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古代服饰与中国的关系

日本古代服饰与中国的关系

华服网/赵菲

衣冠服饰一直是人类物质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类精神世界的物化形式，同时还反映着一定历史时期的文化。素以礼仪之邦著称的古代中国，以精丽华美的服饰赢得了“衣冠王国”的殊荣。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衣冠服饰除了蔽体御寒、美化装饰的普遍意义外，更是建立社会秩序、别贵贱、寓赏罚的重要尺度。《周易·系辞》中说：“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以帽冠文彩、衣着服饰表德劝善是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基调。古代东方两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文明之光向东延伸至日本，所以古代日本历史从政治、法令、学术思想、文学艺术乃至风俗习惯、娱乐游戏，都直接或间接地表现出中国文化的气韵。所以日本著名汉学家内藤湖南博士曾对日本文化的构成有过形象的比喻：“日本民族未与中国文化接触之前是一锅豆浆，中国文化就象碱水一样，日本民族和中国文化一接触就成了豆腐”。

被海洋环抱的日本由若干岛屿组成，因离世界主要海运航道不远，又有日本海环流相助，才免于在太平洋中遗世独居，同时也构成日本阻拒外敌的天然屏障。优越的地理环境，只是供给了日本文化建构的砖瓦和泥灰。在过去的两三千年间，日本一直落后于其他先进的国家和地区，当日本还没有产生文字时，中国的古代史记就对其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记述。如《三国志·倭人传》：“诸国文身各异、或左或右，或小或大尊卑有差，……男子皆露，以木招头，其衣横幅，但结束相连，略无缝，妇女被发屈，做衣如单被，穿其中央，贯头衣之”，说明那时的日本人穿衣还很原始，尚限于遮体的初级阶段。汉初中日建立外交关系，交往密切，丝绸和服饰也来到岛国。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下，日本人开始穿着在当时非常中国化的朝鲜服装——男着窄袖短衣长裤，女子下衣似裙的上衣下裳的二部式服装。公元304—429年，中国北方一直笼罩在战争的阴霾中，迫使大批汉人东迁避难，南北朝时又有许多聚居于朝鲜半岛东浪、带方等地的汉人遗民东渡日本寻求安宁，日本史书中称他们为归化人。幸运的是这些人多来自于酝酿出华夏文明的黄河流域，不仅饱受先进文化的熏陶，还承袭着祖先的才智，他们的到来无疑给刚刚基本统一，初具文明的日本以强烈的震撼。他们中有不少人精于纺织蚕桑，象被日本史书上称之为秦人的弓月君率领120县人民于应神天皇十四年自朝鲜百济归化日本，他们使用机织绢，其子孙分布日本各地养蚕织作，为此天皇赐姓“波多”（Hata）。他们带来先进的技术，让日本人知道了养蚕和种麻，有利地促进了日本的养蚕和纺织业的发展，丰富了服装面料，为服饰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前提。更重要的是早期归化人的创造，还极大地激发了日本人对中国文化的热忱和向往：在政治上，希望有中国那样统一的国家组织；在物质和精神上，“亦思如汉人有灿烂如花之生活也”。①于是径日本天皇派使节直接向当时已南迁的中国文化中心南朝（宋、齐、梁、陈）政府请求援助，索求技术工匠。从吴（日本称南朝为吴）渡日的中国人渐多，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织工和裁缝，在日本举国上下再次掀起养蚕织纺的热潮，连宫廷后妃也亲临蚕事，蚕饲和衣服裁制技术得到极大改观，至今在日本大阪府摄津丰能郡池田町，仍有祭奉吴织师的吴服神社。日本天皇对织、缝工非常重视，不仅把安置吴工的住处命名为吴原，而且将他们组织成衣缝部，命弟媛掌管。这一措施促进了日本服装的发展，日本著名的飞鸟衣缝部和伊势衣缝部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直到现在日本仍把服装店称为吴服店。同时中国人所谓“衣冠之邦”的主张也深深嵌入日本统治者心间，仿效中国的耕读礼仪，衣着样式成为必须。雄略天皇在遗诏中曾说：“朝野衣冠未得鲜丽”，这无限的惋惜和遗憾终于在推古11年（公元603年）由醉心于汉文化的圣德太子初步完成，日本始行冠位“并以当色之施逢之，顶撮捻如囊而著绿，唯元日主髻华”。②当归化人带来的段语片章式的中国文化已不能再满足日益发展的日本时，中国的历史正好进入文

