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新密市新砦遗址2000年发掘简报
从良渚玉器神像到商周青铜器饕餮纹
从良渚玉器神像到商周青铜器饕餮纹*黄厚明ʌ内容摘要ɔ 良渚玉器神像演变为商周青铜器饕餮纹,不仅具有连续有序㊁清晰可辨的文化传播路线,接受和传播良渚玉器神像的不同文化共同体亦具有良渚部族大致相同的宗教传统和社会结构形态㊂这是良渚神像模式被其后它域文化继承下来的前提和保证,也是商周青铜器饕餮纹之所以不改其宗且能大倡其道的民族文化基因㊂ʌ关键词ɔ 良渚文化 玉器神像 商周青铜器 饕餮纹在中国早期艺术史研究领域,饕餮纹是一个倍受关注的文化母题㊂长期以来,由于缺乏可以比照的图像资料,学界对其形式渊源及文化原型问题一直存在分歧㊂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良渚文化玉器神像材料的陆续出土,人们得以开始关注商周青铜器饕餮纹与良渚玉器神像之间的渊源关系㊂1991年,李学勤著文从8个方面论析了良渚玉器神像和饕餮纹之间的型式传承关系, 1这为学界探讨饕餮纹的渊源问题指明了方向㊂继其之后,把饕餮纹的形式渊源上溯到良渚文化逐渐成为学界的共识㊂但不无遗憾的是,学界对两者形式关系的探讨,都没有涉及到良渚玉器神像自身的渊源问题,致使其研究不免或多或少地浸染了一些主观想象㊂其中最为突出的,便是以饕餮纹所谓 兽面 来比附良渚玉器神像,以至于将良渚玉器神像也统称为 兽面纹 或 神人兽面纹 ㊂由于良渚玉器神像发现的时间远晚于青铜器饕餮纹图像,人们用饕餮纹的 兽面 来比附良渚神像,自然是可以理解的,但用后世图像命名前代图像,在研究程序上是不正确的,这种 反背 现象有可能使我们丧失解读饕餮纹原型的契机㊂合理的做法应是,在尊重两种图像共性的前提下,以良渚玉器神像反观饕餮纹图像而不是相反㊂有鉴于此,近几年来,笔者对良渚玉器神像的原型进行了 长时段 考察,将其指认为* 1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项目编号07C F 65)阶段性成果㊂李学勤:‘良渚文化玉器与饕餮纹的演变“,‘东南文化“1991年第5期㊂375Study of art鸟 ㊁ 日 ㊁ 人 三位一体的鸟祖形象㊂ 1在此基础上,笔者又对商周青铜器饕餮纹的文化原型和象征含义进行了系统的专题研究,提出了 饕餮纹象征商族祖神像 的理论假说,并从权力转化的角度考察了饕餮纹最终在西周消亡的原因㊂ 2 这两个相对独立的专题研究,既彼此生发,又相互印证,为学界正确理解饕餮纹的功能和内涵提供了深入讨论的平台㊂不过,由于良渚文化和商周文化之间还存在一段不短的时间距离,想要明确两者的同源关系,还得明确两者之间在历时性和共时性结构中的文化传播路线㊂虽然学界对这一问题已经做了一些开步工作,但在很多问题上尚未达成共识,有必要进一步加以阐述㊂学界对此问题的探讨,要追溯到良渚玉器神像发现之前㊂早在1972年,刘敦愿公布了山东日照两城镇出土的龙山时代的玉圭(图1),其上独特的纹饰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㊂1979年,巫鸿对国内外与之风格相似㊁原散布于世界各地而不知其出处和年代的玉石雕刻进行了初步的收罗和整理,并根据其形态花纹和雕刻技法等方面的特点,将一些原认定为周汉时期的玉器初步判定为龙山文化 早商时期的遗物㊂ 3同年,日本学者林巳奈夫亦对同类玉器进行了专题讨论,其结论与巫鸿大致相同,即认定这批玉器多属于龙山文化,年代约为夏代至早商时期㊂ 4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良渚玉器及神像的问世,学界对这类玉器的关注增强㊂周南泉 5 ㊁巫鸿 6 ㊁林123 4 5 6黄厚明:‘良渚文化 鸟人纹像 的内涵与功能“(上㊁下),‘民族艺术“2005第1㊁2期;黄厚明:‘良渚文化鸟形玉器的宗教文化功能“,‘中国历史文物“2006年第4期;黄厚明:‘河姆渡文化鸟纹图像辨正“,‘南方文物“2005年第4期;黄厚明:‘图像与观念:河姆渡文化鸟形器的内涵和功能“,‘中国美术研究“2009年第2期㊂黄厚明:‘商周青铜器饕餮纹的文化原型“,‘美术与设计“2009年第1期;黄厚明:‘商族祖神像:饕餮纹象征功能论的一种假说“,‘艺术与科学“2007年第5期;黄厚明:‘图像与思想的互动:饕餮纹内涵的转衍和射日神话的产生“,‘学术研究“2006年第7期;黄厚明:‘探索与证伪:关于饕餮纹含义的几种学说“,‘美术与设计“2008年第1期;黄厚明:‘商周青铜器制作的目的和意义 兼论 九鼎 传说的历史观念“,‘中国美术研究“2007年第1期;黄厚明:‘中国早期艺术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以饕餮纹图像研究为例“,‘民族艺术“2006年第4期㊂巫鸿:‘一组早期的玉石雕刻“,‘美术研究“1979年第1期㊂林巳奈夫:‘先殷式の玉器文化“,M u s e u m ,n o .334,‘东京国立博物馆美术志“,1979年1月号㊂周南泉:‘故宫博物院藏的几件新石器时代纹饰玉器“,‘文物“1984年第10期㊂W uH u n g . B i r d M o t i f i nE a s t e r nY iA r t .O r i e n t a t i o n ,O c t o b e r ,1985.;W u H u n g .A G r e a tB e g i n n i n g o f A n c i e n tC h i n e s eJ a d e sa n dt h eO r i g i no f Ri t u a lA r t ,C h i n e s eJ a d e s f r o mt h e M u -fe i c o l l e c t i o n .H o n g K o n g :B l u e t t S o n s ,1990.巳奈夫 1 ㊁邓淑苹 2 ㊁李学勤 3 ㊁王青 4 ㊁王志奇㊁车广锦 5 ㊁潘守永㊁雷红霁6 等一大批学者纷纷著文发表新解,形成了研究上古玉器及纹样的一股热潮㊂图1山东日照两城镇出土的龙山时代的玉圭纹样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大家讨论的材料多为传世品,因而不可避免地混入了一些晚商甚至周代的材料㊂近几年来,随着江苏溧阳遗址 7 ㊁石家河文化遗址 8 ㊁陶寺文化遗址 9 等相关新材料的发现及公布,为我们重新审视以往的研究提供了可能㊂今检前人之论,并结合新材料,制成如下两张图(图2㊁3)㊂图21图22图23123456789林巳奈夫:‘所谓饕餮纹表现的是什么“(日文),‘东方学报“(京都)第56册,1984年;‘中国古玉の研究“,吉川弘文馆出版,1991年㊂邓淑蘋:‘古代玉器上奇异纹饰的研究“,‘故宫学术季刊“1986年4卷1期;邓淑蘋:‘雕有祖神面纹与相关纹饰的有刃玉器“,‘刘敦愿先生纪念文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8年㊂李学勤:‘古玉上的鹰和人首“,‘文物天地“1987年第5期㊂王青:‘西朱封龙山文化大墓玉神徽饰纹的复原研究“,‘刘敦愿先生纪念文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8年㊂王志奇㊁车广锦:‘玉器三题“,‘刘敦愿先生纪念文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8年㊂潘守永㊁雷红霁:‘ 玉鬼神面 的文化意蕴“,‘民族艺术“1999年第2期㊂汪青青:‘溧阳出土的良渚文化玉器珍品 神人兽面鸟纹圭“,‘东方文明之光 良渚文化发现60周年纪念文集“,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㊂石家河考古队:‘肖家屋脊“(上㊁下),文物出版社,1999年㊂‘古代文明通讯“2003年第2期㊂艺术门类专题研究377Study ofart图24图25图26图27图28图29图210图211图212图213图214图215图216图217图218图219图220图221图222图223图2龙山时代玉器纹样图2共收录了龙山时代玉器纹样23幅,分别施刻于15件玉器上㊂其中,有两件玉器具有明确的出土地点,分别是日照两城镇龙山文化玉圭和江苏溧阳宋庄村玉圭㊂其余13件玉器,散见于世界各地博物馆㊂上述纹样的基本构成,皆为鸟㊁人形象的结合,其中鸟㊁人形象又有抽象和具象之分㊂抽象的鸟㊁人形象,多为左右对称的正视形象,皆为主体花纹㊂其主要构图元素为:圆形或椭圆形双眼, 介 字形冠顶,两侧多有平展的 折半 的 介字形 羽翅㊂具象的鸟人形象,可分三种组合,包括具象鸟纹与抽象人面纹的组合㊁具象人面纹与抽象鸟纹的组合㊁具象鸟纹和具象的人面纹的组合㊂从图像的形式特征看,鸟人形象尽管形式复杂多样,但万变不离其宗,其构图方式皆以鸟㊁人的一些特征性元素加以体现,并遵循 对称 ㊁ 折半 ㊁ 借代 ㊁ 变形 ㊁ 抽象 ㊁ 简化 ㊁ 主次 ㊁ 正侧视 等若干原则㊂除此以外,纹样的雕刻技法相同,且皆施刻于玉圭或玉刀等贵重礼器之上㊂所有这些共性,应为同一时代相同文化观念之表征㊂图3共收录了16件玉饰件㊂图31出土于山东临朐县西朱封龙山文化M202大墓,该玉饰系用近千枚细小的绿松石片镶嵌镂刻而成,出土时,绿松石片已经散落㊂图33㊁图34同为考古遗物,具有有明确的出土地点㊂耐人寻味的是,它们皆不是山东龙山文化遗物㊂这意味着,如果承认玉饰件和龙山玉器纹样在文化上的传承关系,那么,它们只能是山东龙山文化观念被其他文化吸收并继承的产物㊂更为复杂的是,这两件玉饰件本身分别出艺术门类专题研究379Study