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陕甘宁边区邮政史中两个问题的探讨

对陕甘宁边区邮政史中两个问题的探讨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最早成立的邮政局，是1935年7月在陕西延川的永坪镇(今属陕西省延川县)成立的陕北省苏维埃邮政局。同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在陕北省邮政局基础上，成立西北邮政管理局，后改名西北邮政总局。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统一战线形

成，先后改名为陕甘宁特区邮政局、陕甘宁边区邮政局。1938年3月，边区邮政被国民党政府撤销。同年5月，边区政府成立通讯站，专门寄递边区党政军文件。

1946年在通讯站基础上成立陕甘宁边区邮政管理局，合并了边区内11所中华邮政局，实现边区邮政的统一。1947年3月，国民党胡宗南部队进犯延安，边区邮政随解放军转战陕北，并成立军邮局为解放军战士服务。1948年延安收复，1949年边区邮政扩大，成立陕甘宁边区邮政管理总局。1951年l月，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边区邮政管理总局改组为西北邮政管理总局。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邮政，在激烈的战争环境中，艰苦奋斗，多次改名称，改地点，但邮政机构始终顽强存在，邮政通信始终保持通畅。对保证党的通信联络，保证革命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这段历史长达巧年，许多档案遗失，实物湮没，笔者在编写《陕甘宁边区邮政史》过程中，根据档案文献和有关资料，对一些问题，进行了初步探索，使之尽量符合历史事实，现就下列问题，阐述己见，敬请指正。

一、关于张国燕出卖边区邮政问题

1938年春末，中华邮政陕西邮政管理局派员到延安边区政府交涉，要求关闭边区邮政局，由中华邮政局统一办理边区的邮政业务。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的张国熹下令撤消了边区邮政，从3月22日起，边区邮政局停止对外营业，发行的邮票同时作废。边

区政府重要公文信件由边区党委发行科办理，其他邮件则交中华邮政局收递。

张国熹下令取消边区邮政，是陕甘宁边区邮政史上一个重大问题。由于张国熹曾是党内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并成为叛徒，过去邮政部门一直把撤销边区邮政，作为他的一大罪行。对这个问题，我们经过认真研究当时环境，并和有关专家进行具体分析，认为有以下因素值得考虑:其一，当时的形势是民族危机、日本侵略、大敌当前，中国共产党为达成第二次

国共合作，实行民族统一战线，在政治上、军事上做了重大让步，例如取消苏维埃和工农红军的称号等;其二，边区邮政当时是地区性的通信组织，设施简单，尚不具备自己建立国内邮路和国际通信的条件。而且边区邮政撤销以后，感到通信有很多问题，边区政府又重新建立了自己的通信组织，但并未恢复邮政局，只称通讯站，也未发行邮票，邮件一律免费寄递，并且一直维持到解放战争之初;其三，边区邮政作为重要的革命组织，它的存留或取消，是大的政治事务，而且根据国共合作协议，边区不建立银行和邮政的条款，撤销边区邮政不大可能是个人行为。还有一点，1942年中共与林卓午达成的邮务问题协议，以及18集团军发布的命令，都明确提出:“邮务系有关抗日战争并带有国际性质之国家企业，各地军政当局应尊重邮政规章及其行政与工作系统，并给以充分的业务便利与妥善之保护”。这里指的邮务，当然指的是中华邮政。这些都说明陕甘宁边区当时形成的邮政通信格局不是偶然的。

二、关于国共通邮问题

有的文章将中华邮政第三军邮总视察段总视察林卓午，1941年底去延安与中共洽谈邮务问题.作为是西安与延安的第一次国共通邮。将1949年中华邮政陕西邮政管理局，派员去延安洽谈通邮，作为第二次国共通邮。经查阅史料，证实这两个说法都不够确切。事实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陕甘宁边区内，并存着中华邮政和边区邮政两套机构，各有自己的局所，各用自己的邮票，边区与国民党统治区，一直存在着通邮关系。在1946年5月，边区邮管理局接收合并了中华邮政局后，所用的中华邮政邮票，仍向西安陕西邮政管理局领取，在边区邮政局营业窗口，同时出咨边区邮政邮票和中华邮政邮票。凡是寄往边区内