化建设的极盛期——唐朝。经济的昌盛，文化的开放，使唐文化具有包融世界的气质，服饰更加华美，形制也更加多姿多彩。许多企图充分发展自己的日本志士在公元646年发动了一场使日本产生深刻变化的革命，这就是日本历史上著名的大化革新。这是模仿唐代社会制度所进行的各项改革，随即大规模的遣唐使团涌入中国内地，日本的文明进程再一次加速。从公元7世纪初至9世纪末，日本先后选派18次规模盛大的使团，把吸收中国文化的热潮推向顶峰，堪称世界文化交流史之最。

遣唐使来到当时的国际大都市长安，并到中国各地学习深造，接触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化，参加各种唐朝庄严的仪式，亲眼目睹日臻完备的大唐政治礼仪。唐王朝那完整丰富的服饰制度让他们倾慕，回国后便把从中国学到的知识技能、穿衣打扮推广到日本。著名的遣唐使者吉备真备于天平宝字6年（公元762年）返日，任职在大宰府。他完全效仿唐服新样式，按五行配色立东海、南海、西海等道，造棉质袄、胄作为各道节度使的服装。日本朝野上下仿效唐装成风，甚至几次颁布法令大肆推行。当时天皇在表彰臣下时，要特赐“唐国彩帛”，祭祀已故天皇时，要以“唐物”献于陵前。大量的丝绸和高级服装源源进入日本。特别是文武天皇大宝元年，参照隋唐礼仪车服制度制订的“大宝律令”，对日本的服饰从三公公服（即礼服——参加仪式时天皇以下诸臣之服；朝服——平时进朝之服；制服——无品位及一般庶民常服）到色彩（以品级尊卑）做出全面的规定。至此日本“衣服制度始备焉”（见大日本史礼乐七），堂堂跻身于“冠带之伦”的文明国度，连中国也称日本为“君子国”。

日本的文明发展深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是无庸置疑的。明治维新以前，主要来自中国；明治维新之后，欧美文化进入，日本顺应时代的要求，快速赶上新的历史潮流，进而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经济强国之一，在服饰文化上也跃为东方衣苑和西方衣苑的竞争对手。从某种角度看日本服饰的发展，似乎缺少自己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因为它的历史给我们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总有别国的影子，这是日本服饰所表现的微妙性和复杂性的关键所在。应当看到学习和模仿先进的文化是迅速摆脱愚昧走向文明的一条捷径。异族文化的冲击曾多次出现在日本的历史上，但它每次总能将文化冲击变成发展自己文化的良机。移植先进文化，正视自己的不足，吸收新文化的长处，取得最初的灵感，培养自己的性格，创造出崭新的新风格，是每个民族应具备的良好心态，让日本人引以骄傲的和服就是最好的见证。

对日本古代服饰与中国的关系的追索，留给我们这样一个思考：世界是由众多文明组成的有机体，在相互交流中共同促进，发展向前。这种机缘每一个国家都有资格和条件，每个人都有机会和运气遇到，然而奇迹并不会发生在每个人或每个民族身上，因为机遇与良缘的恩惠只对果敢的选择者以最佳的回报。

注释：

①见木宫泰彦著：《中日交通史》。/②见《日本书论卷22·推古记》

参考文献：

①朱云影：《中国文化对日越韩的影响》。/②梁容若：《中日文化交流史稿》。/③池步洲：《日本遣唐使简史》。