of art自图31图32图33图34图35图36图37图38图39图310图311图312图313图314图315图3 龙山时代玉饰件两种不同的文化系统㊂图33是近年来才发现的,出土于山西南部陶寺文化遗址, 1 图34出土于湖北钟祥六合石家河文化遗址㊂ 2 考古资料表明,陶寺文化类型及其遗址的年代,其时间跨度大约在公元前2600 2000年,其下限可能已接近夏代早期㊂ 3 该件玉饰出土于陶寺遗址晚期,年代约为公元前2400 2000年㊂石家河文化乃是长江中游龙山文化的统称,年代约为公元前2600 2000年㊂该文化分早晚两个阶段:早期,多继承了本地屈家岭文化因素;晚期,在文化面貌上除了一小部分延续本地传统外,绝大部分多可以在北方(主要指河南和山西)龙山文化中找到相同的因素(有时也称之为 后石家河文化 ,以区别于早期石接河遗存),而且,越往北,其受北方文化的影响越大㊂ 4 六合的玉饰即出土于晚期遗址,年代约为公元前2200 2000年左右,应是石家河文化接受北方龙山文化观念而形成的产物㊂此外,在湖北肖家屋脊石家河文化晚期还发现不少玉器神像,图37即为其中一例㊂ 5 该玉饰件的面部特征与台北故宫博物院玉圭上的鸟人神像(图215)十分相似,有椭圆形双目㊁蒜形鼻㊁圆形钻孔耳饰㊁阔嘴和外露的 獠牙 ;其上简化的 半介字形 羽翅,除了方向不一外,其基本造型与陶寺㊁六合的玉饰件两侧的 半介字形 羽翅相若㊂同样的图式亦见于图38,该件玉饰系陕西丰西西周墓盗掘坑发现的遗物㊂ 6 由于受到后世扰乱,关于此器的属性,学界尚有分歧㊂张长寿判断其为墓之陪葬品,林巳奈夫则认为墓的陪葬品未必是同时代之物,他的意见是,此物系龙山时代遗物㊂ 7 肖家屋脊龙山时代玉器神像的发现,证实了林氏的判断㊂其余8件皆为传世品,分别见藏于美国斯密森学会㊁美国沙可乐艺术博物馆㊁大英艺术博物馆等单位㊂其图式结构与肖家屋脊神像十分相似,而且部分玉饰1234567 高炜:‘陶寺遗址的主要收获“,‘古代文明通讯“2003年第3期㊂荆州地区博物馆㊁钟祥县博物馆:‘钟祥六合遗址“,‘江汉考古“1987年第2期㊂王克林:‘陶寺晚期龙山文化与夏文化 论华夏文明的形成(上)“,‘文物世界“2001年第5期㊂郭立新:‘长江中游地区初期社会复杂化研究(4300B.C. 2000B.C.)“,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第45 52页㊂石家河考古队:‘肖家屋脊“(上㊁下),文物出版社,1999年㊂张长寿:‘记丰西新发现的兽面玉饰“,‘考古“1987年第5期㊂林巳奈夫:‘中国古代遗物上所表示的 气 之图像之表现“,‘中国古玉研究“,杨美莉译,台湾艺术图书公司,1997年,第203页㊂381Study of art的冠顶及 半介字形 双翅与陶寺㊁六合出土物也非常逼近,显示了彼此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㊂从历时性角度理解,良渚玉器神像演变为商周青铜器饕餮纹,其逻辑的演绎序列应为:良渚文化龙山时代夏代商代若此,探讨良渚神像和商代饕餮纹的形式演变关系,还需对夏代的情况作一剖析㊂据‘史记㊃夏本纪“和‘竹书纪年“记载,夏代自禹至桀,历14世17王,共400余年㊂以此推算,夏代在历史上的存在时间可能在公元前2100 1700年左右㊂有关夏文化的考古学遗存,学界尚有分歧,比较一致的看法,河南郾师二里头遗址属于夏文化㊂该遗址经碳十四测定,年代约为公元前1900 1600年, 1其年代相当于夏代中晚期㊂1999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新密市发掘的新砦遗址,兼有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的因素, 2算是弥补了两者之间的一些缺环(图4)㊂值得一提的是,新砦遗址的一件残陶片上(T 1H 24),曾发现与龙山玉饰相似的纹样(图41)㊂此纹样虽然已残损,但其面部主体尚存,顾万发 3 和王青 4 对其进行了复原,分别得到图42和图43㊂比较而言,王青的复原比较大胆,其上有高耸羽状冠顶,两侧有翅状的飞翼㊂值得注意的是,在年代靠后的二里头遗址中,也曾发现一件陶片纹样(图44)㊂ 5以往的研究者多将其视为双身龙纹,实际上,如果仔细观察,这件所谓的 龙纹 和新砦纹样颇多类似,都有 臣形目 ,并且,其下有近圆形的 双目 (图45㊁46)㊂之所以将后者也视为双目,其主要参照对象是图47㊁图48,它们的外形基本一致㊂这种上下双目的组合形式,不12 3 4 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中碳十四年代数据集“,(1965 1981),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年,第73 74页㊂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㊁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新密新砦遗址1999年试掘简报“,‘华夏考古“2000年第4期㊂顾万发:‘试论新砦陶器盖上的饕餮纹“,‘华夏考古“2000年第4期㊂王青:‘浅议新砦残器盖纹样的复原“,‘中原文物“2004年第1期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郾师二里头“,北京:科学出版社,1988年㊂图41图42图43图44图45图46图47图48图4新砦㊁二里头遗址陶器纹样与龙山玉饰比较仅在良渚文化 山东龙山文化中习见,而且同样见于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三件镶嵌铜牌饰上(图5)㊂ 1 其中一铜牌饰属于二里头文化二期,面部有两对双目,其下的一对为 重圆形目 ,其上的一对为 臣形目 , 臣形目 上有高耸的羽形冠顶(图51)㊂值得一提的是,二里头遗址中还发现两件类似的铜牌饰(图52㊁53),皆属于二里头文化四期㊂ 2 图52的下组双睛仍然为圆形,但眼框呈梭形,上组双目仅作示意表现,显示了一定的随意性,其上冠顶分上下两层,羽状特征非常明显㊂图53的图案甚为简略,但仍有明显的圆形双目㊂1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1981年河南郾师二里头墓葬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第1期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1984年秋河南郾师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几座墓葬“,‘考古“1986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1987年秋河南郾师二里头遗址墓葬发掘简报“,‘考古“1992年第4期㊂艺术门类专题研究383Study ofart图51图52图53图5 二里头遗址出土镶嵌铜牌饰除二里头遗址外,这类铜牌饰在其他地方也有发现㊂其中包括:美国沙可乐艺术博物馆3件 1 ㊁美国保罗㊃辛格私藏2件 2 ㊁英国伦敦1件 3 ㊁美国纽约1件 4 ㊁甘肃天水1件 5 ㊁美国火奴鲁鲁艺术研究院1件 6 ㊁日本滋贺艺术博物馆1件 7 ㊁四川广汉三星堆真武2件㊂ 8所有12件铜牌饰,唯真武两件具有明确的出土地点,其年代相当于二里头文化四期㊂如果将青铜器饕餮纹的形成演变过程作一总体性的归纳,大致可分为四大阶段㊂第一阶段:河姆渡文化㊁马家浜文化 崧泽文化时期㊂这是鸟㊁日母题结合的自然神阶段㊂起初以宁绍平原的河姆渡文化为重心,后来逐渐向北推进,重心转移到太湖流域的崧泽文化,年代约为公元前5000 3200年㊂在文化交流方面,这主要表现为对薛家岗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影响(图61)㊂第二阶段:良渚文化早中期㊂这是鸟㊁日㊁人结合的祖神阶段㊂以太湖1 23 4 5 6 7 8O s v a l dS i r e n .K i n a sK o n s tU n d e rT r eA r t u s e n d e n ,v o l u m e 1,S t o c k h o l m1942.M a xL o e h r .R e l i c s o f A n c i e n tC h i n a :F r o mt h eC o l l e c t i o no f D r .P a u lS i n ge r .A r n o P r e s s ,1976;转引自王青:‘镶嵌铜牌饰的初步研究“,‘文物“2004年第5期㊂李学勤㊁艾兰编:‘欧洲所藏中国青铜器遗珠“,文物出版社,1995年㊂E s k e n a z i .A n c i e n t C h i n e s eB r o n z e s a n dC e r a m i c s .L o n d o n ,1999;转引自王青:‘镶嵌铜牌饰所见中国早期文明进程问题“,‘东方考古“第1集,科学出版社,2004年㊂张天恩:‘天水出土的兽面铜牌饰及有关问题“,‘中原文物“2002年第1期㊂朱凤翰:‘古代中国青铜器“,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㊂李学勤:‘从一件新材料看广汉铜牌饰“,‘中国文物报“1997年11月30日㊂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工作站等:‘三星堆遗址真武仓包包祭祀坑调查简报“,‘四川考古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㊂流域良渚文化为重心,年代约为公元前3200 2500年㊂良渚文化继续保持对海岱地区龙山文化的影响(图62)㊂图61河姆渡文化㊁马家浜文化 崧泽文化时期图62良渚文化早中期第三阶段:龙山时代㊂随着良渚文化的传播和衰微,山东龙山文化㊁山西陶寺文化㊁湖北石家河文化继之而起,成为鸟㊁人神像得以延续㊁发展的文化载体㊂其范围已经遍及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年代约为公元前2500 2000年(图63)㊂第四阶段:夏代及早商初段㊂二里头文化成为鸟人神像创作的艺术重心,并南下至四川盆地,年代约为公元前2000 1650年左右(图64)㊂图63龙山时代图64夏代及早商初段值得一提的是,二里头文化铜牌饰作为龙山时代玉器和早商青铜器饕餮纹的一种过渡形式,不仅在时间及纹样母题上起到了连接两者的中介作用,而且其质材兼有玉器和铜器的双重属性,虽然在此之前海岱地区已经绿松石镶嵌技术和传统,但还没有使用到铜器上,只到二里头文化时期,玉㊁铜385 Study of art结合才逐渐固定为一种习见的艺术载体㊂这一趋势亦与良渚玉器神像的演变轨迹相一致㊂这里有一点需要注意,即上述诸阶段的划分,主要着眼于饕餮纹在形成演变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艺术形式相似性的考察㊂罗森曾提醒我们:青铜器饕餮纹由良渚玉器神像演变而来,这种传承可能只是形式上的借用,即良渚玉器上的饕餮纹的宗教寓意并没有传递到商代青铜器饕餮纹上㊂ 1 诚然,形式的相似性并不一定意味着文化功能的同一性,但饕餮纹作为一种观念的物化表征,如果没有文化之间的深层互动,几千年来能够延之有序,简直是不可想象的㊂现在的关键问题是,上述各阶段不同文化共同体有何交流和接触?而相似的文化现象背后是否存在相同的社会结构形态?关于第一阶段诸文化之间的传承关系,学界已经早有定论, 2 自然无需多谈㊂这里试就良渚文化㊁山东龙山文化㊁陶寺文化㊁石家河文化及二里头文化之间的关系略陈一二㊂太湖流域良渚文化和山东海岱地区史前文化的交流,早在大汶口文化时期就比较频繁㊂从绝对年代看,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和良渚文化早中期相当,两者在物质文化遗存上有许多共性㊂陶器上,良渚文化特征性很强的贯耳壶,在大汶口文化中常有发现,而大汶口文化的背水壶,在福泉山㊁青墩等良渚文化遗址中也出土不少㊂前述的大汶口文化陶器上的刻符,也可追溯到良渚文化㊂在用玉上,大汶口文化受良渚文化影响尤其突出,明显的一例,就是大汶口文化的花厅遗址㊂ 3 该遗址位于苏北地区的沂㊁沭河之间,与山东省的南部地区同属淮河流域,处于南北两个地区的交汇地带㊂在其墓葬中,出土了数量众多的琮㊁璧㊁锥形饰等玉器,具有强烈的良渚文化色彩,特别是其上施刻的鸟人神像,完全属于良渚文化的翻版㊂良渚玉器和祭坛共存的现象,在花厅遗址也有发现㊂也许是鉴于花厅遗址具有强烈的良渚文化因素,林巳奈夫将其视野为两族通婚的结果, 4 而严文明甚至认为其1 2 3 4 罗森:‘推翻假说重看古代中国的艺术与文化“,‘中国古代的艺术与文化“,孙心菲等译,范毓周等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㊂吴汝祚:‘试论河姆渡文化与马家浜文化的关系“,‘南方文物“1996年第3期;宋建:‘关于崧泽文化至良渚文化过渡的几个问题“,‘考古“2000年第11期㊂南京博物院:‘花厅 新石器时代墓地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㊂林巳奈夫:‘良渚文化和大汶口文化中的图像记号“,‘东南文化“1991年第3㊁4期㊂中一部分墓葬属于南方的良渚人墓地㊂ 1 但正如王根富所言: 如若花厅墓地中出良渚文化因素的墓是良渚文化人的墓,则此类墓的基本风格应是良渚文化的,而不应是大汶口文化的,这与花厅墓地的大汶口文化风格是相互矛盾的㊂ 2 从遗址出土的材料综合考察,花厅居民的族属是大汶口文化,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㊂一些墓葬特别是偏晚时期的墓葬中出现了大量来自南方良渚文化的文化因素,应是大汶口文化与良渚文化联系的加强㊁交流的增多而形成的㊂至于形成这种情况的具体原因,应是大汶口文化土著民接受良渚文化礼制的结果㊂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社会分化已经非常明显,也使得良渚玉器神像所代表的宗教等级制度有了合适的生存土壤㊂以此可知,良渚玉器纹样在大汶口文化的传播,不仅是形式上的,而且也是功能和观念上的㊂殆及龙山时代时期,良渚文化宗教礼制观念逐渐被大汶口文化之后的山东龙山文化内化为一种自觉的社会行为,并且通过文化的扩张,将其传播到中原地区,其后,又通过中原传播到江汉流域㊂山东龙山文化所具有的良渚文化因素,有两种源头:一种秉承于大汶口文化中的良渚文化因子;一种则继续与良渚文化保持频繁的文化接触,特别是随着良渚文化的式微,良渚居民直接北上和山东龙山居民发生联系㊂董楚平根据山东大竹岛川南海底打捞上来的良渚文化陶器,推测良渚居民的北上可能是通过海道㊂ 3 李映福甚至认为以山东龙山文化为代表的 少昊族 ,乃是代表 羲和 的良渚文化集团渡海北上与山东龙山文化发生联系,共同缔造的新氏族部落㊂ 4 山东龙山文化和陶寺文化的联系,在考古资料上也多有反映㊂陶寺遗址位于山西襄汾县㊁临汾盆地的中心位置,从碳十四测年结果看,该遗址和墓地的绝对年代约在公元前2800 2000年左右㊂在已发掘的一千多座墓葬中,出土大量的玉石器等各类遗物,其中玉器的种类有琮㊁管㊁瑗㊁钺㊁圭㊁璧㊁璜㊁铲㊁殳㊁双孔刀㊁梳㊁笄,组合头饰㊁项饰㊁臂环㊁指环㊁镶嵌腕饰以及其他零散饰件等㊂此外,还见到已散落的绿松石锒嵌饰片九百余枚㊂这些遗物及造型基本不见于在此之前的本地文化遗址中,相反,却带有明显的山东龙山1234 严文明:‘碰撞与征服 花厅墓地埋葬制度的思考“,‘文物天地“1990年第6期㊂王根富:‘花厅墓地初探“,‘东南文化“1987年第1期㊂董楚平:‘吴越文化新探“,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㊂李映福:‘良渚文化玉琮的对外传播“,成都:‘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创建三十五周年纪念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㊂。
略论新砦期二里头文化
略论新砦期二里头文化——兼评《来自“新砦期”论证的几点困惑》方酉生2011-12-31 18:16:53 来源：《东南文化》(南京)2002年09期第31～35页【作者简介】方酉生（1934年生），男，浙江建德人，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考古系，教授。
武汉大学湖北武汉430072【内容提要】新砦期二里头文化或新砦二期遗存，是晚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早于偃师二里头遗址第一期的一种中间过渡遗存，它填补了两者之间的空白，使两者联系起来。
为“夏商周断代工程”确立夏代纪年提供了科学依据。
【关键词】新砦期/夏代中图分类法K871.2 文献标识码 A发表于《中国文物报》的《来自“新砦期”论证的几点困惑》一文[1]（以下简称《困惑》），对《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中关于“新砦期”从1997年试掘提出以后，通过1999年第二次试掘再次得到确认的事实，提出几点“困惑”。
事实上《简本》只是公布科研成果的结论，不是详细公布试掘的原始资料。
要完全依靠《简本》上公布的有限材料去认识“新砦期”的全部内涵是不现实的，只“认真学习”和“研习”《简本》所公布的材料也是明显不够的，由此而产生“几点困惑”也是可以理解的。
由于夏文化研究直接关系到中国国家与文明这样重大的学术问题，因此笔者也认为很有必要对“新砦期”的能否成立，加以讨论，以期对正确认识“新砦期”有所裨益，不妥之处，望方家指正。
众所周知，新砦期二里头文化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通过对新砦遗址试掘以后提出的[2]，迄今已有20余年。
在这段时间里，相关论文也有发表[3]。
新砦期二里头文化的提法，已经为学者们所采用，这是有目共睹的。
这次“夏商周断代工程”为慎重起见，于1999年对该遗址再次作了试掘[4]，目的是检验这种提法是否可以成立。
通过第二次试掘再次证明，“新砦期”确实是能够成立的。
为说明这个问题，下面先来对新砦期二里头文化的情况作一简要的回顾。
河南新密古城寨遗址出土植物遗存分析的开题报告
河南新密古城寨遗址出土植物遗存分析的开题报告一、选题背景及意义：河南省新密市是历史文化名城，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资源。
