东垣等，或官居显位，或科举失利改投医药，然其学术思想均受到宋明理学的影响。

宋明理学格物穷理的思想对法象药理学的构建起到重要影响。

因此，在这些医家的著作中，既可以看到药类法象的身影，又可以见到宋明理学思潮的渗透。

总之，法象药理学对古代医家深入研究中药作用机理起到推动作用。

可以认为法象药理学促进了中医从经验用药走向了理论用药。

1.2法象药理学对新方的创制起到推动作用医之门户分于金元，但在药理阐发方面，似乎并无门户之见。

金元医家在理论上各立门户的同时，也创立了许多新方来支持其理论。

法象药理学说的进展为其创制新方提供了武器，甚至可以说，许多新方就是医理和药理结合的产物。

这一点到明清时期表现尤为突出。

例如清代医家吴鞠通在对《温病条辨》中很多方剂的用药分析时都涉及到法象药理学的思想。

如阐释桑菊饮中桑叶的作用时就提到“此方独取桑叶、菊花者，桑得箕星之精，箕好风，风气通于肝，故桑叶善平肝风。

……桑叶芳香有细毛，横纹最多，故亦走肺络而宣肺气”。

1.3法象药理学用于解决临证问题有一定指导作用
法象药理学对医家解决临证问题也有一定指导作用。

例如《魏长春临证经验集》曾记载浙江名医范文甫的一则治验病案：“丈亭袁某，40余岁，一年多来寒热缠绵难愈，遍服中西抗疟退热药无效。

邀范(文甫)至丈亭诊视。

范抵达病房时，见盛夏窗户严闭，病者尤着棉衣，所进香茗异香扑鼻。

范诊时详询病史，并问及香茗从何而来?得知系属自制，每于荷花盛开之时，取上好茶叶，于晚上纳入荷花花瓣之中，次日早晨取出，如此反复连续经十几天后，然后阴干秘藏。

病者已嗜饮多年，每饮非此茶不甘。

范处方以后，对袁某说，此茶颇好，我亦喜爱，可
否赠我若干，当以秘制灵丹相报。

次日，范即差人送上葵花籽数斤，并告之以此佐药，每日可细嚼数杯，灵丹容后再奉。

半月后袁某病愈，至范处门诊，说久病已痊愈，不再需要灵丹。

范笑日：此病系由荷花露茶作祟，荷露清凉阴寒，哪堪久服?葵花向阳而开，其籽得太阳精气，以阳攻阴，其病自愈。

已服灵丹而不自知耶!病者叹服，相与大笑。

”
1.4法象药理学体现了中医学的整体观念、“天人相应”的思想中医学强调整体观念，认为人是一个整体，人与自然界也是一个整体。

“法天象地”正是整体观念的体现。

清代医家吴仪洛在《本草从新》中论述到：“药之为物，各有形性气质。

其入诸经，有因性而相类者(如连翘似心而人心，荔枝核似睾丸而人肾之类)，……有因质相同者(如药之头人头，干人身，枝入肢，皮行皮，红花、苏汁似血而入血之类”。

又如《本草通玄》提到气药“法天地春生之令而发育万物”，其性多温；血药“法天地秋肃之令而凋落万物”，其性多凉。

这些论述在一定程度上都体现了中医学的整体观念。

2法象药理学的局限性
2.1简单、机械的说理方式和实用主义的思想倾向，沦入了形而上学法象药理学的构建带有很大的人为因素，其特征是利用药物的自然属性来分析药物的性能，阐释药物的疗效，推衍药物作用的机理。

这种理论模式及推理方法，明显带有认识的直觉性和概念的不确定性，因此也存在有很大的局限性。

如对一味药物的性能，只是借助药物性状去推衍，或从其药名而望名生义。

看似周密、通俗易行的药理模式颇为机械，导致了药物功效认识的浅显平庸化。

纵观“法象”用药模式，其强调了典型，忽略了一般；强调了特殊，淡化了普遍，对中药药理的解释缺少规范性和一致性。

如“皮以治皮”，其“皮”的概念是何者之皮?以《华氏中藏经》五皮散为例：生姜皮为根茎之皮，桑白皮为根皮，大腹皮为果皮，茯苓皮为菌核之外皮，这种概念的不确定性则很难遵循为规律。

如同为根皮的地骨皮、牡丹皮则具有人血分而凉血、清热之效，而以植物枝、干之皮人药的肉桂、厚朴、杜仲似乎不在此例。

又如认为色黄的药物归脾经，但麻黄色黄归肺经而不入脾经；再如白扁豆性状似肾但入脾而不入肾经。

法象药理学有时是在药物功效确定之后的说理，完全无损于药物固有功效的认识。

但有时会望文生义从药物的外部特征推导出一个不正确的功效。

如清代医家张志聪云天麻“形如芋魁，有游子十二枚周环之，易仿十二辰十二子，在外应六气之司天。

天麻如皇极之居中，得气运之全，故功同五芝，力倍五参，为仙家服食上品，是以久服益气力，长阴肥健”。

天麻为祛风之要药，而言其有补益作用，明显带有直觉和猜想。

因此，法象药理学很容易陷入实用主义的泥潭，仍不能真正揭示药效之由。

2.2法象药理学将中药的性能与性状混为一谈法象药理学利用药物的外部特征来分析药物的功效，很显然是将中药的性能与性状混为一谈。

中药的性能是对中药作用性质和特征的概括，是依据用药后的机体反应归纳出来的，使以人体为观察对象。

中药的性状是指药物性状、颜色、气味、滋味、质地等，是以药物(药材)为观察对象。

二者之间有一定关系，但没有必然的、本质的联系。

清代医家张志聪在《本草崇原》论述葛根时提到：“葛根延引藤蔓，则主经脉，甘辛粉白，则入阳明，皮黑花红，则合太阳，故葛根为宣达阳明中土之气，而外合于太阳经脉之药也。

……起阴气者，藤引蔓延，从下而上也。

解诸毒者，气味甘辛和于中而散于外也”。

清末医家唐宗海也提到“葛根其藤最长，其根入土最深，吸引土下黄泉之水气，以上于藤，有如太阳经引膀胱水中之阳气，以上达于经脉也。

……此理更无以异”。

这种以药物性状来解释药物性能的方法是很难让人信服的。

3正确对待法象药理学
法象药理学直到今天仍影响巨大，仍是中药最常用的说理工具之一。

《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张珍玉》曾举例说：“植物药的入药部位对中药性能也有重要的影响，子、叶、花有向上、向外生长之性，故子、叶、花入药，治上焦病。

……先生举例说，全部《伤寒论》的活血化瘀方，如抵当汤、抵当丸、桂枝茯苓丸、桃核承气汤，乃至于大黄蛰虫丸中都没有红花，这是按中医理论整体指导组方的体现，仲景所以不用红花，是因为它是花，其性向上向外，《伤寒论》之瘀血在下焦，故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