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文化的发展

学“自识本心”的宗旨。

这些理学家中，以许衡、刘因、吴澄最有影响，称为元代三大“学者”，许衡、刘因被称为“元之所以藉以立国者也”②。

①《宋元学案》卷九○《鲁斋学案》。

②《宋元学案》卷九○《静修学案》。

元代理学虽然继承了宋代理学的基本原则，但也有自己的一些特点。

首先，从朱陆之争趋于朱陆“和会”。

南宋时朱、陆两派就如何获得天理的方法开展过争论，从“鹅湖之会”到“无极而太极”之争，始终无法调和。

入元后，朱、陆对立的气氛消失，元代朱学系统的人物，为了更好地推行理学，遂避繁就简，纷纷兼取陆学直识本心的简易方法。

如许衡自问自答地说：“人与天地同，是甚底同？..指心也，谓心与天地一般。

”①这里所谓的“天地”是指宇宙本体，亦即天理。

而“心与天地一般”，也就是人心就是天理，因而“人心本自广大”②，故“心之所存者理也”，“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③。

这与陆九渊的天理在心中，心具天理是一个道理。

吴澄虽然认为由于人的气质不同形成人性的善恶，而接近朱熹的见解，但在如何去恶从善、恢复天地之性上，并没有沿着朱熹格物穷理的方法，而是直接从自身去发现善端，扩充善端。

他说：“所谓性理之学，既知得吾之性，皆是天地之性，即当用功其性，以着其性，能认得四端之发见谓之知，随其所发见，保护持守。

”“今不就身上实学..非善学也”④。

这种所谓“得吾之性”，“就身上实学”，是吸取程颢的“识仁”到陆九渊的自识本心的方法。

他反过来批评朱熹格物穷理的“道问学”是“偏于言语训释之末”的烦琐。

陆学人物在坚持自求本心的同时，也吸取朱学一些内容。

如由宋入元的郑玉，就大谈所谓“即气以明理”，“即理以明气”，和所谓“天地之大，人物之繁，孰能出于理气之外哉”⑤。

明显地吸收了朱熹的理气观。

总而言之，元代理学家中除一部分坚持朱、陆学统的门徒外，多数朱学和陆学的人物，如许衡、吴澄、刘因、郑玉、史豪卿、徐霖、胡长孺、许谦等，总结了南宋时朱、陆之争的教训，认为朱学过于“支离”，而陆学过于“空谈”，各走极端，这种学统难以为继，他们主张打破门户之见，兼取各家之长，如朱学的笃实“下学”工夫，陆学“简易”本心论，互相补充。

这种“和会”趋向，正是明代王学的先声。

所以元代理学实为宋明理学的过渡环节。

第二，许衡的治生论具有进步意义。

许衡提出“治生最高为先务”思想，重视民生日用。

他认为，理学的理、道含有“日月常行”之则，道不是“高远难行”，应当接近“众人”，他把“民生日用”的“盐米细事”视为道和义。

他说：“大而君臣、父子，小而盐米细事，总谓之文；以其合宜之义，又谓之义；以其可以日用常行，又谓之道。

文也道也，只是一般。

”①这就使过去空谈性命的理学与实际有所接触，对吃饭穿衣有所重视。

许衡进一步提出了“治生”，论。

“（许衡）言：为学者治生最为先务。

苟生理不足，则于为学之道有所妨。

彼旁求妄进及作官嗜利者，殆亦窘于生理之所致也”②。

许衡以满足人的“生理”即物质生活前提来谈“治生”，这同程朱“行天道，遏人欲”的思想不尽一致。

朱熹说为学之道首先在于正人心、明天理，而许衡认为“治生最为先务”，把“旁求妄进”、“作官嗜利”的原因，归之于“生理不足”，而不是朱熹所谓利欲昏弊的结果。

许衡的治生论，为明清时代进步思想家所继承和发展。

①许衡：《语录》下，《许文正公遗书》卷三。

②许衡：《中庸直解》，《许文正公遗书》卷五。

③许衡：《语录》下，《许文正公遗书》卷二。

④吴澄：《答人问性理》，《吴文正公遗书》卷二。

⑤《宋元学案》卷九二《草庐学案》。

①许衡：《语录》上，《许文正公遗书》卷一。

第三，刘因的“返求六经”和“古无经史之分”的经学思想，是明清经学思想的滥觞。

刘因认为六经是理学之根本。

他说：“六经自火于秦，传注于汉，疏释于唐，议论于宋，日起而日变，学者亦当知其先后，不以彼之言而变吾之良知也。

近世学者往往舍传、疏释，便读（宋）诸儒之议论，盖不知议论之学，自传注、疏释出..故先传注而后疏释，疏释而后议论，始终原委，推索究竟”①。

他经过“推索究竟”之后，指出理学出自汉唐训诂，训诂又本于六经，故六经为根本。

唐代韩愈、李翱，尤其是宋代理学家们，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架于六经之上，视为理学主要经典。

