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时代都需要文化偶像

每个时代都需要文化偶像（文化世象）

任姗姗

《人民日报》（2016年06月02日）

前不久，韩国明星宋仲基在北京举办粉丝见面会，据说入场券被炒到了2万人民币一张，因为现场女粉丝太多，以致男洗手间都被征用。凭借一部电影，一部电视剧，一首歌，甚至仅仅是“颜值”，明星偶像被传媒工业一批批制造出来。疯狂的粉丝不断验证着，偶像崇拜是不讲理性的。但在张火丁身上，我们看到了另一种偶像崇拜。

“灯迷”彻夜排队只为抢到限购的《白蛇传》门票，售票网站一经放票便被“秒杀”。在“相约北京”艺术节闭幕式《白蛇传》的演出现场，戏迷们双手拍红、双脚将地面踏得山响，此情此景与明星演唱会别无二致。只不过，台上的明星身披百年流芳的国粹京剧，自小唱、念、做、打，数十年如一日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才锻造出独此一家的张火丁。

许多人纳闷，张火丁为什么这么“火”？细细想来，这“火”的背后，有艺术规律的必然，也有我们时代的塑造。

张火丁师承程派青衣，被“灯迷”们念念不忘的是她的程派唱腔、程派水袖，程派的手眼身法步。这程派的艺术特色，历经程砚秋、王吟秋、李世济等几代艺术家和几代观众的共同塑造、传承扬弃，方才形成了独特的程派京剧美学。因此，程派艺术的美是深邃的、沉静的，有历史穿透力的，不因时空的变幻而泯灭。张火丁全身心贯注于程派，抛却功利杂念，沉下心、俯下身，向传统的深处求教，学习艺术本身，学习艺术家应有的品格修养。这让她具有了“人艺合一”的独特性。

张火丁又是属于这个时代的。她的“灯迷”以青年人居多，大多拥有良好的教育背景，独立的审美诉求，甚至是新媒体环境下的话语权。《白蛇传》演出之后，颇具专业水准和感染力的剧照剧评“第一时间”呈现在微博、微信公众号上，“灯迷”自身就形成了一个传播平台。可以说，“张火丁现象”是张火丁和“灯迷”共同制造的，二者相得益彰，构成了一种稳定、健康、积极的偶像与粉丝的关系。与此类似的，还有京剧女老生王佩瑜，文化名人白先勇扶植的“青春版”昆曲《牡丹亭》，“雨果奖”获得者科幻作家刘慈欣……我们可以列出一份长长的“文化偶像”名单。

厚重博大的中华文化从来不缺少值得追慕的“偶像”。从圣人孔子到舍生取义的屈原，从“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李白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杜甫，从“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的曹雪芹到“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的鲁迅先生。这些“文化偶像”，承载了源远流长而生生不息的中华文化，为当代人亲近、读懂中华文化打开了一扇“时间之门”。这就是“文化偶像”的力量。

而在这个信息爆炸、价值多元的时代，在文化工业、现代传媒和金融资本不断生产明星偶像、制造话题、争夺“眼球”的语境下，我们的传统文化艺术、当代文化艺术依赖什么去传承去创造？说到底，离不开一个个艺术家的个体，离不开站在艺术家身后支持他们的广大受众。

有人说，戏曲节奏缓慢，脱离时代。而这，正是张火丁、王佩瑜乃至《牡丹亭》的追慕者所珍视的戏曲的味道。舞台上的一桌一椅、演员手足间的一招一式，积淀的都是中华文化之美，令人念兹在兹，回味无穷。也有人说，新科技、新传媒必将推动文化的转型，古老的文化样式被历史淘汰是难以挽回的宿命。然而，文化的转型未必遵循达尔文的“进化论”，甚至文化的真正价值往往历经时间的淘洗，方才真正让人看得清晰。更何况，文化的转型，并不意味着前一种文化就此消亡，或被新兴的文化彻底取代。三五年前，电子阅读风头正劲，人们担忧纸质阅读或将落寞，如今却是电子阅读和纸质阅读各守一端、相互补充，全民阅读总量不断攀升。可见，在新媒介中人类以往各阶段的文化都会被选择性地保留下来。而谁将被保留下来，决定权就掌握在这门文化艺术的从业者，以及真正享有这些文艺创造的受众手

中。

英国学者理查德•戴尔在专著《明星》中提出，明星是社会流行趣味的代表，一个国家的社会史可以用该国的电影明星书写出来。在我看来，“文化偶像”本质是一种映像和投射，他（她）是公众文化诉求的承载、自身形象的寄托。沿着这些“文化偶像”的视线，我们也得以看清前行的路。

盼望着，像张火丁、王佩瑜、刘慈欣一样，越来越多的文化创造者成为我们时代的偶像。因为这些“文化偶像”的出现和备受追捧，当代文化可亲可近、熠熠闪光、魅力无限，不断积蓄积极向上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