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正文回忆录

“我不知道新民主主义是什么玩意儿，不过，好像听你说过，共产党里也有这一套东西。”杜思忠分析得口沫横飞，还不忘引用我说过的话来支持自己的论点。
他进步了，虽然他不是我的部属，不过，我仍替他觉得高兴，我鼓励他说：“你这样分析就对了，不管老朱是不是共产党地下人员，你将会是一个出色的刑警。”
“谷组长，依你看，下一步要怎么做？”他收起脸上得意的神色，以极为谦虚的口吻问我跟踪调查的秘诀：“以前在特警班受训，好像什么都没学到。”
轰然一声，把所有路人都吓坏了，但是，我没有打到他，只见不远处一个倒霉的小男孩扑倒在地上惨声哀嚎，大部分路人都围到小男孩周边去。我的目标于是变得孤立了，这使我得到一个方便，于是，我开了第二枪，神秘男子这一次也应声倒地。
桌上的两把枪，有一把是我的，一把是他的，我误伤了一个小男孩，却没有抓到人，只拿到一件西装和一个公文包。
在我面前，他并不否认自己的缺点，不过，有一次他却回了一些叫我无法搭腔的话：“我的枪也打不准，判断力又差，本来干警察只是混个饭碗，不过，跟谷组长办了许多案子，倒增加了一些做好警察的信心。”杜思忠这番话并非单纯是客套，从他由最初消极配合到稍后积极参与的转变中，可以看到这个没有信心的刑警较以前多了几分进取精神了。
杜思忠脸部最大的特征是鼻子有一点塌，一双不安的眼睛镶在圆胖的脸孔上。这一位北平市刑警队分队长相当神经质，遇到敏感的事，总是没有自信。他那惯有的、没来由的大笑，只不过是用来掩饰缺乏自信的幌子而已。由于工作上我必须经常洽请刑警队协同逮捕市内共谍，因此与杜思忠彼此相当熟稔。
“像你这么没信心，怎么干刑警办案子？”当他无端发笑时，我偶尔会故意调侃他。
小偷助我破获北平共党地下电台
民国三十五年冬天，为了洽请侦缉队派员协助搜捕一名共产党秘密工作人员，我不得不顶着风雪赶路。傍晚，当我抵达侦缉队门前，一个五十来岁的光头汉子，光着上身端跪在院里，风雪打得他浑身发抖。
“怎么？外面那汉子惹了什么祸？”进入侦缉大队长室，我问大队长李连福。
李连福说，这汉子吃了豹子胆，竟然把瑞蚨祥绸缎庄三楼偷个精光。由于北平侦缉队为世袭制，又与黑社会关系密切，因此，在市内作奸犯科并不容易，尤其是干小偷的，如果事先未向侦缉队打个招呼获得默许，这个小偷没几天一定落网。瑞蚨祥又是北平市内规模最大的绸缎庄，三楼陈列的是店内最高级的布匹，因此，它被搬空，李连福好像被人掴了一记耳光一样，觉得很没面子。震怒之余，他动员三千余名队员全力搜捕，才一天的光景，便将偷布贼逮捕到案了。
在枪击事件第三天上午，神秘男子终于打电话来了。
“我的伤口发炎了，不能上医院……。”他说，然后把最后几个字又吞回去，而这几个字，正是他要联络的人的名字。
“你在哪里？”守听电话的侦缉队员缺乏经验，劈头就问了一句打草惊蛇的话。
“你是谁？”他警觉有异，问侦缉队员。
侦缉队员一时答不上来，神秘男子于是将电话挂断，一条原已上手的宝贵情报也就这么丧失了。经过将近一个月的追踪，我们才查出这名神秘男子叫做刘仁，他是北平市共产党地下工作的主要负责人，正式职衔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局北方分局城区（北平市区）工作部长，执行贩毒、黄金买卖、药口叩采购、颠覆及谋杀等等任务。可以说，当时国共在北平的情报斗争也就是我与刘仁之间的斗争。北平易手后，刘仁出任第一任北京军管区副司令员，文革时期，他奉派出使苏联为大使，后卷入“反毛”事件，入狱十八年之久；而我，在同一时期，则已隐居五股养兰自娱。
于是，我决定，在上级派任具体任务之前，我的首要工作便是在共产党内部发展组织；并且，基于“救国热忱”与“现实生活”这两点，我深信相继复校返回北平的大学生，将是我发展组织的主要种子。我透过以前在北大共军团“民族先锋队”留下来的关系积极参与亲共学生的活动，然后，设定一些活动力强的对象，伺机与他们接触。
国民党特务头子谷正文回忆录： 北平时期的国共情报斗争