他们只就四书矜谈妙语，空谈心性，几与佛道相比。

刘因认为《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书要返溯六经，这是博与约的关系，不先求六经之博，而先求语、孟之约，是颠倒了关系。

“世人往往以语、孟为问学之始，而不知语、孟（乃）圣贤之成终者”，“未说圣贤之详，遽说圣贤之约，不亦背驰乎！”②刘因的返求六经的思想，在当时不失为一种比较清新的思想。

刘因还认为六经中的一些经就是历史。

认为“古无经史之分，诗、书、礼、春秋皆史也。

因圣人删定笔削，立大经大典，即为经也”③。

这无异是把儒家一直奉为传世的经典，贬为普通的历史记录，剥落了经典的神圣意义。

这些言论，对明代的王阳明“经史无异”、李贽“经史相为表里”，乃至清代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观点，是有一定影响的。

还应该特别指出的是，理学成为官学始自元代。

早在赵复北传理学之时，忽必烈曾在“潜邸”分别召见过赵复、窦默。

忽必烈“问以治道，默首以三纲五常为对。

世祖曰：‘人道之端，孰大于此。

失此，则无以立于世矣’”（《元史·窦默传》）。

许衡等人则以程、朱之书“倡其乡人，学者寝盛”（《元史·许衡传》）。

到仁宗时正式制定科举条格，“专立德行明经科。

明经内四书五经，以程子、朱晦庵注解为主”①。

苏天爵说：“迨仁庙（仁宗）临御，肇兴贡举，网罗俊彦，其程试之法，表章六经。

至于《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专以..朱子之说为主，定为国是，而曲学异说，悉罢黜之。

”②由于把朱熹的《四书集注》定为官本，理学成为官学，势必影响到整个社会的读书、讲学之风，上自帝王贵族，下至儒生庶民，崇儒风气大盛。

真金太子、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英宗硕德八剌、文宗图帖睦尔、顺帝妥欢贴睦尔都有较深的儒学修养。