其中，古城寨遗址是新密市的一处重要遗址，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通过对该遗址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可以深入了解该地区古代人类的生产、生活、文化等方面的情况，为今后更好的文物保护、城市规划、甚至是旅游开发提供参考。
在古城寨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大量的植物遗存，其中有些是种子、果实、花粉等重要的遗存。
这些植物遗存是了解当时人类生活、农业、经济、贸易等方面的重要证据，而且还可以为今后的植物保护和研究提供重要依据。
因此，本文选取河南新密古城寨遗址出土的植物遗存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进行分析和研究，探究当时植物资源的利用情况、种植形态和分布情况等，对于加深对当时人类生活方式和当地植物类型的了解，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二、研究内容：1. 植物遗存的分析和提取：对出土的植物遗存进行分离、提取和鉴定，主要方法包括显微镜观察、酸浸法、筛分和化学鉴定等。
2. 植物遗存的分类和计数：对鉴定出的植物遗存进行分类汇总，计算数量和比例，分析各类植物的分布情况和利用情况。
3. 植物遗存与当时人类生活的关系：通过对植物遗存的分析，探究当时人类如何利用这些资源，对当时人类农业、经济、贸易、文化等方面的情况进行探究。
三、研究方法：本文主要采用以下研究方法：1. 文献资料法：对河南新密古城寨遗址的历史、考古、收藏等相关文献资料进行搜集和整理，以深化对该遗址的了解和认识。
2. 实地考察和采样：通过实地考察和采样获取植物遗存样本，以保证研究数据可靠性。
3. 显微镜观察法：采用显微镜观察法对样本进行观察和提取，以获取植物遗存。
4. 酸浸法：采用酸浸法对部分样本进行处理和提取，以获取纤维植物的遗存。
5. 化学鉴定法：采用化学鉴定法对部分样本进行处理和鉴定，以获得化石植物和种子等细小遗存。
四、预计达到的目标和成果：1. 对河南新密古城寨遗址出土的植物遗存进行精细化分析和提取，获取植物遗存的种类、数量、分布等情况。
新砦期遗存
新砦期是介于河南龙山文化与二里头文化之间的一种文化遗存，是探索早期夏文化，重点关注的考古学文化。
（一）发现与命名新砦期遗址位于河南新密市刘寨镇新寨村所属的苏沟、梁家台、煤土沟等自然村之间。
该遗址主体遗存可分为三期：一期为王湾三期文化，二期为新砦期，三期为二里头文化。
新砦遗址于1964年被县文管所发现，1975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汝州煤山遗址发现了类似遗存。
赵芝荃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队的赵芝荃先生在县文物部门的指引下，对新砦遗址进行调查和试掘，发现了介于王湾三期文化与二里头文化之间的文化遗存，从而提出了“新砦期二里头文化”的命名。
对此命名，学界反响不一，有赞同的，也有反对的。
认为其属于二里头文化第一期，并不存在独立的新砦期，相当多的学者则认为有关材料不足，有待更多的考古工作加以验证。
1999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对新砦遗址多次发掘，出土大量遗物，发现了王湾三期文化、新砦期与二里头文化早期遗存的叠压关系，为确认新砦期奠定了基础。
目前，新砦期遗存的命名，已得到学界较大范围的认同，但仍有部分学者持反对意见。
新寨文化主要遗址分布图及分区图新砦期遗存主要分布于嵩山南麓的颍河、汝河流域，新密、禹州、登封、汝州、平顶山以及郑州、巩义等地。
主要遗址有新密新砦、古城寨、新郑人和寨、汝州煤山、平顶山蒲城店、巩义花地嘴、郑州东赵等。
需要指出的是伊洛河平原地区少见此类文化遗存。
关于新砦期遗存的命名，学界先后有“新砦期二里头文化”、“新砦期文化”、“新砦二期遗存”、“新砦文化”、“新砦二期文化”的命名。
在目前有争议的情况下，称其为“新砦期遗存”或“新砦期”似乎较妥。
（二）文化特征新砦期遗存的遗迹目前发现有城墙、大型夯土建筑、壕沟、房屋、灰坑、窖穴、墓葬、道路和冲沟。
其中房屋主要是地面建筑。
墓葬有10多座，以长方竖穴土坑墓为主。
出土大量陶器、石器、骨器、蚌器遗迹部分铜器、玉器等遗物。
平顶山蒲城店二里头城址西城墙陶器分夹砂和泥质两大类，陶色以灰陶为主，次为黑陶和褐陶，红陶极少。
河南新密古城寨遗址考古发现与研究
郭荣臻郭昊晟/河南新密古城寨遗址考古发现与研究河南新密古城寨遗址考古发现与研究郭荣臻1郭昊晟2（1.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东济南250100；2.河南大学法学院，河南开封475000）摘要河南新密古城寨遗址考古发现以来，20年来学界对其尤其是龙山时代的城址开展一系列研究，取得较为丰硕的学术成果，主要表现在族属、建筑、器物、生业、环境、社会等多方面。
这些研究既在某些方面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共识，也存在对部分问题的歧见，整体上促进了对该遗址研究的深入。
但既往研究也存在着公共考古力度不够、材料公布有限、多学科合作研究少的问题，有待加强。
关键词新密古城寨考古发现古城寨遗址位于河南省新密市曲梁乡大樊庄村古城寨村民组，是新密地区史前时期的一处重要遗址，也是目前所知新密历史上最早的城邑。
该遗址于1988年被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并于200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继考古调查、发现、发掘以来，学界对该遗址尤其是龙山时代晚期王湾三期文化时期的城邑展开研究，取得一系列研究成果。
近年来，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又对该城址开展新一轮的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
对该遗址相关考古发现、学术研究情况进行综合梳理，以期对更加深入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古城寨遗址的考古发现1997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新密市炎黄历史文化研究会、新密市文物保管所等单位调查洧水流域史前遗址时，对“郐国故城”（古城寨遗址旧称）的城墙给予较大关注，在该城址及其周边展开大范围的考古钻探和调查，并对南城墙局部墙基进行试掘解剖，确定城的年代属于龙山时代[1]。
1998—2000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密市炎黄历史文化研究会等单位对遗址进行科学考古发掘，发现遗址以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堆积为主，揭露出王湾三期文化时期的城墙、城壕、城内夯土建筑基址、廊庑基址、灰坑、奠基坑、墓葬等遗迹，各种材质的生产、生活用具等遗物。
此外，也见有仰韶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殷墟作者简介：郭荣臻（1988—），男，河南新郑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城市考古、农业考古。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近期，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顾万发应邀参加了由中国考古学会主办的中国考古学会第十六次年会，那么大家对研究院院长顾万发有了解吗?下面由店铺为大家整理的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希望对大家有帮助!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院长顾万发1971年出生，199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毕业后主持巩义花地嘴遗址的发掘，发现有大量高等级的新砦期遗存，后历任郑州市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院长。
还兼任有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郑州市政协委员，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等。
个人生活爱好漫画，2010年在保加利亚普罗夫迪夫举行的国际漫画和肖像画大赛上，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顾万发的漫画《无题》获得了荣誉奖，这是作者在比利时克诺克·海斯特国际漫画大奖赛和土耳其纳斯汀·霍查国际漫画大赛获奖之后，再次获得国际漫画大赛奖，也是本次大赛上中国境内唯一获奖作者。