和解放区的邮件，贴用边区邮票;寄往国统区的邮件贴用中华邮政邮票，边区和国统区照常通邮。中华邮政总局也没有因为不承认人民邮政而加以反对。这种情况和其他一些解放区通

邮方式有所不同，因而被称为“陕甘宁方式”，(请参见《中国近代邮电史》凡13)直到1947年3月，国民党胡宗南部队进犯延安后，双方通邮关系才告中断。关于林卓午去延安的情况，徐一青先生在《集邮》杂志发表的“林卓午赴延安前后的若干史实”一文中说:“关于林卓午去延安的目的，近几年的报刊普遍使用的词局是‘通邮’、‘国共通邮’，有的甚至把林卓午说成是国共首次通邮的功臣，这些与事实不相符，因为代表国民党政府的中华邮政，不仅在林卓午赴延安以前即在陕甘宁晋等边区存在，而且在陕甘宁边区制定的通讯站章程中规定:“凡寄往外埠各信件，寄件人按中华邮政章程，贴足邮票，本站可代递给附近邮局”，那么，林卓午到延安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答案是为了商洽军邮事务，即交涉解决各该地邮务之各项难题。”(见(集邮》1卯2年l期)而林孝祥在回忆其父林卓午赴延安与中共商谈的邮务问题内容就更具体了，他说:“当时商谈的主要问题是:(l)在通邮中沿途军政检查问题，(2)设立军邮电台问题，(3)国共两区邮政业务中法币和边币的比率和兑换办法等问题”。(见(邮政文汇)1望洲年1期)。综上所述，可知当时陕甘宁边区与国统区是有通邮关系的;林卓午赴延安商谈的是邮务问题，而不是通邮问题。因此，“第一次国共通邮”说，就不能成立了。1947年，国民党军队进犯延安，边区与国统区邮路中断。1948年4月，解放军收复延安后，边区邮政局积极恢复扩展邮路，在国民党军队严密封锁.交通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陕甘宁边区至各解放区和各解放军总部都建立了通邮联系，但边区至西安、银川等国民党统治地区，仍无法通邮。根据这一时期，中华邮政陕西邮政管理局档案记载:宜川至肤施(延安)、肤施至绥德、米脂、佳县等十条邮路有的停办，有的因“情况不明”而陷于停顿。西安去延安、宜川的邮件，只发到洛川，去愉林、神木的邮件则发往宁夏接转。1949年初，解放战争进人最后阶段.国民党统治已近土崩瓦解。陕西渭河以北各县陆续解放，西安至北线、东线的邮路全部阻断。去上海、汉口、太原等城市的邮件主要靠班期极不正常的民航飞机或军用飞机带运。中华邮政陕西邮政管理局代局长蔡远掉，迫于形势，派视察员戴沧州、李俊哲等携带密令赴延安谈判通邮问题。4月中旬，戴、李等人到达延安后，受到陕甘宁边区邮政管理总局局长刘义维的接见，由于当时边区邮管总局即将随解放大军南下，刘义维并没有和戴、李等人谈判通邮问题，而是向他们宜传了党的政策，并嘱咐戴、李速回西安，转告蔡局长及全体中华邮政员工都安心留下，保护好国家财产，等待接收。戴、李回到西安后，于5月18日向陕管局扩大局会议作了延安之行的汇报，两天后5月20日西安解放。对于这段历史，有的文章称之为是“第二次国共通邮”。该文章说，戴和边区刘局长，“双方在融洽的气氛中进行了会谈，并顺利地达成了协议。”这与事实不符了。文章还说，“以后的一个多月中，西安与延安的通邮不断扩大。”这也与实际情况有很大出人，因为此时延安和西安都已是解放区，不存在国共通邮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