他们还提倡蒙古、色目贵族子弟研习汉文化。

元代少数民族中儒家学者甚多，著名的有党项人高智耀，畏兀儿人廉希宪，康里人不忽木，钦察人泰不华，回回人伯颜师圣、瞻思，汪古人马祖常等。

②郑士范：《许鲁斋先生年谱》。

①刘因：《叙学》，《静修集》卷一。

②刘因：《叙学》，《静修集》卷一。

③刘因：《叙学》，《静修集》卷一。

①《通制条格》卷五《学令·科举》。

“异端”思想和无神论思想元代著名“异端”思想家邓牧（1247—1306），字牧心，浙江钱塘（今杭州）人。

南宋亡后，他怀着极为悲愤的心情四出漫游，决心不仕，晚年隐居余杭大涤山中的洞霄宫。

他自称“三教（儒、佛、道）外人”，以表明不列入任何正宗行列。

他的哲学思想在《伯牙琴》中得到了充分表露。

邓牧的宇宙观与理学不同，他在《伯牙琴·昊天阁记》中说：“太极之动生阳，而静生阴。

阳轻清，上为天，日月星辰，雷电风雨丽焉；阴重浊，下为地，丘陵山岳、川泽江海丽焉。

阳变阴化，其气冲和则为人。

其两间莫不存主宰者焉。

”“主宰者”是谁？邓牧认为既不是“无极”，也不是“理”，而是“玉皇上帝陛下”。

他强烈反对元朝之统治，以无情抨击“君”和“吏”发泄自己的感情。

他认为皇帝是“以四海之广，足一夫之用”的最大的掠夺者和剥削者，官吏是“与虎豹蛇虺均为民害”。

他幻想重新出现“天下无乐乎为君”的尧舜社会，这个社会“君民间相安无事”，“废有司，去县令，听天下自为治乱安危”，“君子道高而愈谦，德尊而愈恭”①。

既无盗贼，又无战争，人人自食其力。

这种虚无飘渺的空想当然是不可能实现的。

但他对专制主义的批判则孕育着古代民主思想的精华。

元末武进（今江苏常州）人谢应芳，字子兰，他是一位致力于破除世俗迷信和宗教信仰的无神论者。

所著《辨惑编》共分死生、疾疠、鬼神、祭祀、淫祀、妖怪、巫觋、卜筮、治丧、择葬、相法、禄命、方位、时日、异端十五目，这十五项都是当时社会上流行的迷信思想和活动，他“引古人事迹及先儒议论，一一条析而辨之”。

他认为人有病“务求医药，不事祈祷”，不要信鬼神，反对淫祀；他反对迷信风俗，对丧葬流行大作佛事、择葬惑于风水之说，一一指出其弊端，斥巫觋、卜筮为妖妄，对于相法、禄命、阴阳五行三术，以及方位、时日等忌讳迷信也一概加以反对；至于佛、道宗教，他一概斥之为“异端”，“古之为异端邪说者众矣，若老庄仙佛之流，自秦汉以来惑世尤甚！”谢应芳生活于十四世纪科学水平不发达的时代，面对宫廷、民间广泛的世俗迷信、宗教活动，敢于著书立说，公开鼓吹无神论，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②苏天爵：《伊洛渊源录序》，《滋溪文稿》卷五。

①见《伯牙琴》中的《君道》、《吏道》篇。

第二节文学艺术元曲元代戏曲艺术有很大发展，元曲是元代具有创造性的文艺品种之一。

元曲包括散曲和戏曲（杂剧和南戏），而杂剧以其艺术上的创造性、内容上的现实性，成为这个时代文学艺术的代表。

一、散曲散曲分小令和套数两种体裁。

小令源于唐末五代。

通常以一只曲子为一首，相当于一首单调的词，但可以将这只曲子再重复一遍，也可采用“带过曲”的方式，即续写一二个宫调相同而音律衔接的曲调。

每句用韵，并加衬字，形成腔格固定、表达自由的特色。

由不同曲牌同一宫调的若干支小曲联缀成套，称为套数或散套。

散曲共有六宫十一调，共十七宫调：正宫、中吕宫、道宫、南吕宫、黄钟宫；大石调、小石调、南平调、般涉调、歇指调、商角调、双调、商调、角调、宫调、越调①。

散曲曲调来源很广泛，有来自民间的“里巷之曲”，又有北方、西域少数民族的“胡夷之曲”。

明人徐渭云：“今之北曲，盖辽、金、北鄙杀伐之春，壮伟狠戾。

武夫上马之歌，流入中原，遂为民间之日用。

”（徐渭《南词叙录》）明人王世贞则云：“曲者词之变。

自金、元入主中国，所用胡乐，嘈杂凄紧，缓急之者，词不能按，乃更为新声以媚之。

”（王世贞《曲藻序》）可见，元散曲是继承宋金人词，吸引民间俗曲和少数民族乐曲而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新体文艺。

元人杨朝英编《朝野新声太平乐府》和《阳春白雪》，选录元人散曲，传世至今。

明人朱权编《太和正音谱》，收录元散曲家187 人，另有“词林英杰”150 人，除董解元为金人外，共336 人。

前期曲家有关汉卿、马致远、张养浩、卢挚、王和卿等人，后期曲家有刘致、张可久、乔吉等人。

元代少数民族曲家人才辈出，见于记载的有畏兀儿人贯云石、全子仁，回回人马九皋（马昂夫、薛昂夫）、萨都剌、丁野夫、兰楚芳、赛景初、沐仲易、虎伯恭、王元鼎、阿里西英、阿里耀卿、大食惟寅等，康里人不忽木、金元素、金云石等，女真人奥敦周卿、王景榆、李直夫等，蒙古人阿鲁威、杨讷等。

其中不忽木之词，朱权评为如“闲云出岫”，马九皋之词如“松阴鸣鹤”。

而贯云石尤以散曲闻名，《朝野新声太平乐府》收其作品甚多，其号酸斋，与号甜斋的曲家徐再思齐名。

后人将他们的作品合辑为《酸甜乐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