以“alc oho and nations(酒与民族)”为主题的保加利亚普罗夫迪夫国际漫画和肖像画大赛同样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漫画高手参加。
大学时代开始创作漫画的顾万发曾先后在《讽刺与幽默》、《北京青年报》、《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发表漫画作品百余幅。
本届大赛上，顾万发漫画作品《无题》以极其诙谐幽默的方式，表达了现代社会大众足球文化中一些不好的社会现象，对整个社会尤其是对下一代产生将产生一定影响。
政协委员顾万发提交了《关于制定郑州城市色彩规划的提案》。
他认为，作为中国中部中心城市、国家重要综合交通枢纽，中原经济区、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的核心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的郑州，为了提高城市人居环境质量，展现城市历史文化和现代文明，矫正城市建筑无序状态，建议相关部门应对城市色彩规划引起重视，通过调查、研究、讨论，制定出具有郑州特色的《城市色彩规划》，并付诸实施。
院长顾万发的作品毕业后参加新密新砦遗址的发掘，后主持巩义花地嘴遗址的发掘，发现有大量高等级的新砦期遗存。
商周青铜器兽面纹的渊源探究
商周青铜器兽面纹的渊源探究倪玉湛63(【内容摘要】在我国史前东部地区诸多考古学文化中，从北到南均有兽面形的工艺品或装饰，它们的具体形式虽然不同，但在装饰母题和风格上较为接近,这是史前时代多元文化相互交融与碰撞的结果。
在稍晚的二里头文化的工艺品中，依然可以寻觅到兽面纹的踪影，它们虽在装饰母题上与史前东部地区不同&旦在风格上或多或少受到了史前东部地区的影响。
对商文化而言，若从王权的接续方面看，商代早期不可避免地承继了二里头文化(夏)的某些因素，若从族属的角度讲，商族又与史前东部地区的诸民族保持着难以割舍的亲缘关系。
因此，商代早期青铜器上的兽面纹，最初直接来源于二里头文化，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商代中晚期青铜器上的兽面纹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这既是政治上逐步走向自信的明证，又是对史前时代东部地区艺术传统的回应。
【关键词】商周青铜器兽面纹渊源红山文化龙山文化良渚文化二里头文化—很少是完全一一借“器物形制的演变一一尤其是在较进步的阶段—用一个社会人类学的名词一一由'内婚制'完成，更没有完全'自进的进化-(Orthogenesis)的例。
新型的降生，可以说大半是由'杂交，得来。
”〔1〕著名考古学者李济(1896-1979)在研究殷墟青铜眾形器的形制溯源和演变时，曾谈及上述这段文字。
对于研究某种纹饰的渊源与演变，仍然是适用的。
如若把从史前至商周时期流行的兽面纹看作是一类纹饰的话，它们彼此之间即使没有直接的演化关系，仍可大致推断其中的多数是由“杂交”而来&而其背后则暗含了深刻、复杂的社会背景。
我们一般所说的兽面纹，也叫饕餮纹，主要指盛行于商至西周早期的一种特定纹饰，又以青铜器上最为常见。
关于“饕餮”一名，最初由吕大临(1040—1092)所定。
他在《考古图沖讲“文作龙虎冲有兽面，盖饕餮之象。
〔1〕李济:《殷墟青铜器研究》，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第228页。
会变身的古城河南新密古城寨龙山文化遗址
特别策划F E A T U R E文 图/蔡全法 郝红星会变身的古城河南新密古城寨龙山文化遗址一夜鬼修城的传说，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冲击？有可能是过去式的现实吗？大隗山旁，溱洧之上，古城与传说时代的黄帝有关系吗？扑朔迷离的短命诸侯国——郐国，最终去了哪里？古城的墙，古城的殿，将在多大程度上改写中国文明史？古城寨遗址航拍特别策划FEATURE26FEATURE271997年夏，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应新密市黄帝历史文化研究会的邀请，到新密双洎河（古洧水）、溱水（古郐水）流域进行调查，寻找与古代文明形成和国家起源有关的古文化遗存。
在新密市黄帝历史文化研究会与新密市文物保护管理所的积极配合下，调查人员穿梭于新密的山山水水，从形形色色的陶片中追寻古老的文明，在层层叠叠的断层中解读历史的架构。
历经三年的艰辛调查与发掘，终于确认一座巍峨壮观的古城——古城寨龙山文化晚期城址。
郐城追踪郐，从邑，会声，读作kuài。
郐国立国很早。
武王伐纣之后，大肆封赏有功之臣，古代一些帝王之后，也被封作诸侯，承继先祀，以彰显周王德政。
就溱水河畔的古城寨遗址特别策划F E A T U R E28这样，祝融氏的后代被封在了郐，位置在溱洧之间。
郐是楚的同姓，根据司马迁的考证，高阳氏的后代重黎，居火正之官，被赐姓祝融氏，后代陆终生六子，第四子会人是郐的先祖，第六子季连是楚的先祖。
郑玄在《诗谱》中提到郐的位置时说“国在禹贡豫州外方之北，荥波之南，居溱洧之间”。
古人以箕山、具茨山、嵩山为外方山，郐国的位置大概在荥阳、新密、新郑之间。
《国语·郑语》中以郐国为小诸侯国的代表：“子男之国，虢、郐为大。
”《诗经》收录《桧风》四篇，分别是《隰有苌楚》《匪风》《素冠》《羔裘》。
如果单从内容来看，风格与《郑风》《卫风》相似：《隰有苌楚》描写生逢乱世的苦闷；《匪风》描写郐人远游，思念家乡；《素冠》表达对失去亲者的同情；《羔裘》表达郐臣对朝政的忧虑。
大型遗址聚落考古的方法和步骤——以新砦遗址聚落考古为例
⼤型遗址聚落考古的⽅法和步骤——以新砦遗址聚落考古为例赵春青聚落考古是近年来我国考古学界再度重视的考古学理论与⽅法之⼀。
如何在较短的时间内，⾏之有效地实施⼤型遗址聚落考古，不仅仅是⼀个理论问题，更是⼀个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总结的实际⼯作⽅法问题。
“中华⽂明探源⼯程预研究”项⽬启动之后，由我院考古所主持的“新砦遗址聚落布局与内涵”课题组，2002年4⽉~2003年12⽉对河南省新密市新砦⼤型史前遗址（⾯积达70~100平⽅⽶）布局的探讨，不断取得明显进展。
现简要介绍其⼯作⽅法与步骤，供从事⼤型遗址聚落考古的同⾏们批评指正。
1.收集影像资料。
新砦课题组在实地踏查遗址之前，已收集到新砦遗址1957、1972、1988和1999不同年份的航⽚资料。
从这些资料上，不仅直观地了解到遗址在最近⼏⼗年的变迁脉络，⽽且注意到遗址地貌特点为三⾯临⽔，只有北边有陆路与外界相通。
从防御的⾓度观察，东、西、南均可以凭借⾃然河流作为屏障，但北边应当⼈为构筑防御⼯事。
这些影像图⽚⽆疑为探索该遗址防御设施提供了直观的背景资料。
利⽤现有的影像资料，借助相关的计算机技术，还可以迅速、准确地制作遗址⼤⽐例尺的地形图。
新砦遗址1：2000的地形图就是由考古所科技中⼼的专业⼈员依照1999的航⽚资料和原有的1：10000的地形图通过相关软件在计算机上制作完成的。
2.核实聚落范围。
新砦遗址所在的新砦村，⾏政上⾪属于河南省新密市（原密县）刘砦乡新砦村，西北距新密市市区20.5公⾥。
遗址中部有两条黄⼟冲沟。
其中，苏沟横亘于遗址中部，西向东流。
煤⼟沟位于遗址东北部，⾃西北流向东南，先与苏沟东端汇合，后⼀并注⼊双洎河故道。
双洎河故道位于遗址东南部，⾼出双洎河主⼲道10多⽶，⾃南向北再折向东南⼤致为弧状条带，流经东湾村的西、北东三⾯，最终注⼊双洎河主⼲道。
2002年春，为核实遗址范围，我们以有⽆⽂化层⽽不以陶⽚的散布范围为依据，采⽤观察现有剖⾯和钻探地下⽂化层相结合的⽅法，确认遗址范围⼤体为：北边在今苏沟村以北约10~20⽶处，东⾄煤⼟沟村东南约350⽶，南到东湾村的中部，西到梁家台村以西30~50⽶，以道路和村庄分布格局，将遗址分为四区，合计总⾯积约70万平⽅⽶。
26903381_郑州地区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早期动物陶塑简论
□周一峥1 魏一晋2陶塑，即雕塑陶器，是陶制品的重要组成部分。
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显示，史前时期各文化区先民已普遍制作动物形陶制品。
就学界既有研究来看，李锦山列举部分史前器物造型或图像上动物因素，结合史料等其他证据，推论它们与图腾崇拜相关，是早期宗教的反映[1]。
安家瑗举陶、石、玉等多种材质动物造型证据，认为这些材料除艺术价值外，还能反映诸如精神内涵、生态环境等其他问题[2]。
郭梦较为详细地梳理国内史前动物陶塑，对其进行了分类和时空分布研究，推论这些陶塑可能具备多种功能[3]。
张晶则从艺术造型审美角度分析了国内新石器时代的部分动物造型，但其所用案例不仅仅是陶塑[4]。
就这些研究来看，虽然学者们侧重点有所不同，所用案例有多有少，但皆着眼于从宏观角度就整个中国的空间范围研究，分区观察的专题讨论尚付阙如。
事实上，史前诸文化区皆出土有此类遗存，作为中原文化区重要组成部分的郑州地区，也出土有一定数量的动物陶塑。
由于附于器身上的羽、喙等指向性不强，本文拟选取具有高度辨识性的陶塑动物首作为研究对象。
为便于叙述，本文以动物陶塑简称。