在民国二十四年这个战乱频仍的时代，我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的身分加入了戴笠的军统局。头一年，戴笠每个月会派一个连络人前来和我接触，但在这段时间里，北平并未发生足以让我一显身手的机会。
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二十九日北平弃守，此时恐日情绪迅速在城内蔓延开来，我们这些期待大时代来临的学生还来不及细想逃难是不是一种怯懦的表现时，已经成羣结队搭上逃亡的列车了。几经辗转逃难，我来到济南，与北平二十几位流亡学生组成“山东省政府教育厅演剧队”。这个剧队，由中共的北方局领导，荣千祥任团长。
过了两天，半夜我正在重读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忽然电话铃声大作。
“喂，你认识一个叫杜思忠的人吗？”对方的语气还算客气。
“你哪里？ ”
“西单牌楼巡警阁子（即派出所）。”
“杜思忠发生什么事？”
“他开枪把路上一个小孩子的肚子打了一个大洞！”
我匆匆赶赴西单牌楼巡警阁子。杜思忠坐在椅子上，把头埋在两膝之间，好像凝固了，一动也不动。我费了一番功夫，才把他绝望的情绪平抚下来，然后，他指着桌上的两把枪、一件西装和一个公文包，语无伦次地叙述事件的经过：
当杜思忠的情绪平稳下来之后，我开始研究神秘男子所遗落的资料，包括公文包里的文件和藏在西装密袋内的一本记事本。公文包里，装满了各种药品的交易收据，其中以阿司匹灵、奎宁和六○六（淋病用药）为大宗。无疑地，神秘男子的任务之一是替边区共产党采购药品。
将杜思忠领回后，我立刻洽请侦缉队查访市内医院，有无枪伤者就医的记录。神秘男子似乎也警觉到医院的危险性，不敢在市内医院就医，因此，这项查缉并无结果。剩下来的，就是笔记本上的线索了，那上面载有许多电话号码，不过，当时的电话多为共享，因此，这些号码并不能使我们立即掌握到特定对象，我只能调派侦缉队（我的组员并非编制内之公务员，无法执行公权，再者。我也不希望他们因此暴露身分）守听每一具笔记本上记载的电话。
李连福果然卖了这个面子，于是，我将汉子传唤过来，替他穿上衣服（由于身体已经冻僵，他无法自行着衣），为他生了一盆炭火烤暖，并差人到对街馆子里买了一大碗热腾腾的呼拉汤招待他。那汉子端起呼拉汤大口大口地喝，样子像极一头饿狼。终于，他的身体状况恢复了。
“你叫什么名字？”我开始讯问他。
“草上飞。” “逗是外号，说你的本名。”李连福在一旁插嘴说。
“他承认了吗？ ”我问。李连福摇摇头，然后狠狠地说：“他早晚要承认的。”
“这样吧，我来替你讯问，叫他承认了，把偷去的布匹全数吐出来。至于要怎么处理他，就交给我来办吧！”我判断李连福富江湖味的个性，不会拒绝我的要求。而我之所以这么做，乃因我对“小偷”二字深感兴趣，我觉得一个出色的小偷，对我的情报任务一定会有所帮助；其次，汉子给我的第一印象还算不错，我直觉如果能够帮他化解这一次灾难，他必会心甘情愿地为我做事。
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华北工作区、北平特种工作组组长，这个长达二十四个字的头衔，好听极了，可是，事实上，一开始，我除了拥有三十万元活动费之外，其它一无所有，我没有组员，没有辨公处所，甚至没有具体工作目标，只知道，我的任务是获取共产党的情报。一切都得自己想办法，从零开始。
我未受过情报工作专业训练，不过，在共军一一五师那段时间的历练，却使我懂得“渗透”的概念，而我对共产主义理论的认知及共产党员个性的体认，又使我在渗透活动上拥有许多便利。
“但是，暴露自己之后，又必须小心隐藏自己真正的意图。”我告诉杜思忠将暴露与隐蔽两者联合运用起来，必能产生意想不到的妙处：
“我看对方很精明，恐怕很快就会看穿我的企图。”
“这点你不要担心，你只要继续把刑警的角色扮演好，像以前一样没事就大笑几声……。”我要杜思忠尽量做一个被动的角色，只管看，只管听，就是不要随便开口问问题。我说：“用你的不注意别人，引起别人的不注意你。”