在郑州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至青铜时代早期的考古资料中，有一批陶制的动物雕塑品，它们或为单独器物，或为其他器物附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虽然它们的分布存在时空不平衡性，功能性质也不尽一致，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所在区域所在文化聚落先民的艺术旨趣、工艺技巧、生业经济、文化交流乃至世界认知。
作为社会复杂化的产物，它们不但在时人文化社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且对该区域后世相关动物造型人工制品的制作与演变产生了相应影响。
就郑州区域史与区域考古的视角观之，这批材料对窥探郑州地区史前先民的社会生活及其相关问题大有裨益。
笔者不揣冒昧，撰文述之，以就教于同好。
一、郑州地区史前陶塑的考古发现就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郑州地区旧石器时代的考古记录中未见陶制品，新石器时代早期李家沟文化的考古记录中虽有陶器残片，但未见此类遗存。
再论新砦遗址的性质与功能
再论新砦遗址的性质与功能新砦文化遗存的时间跨度远远超出文献所记禹、启的年代范围，且略早于羿浞代夏的年代。
简单地将新砦文化遗存与古代文献所记启居黄台、羿浞代夏等对号入座，未免过于武断。
新砦遗址似为夏代早期的一座具有城垣和外壕、城壕、内壕三重防御设施的“台城”式环壕聚落，目前尚未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为夏代早期的都邑所在。
新砦遗址的政治、军事功能并不显著，新砦古城的防御洪水的意义远远高于军事防御功能。
新砦文化遗存所反映王湾三期文化向二里头文化的文化变迁过程中，伴随着军事征服等外力作用下的文化涵化的性质并不明显，和平环境下氏族部落间不同文化相互吸收与借用的性质颇为突出。
标签：新砦遗址；台城式；环壕聚落；启居黄台；羿浞代夏考古学所说的夏文化，“是指夏代在其王朝的统辖地域内夏族（或以夏族为主体的人群）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遗存，核心内容是关于夏王朝（国家）的史迹”①。
显然，夏文化“属于考古学与历史学整合层面上提出的命名”②。
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砦遗址经多年来的发掘③，为研究夏文化的起源和形成提供了丰富的实物信息和大量可循的历史线索。
但是，新砦文化遗存和夏文化之间的关系较之夏文化的考古学文化界定来说，则更为复杂。
比如不少学者主张新砦期作为过渡期的观点④，认为新砦遗址的再次发掘证明了新砦期晚于王湾三期文化，早于二里头一期文化，是两者之间的过渡阶段；⑤亦有学者指出，中原地区在王湾三期文化之后，基本上同时出现了三类遗存，即新砦类、花地嘴类和二里头文化一期类，昭示了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这个新时代就是二里头文化时期；⑥亦有学者主张，“新砦期”的后段是最早的夏文化，应归入到二里头文化之中，其前段仍为王湾三期文化，为龙山时代的先夏文化。
⑦近期更有学者指出，新砦遗存“既不能包含在二里头文化之内，又不是王湾三期文化煤山类型向二里头文化的过渡”，“它是在造律台文化的基础上吸收了少量其他地区龙山文化因素西进取代煤山类型王湾三期文化，并吸收其部分因素而形成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是二里头文化的前身”。
新砦城址的聚落性质探析
新砦城址的聚落性质探析摘要：新砦城址拥有外壕、城壕和内壕三重防御设施，中心区域的大型夯土建筑类似宗庙建筑，四周有居民区与手工业作坊区，城内布局科学合理，功能完善。
新砦城址所在区域形成了以其为中心、古城寨城址为次中心的金字塔式聚落群结构，古城寨城址可能是新砦城址的军事屏障，聚落群城乡分化明显。
新砦城址的社会经济高度发展，农业、手工业发达。
从聚落规模与功能布局、聚落群形态结构、社会经济发展等个各方面来看，新砦城址具有国都的性质，极有可能是夏代启之都城。
关键词：新砦城址；聚落形态；聚落群结构近些年来，我国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聚落遗存，特别是史前城址越来越多，在探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问题上有了长足的进展。
中原地区已发现郑州西山仰韶文化晚期城址、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中晚期城址、新密古城寨龙山文化晚期城址和新砦城址等。
其中新砦城址位于新密市东南的刘砦镇新砦村，是中原地区规模最大的早期城址之一，时间从龙山文化晚期至二里头文化早期。
本文试图对其聚落形态等问题做一探讨。
一、新砦城址的布局与形态从微观聚落形态看，新砦城址是一处有着外壕、城壕和内壕三重防御设施，中心区建有大型建筑的凝聚式城址，城址所在的新砦遗址发现了下层为龙山文化层，中层为新砦期文化层，上层为二里头早期文化层的“三叠层”现象，①文化内涵十分丰富。
新砦城址外壕在聚落最外围，由人工和自然冲沟结合而成，外壕只见于遗址北部，其与西边武宁河、南边双洎河和东边圣寿溪河共同将城址包围，形成城址的最外围防线。
外壕东西长1500米，宽6—14米，深3—4米。
城址平面基本为方形，现存东、北、西三面城墙及近城墙下部的护城河，南面以双洎河为自然屏障。
城墙分为龙山文化王湾类型晚期和新砦文化两个时期。
东城墙南北残长160米，深4米，北墙东西长924米，深5—6米。
东墙与北墙是利用东西向自然冲沟内壁进行修整填土夯筑而成，西墙及护城河系人工挖筑而成。
龙山文化王湾类型晚期的城墙筑于自然冲沟内，其中城墙下部的夯层直接夯打在自然冲沟内，新砦文化的城墙叠压在废弃了的龙山文化晚期城墙之上，被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壕沟打破。
文物2012年01期--郑州新密出土的新砦期陶铃_汤威
2005 年 ；吴 钊 《追 寻 逝 去 的 音 乐 足 迹— ——图 说 中 国音乐史》，第 3 页，东方出版社，1999 年。 [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 《河南密县 新砦遗址的试掘》，《考古》1981 年第 5 期。 [6]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 南 新 密 市 新 砦 遗 址 1999 年 试 掘 简 报 》， 《 华 夏 考 古》2000 年第 4 期；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 究 中 心 、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河南省新密市新砦遗址 2000 年发掘简报》，《文物》2004 年第 3 期。 [7] 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 郑州市文物考
古研究院 《新密 新 砦 ：1999—2000 年 田 野 考 古 发 掘报告》，第 71、239 页，文物出版社，2008 年。 [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等 《山东滕县 北辛遗址发掘报告》， 第 175、176 页，《考古学报》 1984 年第 2 期。 [9]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烟台市博物馆《胶东考古》， 第 56、57 页，文物出版社，2000 年。 [10]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聊城地区文化局文物研
图一 陶 铃
图二 陶铃及拓片（1/4）
现的，本文介绍的这件陶铃便是魏殿臣在新砦 遗址采集到的。 1979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 研究所赵芝荃等根据密县文化馆提供的线索， 复查、试掘了新砦遗址，并且提出“二里头文化 新砦期”的概念[5]。 1999 年及 2000 年，北京大学 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与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先后两次对新砦遗址进行了发掘[6]，确认了 “新 砦期”的存在，为进一步探索夏文化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二里头夏与中国早期国家研究
二里头、夏与中国早期国家研究陈淳/龚辛【英文标题】Erlitou,Xia Dynasty and the Study of Early States in China Chen Chun Gong Xin(Department of Cultural Relics and Museology,FudanUniversity,Shanghai 200433)【作者简介】陈淳(1948-)，男，浙江奉化人，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上海200433龚辛(1981-)，女，上海人，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硕士研究生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上海200433【关键词】二里头/夏代/争议/原因剖析Erlitou/Xia Dynasty/dispute/causality［中图分类号］K222;K8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89(2004)04-0082-0101 前言在中国早期国家探源中，夏扮演着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
自从商代的史实因殷墟发掘而被确立为信史之后，论证夏的真实性自然被提上议事日程。
早在20世纪中叶，范文澜根据《竹书记年》中的传说和《史记》的记载，将夏列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朝代[1]。
徐旭生先从文献资料考证了“夏氏族或者部落所活动的区域”，指出河南中部的洛阳平原和山西西南部汾河下游为两片可能的区域[2]。
并亲赴河南进行考古调查，在偃师二里头发现早商遗存后，进一步提出在河南偏西、山西西南进行调查和发掘的建议。
同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队对二里头进行试掘，发现了从龙山晚期到早商的三层文化堆积[3]。
之后，有不少学者陆续发表文章提出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的见解。
比如，佟柱臣以《国语·周语上》“昔伊洛竭而夏亡”的记载圈定夏的地理位置，将《竹书纪年·夏记》“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的记载来对应二里头遗址的两个年龄，从时空上锁定二里头应该就是夏代的都邑，然后将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宫殿遗迹、青铜器、墓葬作为奴隶制国家的特征来讨论[4]。
新砦聚落考古的实践与方法_赵春青
考古2009年第2期★本刊专稿新砦聚落考古的实践与方法赵春青关键词:新砦遗址聚落考古大型遗址KEY WORDS :Xinzhai sitesettlement archaeologylarge -sized siteABSTRACT :T he basic connotation of settlement archaeology includes studies of single settlement s ,set tlem ent groups and the evolution of set tlem ent pat terns ,of w hich the first subject is the basis of set -tlem ent archaeology .The practice of settlem ent archaeology on the Xinzhai site indicates that this type of research on large -sized sites requires a definite periodization of given sites ,and ,on this basis ,set ting up the concept of settlem ent archaeology and form ulating a realistic technical process ,w hich includes col -lecting related literal and pictorial data ,carrying out ground prospecting and m aking reconnaissance of set tlem ent g rou p s ,findin g out t he central area and im p ortant buildin g s of the sites ,and establishin g co -o p eration with related disci p lines .作者:赵青春,北京市,10071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新砦
新砦河南中部的双洎河发源于嵩山的东麓，流经密县、新郑、长葛、鄢陵诸县，至周口镇注入颍河1。
河两岸分布着众多处古文化遗迹，新砦就是其中一处具有一定代表性的遗址。
新砦遗址位于河南省新密市（原密县）东南约22.5公里的刘寨乡新砦村西北的台地上2。
从1979年起，共对其进行了3次发掘。
（一）第一次发掘第一次发掘在1979年3、4月间进行，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主持，发掘的地方主要位于遗址的最高处。
研究者认为新砦遗址是属于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早期的遗存3，并对遗址中的遗物遗迹作了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分类，认为两者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
（1）灰坑。
龙山文化灰坑共有六个，二里头文化灰坑五个。
龙山灰坑分圆形、长圆形和袋形三种，二里头文化也有这三种灰坑，灰坑大小、形制和结构方面都十分相似4。
（2）墓葬。
发现有一个二里头文化墓葬，属于儿童瓮棺墓，墓坑圆形，圜底5。
（3）陶器。
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陶器都以泥质灰陶和夹砂灰陶为主，磨光黑陶或泥质黑陶占一定比例，制法以轮制为主，纹饰主要有篮纹、方格纹和绳纹几种，主要器形有深腹罐、鼎、大口罐、平地盆、刻槽盆、圈足盘、高领罐、豆、碗和器盖等。
不同在于龙山文化陶器的质料是磨光黑陶居多，黑衣陶较少；二里头文化中磨光黑陶较少，黑衣陶增多。
龙山文化陶器的器壁较薄，器形规整，一般器体较大，边缘的棱角突出，器形显得轻巧、别致；二里头文化的器壁较厚，器形不甚规整，一般器体较少，边缘较圆，无棱角，器形浑厚圆重，别具风格。
在纹饰方面，龙山文化的方格纹有粗、中、细之分，纹饰棱角清楚、整齐多为长方形；二里头文化的方格纹较松散、模糊，多为斜方格。
在器形方面，龙山的鼎、罐类口沿较宽，缘边近方唇或较尖，一般腹下部瘦削，小平底；二里头文化的口沿较窄，缘边较圆，一般腹下部稍鼓，平底较大或圜底。
另外，龙山文化不见三足盘、半球形刻槽盆和泥质黄灰陶小口高领罐；二里头文化没有单耳杯、杵形杯和筒形器等6。
试论新砦文化
试论新砦文化
新砦期遗存是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
本文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提出将新砦期遗存独立为一支新的考古学文化一新砦文化, 并综合论述
了新砦文化的分期、文化内涵、分布范围、性质及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研究的关系等问题。
新砦遗址与花地嘴近年考古发掘取得重大收获, 发现了属于新砦文化
时期的重要遗迹和丰富的文化遗物。
文章通过对这些新材料的整理与分析将新砦文化分为两期, 认为其相对年代晚于王湾三期文化而早于二里头文化, 其绝对
年代约为公元前2050—前1900年；关于新砦文化的分布范围, 在对豫西王湾三期文化及二里头文化一期遗址的发掘简报进行系统梳理之后, 笔者提出新砦文
化的东界大致在京广铁路附近, 西界基本不超过洛阳市, 南界在郾城、叶县、鲁山一线, 北边不过黄河。
中心分布区有两个, 分别是伊洛下游区及郑州市区和颍汝上游区。
最后, 通过对新砦文化因素的分组分析, 在综合考虑新砦文化的文化特征、分布范围、年代的基础上, 笔者提出新砦文化的性质属于夏文化。
其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研究问题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再论新砦遗址的性质与功能
再论新砦遗址的性质与功能
周书灿
【期刊名称】《中州学刊》
【年(卷),期】2018(000)010
【摘要】新砦文化遗存的时间跨度远远超出文献所记禹、启的年代范围,且略早于羿浞代夏的年代.简单地将新砦文化遗存与古代文献所记启居黄台、羿浞代夏等对号入座,未免过于武断.新砦遗址似为夏代早期的一座具有城垣和外壕、城壕、内壕三重防御设施的“台城”式环壕聚落,目前尚未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为夏代早期的都邑所在.新砦遗址的政治、军事功能并不显著,新砦古城的防御洪水的意义远远高于军事防御功能.新砦文化遗存所反映王湾三期文化向二里头文化的文化变迁过程中,伴随着军事征服等外力作用下的文化涵化的性质并不明显,和平环境下氏族部落间不同文化相互吸收与借用的性质颇为突出.