光是在救国理论上取得对方的信服仍然不够，最重要的，我要满足他们基本生活的需要。由于通货膨胀，我所提出的条件是，一个月一袋面粉。在当时，对学生而言，这一袋面粉是一项很大的诱惑，所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便在亲共学生团体内发展出一个为数二十二人的情报组织。这个种子队，对我日后负责的各项反共情报任务，有着不可抹灭的功劳。
神秘男子也不是一个简单人物，他见我抢枪，旋即回过身来与我扭打，不过，因为我从后面下手，占着优势，因此，他很快就放弃了。他顺势将西装松脱，拔腿就跑。我望着手上抓到的西装和枪，迟疑了一会儿。
就在这个时候，神秘男子已经跑远了。
“要不要开枪呢？”我一边想，一边掏出自己的佩枪。
“管他的，他的确是一名共产党。”想着，我举枪瞄准奔逃中的神秘男子，此时，我才发现，路上有许多行人，而我的枪法一向就不怎么好。
民国三十六年秋末，有一天，杜思忠来找我。
“我朋友的朋友好像是共产党。”他说。
“什么朋友的朋友？办案子不能这么抽象。”
听我这样反问，他搔搔平短的头发，犹豫地说：“就是我女朋友大学同学的朋友。”
杜思忠的妻子是一个身形魁梧、脾气爆烈的山东女子，因此，他对在外面养情妇的事一向口风很紧，除非必要，绝不向人提起。他习惯把情妇说成朋友。
“我叫段云鹏。”
“为什么外号叫做草上飞？”我对这个章回小说式的外号颇感好奇。
段云鹏说，在北平市内，资深的小偷各具本领，他的本领便是身手轻快，靠着一条绸布条，便能楼上楼下来去自如。 “瑞蚨祥的案子是你做的吧？”
杜思忠分析说，首先，这个人经常莫名其妙就不见了，回来后总说是前往天津办事。可是，从他带回来的衣服礼物看，却不像是天津，而像是从张家口买来的。第二，他曾不只一次在批判社会现况中，有意无意地提起“新民主主义”，依他拐弯抹角的语意听来，好像是说，国家要复兴，社会要进步，只有推行新民主主义才能做到。
在接触过程中，第一件事便是从对话中分析，对方是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徒还是盲目的共产主义跟班，若是前者，我便以共产党徒（我的共产主义理论基础，在此时发生了有效的掩护作用）的身分大谈共产主义救国论；相反地，如果是后者，我则用辩证法无情挞伐对方的漏洞，进而否定共产主义，最后再推销我的反共始能救国的理论。
“你怎么判断你情妇的朋友是共产党？”他表示，他情妇的朋友姓朱，自从知道他们的偷情秘密之后，便经常上门攀关系，似乎有意透过他建立与警界的关系。
“商人、黑社会分子乃至小贩，谁不想与警界攀关系？你这样判断力量不够。”
“是啊，我原本也没有太注意。”杜思忠点了点头，停了一会，又说：“不过，有两件事却叫人怀疑。”
傍晚，我和老朱的神秘友人一起上馆子。餐叙之际，他几次不自觉地伸手探摸腰背，我觉得纳闷，于是借口如厕，经过神秘男子身后特别瞄了一眼。我发现，他的西装微凸，腰背处藏有东西，依专业敏感判断，那可能是一把枪。饭后，在路上，每当我故意放慢脚步，想要走在他身后时，他便把脚步放得比我更慢。这时，我更确定了他腰背上的东西一定是一把枪。当他做出整理西装的动作时，我以为他要掏枪了，于是我一急，往他身上一扑，隔着一层西装，揪住他腰背上的枪。
抗日以来，中国军队由于武器装备、军事训练均远不如日军扎实，因此每每处于挨打的局面，虽偶有一次如台儿庄大捷之佳绩，但徐州会战后，我再次流亡，接着投入敌后游击队工作。随后历经被共军缴械，成为日军俘虏。民国三十四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我再度回到军统局，接下戴笠赋予我北平特种工作组组长的职务，并在这个职位上度过十七个寒暑。
“跟踪调查，消极来说，要隐藏自己，积极来说，要暴露自己；最好是两者同时都能做到。”
这几句话，把杜思忠听得瞪大两眼，久“听起来很矛盾，是不是？”我解释说，所谓消极地隐藏自己，就是暗中跟踪，不过，这种方法做来辛苦，而且时间一久容易引起被跟踪者的注意，造成打草惊蛇的反效果，最重要的是，跟踪必须保持距离，所以，所能调查到的结果非常有限。因此，真正有效的跟踪调查，必须暴露自己，也就是所谓的渗透，和跟踪的对象做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