【总页数】5页(P110-114)
【作者】周书灿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苏州215123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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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新密市新砦遗址 2000 年发掘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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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 ·2 0 0 4 年 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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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T1 东壁 (图二) 第 1 层 :地表层 ,为灰色疏松粉沙土 ,厚 5～10 厘米 。 第 2～7 层 :出土明清至唐宋时期瓷片 ,属 晚期堆积 ,厚 80～95 厘米 。第 7 层叠压 H8、H14 和 H15 等 。其中 , H8 出土陶器可辨器形的有折 壁器盖 、细柄豆 、尊形瓮 、口沿较平的深腹罐 、 小口高领罐 、刻槽盆等 ,属新砦期晚段 。 第 8 层 :较致密的粉沙土 ,灰色 ,厚 30～40 厘米 。因被第 7 层下的众多灰坑打破 ,呈局部分 布 。出土陶器有平顶盖纽 、深腹罐 、小口高领 瓮 、平底盆 、鼎足 。另有龙山文化双腹盆 ,或许 为早期地层遗留所致 。该层年代属新砦期早 段。 本层叠压 H55。灰坑内遗物除骨 、石器外 ,
文物出版社 2002 年 12 月出版 16 开精装 定价 14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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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
C U L TU R AL R EL I CS 总第五七四期 200413 河南省新密市新砦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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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固宝山
———1998 年发掘报告 西北大学文博学院
宝山遗址位于陕西省城固县 ,地处秦岭南麓余脉的一个小山包上 ,面积近 5 万平方 米 。自 1998 年 1 月至 1999 年 5 月进行考古发掘 ,发掘面积达 1720 平方米 ,分 A、B 两区 。 A 区收获丰富 ,发现新石器时代和商时期烧烤坑 65 个 ,房屋基址 6 座 ,墓葬 8 座 ,还有汉 代储藏坑及其他遗迹 ,并出土陶器 、青铜器 、骨器等大量遗物 。本报告公布了此次发掘 A 区的全部资料 ,并且分析探讨了宝山遗址的文化面貌及其与周边诸考古学文化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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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邹衡《试论夏文化》《, 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 物出版社 ,1980 年 。
[ 5] 李伯谦《二里头类型的文化性质与族属问题》, 《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 科学出版社 , 1998 年 。
(责任编辑 :郑 彤)
Excavation of the Xinzhai Site at Xinmi , He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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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少 。标本 H30 ∶1 ,柄端上部有一圈 凹槽 ,底端为细圆锥状 ,剖面呈圆形 。长 615 厘 米 (图七 ∶5) 。
镞 标本 H96 ∶5 ,磨制 ,镞身呈短圆锥状 , 锥尖残 ,短铤呈细圆柱状 ,已残缺 。残长 618 厘 米 (图七 ∶4) 。
匕 1 件 ( H103 ∶5) 。扁平长条形 ,刃部呈 三角形 ,两面磨制 ,表面有刮削的痕迹 。柄残 , 残长 1418 厘米 (图七 ∶8) 。
高领罐 均残甚 。标本 H84 ∶69 ,泥质浅灰 陶 。领端略外侈 ,下端较直 ,溜肩 ,肩饰篮纹 。口 径 15、残高 514 厘米 (图八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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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河南新密市新砦遗址 1999 年试掘简报》《, 华夏 考古》2000 年第 4 期 。 [ 2] 赵春青《中原龙山文化王湾类型再分析》《, 洛阳 考古四十年》,科学出版社 ,1994 年 。 [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二里头》,中国 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9 年 。
31 陶器
以泥质灰陶和夹砂灰陶为主 ,其次为泥质 黑陶和黑皮陶 ,另有极少量的泥质红陶和白 陶 。制法以轮制为主 。陶器器表以素面居多 。纹 饰以篮纹为主 ,方格纹次之 ,另有绳纹 、镂孔 、 指甲纹等 。陶器组合以深腹罐 、高领罐 、碗 、钵 、 单耳杯和鼎最为常见 ,其次是豆 、圈足盘 、刻槽 盆 、平底盆 、深腹盆 、甑 、 等 ,而器盖 、 的数 量较少 。现将陶器择要介绍如下 。
本次发掘地点位于该遗址梁家台发掘区 的中部和东部 , 共布探方 14 个 , 发掘面积达
图一 新砦遗址位置示意图 ·4 ·
32417 平方米 (图一) 。现将发掘情况简报如下 。
一 地层堆积
因发掘区中部和东部的地层堆积差别明 显 ,现中部以 T1 东壁为例 、东部以 T6 西壁为 例 ,分别介绍其地层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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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er for Research of Ancient Civilization , Beijing University The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 Zhengzhou
Two seasons of excavation precede the one reported here , which opened up about 300 sq m , bringing to light ash pits as well as objects made of pottery , stone , bone , shell , jade and bronze. The cultural depostits of the site can be divided chronologically into the 3rd Wangwan phase , the Xinzhai phase and the early Erlitou culture . The Xinxzhai phase that goes between the 3rd Wangwan phase and early Erlitou seems to be correspondent with the Early X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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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体扁平 ,呈梯形 ,弧背 ,单面直刃 ,两面对钻 孔 ,孔居中 。长 9、宽 4 厘米 (图七 ∶2) 。
镞 数量较多 。一般通体磨光 。标本 H58 ∶ 1 ,青灰色 ,镞身呈三棱形 ,铤短粗呈圆棒状 。通 长 711 厘米 (图七 ∶3) 。
21 骨器 种类有锥 、 、镞 、匕等 ,其中锥 、镞较为常 见。 锥 标本 H58 ∶2 ,柄端扁平磨光 ,锥尖扁 平 。长 1013 厘米 (图七 ∶7) 。 标本 H111 ∶1 ,用动物骨骼稍作加工而成 , 较粗大 ,柄端保留骨臼下端 ,锥尖呈匕首状 。长 914 厘米 (图七 ∶6) 。
圆陶片 数量较多 ,均为圆形 ,大多用泥 质残陶片磨制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